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金瓶梅》札記'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孟玉樓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孟玉樓
李瓶兒
（三）
敘事狂歡，語言崩壞
《金瓶梅》中的人物對話佔了文本字數的七成，這些對話構成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敘述的角度看，不同人物出於各自心機，對於同一事件進行添油加醋地轉述，由此將無足輕重的日常瑣屑滾雪球一般推向劇烈矛盾。從語言的角度看，大量的反諷、雙關、雜語堆砌，讓讀者很難確定語言背後的穩定內涵，讓所有企圖從象喻角度來解讀文本的讀者，陷入重重困境。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孟玉樓
李瓶兒
（三）
敘事狂歡，語言崩壞
《金瓶梅》中的人物對話佔了文本字數的七成，這些對話構成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敘述的角度看，不同人物出於各自心機，對於同一事件進行添油加醋地轉述，由此將無足輕重的日常瑣屑滾雪球一般推向劇烈矛盾。從語言的角度看，大量的反諷、雙關、雜語堆砌，讓讀者很難確定語言背後的穩定內涵，讓所有企圖從象喻角度來解讀文本的讀者，陷入重重困境。
西門慶與潘金蓮
武松退場後，西門大院發生的第一場衝突正是“添油加醋地轉述”造成的。春梅前往孫雪娥處索要烙餅為西門慶做早餐。孫雪娥見她催促得急，便隨口抱怨道，“熱鍋也要時間，準備好的米粥不吃，又要什麼烙餅”，一句話惱火了春梅，破口罵人，孫雪娥則欺負她是奴才，毫不示弱。當春梅回到潘金蓮房間（西門慶正在此處），將孫雪娥的抱怨進行轉述，並加上一句“好像是我們娘倆（和潘金蓮）聯手起來霸佔漢子”，一語惹怒金蓮，慫恿西門慶毆打孫雪娥。孫雪娥不服吃虧，又向吳月娘“一五一十，如此這般”地轉述了事件，招致五月娘對潘金蓮的厭惡，小小的一句抱怨，就奠定了家中妻妾地政治聯盟。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孟玉樓
李瓶兒
（三）
敘事狂歡，語言崩壞
《金瓶梅》中的人物對話佔了文本字數的七成，這些對話構成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敘述的角度看，不同人物出於各自心機，對於同一事件進行添油加醋地轉述，由此將無足輕重的日常瑣屑滾雪球一般推向劇烈矛盾。從語言的角度看，大量的反諷、雙關、雜語堆砌，讓讀者很難確定語言背後的穩定內涵，讓所有企圖從象喻角度來解讀文本的讀者，陷入重重困境。
西門慶與潘金蓮
武松退場後，西門大院發生的第一場衝突正是“添油加醋地轉述”造成的。春梅前往孫雪娥處索要烙餅為西門慶做早餐。孫雪娥見她催促得急，便隨口抱怨道，“熱鍋也要時間，準備好的米粥不吃，又要什麼烙餅”，一句話惱火了春梅，破口罵人，孫雪娥則欺負她是奴才，毫不示弱。當春梅回到潘金蓮房間（西門慶正在此處），將孫雪娥的抱怨進行轉述，並加上一句“好像是我們娘倆（和潘金蓮）聯手起來霸佔漢子”，一語惹怒金蓮，慫恿西門慶毆打孫雪娥。孫雪娥不服吃虧，又向吳月娘“一五一十，如此這般”地轉述了事件，招致五月娘對潘金蓮的厭惡，小小的一句抱怨，就奠定了家中妻妾地政治聯盟。
吳月娘
《金瓶梅》裡面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
（一）
溢出史傳，戲仿水滸
《金瓶梅詞話》的前十回直接脫胎於《水滸傳》中武松復仇的故事，差異在於，武松這一次復仇未能成功，他誤殺了皁隸李外傳，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得以“續命”。武松被捕後，西門慶打點官府將他發配孟州牢城，《金瓶梅》拉開序幕。
武松
《水滸傳》是一部“走在路上”的小說，新人物接連登場，引發的新事件層出不窮，《金瓶梅》則“回到家中”，在與武松揮手道別後，敘述的視角定格在西門大院，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不再是“新人物”，而轉變為有限人物之間的關係變化。
潘金蓮
至於第八十七回，宋徽宗大赦天下，武松完成復仇，溢出水滸的這七十多回可以視為對水滸的“續補”，到了續補的終點，還可以接上水滸，繼續上路。通觀這七十多回（《金瓶梅》的主體部分），不難發現其中處處流露出“戲仿”水滸的痕跡。
武松殺嫂
《水滸傳》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冒險小說，《金瓶梅》同樣講述了西門慶的經濟、權利、性愛的冒險故事。水滸的高潮是一百零八將的結義，金瓶梅在第十回同樣設置了十兄弟結義的情節，但正如崇禎本幽默的誓詞“不求同日生，但求異日死”，後者消解了前者崇高的倫理含義，以至於在結義宴會上，九兄弟就開始偷盜西門慶的財物。又如西門慶為霸佔宋惠蓮而設計他的丈夫來旺，用的正是水滸“拖刀計”，先喊抓賊，再把持刀的家僕陷害為賊，正是林沖武松的遭遇。
金瓶梅改動水滸的幾個細節頗有玄機。比如添加了武大之女“迎兒”這一形象，看似無足輕重，卻為金瓶梅中武松殺嫂的計謀提供了關鍵支持（以撫養侄女為由，假意要娶潘金蓮，騙其入屋後殘忍殺害）。再者便是武松形象的塑造，遠比水滸傳中“大於生活”的英雄要不堪得多，從最初的“誤殺”，到面對官府的無奈，終至復仇成功後，對迎兒那一句“我也管不了你了”，以及後來的偷盜行徑，金瓶梅中的武松顯得尷尬不堪，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武大郎和迎兒
金瓶梅中引用了六百多首當時的流行歌詞，最有趣的便是其中關於床戲描寫的香豔片段，一招一式，一槍一箭，顯然是脫胎於水滸傳中的戰場證詞，以象喻的手法來進行性暗示。從這一角度更能推測，西門慶的性徵服在本質上也是水滸英雄式的冒險。毛曾經評論，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可謂一針見血，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水滸傳就沒有金瓶梅，在文學史的意義上，金瓶梅承上啟下，告別史傳，走向日常。
（二）
發跡變泰，縱慾傷生
《金瓶梅》是明末商人階層日常生活的寫照，具有社會學價值。在展開討論之前，必須首先確準作品真正影射的時代，究竟是書中虛構的北宋，還是作者身處的明朝。明史專家吳晗先生針對書中孟玉樓所說“朝廷沒了銀子，還向太傅寺借錢”一事進行考證，該事件發生在明萬曆年間，遂論定作品實寫明朝社會。又如書中李瓶兒家中貯藏的胡椒，是元朝才傳入中國；西門慶頭上戴的網巾，是明朝朱元璋規定士大夫著帶的飾物；妓女彈唱的南曲，在元朝興起，明朝普及……種種細節證明，《金瓶梅》架空了北宋的故事背景，實寫明朝社會。
萬曆
西門慶的財富積累是依靠政治權力進行，從最初打點官府包辦官司，到後來送禮買官，壟斷販鹽行業和朝廷的古董買賣，西門慶的金錢始終處於不斷的投機和借貸之中，在政治權利的保護下幾乎從未折本，財富直線式增長。然而，西門慶並沒有像中國傳統商人那樣購置土地，完全轉向官宦世家，而是極力奢靡享受，包養妓女，雖然並沒有構成影響事業的浪費，卻頗體現出新時代的新價值。
西門慶的社會關係完全是後天建立的，除了曾為其父西門達舉行過一次祭祀，文中別無提及其祖上的文字，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被潘金蓮害死，被和尚度化，造成了無人傳遞香火的結局。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身份，將西門慶完全刨除在儒家宗法社會之外。在建構家庭的過程中，西門慶選擇妻妾的首要標準是他的“工具理性”，其次則是性愛的快感。理性與激情構成了西門慶價值觀的基本矛盾。
王陽明
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物質爆炸直接導致理學向心學轉變，肯定人的慾望。然而，中國商人並沒有以拓展殖民地或開設工廠的方式積累資本，又沒有新教倫理的制約，導致西門慶和陳經濟式的發跡變泰和迅速滅亡成為常見之事。浦安迪教授從思想史的角度將《金瓶梅》的主題解讀為“修身養性的反面教材”，西門慶的死亡，直接受“酒色財氣”的危害，西門家的毀滅，也是由於家長未能實現“修齊治平”。
浦安迪
隨後，筆者想談談潘金蓮這一形象。在西門慶的妻妾中，吳月娘身居正室，有著不可剝奪的權威，孟玉樓和李瓶兒都私存財產，李瓶兒更為西門慶添了子嗣。孫雪娥與僕人無異，李嬌兒是妓院出身，兩人的地位相對低下。潘金蓮既沒有有力的親戚，又沒有私自的財產，還在子嗣上十分艱難，所以在家中的地位與孫雪娥和李嬌兒本無差異。她攏住漢子的唯一方式便是床上技巧和不惜犧牲人格的變態性趣。也正是因此，當李瓶兒生育後，潘金蓮因嫉妒而設計殺害了幼子。潘金蓮的變態人格與她過分強烈的慾望有關，但同樣應將其視為社會塑造的悲劇產物。
孟玉樓
李瓶兒
（三）
敘事狂歡，語言崩壞
《金瓶梅》中的人物對話佔了文本字數的七成，這些對話構成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動力。從敘述的角度看，不同人物出於各自心機，對於同一事件進行添油加醋地轉述，由此將無足輕重的日常瑣屑滾雪球一般推向劇烈矛盾。從語言的角度看，大量的反諷、雙關、雜語堆砌，讓讀者很難確定語言背後的穩定內涵，讓所有企圖從象喻角度來解讀文本的讀者，陷入重重困境。
西門慶與潘金蓮
武松退場後，西門大院發生的第一場衝突正是“添油加醋地轉述”造成的。春梅前往孫雪娥處索要烙餅為西門慶做早餐。孫雪娥見她催促得急，便隨口抱怨道，“熱鍋也要時間，準備好的米粥不吃，又要什麼烙餅”，一句話惱火了春梅，破口罵人，孫雪娥則欺負她是奴才，毫不示弱。當春梅回到潘金蓮房間（西門慶正在此處），將孫雪娥的抱怨進行轉述，並加上一句“好像是我們娘倆（和潘金蓮）聯手起來霸佔漢子”，一語惹怒金蓮，慫恿西門慶毆打孫雪娥。孫雪娥不服吃虧，又向吳月娘“一五一十，如此這般”地轉述了事件，招致五月娘對潘金蓮的厭惡，小小的一句抱怨，就奠定了家中妻妾地政治聯盟。
吳月娘
龐春梅
《金瓶梅》有意使用大量儒家倫理體系內的經典詞彙進行嘲弄。宋惠蓮第一次上吊被人救下，人們十分疑惑，既然甘心做了淫婦，“貞節肯定落不到你頭上，還求死作甚？”。潘金蓮勸說西門慶拋棄宋惠蓮，則說她“如此貞節婦人，拿什麼拴住她的心？”。宋惠蓮的父親以女兒之死來向西門慶訛錢時，聲稱宋惠蓮是“貞節婦人，被人逼良為娼”。所有人都說“貞節”，而宋惠蓮卻是自願委身西門慶的，恐怕連她自己都不知自己為何而死。
語言崩壞的另一表現在於，書中對於的西門大院的物質細節進行了鉅細靡遺地刻畫。明末文人士大夫常常感慨商業社會衝擊了傳統倫理，西門大院的物質設計，正是一個暴發戶鬧笑話的大集合。例如西門慶書房（西門慶基本是文盲，書房只用於雞姦男僕）鋪排陳列著百十幅值錢畫作，但按照文人規矩，書房最多隻能掛畫四幅，並要根據季節調換。又如六個妻妾的服飾，正室吳月娘和居然和丫鬟春梅穿著類似，顛覆了儒家的倫理秩序。
現代讀者和《金瓶梅》已經有了時代距離，對於其中諸多語言妙處不像古人那樣感冒，但《金瓶梅》對於性慾的書寫，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士大夫的性心理。《金瓶梅》十分魔幻地塑造了“胡僧”這一人物，他一方面給予西門慶春藥，一方面勸他少用，最終西門慶過度使用春藥，在令人不安的場景中喪生。筆者在閱讀明清小說及其評點時，常常發現文人不自覺流露出的禁慾心態，直至《紅樓夢》依然有風月寶鑑地規勸，《金瓶梅》影響至深之處，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