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2016級宗世昊
文化這把椅子坐久了，免不了要修一修。
倘若論起馬克斯•韋伯的大名，恐怕就算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也是知曉的，作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思想之深刻程度，不在卡爾•馬克思之下。而若是不讀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對西方近代以來的諸多資本主義的發展現象無法做出文化上的解釋，（就算是讀過，也應多讀幾遍）而我們要想知道馬克斯•韋伯的資本主義觀，需從宗教上入手，也就是要搞清楚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觀。
但凡要講一個文明的文化、經濟及其所做行為，就需瞭解這個文明的所謂精神之所在，資本主義從萌芽到如今的約五百年，仍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勁頭，而其所奉宗教精神的源頭，則在於基督教，或者說是改革過後的基督教。意大利雖然在中世紀過後已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也業已如旋風般刮遍整個歐洲大陸,，而文藝復興浩浩蕩蕩，解放人的本性，可謂人文主義自古希臘以來之復興，但它仍難以擺脫天主教會的旗幟束縛，故而在我看來其難以作為資本主義的精神源頭。
一種新文明之所在所發展，須另立山頭，打出另一面旗幟。歐洲封建仰天主教之鼻息，中國君主專制則繫於舊儒學思想，時間久了，這些文化精神就會與社會上的新群體產生矛盾。若想使一個文明擁有新的張力，豐沛的活力，依靠舊的文化旗幟是一條死衚衕，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麼另闢出路，重立一個全新的文化體系，要麼進行手段或溫和或激烈的改革，使舊文化舊宗教脫胎換骨，去偽從真，令其適應新經濟、新群體的要求。這裡所說的新群體，並不單單指新階級，我們須看到，階級對立雖從始到終，但有緩和與激烈之分，甚至當陳舊的制度在進行革命改革時，各種新階級往往是站在一起的，同時組成新的社會群體，共同對付舊制度、舊體系。
如法國大革命中，若無新興資產階級和平民階層的通力合作，革命的效果就要下一層樓了。這幾句是題外話，歸於正題。歐洲資本主義若要發展起來，成為文明星空中的耀眼的那顆，它所要做的，便是要建立屬於它自己的文化精神體系，但是，創立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文化體系困難重重，非一時所為，加之以舊文化體系太過濃厚，深深植根於人們的心中，難以很快抹去，故而新的資本主義文明便於舊的基督教文化精神體系中革新去舊，除偽存真，發展出蘊含自己精神的文化體系。整個過程彷彿是在腐朽的爛木頭上生長出新的綠色枝蔓並長成一棵嶄新大樹。這個體系包含基督教原始教義、歐洲新群體的要求與願望並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可謂是振一時之精神，發萬世之基業，形成一個全新的資本主義文明體系。
如果進行過略微粗糙的歷史學習的人都應該知道，新教加爾文派的“先定論”是新教倫理中的重要理論之一，這一理論將上帝的“選民、棄民說”進行重新解釋，我個人理解這一理論是將賺取財富視為選民棄民之標準，而誰是選民又無從可知，只能自己賺取財富證明，這一理論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將“先定論”以一蓋全，將其視為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全部精髓，就有些管中窺豹的意味了。那麼，何為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道德是什麼？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發點就是單純的利得嗎？我看不盡然。
一般人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目的就是單純的利得，這就有些略失偏頗了。如果將單純的利得歸納於資本主義，那麼，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之初，世界上有許多比歐洲商業要發達的多的地區與國家，如中國、阿拉伯地區，這些地方並沒有率先發展出一整套的資本主義，由此看來，以單純的利得來看待資本主義是片面的。在我看來，歐洲之所以能建成資本主義體系，關鍵在於其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此時的西歐資本主義正是通過“借屍還魂” 而獲得極大的張力的，這個“屍”就是改造後的基督教。神學的有利於資本的擴大與否，取決於其理論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排斥營利。而基督教新教“決定職業之是否有益及能否討神歡心的標準，首先是職業的道德水平”。為什麼要提及職業道德水平呢？這是因為新教重新定義將世俗的營利活動神聖化了。但在天主教治下，商人就沒有這麼大的自由了。
宗教的世俗化，賦予的卻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的正當化。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賦予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定位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無論何人賺取大量的財富，你個人也只是暫時的為上帝保存財富，也就是說人不過是上帝財產資本的經理人。經理人所做的便是為股東的投資獲取大量的利潤。而這正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特性融洽到最佳火候的效果。上帝是信徒的投資人，無論何人賺取數額多麼龐大的財富，都沒有資格去揮霍，而是去用這些錢財作為資本用來投資，賺取更多的利潤。這樣講來，是極其有利於資本的擴張，可以說，新教的倫理觀賦予了商業資本的再擴張以道德的必需性與神聖感。
自古歷來的商業經營，往往最後陷入“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商業怪圈，而新教的倫理則在新興工商業者的心中樹立了一條道德鞭子，鞭策他們用囊中的資金去繼續前進，而決不會出現“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快速衰敗境況。
據馬克斯•韋伯本人所講：“而只能探究宗教對生活的影響”，如此看來，這是對於我們研究西方文化最便宜的入手之處。馬克斯•韋伯將新教的倫理精神提取出來是兩個字：“禁慾”，我們須注意此處的禁慾並不是我們從反面意義上理解的行善功，做苦行，而是讓人們禁“無用之慾”，禁“慵懶與享樂之慾”，使人們能夠自主地理性地進行勞動，而資本主義在開創之初的發展根基系在於茲。蓋一文明創始之初，若是沒有勤勉精神與創新精神是很難成為大氣候的。歐洲大陸上的新航路的開闢是從西班牙、葡萄牙兩個老牌強國開始的，故而他們兩個國家只有一時的經濟暴富，而缺乏長遠的發展，並沒有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佼佼者，更被後起之秀英國所超越。箇中緣由全在於這兩個國家仍屬於是天主教舊理論的文化精神體系，缺乏新生的精神，沒有新教禁慾觀的鞭策，難以振奮起來，所殖民掠奪來的財富被封建貴族所揮霍和西班牙王國對外爭霸戰爭中，“王室和伊達戈（貴族）成為外來財富的主要持有者，財富的使用往往從封建生產和封建生活需要出發，奢侈、腐化之風日盛”。地理大發現的巨大財富不過是為他人謀了嫁衣。後來雖有耶穌會力去陳舊的習氣，但良機已失，資本主義失去了與宗教新倫理的契合機會。它這張舊船票難以登上資本主義的這條新船。而尼德蘭等地受新教精神所影響地區，與資本主義新文化相結合，故而能夠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地區。
在很多人看來，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原因來自於其對人性的解放，進而打破了天主教的禁慾，其實不然，在我本人看來，新教反而是將“禁慾精神”落到了實處。將“禁慾”這一個基督教的重要思想指導改造成為現實服務，不耽誤商業發展的所謂“理性的禁慾”，新教理論家將勞動看作“自古以來即為驗之有效的禁慾手段”，而如浪費時間、貪圖享樂、縱慾皆為禁慾的對立方，而天主教所倡導的行苦行、做善功也只是一些“虛幻”的宗教儀式與現實生活並沒有太大的聯繫。就這樣，新教通過對“禁慾”的現實化解釋，將勤勉地從事世俗的職業看作是表示宗教虔誠的一條道路，可以算是給了許許多多的工商業專業人士以道德的光環，促進了職業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這就完成了近現代西方文明社會的人力配置初步構建。在這一個過程中，“禁慾”這一理念是世俗化與神聖化同時進行的，既是宗教道德適應社會現實的環節，也是新興的經濟活動擺脫舊文化體系的依賴，另立山頭的階段。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這一西方文化體系的創立是長時間的積累而疊加成的，絕非一時所能及也。而當前的中國又處在舊的文化體系（如宗族勢力文化、行政力量等）支離破碎，新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體系尚未形成的階段，亦需要從我們自己的舊文化體系中“借屍還魂”，孕育出新的文化精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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