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央行行長：新型霸權貨幣（SHC）或將取代美元儲備地位'

摘要：技術發展為出現這樣一個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20年前，在各國央行和政策制定者對“貨幣政策挑戰”的探討中，大家研究的論點還在“通脹”、“靈活匯率”等階段，現如今，終於有人提出了將數字貨幣作為解決目前貨幣困境的新途徑。

8月23日，在美聯儲年度傑克遜霍爾研討會（Jackson Hole Symposium）上，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發表了題為“當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貨幣政策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的演講。

在此次演講中，卡尼總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缺陷和以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其表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加劇、保護主義抬頭，以及人們擔心由於政策空間有限，進一步的負面衝擊無法得到充分抵消，這些因素正在加劇全球經濟的反通脹傾向。”

對此，卡尼提出了一項徹底改革全球金融體系的激進提議，該提議最終將以一種類似Libra的虛擬貨幣取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

以下為卡尼演講重點摘要:

傳統共識已經難以為繼

幾十年來，主流觀點一直認為，各國可以通過採取靈活的通脹目標和浮動匯率，實現價格穩定，並將過度的產出變動最小化。人們認為，政策協調所取得的成果充其量也只是有限的，解決辦法是各國保持國內秩序。

但由於幾個原因，這種共識越來越站不住腳。

首先，在過去幾十年裡，國際聯繫急劇增加，增加了跨境溢出的重要性。不斷增長的跨境貿易意味著，外部需求對國內資源配置的影響更大，因此會導致通脹。低成本生產商融入全球經濟，通過對價格的直接影響，帶來了穩定的反通脹傾向。

其次，不斷增長的主導貨幣定價(DCP)正在降低靈活匯率的減震特性，並改變貨幣政策制定者面臨的通脹產出波動性權衡。

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貨幣定價普遍存在(部分原因在於供應鏈的增長)，導致偏離單一價格規律，各國貿易條件失調。在國際貿易發票中，美元至少佔到一半，是首選貨幣，大約是美國在全球商品進口中所佔份額的5倍，是美國在全球出口中所佔份額的3倍。

由此產生的以美元計價的進口價格粘性意味著，無論出口國和進口國是哪個，美元匯率變動的傳遞率都很高，而非主導貨幣的傳遞率可以忽略不計。因此，進口價格未能有效調整。

最根本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核心的不穩定不對稱正在加劇。雖然世界經濟正在重新排序，但美元仍與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時一樣重要。

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結構性地降低全球均衡利率，方法如下:

1、在全球金融安全網不完善、支離破碎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防禦性地積累安全的美元資產儲備，助長了全球儲蓄過剩

2、減少可持續的跨境流動規模，從而降低全球潛在增長率

3、增加潛在經濟結果的下行傾斜

很明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核心的結構性失衡和保護主義正威脅著全球的發展勢頭。

儘管全球經濟轉型，但美元仍在IMF中佔據主導地位。數據顯示，在拉美債務危機期間，新興市場經濟體佔全球GDP的比例略高於三分之一。自美聯儲上次收緊貨幣政策以來，它們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所佔的比重已從45%左右升至60%。到2030年，這一比例預計將升至四分之三左右。與此同時，雖然美國在全球GDP中所佔份額迅速下降，但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對外國GDP的溢出效應，目前是1990年至2004年平均水平的兩倍。

事實證明，傳統共識的平穩運行都建立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不平等上，而這種畸形的發展狀況顯然不可取。

改變規則的3個階段

面對這種情況，各國的貨幣政策應該如何做出轉變呢？

在短期內，各國央行必須盡其所能打出他們已經打出的牌。

這意味著要在靈活的通脹目標中充分利用靈活性。為了保持其框架的基本可信度，最好是透明地進行，讓各國央行解釋它們為何要在價格穩定與產出波動之間做出具體權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核心成員需要吸收溢出效應，就像美聯儲一直在做的那樣。更廣泛地說，各國央行需要更好地共同理解全球風險的規模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我們不可能都靠出口來擺脫這些挑戰。在全球流動性陷阱中，協調是有益的，其它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明確的作用。更早、更有力地採取行動將提高它們的效用。

中期而言，政策制定者通過改革現有體質來重新洗牌。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改善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這就需要確保處於市場融資核心的機構，尤其是開放式基金，在整個全球金融週期中保持彈性。它需要更好地監督跨境溢出，以指導宏觀審慎，並在極端情況下指導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它還強調了重建一個完善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

新興市場經濟體可以通過解決以下“拉動”因素來增加可持續資本流動:

1、加強貨幣政策可信度，包括保障中央銀行的業務獨立性;

2、增強銀行的抗風險能力;

3、深化國內資本市場，減少對外幣債務的依賴;

4、擴大宏觀審慎工具的範圍和應用，以防止信貸在繁榮期過度增長。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的研究發現，新興市場國家收緊審慎政策，將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抑制了約四分之一

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改變遊戲規則。

不應幻想IMF能夠在一夜之間改革，也不應幻想市場力量可能迫使儲備資產迅速轉換。但同樣輕率地接受現狀是錯誤的。風險正在積聚，而且是結構性的。正如魯迪•多恩佈施(Rudi Dornbusch)警告的那樣:“在經濟學中，事情發生的時間比你想象的要長，然後又比你想象的要快。”

當變革來臨時，不應該用一種貨幣霸權來交換另一種貨幣霸權。任何單極體系都不適合多極世界。我們應該好好考慮每一個機會，包括新技術帶來的機會，以創建一個更加平衡和有效的系統。

多極化的全球經濟需要一個新的IMF來充分發揮其潛力

儘管這種協調一致的努力可以改善現有體系的功能，但最終，多極化的全球經濟需要一個新的IMF來充分發揮其潛力。

這並不容易。

鑑於貨幣的國際功能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全球儲備貨幣之間的過渡是罕見的，而貨幣的國際功能有助於鞏固主導貨幣的地位。

而最有可能獲得真正儲備貨幣地位的貨幣——人民幣(RMB)，在準備好接過這一重任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向美元的全球貨幣過渡，可以發現在外匯儲備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兩個相互競爭的儲備貨幣供應國破壞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再加上貨幣政策制定者之間缺乏協調，導致全球流動性匱乏，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

所以，隨著時間推移，儘管人民幣升值可能為當前問題提供第二好的解決方案，但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多極體系。

多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優勢是多樣化。多種儲備貨幣將增加安全資產的供應，減輕不對稱體系對全球均衡利率的下行壓力。隨著許多國家競相發行全球安全資產，它們獲得的安全溢價應該會下降。

更多樣化的IMF還將減少核心國家的溢出效應，從而降低貿易和金融週期的同步。這將反過來降低體系的脆弱性，提高資本流動的可持續性，推高均衡利率。

類似Libra的數字貨幣將是更好選擇

儘管目前多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可能性似乎很遙遠，但技術發展為出現這樣一個世界提供了可能性。這樣的平臺將基於虛擬而不是物理。

歷史表明，儲備貨幣的崛起是建立在它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的作用之上的，它降低了國際支付的成本，增加了國際支付的便利。貨幣的附加功能——作為賬戶和財富存儲的單位——是後來才出現的，並強化了支付動機。

零售交易越來越多地發生在網上，而不是在大街上，通過現金的電子支付。國內和跨境電子支付相對較高的成本正在鼓勵創新，新進入者應用新技術，提供成本更低、更方便的零售支付服務。

Libra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它是一個新的支付基礎設施，以國際穩定為基礎，完全由美元、歐元和英鎊等一籃子貨幣的儲備資產支持。它可以在消息平臺上的用戶和參與其中的零售商之間進行交換

Libra必須解決許多基本問題，從隱私到AML/CFT和運營彈性。此外，根據它的設計，它可能對貨幣和金融穩定都有實質性的影響

英國央行和其他監管機構已經明確表示，這與社交媒體的標準不同。而且，在這些技術被數十億用戶採用之後，監管才剛剛出臺，任何新的系統性私人支付系統的合約條款都必須在推出前很久就生效。

因此，這種新型綜合霸權貨幣(SHC)是否最好由公共部門提供，或者通過央行的數字貨幣網絡，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即使這個想法的最初版本被證明是不完善的，這個概念也很有趣。鑑於當前IMF面臨的挑戰規模之大，以及向人民幣等新的霸權儲備貨幣轉型的風險，有必要考慮一下，IMF的SHC如何能夠支持更好的全球結果。

綜合霸權貨幣的優勢

綜合霸權貨幣（SHC）可以抑制美元對全球貿易的強勢影響。

如果在SHC結算的貿易份額上升，美國的衝擊通過匯率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減弱，各國之間的貿易也將變得不那麼同步。出於同樣的原因，全球貿易將對支持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中其他貨幣狀況的變化更加敏感。

如果圍繞新的SHC形成一套金融架構，並取代美元在信貸市場的主導地位，那麼美元對全球金融狀況的影響可能也會類似地下降。通過降低美國對全球金融週期的影響，這將有助於降低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的波動性。

SHC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廣泛使用，將意味著構成其貨幣籃子的貨幣將逐漸被視為可靠的儲備資產，這將鼓勵新興市場國家將其安全資產的持有量多樣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這將減輕均衡利率的下行壓力，並有助於緩解全球流動性陷阱。

這將增加安全資產的供應，減輕不對稱體系對全球均衡利率施加的下行壓力。更多樣化的IMF將降低貿易和金融週期的同步，降低體系的脆弱性，提高資本流動的可持續性，推高均衡利率。

儘管目前多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可能性似乎很遙遠，但技術發展為出現這樣一個世界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