楊煥亭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為金陵十二釵之一的迎春寫的判詞中寫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通常讀者只知道這是對迎春丈夫孫紹祖的刻畫。很少去細究其典出於明代武功籍狀元康海的雜劇《中山狼》。而《中山狼》之所以成為康海的代表作，不僅因為其展示了作者犀利的筆鋒和豐富的想象力，更因為他凝結著作家對世情的參驗，對人性的剖解和對命運的釋讀，就此而言，其思想含量比之藝術成就更值得後人思考和研究。
作家為什麼要創作？唐人韓愈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他以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言，又其精也”，宋人蘇軾詩云：“與世沉浮難酒可，隨時憂樂以歌鳴”。康海之作《中山狼》，其價值取向正在於折射當時的社會現實。儘管康海的雜劇作品《中山狼》取材於先賢馬忠錫的《中山狼傳》，然而，它絕非寓言的照搬和戲劇化，而是嵌入了作者對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的血與淚、愛與恨、怨與思的審美結晶。史載康海乃明孝宗弘治十五年的狀元，官至翰林院修撰。假若勤政賢明、勵精圖治的孝宗皇帝不是體弱多病，英年早逝，那麼也許會給予康海施展才華的更大舞臺。然而，造化弄人，在康海剛剛進入仕途三年後的1505年，孝宗皇帝便撒手人寰，年僅38歲，朝廷人事鉅變，剛過而立之年的康海卻因為涉世未深，又敢於仗義執言而被捲入李夢陽一案中，從此遭遇宦海颶風，以致檣傾楫摧。
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李夢陽該是康海的文朋詩友，是號稱敢於蔑視權貴的弘治七才子之一。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武宗即位，寵信宦官陝西興平人劉瑾，遭到朝臣的反對。李夢陽以郎中身份，代戶部尚書韓文撰寫上疏，彈劾劉瑾，不料事敗，李夢陽先是遭貶，後又被劉瑾羅織罪名投入牢獄。此時此刻，他想起了平日裡與自己神交意會、詩文唱和，而又與劉瑾同為陝西人的康海。於是，託人帶書出獄，呼籲“對山救我”。以康海的性格，是絕不願意屈尊權貴的，但人命關天，何況又是友人之託呢！於是，硬著頭皮登門求情，希望劉瑾寬恕李夢陽。劉瑾一是出於籠絡人心，二是看在同鄉份上，於是給了康海面子，次日便釋放了李氏。這種再造之恩，對於李夢陽應該是刻骨銘心的。然而，有道是人心叵測，李夢陽遠不是康海想象的那麼好，非但不報營救之恩，反而在劉瑾被革職查辦期間，舉證誣告，將康海打入劉瑾同黨，雖然免於死罪，卻被革職回鄉。從此康海“以文為身累，遂倦於修辭”，然而我們透過這些感慨，觸摸到他心靈深處的創傷。對於終生將“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作為三省之一的康海而言，有什麼能比被朋友背叛出賣更灼傷靈魂的呢？然而，康海絕非是一個視“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的庸人，他覺得，應該將那種背信棄義者的嘴臉藝術地再現於舞臺，以高臺教化，警策後人，於是，才有了雜劇《中山狼》。
《中山狼》以北方中山國為典型環境，以東郭先生路遇遭到趙簡子追殺的狼，捨身救之，最後沒有得到良善回報為主線，生動地刻畫了“中山狼”狡黠、善變、殘酷的性格特徵。作者採用自然人化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曲折地折射出宦海中那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怨報德，背信棄義的小人的醜惡品格。作者借杖藜老人的口，道破了封建官場“那世上負恩的好不多也！那負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祿，不幹得一些事兒，使著他的奸邪貪佞，誤國殃民，把鐵桶般的江山敗壞不可收拾”的黑暗和齷齪。有人以為，劇中的“狼”這一形象正是暗指“李夢陽”，誠哉斯言！然而，我以為，“中山狼”是一個高度抽象的藝術典型，它集中了當時官場醜惡現象的所有特徵，其“共時態”的能指遠遠超過了具象的“所指”，而善良卻未得到好報的東郭先生分明潛入了作者自己的命運體驗。這樣，作為戲劇的《中山狼》就大大拓展了寓言《中山狼傳》的審美空間和社會意義。
當我們今天站在新世紀的歷史方位，津津樂道於西方“超現實”的藝術思維時，重讀《中山狼》，會發現作者那種根植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意象現實主義思想光束。作品賦予“狼”、老牛和老樹以“人”的性格，從而大大強化了作品的人文內涵。而結局以“中山狼”被重新擒獲，宣告了道義的勝利，謳歌了人類本質力量的美學光彩，聯繫到今天我們面臨的複雜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難從生活中找到劇中各類形象的影子，這正是經典之跨越時代的價值所在。誠如法國著名作家米歇爾·圖尼埃說：“偉大的作家是，當讀者翻開他的作品時，能多從中聽到並且識別出說話者的身份……”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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