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鍾飛騰
內容提要：當前，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競爭性和衝突性一面顯著增強，但中美經貿關係深嵌於全球化的價值鏈中，中美仍然存在共同利益，且對全球經濟肩負重大責任。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卻缺乏解釋力，中美貿易既不是中國權力增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國經濟衰落的根源。在看待中美實力此消彼長時，要從手段和目標上正確把握對方的戰略意圖。特朗普政府不僅調整對華經貿關係，也在調整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傳統上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一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但與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更加優先考慮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卻發生了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看待中美貿易戰時，其他國家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因而，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傳統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選擇。就未來發展趨勢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難以實現預期效果，但將對全球經濟治理以及地區經濟關係產生複雜影響。
2018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指出，“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①這一表述既是中國政府對近幾年美國對華看法消極原因的一種概括，同時也表明各方在評估中美關係性質時存在重大分歧。在中美貿易戰這一引起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中，各方普遍認為中國實力地位已迅速增長，但在分析中美雙方的目標和動機時，觀點卻差異極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種可信的原因在於各方判斷中美關係所依據的理論有較大差異，依據不同理論進行前景推導，而得出了多樣化的前瞻性結論。事實上，特朗普一上臺，就有文獻指出已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將經受重大考驗。②由於中美貿易戰仍在持續發酵，目前也很難說哪一種理論判斷更能預測未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宇燕和馮維江就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至少存在四種發展前景。③2018年11月7日，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的演講中也明確提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就貿易爭端達成一個可行共識的話，經濟鐵幕就有可能形成。④
對於中美雙方來說，都要評估引發彼此利益增減的因素到底是客觀存在的，還是一方實施了一種旨在降低另一方實力地位的大戰略。顯然，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崛起為一個貿易國，確實是在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發生的，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多年來實施的大戰略的部分結果，從美國方面來說，調整這一戰略的確存在減緩中國崛起的可能性。但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速又不完全是由美國恩賜的，而主要是中國政府實施了正確發展戰略的結果，是充分調整國內體制以及吸收國際資源的產物。國際因素雖然至關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中國的發展具有內生性，在面對外部環境變革時，存在巨大的調整空間。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首要目標並不是爭奪權力，而是追求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常常忽視這一點，因而誇大了國家發展的權力效應。鑑於中國的人均GDP水平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因此，將貿易戰定性為爭霸戰，確實混淆了實力與意圖之間的複雜關係。
貿易摩擦本是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一種常態，但現在越來越成為大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產生了權力鬥爭的誘因。在中美關係中，經貿關係長期被認作是“壓艙石”，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穩定器”，但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加劇，人們反而擔心貿易摩擦的性質發生變化，成為中美關係動盪的源頭，也害怕貿易戰外溢到其他領域造成激烈爭鬥，顛覆中美關係。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旦爆發全面的貿易衝突，將顯著惡化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巴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會影響世界經濟形勢，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⑤2018年9月27日，WTO發佈的報告也顯示，2018年全球貨物增速將降至3.9%，2019年則進一步降至3.7%，而4月中旬，WTO發佈的報告還預測2018年貨物貿易增速為4.4%，短短5個月內，全球經濟形勢已經明顯惡化。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對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肩負特殊責任，中美經貿摩擦也已超出雙邊範疇，對維護中美關係發展的積極方向，雙方存在共同利益。換句話說，中美貿易關係鑲嵌於一個複雜的國際網絡之中，減少或者增加任何一方的貿易地位，都有可能改變國際經濟的面貌。正因為如此，僅僅從雙邊範疇討論中美貿易摩擦是不夠的，有必要從地區和國際體系層次考察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次影響。
本文認為，儘管中美經貿關係的競爭性和衝突性顯著增強，但是中美經貿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全球經濟的繁榮發展越來越重要。儘管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的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缺乏解釋力。本文第一部分將主要綜述經濟學家對中美貿易摩擦成因的有關研究，分析中美貿易關係是否導致了中美實力地位的消長。第二部分將考察在實力地位變化後，中美看待對方的意圖是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三部分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認為我們需要進一步準確理解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內涵。傳統上我們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了整體的國家利益，但本文認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將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置於最為緊迫的議事日程，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國家利益排序卻發生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第四部分，論文認為中美經貿關係已經是國際經濟關係的組成部分，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方向也牽涉其他國家的損益，但其他各方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性質至關重要，傳統的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政策選擇。在最後一部分，論文總結了新全球化時代中美以及其他國家調整貿易關係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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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與中美經濟實力的變化
中美貿易戰引發了中國媒體、商業分析人士以及學者的大量關注，各方各自依據不同的事實以及學科所界定的理論方法進行研判。從中國知網數據庫相關文獻來看，在本輪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有大量文獻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性質以及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從學理上看，這些分析多數仍然經得起檢驗。如圖-1所示，中文文獻中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研究經歷過兩個較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呈現出一個倒U形的變化軌跡。從2004年起對貿易摩擦的關注明顯增多，並在2010年前後達到頂峰，隨後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總量達3000多條的文獻中，大約有1200條是2018年出現的，佔比35.4%。顯然，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話題在2018年呈現爆發性增長，作為國際輿論的又一熱點，貿易摩擦的熱度堪比2012年以來的南海問題，都是突然爆發，也都有很強的國際博弈背景。但從學理角度分析，在這麼多新增文獻中，相對而言，經濟學文獻反而是下降的，對經濟學家來說，中美貿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學術界的長期研究為認識這一摩擦的本質提供了一種知識標準，在此基礎上其他類型文獻的增多，也表明中國的政策應對和輿論反應擁有足夠的儲備性資源。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鍾飛騰
內容提要：當前，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競爭性和衝突性一面顯著增強，但中美經貿關係深嵌於全球化的價值鏈中，中美仍然存在共同利益，且對全球經濟肩負重大責任。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卻缺乏解釋力，中美貿易既不是中國權力增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國經濟衰落的根源。在看待中美實力此消彼長時，要從手段和目標上正確把握對方的戰略意圖。特朗普政府不僅調整對華經貿關係，也在調整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傳統上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一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但與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更加優先考慮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卻發生了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看待中美貿易戰時，其他國家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因而，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傳統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選擇。就未來發展趨勢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難以實現預期效果，但將對全球經濟治理以及地區經濟關係產生複雜影響。
2018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指出，“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①這一表述既是中國政府對近幾年美國對華看法消極原因的一種概括，同時也表明各方在評估中美關係性質時存在重大分歧。在中美貿易戰這一引起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中，各方普遍認為中國實力地位已迅速增長，但在分析中美雙方的目標和動機時，觀點卻差異極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種可信的原因在於各方判斷中美關係所依據的理論有較大差異，依據不同理論進行前景推導，而得出了多樣化的前瞻性結論。事實上，特朗普一上臺，就有文獻指出已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將經受重大考驗。②由於中美貿易戰仍在持續發酵，目前也很難說哪一種理論判斷更能預測未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宇燕和馮維江就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至少存在四種發展前景。③2018年11月7日，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的演講中也明確提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就貿易爭端達成一個可行共識的話，經濟鐵幕就有可能形成。④
對於中美雙方來說，都要評估引發彼此利益增減的因素到底是客觀存在的，還是一方實施了一種旨在降低另一方實力地位的大戰略。顯然，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崛起為一個貿易國，確實是在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發生的，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多年來實施的大戰略的部分結果，從美國方面來說，調整這一戰略的確存在減緩中國崛起的可能性。但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速又不完全是由美國恩賜的，而主要是中國政府實施了正確發展戰略的結果，是充分調整國內體制以及吸收國際資源的產物。國際因素雖然至關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中國的發展具有內生性，在面對外部環境變革時，存在巨大的調整空間。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首要目標並不是爭奪權力，而是追求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常常忽視這一點，因而誇大了國家發展的權力效應。鑑於中國的人均GDP水平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因此，將貿易戰定性為爭霸戰，確實混淆了實力與意圖之間的複雜關係。
貿易摩擦本是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一種常態，但現在越來越成為大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產生了權力鬥爭的誘因。在中美關係中，經貿關係長期被認作是“壓艙石”，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穩定器”，但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加劇，人們反而擔心貿易摩擦的性質發生變化，成為中美關係動盪的源頭，也害怕貿易戰外溢到其他領域造成激烈爭鬥，顛覆中美關係。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旦爆發全面的貿易衝突，將顯著惡化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巴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會影響世界經濟形勢，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⑤2018年9月27日，WTO發佈的報告也顯示，2018年全球貨物增速將降至3.9%，2019年則進一步降至3.7%，而4月中旬，WTO發佈的報告還預測2018年貨物貿易增速為4.4%，短短5個月內，全球經濟形勢已經明顯惡化。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對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肩負特殊責任，中美經貿摩擦也已超出雙邊範疇，對維護中美關係發展的積極方向，雙方存在共同利益。換句話說，中美貿易關係鑲嵌於一個複雜的國際網絡之中，減少或者增加任何一方的貿易地位，都有可能改變國際經濟的面貌。正因為如此，僅僅從雙邊範疇討論中美貿易摩擦是不夠的，有必要從地區和國際體系層次考察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次影響。
本文認為，儘管中美經貿關係的競爭性和衝突性顯著增強，但是中美經貿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全球經濟的繁榮發展越來越重要。儘管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的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缺乏解釋力。本文第一部分將主要綜述經濟學家對中美貿易摩擦成因的有關研究，分析中美貿易關係是否導致了中美實力地位的消長。第二部分將考察在實力地位變化後，中美看待對方的意圖是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三部分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認為我們需要進一步準確理解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內涵。傳統上我們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了整體的國家利益，但本文認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將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置於最為緊迫的議事日程，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國家利益排序卻發生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第四部分，論文認為中美經貿關係已經是國際經濟關係的組成部分，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方向也牽涉其他國家的損益，但其他各方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性質至關重要，傳統的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政策選擇。在最後一部分，論文總結了新全球化時代中美以及其他國家調整貿易關係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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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與中美經濟實力的變化
中美貿易戰引發了中國媒體、商業分析人士以及學者的大量關注，各方各自依據不同的事實以及學科所界定的理論方法進行研判。從中國知網數據庫相關文獻來看，在本輪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有大量文獻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性質以及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從學理上看，這些分析多數仍然經得起檢驗。如圖-1所示，中文文獻中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研究經歷過兩個較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呈現出一個倒U形的變化軌跡。從2004年起對貿易摩擦的關注明顯增多，並在2010年前後達到頂峰，隨後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總量達3000多條的文獻中，大約有1200條是2018年出現的，佔比35.4%。顯然，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話題在2018年呈現爆發性增長，作為國際輿論的又一熱點，貿易摩擦的熱度堪比2012年以來的南海問題，都是突然爆發，也都有很強的國際博弈背景。但從學理角度分析，在這麼多新增文獻中，相對而言，經濟學文獻反而是下降的，對經濟學家來說，中美貿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學術界的長期研究為認識這一摩擦的本質提供了一種知識標準，在此基礎上其他類型文獻的增多，也表明中國的政策應對和輿論反應擁有足夠的儲備性資源。
圖-1 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或貿易戰的中文文獻量(1982-2018)
資料來源：中國知網(CNKI)，數據截止到2018年10月。
知網數據庫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文獻背景。在任何一個成熟學科中，構成基礎性知識的文獻總是極少數，而且通常被引用較多。從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文獻的被引用率來看，被引次數在20次以上的文獻不過84篇，被引用在30次以上的文獻才38篇，被引用40次以上的文獻為24篇，被引用50次以上的文獻為16篇。也就是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學術界針對中美貿易摩擦本質的認識已經存在高度共識，其中，被引用超過100次的文獻一共有4篇，第5篇的被引用率只有80次，因此，前4篇高被引用文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基本共識。這4篇文獻中有2篇發表在《管理世界》，分別是謝建國2006年發表的《經濟影響、政治分歧與制度摩擦——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的實證研究》和於鐵流、李秉祥2004年發表的《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決對策》。其中，謝建國認為，經濟因素是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的主要原因，但是中美政治關係的惡化也將強化中美在貿易領域的衝突。於鐵流等人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國違背國際貿易理論，限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⑦還有兩篇發表於《世界經濟研究》，分別為曾錚與張路路2008年發表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下中美貿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於中國製造業貿易附加值的研究》，其被引用141次。還有一篇是周茂榮與杜莉發表於2006年的《中國與美國貨物貿易互補性的實證研究》，被引用104次。曾錚等認為，中美對貿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貿易爭端的主要技術因素，而周茂榮等則認為，中美貿易存在緊密的聯繫和持久的互補關係。⑧從發表時間來看，16篇文獻中最新的是2009年柳劍平和張興泉的《產業內貿易、調整成本與中美貿易摩擦》。該文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在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的產業中，中美貿易運行較為順暢，貿易摩擦大多發生在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的產業中。因此，只有縮小中美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提高中美產業內貿易水平，才能逐步減少貿易摩擦。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從上述這些文獻的作者、內容以及發表時間和刊物來說，中國經濟學界對貿易摩擦的研究主要起步於中國加入WTO以後，時間上不僅落後於日本學術界對美日貿易摩擦的研究，當然也大大晚於美國學術界對整個貿易理論的研究。在英文學術界，有關貿易關係的研究性文獻，被引用常常超過1000次。⑩在中美貿易關係上，英文學術界最近幾年頗受關注的文獻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是美國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拓等於2013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一篇廣為流傳的論文中認為，在1991-2007年間，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值增長了1156%，但同期美國對華出口增長卻少得多。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可以解釋這一時期美國製造業就業44%的下降水平，特別是，2000-2007年以來製造業佔比下降擴大到55%。(11)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增長可以解釋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六分之一，不過，難題在於如何區分中國貿易效應和技術進步對就業和貧富差距的影響。奧拓等人認為，來自中國的競爭在地理上相對集中，而技術變革的影響卻是分散的，總的來看，中國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非常顯著。(12)也就是說，並非是美國整體地位的下降，而主要是工人就業問題引發了美國對中美貿易的擔憂。在美國主流學術界，對於全球生產導致就業下滑的經濟不安全問題也早有認識。(13)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羅德里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認為，儘管經濟學家在支持自由貿易這一點上毫無爭議，但是對自由貿易協定卻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因在於，今天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遠不只是削減關稅和份額，而發展到包含監管標準、勞工福利、知識產權、銀行、金融以及環境保護等條款，利益集團在簽訂這些新貿易協定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因此，經濟學家不能只關心福利最大化，也要充分注意再分配問題。(14)
在分析中美關係時，我們還需要考慮一個新的難題，即跨國公司通過國際投資和貿易獲取的收益，應該算作跨國公司母國的收入還是東道國的收入？由於跨國公司通常將總部放在母國，其絕大部分收益將回到母國，而對東道國的貢獻主要是稅收和當地的就業。不過，即便是發達國家政府，似乎也難以控制跨國公司是否願意將收入完全匯回母國。很多全球500強企業並不給美國政府納稅，其收益也不回到美國，導致政府與跨國公司持續博弈。2013年2月，經合組織發佈了一份名為《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報告，認為全球範圍內投資地與稅收交付地的分離趨勢日趨明顯。(15)中國政府大力支持OECD國家的這一行動計劃。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G20峰會時表示，“加強全球稅收合作，打擊國際逃避稅，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提高稅收徵管能力”，(16)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國際舞臺上就稅收問題發表重要意見。在2016年7月特朗普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夕，有美國學者的分析表明，62%的美國民眾認為稅收問題是造成美國經濟體系失靈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國民眾反對現有體制內的總統候選人，而傾向於支持特朗普。(17)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中，國家是主要的分析單元，通常以國家的收益或者損失來預測一國政策的變化，但是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我們很難判斷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否一定會尊崇美國政府的決策。隨著跨國公司、跨國生產網絡以及公司所有權的全球化，在21世紀已不能像20世紀中葉那樣，用國民賬戶計算貿易和GDP。儘管現在美國GDP的份額相對於20世紀60年代已明顯下降，但由於美國跨國公司實力雄厚，帶有美國屬性的經濟權力並沒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18)美國學術界曾長期爭辯跨國公司的發展究竟是否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羅伯特·吉爾平於1975年完成的《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認為，跨國公司並不一定有利於美國。而最近若干年這類爭論顯著增多，第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跨國公司發展仍然有利於美國經濟。美國商務部經濟研究局認為，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市場，而不是出於低工資(對華投資比較少就是個例證)。2003年美國跨國公司的增加值、資本支出和就業仍主要集中在美國，相應比例分別是74%、74%和72%，這一數據儘管比1977年的75%、79%和78%有所下降，但30年來變化幅度並不大。(19)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跨國公司造成了失業，這對美國中下層是不利的。美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是否降低美國本土的就業，取決於美國企業是否在海外分支機構開展相同的業務，如果類似，那麼這部分就業會從美國國內轉移到海外。(20)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儘管從兩位數下降至6.5%，但在大國經濟增長中表現仍非常突出，引發各方對中國經濟總量何時超過美國的大討論。不過，難題在於如何衡量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無論是從絕對差距還是相對差距的變化率來看，目前都存在爭議。(21)此外，評價還涉及所用的數據庫問題，部分美國保守派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認為美國沒有衰落，1969年美國佔世界產出的四分之一，2010年美國仍然佔據相同份額。(22)如圖-2所示，根據美國農業部2017年12月發佈的數據，最近七年來美國的實力地位幾乎沒有變化，僅從2010年的22.8%降至2016年的22.0%。但從發展趨勢來看，美國實力地位持續下降與中國實力地位的持續上升似乎不可避免，到2029年，美國經濟總量佔比將跌破20%。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經濟實力地位明顯上升，2010年佔比為9.3%，2016年則上升至12.4%，佔世界經濟的份額比2005年翻了一番。從趨勢來看，中國佔比仍將顯著上升，2030年將達到17.6%。在此過程中，人們比較重視的一個轉折點是崛起國佔守成國力量的60%，單以經濟實力計算，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的60%。不過考慮到軍事和科技實力差距，那麼中國綜合國力可能還遠遠低於美國的60%。之所以強調力量對比，主要是基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設，即崛起國和霸主國對彼此實力變化的擔憂。而在貿易關係上，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劇縮小，來自中國的進口增速並不算快。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研究局的數據，美國自中國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695億美元增至2017年的5635億美元，佔美國總進口的比重從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謂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變革的最近一個階段，美國的貿易格局並未發生本質變化。2011-2017年間，美國進口占GDP的比重維持在22%左右，同一時期來自中國的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個百分點，如圖-2所示，更大的變化實際上發生在之前階段。來自中國的進口占美國進口的份額早在2006年就達到了11.1%，此後連續兩年基本都未超過12%，美國進口暴增也發生在這一階段，佔GDP比重從2003年的14.3%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4%。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總體上看，中國對美出口增速非常緩慢，與美國同期進口的變化態勢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就貿易佔GDP比重而言，中國於2006年達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國也從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難說中美貿易導致了中美經濟總量的此消彼長。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鍾飛騰
內容提要：當前，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競爭性和衝突性一面顯著增強，但中美經貿關係深嵌於全球化的價值鏈中，中美仍然存在共同利益，且對全球經濟肩負重大責任。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卻缺乏解釋力，中美貿易既不是中國權力增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國經濟衰落的根源。在看待中美實力此消彼長時，要從手段和目標上正確把握對方的戰略意圖。特朗普政府不僅調整對華經貿關係，也在調整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傳統上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一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但與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更加優先考慮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卻發生了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看待中美貿易戰時，其他國家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因而，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傳統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選擇。就未來發展趨勢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難以實現預期效果，但將對全球經濟治理以及地區經濟關係產生複雜影響。
2018年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指出，“中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意圖要有準確的判斷。”①這一表述既是中國政府對近幾年美國對華看法消極原因的一種概括，同時也表明各方在評估中美關係性質時存在重大分歧。在中美貿易戰這一引起全球關注的重大議題中，各方普遍認為中國實力地位已迅速增長，但在分析中美雙方的目標和動機時，觀點卻差異極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種可信的原因在於各方判斷中美關係所依據的理論有較大差異，依據不同理論進行前景推導，而得出了多樣化的前瞻性結論。事實上，特朗普一上臺，就有文獻指出已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將經受重大考驗。②由於中美貿易戰仍在持續發酵，目前也很難說哪一種理論判斷更能預測未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宇燕和馮維江就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至少存在四種發展前景。③2018年11月7日，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的演講中也明確提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就貿易爭端達成一個可行共識的話，經濟鐵幕就有可能形成。④
對於中美雙方來說，都要評估引發彼此利益增減的因素到底是客觀存在的，還是一方實施了一種旨在降低另一方實力地位的大戰略。顯然，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崛起為一個貿易國，確實是在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發生的，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多年來實施的大戰略的部分結果，從美國方面來說，調整這一戰略的確存在減緩中國崛起的可能性。但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速又不完全是由美國恩賜的，而主要是中國政府實施了正確發展戰略的結果，是充分調整國內體制以及吸收國際資源的產物。國際因素雖然至關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中國的發展具有內生性，在面對外部環境變革時，存在巨大的調整空間。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首要目標並不是爭奪權力，而是追求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常常忽視這一點，因而誇大了國家發展的權力效應。鑑於中國的人均GDP水平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因此，將貿易戰定性為爭霸戰，確實混淆了實力與意圖之間的複雜關係。
貿易摩擦本是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一種常態，但現在越來越成為大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產生了權力鬥爭的誘因。在中美關係中，經貿關係長期被認作是“壓艙石”，是中美關係發展的“穩定器”，但是，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加劇，人們反而擔心貿易摩擦的性質發生變化，成為中美關係動盪的源頭，也害怕貿易戰外溢到其他領域造成激烈爭鬥，顛覆中美關係。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旦爆發全面的貿易衝突，將顯著惡化全球經濟增長。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巴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會影響世界經濟形勢，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⑤2018年9月27日，WTO發佈的報告也顯示，2018年全球貨物增速將降至3.9%，2019年則進一步降至3.7%，而4月中旬，WTO發佈的報告還預測2018年貨物貿易增速為4.4%，短短5個月內，全球經濟形勢已經明顯惡化。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對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肩負特殊責任，中美經貿摩擦也已超出雙邊範疇，對維護中美關係發展的積極方向，雙方存在共同利益。換句話說，中美貿易關係鑲嵌於一個複雜的國際網絡之中，減少或者增加任何一方的貿易地位，都有可能改變國際經濟的面貌。正因為如此，僅僅從雙邊範疇討論中美貿易摩擦是不夠的，有必要從地區和國際體系層次考察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次影響。
本文認為，儘管中美經貿關係的競爭性和衝突性顯著增強，但是中美經貿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穩定的中美經貿關係對全球經濟的繁榮發展越來越重要。儘管中美競爭性增強導致經貿關係越來越帶有權力鬥爭的含義，但用現實主義的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缺乏解釋力。本文第一部分將主要綜述經濟學家對中美貿易摩擦成因的有關研究，分析中美貿易關係是否導致了中美實力地位的消長。第二部分將考察在實力地位變化後，中美看待對方的意圖是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三部分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認為我們需要進一步準確理解特朗普政府所認知的國家利益內涵。傳統上我們認為當選政府普遍代表了整體的國家利益，但本文認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將中下層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置於最為緊迫的議事日程，儘管其他目標仍然存在，但國家利益排序卻發生顯著變化，而這將影響我們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認識。在第四部分，論文認為中美經貿關係已經是國際經濟關係的組成部分，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方向也牽涉其他國家的損益，但其他各方並沒有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根據與美國關係的親疏遠近重新安排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性質至關重要，傳統的以政治盟友劃線的做法，已不能用來分析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其他國家的政策選擇。在最後一部分，論文總結了新全球化時代中美以及其他國家調整貿易關係的戰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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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與中美經濟實力的變化
中美貿易戰引發了中國媒體、商業分析人士以及學者的大量關注，各方各自依據不同的事實以及學科所界定的理論方法進行研判。從中國知網數據庫相關文獻來看，在本輪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有大量文獻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性質以及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從學理上看，這些分析多數仍然經得起檢驗。如圖-1所示，中文文獻中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研究經歷過兩個較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呈現出一個倒U形的變化軌跡。從2004年起對貿易摩擦的關注明顯增多，並在2010年前後達到頂峰，隨後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總量達3000多條的文獻中，大約有1200條是2018年出現的，佔比35.4%。顯然，有關中美貿易摩擦的話題在2018年呈現爆發性增長，作為國際輿論的又一熱點，貿易摩擦的熱度堪比2012年以來的南海問題，都是突然爆發，也都有很強的國際博弈背景。但從學理角度分析，在這麼多新增文獻中，相對而言，經濟學文獻反而是下降的，對經濟學家來說，中美貿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學術界的長期研究為認識這一摩擦的本質提供了一種知識標準，在此基礎上其他類型文獻的增多，也表明中國的政策應對和輿論反應擁有足夠的儲備性資源。
圖-1 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或貿易戰的中文文獻量(1982-2018)
資料來源：中國知網(CNKI)，數據截止到2018年10月。
知網數據庫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文獻背景。在任何一個成熟學科中，構成基礎性知識的文獻總是極少數，而且通常被引用較多。從有關中美貿易摩擦文獻的被引用率來看，被引次數在20次以上的文獻不過84篇，被引用在30次以上的文獻才38篇，被引用40次以上的文獻為24篇，被引用50次以上的文獻為16篇。也就是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學術界針對中美貿易摩擦本質的認識已經存在高度共識，其中，被引用超過100次的文獻一共有4篇，第5篇的被引用率只有80次，因此，前4篇高被引用文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基本共識。這4篇文獻中有2篇發表在《管理世界》，分別是謝建國2006年發表的《經濟影響、政治分歧與制度摩擦——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的實證研究》和於鐵流、李秉祥2004年發表的《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決對策》。其中，謝建國認為，經濟因素是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的主要原因，但是中美政治關係的惡化也將強化中美在貿易領域的衝突。於鐵流等人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國違背國際貿易理論，限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⑦還有兩篇發表於《世界經濟研究》，分別為曾錚與張路路2008年發表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下中美貿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於中國製造業貿易附加值的研究》，其被引用141次。還有一篇是周茂榮與杜莉發表於2006年的《中國與美國貨物貿易互補性的實證研究》，被引用104次。曾錚等認為，中美對貿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貿易爭端的主要技術因素，而周茂榮等則認為，中美貿易存在緊密的聯繫和持久的互補關係。⑧從發表時間來看，16篇文獻中最新的是2009年柳劍平和張興泉的《產業內貿易、調整成本與中美貿易摩擦》。該文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在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的產業中，中美貿易運行較為順暢，貿易摩擦大多發生在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的產業中。因此，只有縮小中美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提高中美產業內貿易水平，才能逐步減少貿易摩擦。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從上述這些文獻的作者、內容以及發表時間和刊物來說，中國經濟學界對貿易摩擦的研究主要起步於中國加入WTO以後，時間上不僅落後於日本學術界對美日貿易摩擦的研究，當然也大大晚於美國學術界對整個貿易理論的研究。在英文學術界，有關貿易關係的研究性文獻，被引用常常超過1000次。⑩在中美貿易關係上，英文學術界最近幾年頗受關注的文獻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是美國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拓等於2013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一篇廣為流傳的論文中認為，在1991-2007年間，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值增長了1156%，但同期美國對華出口增長卻少得多。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可以解釋這一時期美國製造業就業44%的下降水平，特別是，2000-2007年以來製造業佔比下降擴大到55%。(11)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增長可以解釋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六分之一，不過，難題在於如何區分中國貿易效應和技術進步對就業和貧富差距的影響。奧拓等人認為，來自中國的競爭在地理上相對集中，而技術變革的影響卻是分散的，總的來看，中國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非常顯著。(12)也就是說，並非是美國整體地位的下降，而主要是工人就業問題引發了美國對中美貿易的擔憂。在美國主流學術界，對於全球生產導致就業下滑的經濟不安全問題也早有認識。(13)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羅德里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認為，儘管經濟學家在支持自由貿易這一點上毫無爭議，但是對自由貿易協定卻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因在於，今天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經遠不只是削減關稅和份額，而發展到包含監管標準、勞工福利、知識產權、銀行、金融以及環境保護等條款，利益集團在簽訂這些新貿易協定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因此，經濟學家不能只關心福利最大化，也要充分注意再分配問題。(14)
在分析中美關係時，我們還需要考慮一個新的難題，即跨國公司通過國際投資和貿易獲取的收益，應該算作跨國公司母國的收入還是東道國的收入？由於跨國公司通常將總部放在母國，其絕大部分收益將回到母國，而對東道國的貢獻主要是稅收和當地的就業。不過，即便是發達國家政府，似乎也難以控制跨國公司是否願意將收入完全匯回母國。很多全球500強企業並不給美國政府納稅，其收益也不回到美國，導致政府與跨國公司持續博弈。2013年2月，經合組織發佈了一份名為《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報告，認為全球範圍內投資地與稅收交付地的分離趨勢日趨明顯。(15)中國政府大力支持OECD國家的這一行動計劃。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G20峰會時表示，“加強全球稅收合作，打擊國際逃避稅，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提高稅收徵管能力”，(16)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國際舞臺上就稅收問題發表重要意見。在2016年7月特朗普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夕，有美國學者的分析表明，62%的美國民眾認為稅收問題是造成美國經濟體系失靈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國民眾反對現有體制內的總統候選人，而傾向於支持特朗普。(17)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中，國家是主要的分析單元，通常以國家的收益或者損失來預測一國政策的變化，但是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我們很難判斷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否一定會尊崇美國政府的決策。隨著跨國公司、跨國生產網絡以及公司所有權的全球化，在21世紀已不能像20世紀中葉那樣，用國民賬戶計算貿易和GDP。儘管現在美國GDP的份額相對於20世紀60年代已明顯下降，但由於美國跨國公司實力雄厚，帶有美國屬性的經濟權力並沒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18)美國學術界曾長期爭辯跨國公司的發展究竟是否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羅伯特·吉爾平於1975年完成的《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認為，跨國公司並不一定有利於美國。而最近若干年這類爭論顯著增多，第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跨國公司發展仍然有利於美國經濟。美國商務部經濟研究局認為，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市場，而不是出於低工資(對華投資比較少就是個例證)。2003年美國跨國公司的增加值、資本支出和就業仍主要集中在美國，相應比例分別是74%、74%和72%，這一數據儘管比1977年的75%、79%和78%有所下降，但30年來變化幅度並不大。(19)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跨國公司造成了失業，這對美國中下層是不利的。美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是否降低美國本土的就業，取決於美國企業是否在海外分支機構開展相同的業務，如果類似，那麼這部分就業會從美國國內轉移到海外。(20)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儘管從兩位數下降至6.5%，但在大國經濟增長中表現仍非常突出，引發各方對中國經濟總量何時超過美國的大討論。不過，難題在於如何衡量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無論是從絕對差距還是相對差距的變化率來看，目前都存在爭議。(21)此外，評價還涉及所用的數據庫問題，部分美國保守派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認為美國沒有衰落，1969年美國佔世界產出的四分之一，2010年美國仍然佔據相同份額。(22)如圖-2所示，根據美國農業部2017年12月發佈的數據，最近七年來美國的實力地位幾乎沒有變化，僅從2010年的22.8%降至2016年的22.0%。但從發展趨勢來看，美國實力地位持續下降與中國實力地位的持續上升似乎不可避免，到2029年，美國經濟總量佔比將跌破20%。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經濟實力地位明顯上升，2010年佔比為9.3%，2016年則上升至12.4%，佔世界經濟的份額比2005年翻了一番。從趨勢來看，中國佔比仍將顯著上升，2030年將達到17.6%。在此過程中，人們比較重視的一個轉折點是崛起國佔守成國力量的60%，單以經濟實力計算，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的60%。不過考慮到軍事和科技實力差距，那麼中國綜合國力可能還遠遠低於美國的60%。之所以強調力量對比，主要是基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設，即崛起國和霸主國對彼此實力變化的擔憂。而在貿易關係上，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劇縮小，來自中國的進口增速並不算快。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研究局的數據，美國自中國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695億美元增至2017年的5635億美元，佔美國總進口的比重從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謂美國對華政策發生變革的最近一個階段，美國的貿易格局並未發生本質變化。2011-2017年間，美國進口占GDP的比重維持在22%左右，同一時期來自中國的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個百分點，如圖-2所示，更大的變化實際上發生在之前階段。來自中國的進口占美國進口的份額早在2006年就達到了11.1%，此後連續兩年基本都未超過12%，美國進口暴增也發生在這一階段，佔GDP比重從2003年的14.3%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4%。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總體上看，中國對美出口增速非常緩慢，與美國同期進口的變化態勢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就貿易佔GDP比重而言，中國於2006年達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國也從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難說中美貿易導致了中美經濟總量的此消彼長。
圖-2 中美貿易與中美經濟實力地位變遷
資料來源：進口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GDP數據來自美國農業部國際比較數據(USDA)。
2018年9月24日，中國政府發佈了《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將美國政府推動的貿易摩擦定性為“貿易霸凌主義”。(23)白皮書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界對中美貿易摩擦的認識，特別是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證實了在經濟層面中美經濟關係的互補性和整體上共贏的特性。而且，白皮書還引用德意志銀行研究報告的一個重要觀點，即如果考慮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那麼美國實際上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也就是說，僅從經濟利益上看，中美貿易將進一步增強美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地位。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一般認為現實主義強調相對獲益，自由主義強調絕對獲益，如果中美雙方都持有現實主義的看法，鑑於美國獲得的相對收益多於中國，感到擔憂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總體上都認為，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是很有限的。2018年4月中旬，在中美貿易戰剛爆發時，國家發改委便發佈信息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有限、影響可控，中方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保持經濟平穩運行。”(24)7月中旬，彭博社發表文章認為，特朗普團隊的第一項重大誤判是經濟槓桿，過高估計了增加關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實際上美國對2500億出口產品加徵關稅帶來的損失，可能僅佔中國產出的0.5%左右。(25)9月18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再度指出，美國最新一輪關稅給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不到0.5%的降幅，特朗普誤判了中國的決心和實力。(26)10月25日，在特朗普發起新一輪關稅戰之後，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在英國倫敦發佈研究報告認為，“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有限，但應高度關注貿易摩擦對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的民間投資所產生的負面衝擊。”(27)如果說中國經濟在體量比較小的時候，容易受到國際經濟摩擦的影響，那麼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甚至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居世界第一時，更重要的因素顯然是國內決策和國內經濟基礎。
當然，並非所有經濟學家都忽視中美貿易戰背後的政治動因。2018年夏季，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曉的一篇演講在微信平臺上引起廣泛關注。李曉提醒大家，在中美貿易戰中有幾個基本事實需要牢記：第一，中國對美國市場比較依賴。第二，中國對美國製造業以及新技術的依賴更多，更為重要的是，要考慮到中國經濟本身對“美元體系”的依賴。由於對中美貿易戰的認識建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基礎上，李曉強調，美國的目標不僅是“中國製造2025”，更可能是迫使我國做出更大讓步，開放貨幣金融領域。李曉認為，中美最終將走向制度競爭，即哪一種體制機制更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發展。(28)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美貿易戰還遠未到爭霸戰的地步。按照上述邏輯推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美最終仍將走向制度之戰，或者說走上由經濟增長引發的權力競爭，但即便如此，這一結果也與中美貿易戰的關聯性不大。當然，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經濟學家對國際政治和中美關係本質的理解是否準確。李曉教授在該演講中認為，“國際政治競爭不是‘正和遊戲’，而是‘零和遊戲’……世界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已經公開把中國當成了最主要的對手，在和平時期利用經濟戰的手段發起了對中國的全面遏制和攻擊。”顯然，在國際關係學界看來，把所有的國際政治競爭歸結為零和遊戲難免以偏概全，而且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對於美國是否全面遏制中國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國經濟理論界對中美貿易摩擦關係的研究有可能並不充分，因為對政治動因和政治結果考慮過少。事實上，後文將進一步表明，美國不同群體對中美貿易關係的關注點是非常不同的，中下層關注就業、精英層關注權力差距，這一差異是今天我們在認識中美貿易戰時的一個重要背景。
二、戰略意圖與中美“新冷戰”恐慌
在中美關係性質演變的進程中，權力的定義與衡量是一個難題。大多數討論權力轉移的文獻過分重視物質力量，忽視了權力本身是社會建構這一事實。如果只重視物質力量，中國崛起形成的挑戰將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9)有的學者則從美國對日本施加影響力的角度出發，特別是美國藉口駐軍問題壓制民主黨政權，來顯示有關東亞權力轉移的說法言過其實。(30)也有學者從權力和能力兩者不一定匹配的角度出發，區分關係型權力(relational power)和生產性權力(productive power)，認為雖然中國的能力在不斷增加、在某些領域的權力也增大了，但並不能說已經發生了權力轉移。(31)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對能力的分析長期佔據主流位置，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有大量的論述，並且以物質力量作為大國關係變化的基礎，然而，在對意圖進行研判時，多數理論立足於假設，而不是事實。比如，進攻性現實主義假定安全困境始終存在，因而國家始終要拓展權力才能保障本國安全，而防禦性現實主義假定國家之間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意圖可以是善意的，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同樣有悲觀和樂觀的不同分類。(32)但是，即便是較為積極的自由主義理論，比如相互依賴導致和平的傳統說法，似乎也無法用於分析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的依賴度一直在上升，但中美的摩擦和衝突也在不斷加劇。日本主流媒體《日經新聞》甚至認為，中美貿易戰標誌著中美走入了技術爭霸戰。(33)有的觀點甚至認為，中美存在陷入“新型冷戰”的重大風險。(34)新近的理論研究認為，在推導貿易的發展前景時，對未來持有何種預期至關重要。例如，戴爾·科普蘭認為，如果國家期望互利性貿易可以持續下去，那麼相互依賴是可以促進和平的，如果有一方認為這種貿易持續下去將導致本國更為脆弱，那麼有可能推動戰爭。(35)如果要避免中美關係走向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們不僅要深入分析中美實力地位的轉換，同時也要判斷美國是否已經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對華恐懼？2018年10月31日，美國保守派網站《國家利益》發表的一篇分析卻認為，並不存在明顯的理由認為中國試圖替代美國、稱霸世界，美國對華恐懼臆測成分居多。(36)
最近幾年中美討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是如何測度中美彼此的戰略意圖。大國之間能否預期對方的意圖？理論上對此有兩種回答，一種認為不能，大國之間的行為主要基於權力計算。但另一種認為是可能的，如果國家只是基於權力計算行事，那麼美國的物質力量遠大於其他國家，將會促使別的國家聯合起來平衡它，然而歐洲國家就沒有把美國當作威脅，並沒有制衡美國，關鍵在於歐洲國家有足夠的信息把握美國的意圖。無法把握預期論者則認為，國家是高度不確定的，很難估算別國的意圖，因此競爭和合作是不平衡的，競爭成為常規性現象，而合作則是稀少的。大國領導人通常根據對方的意識形態來猜測意圖，如果是相同的意識形態則是和平性的，如果意識形態不同，則是進攻性的。如果假設大國之間不可能把握彼此的意圖，那麼中美關係未來必然是激烈的安全競爭。(37)這種推理也如上文一樣，建立在假設而不是全部事實的基礎上。中國學者的一些研究認為，中美雙方要面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問題，但同時也要防止對其過度強調可能令中美關係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間可以和平與相互依賴為基礎，深化各層次各領域的溝通交流，並且充分發揮領導人的作用，以緩解戰略互疑和推動建立戰略互信。(38)
中外輿論在描述國家間關係時使用的詞彙略有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們理解國家間關係性質的難度。例如，競爭與合作關係、敵人或者朋友都是媒體上最為常見的詞彙。而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用聯盟、盟友表示關係最為緊密、親近的一種國家間關係，同時也使用敵人表示最險惡的一種關係。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從親密往險惡依次排列，我們可以分出合作伙伴、競爭者以及對手等三種類型。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用夥伴關係中不同的前綴詞，來界定中國與對象國關係的性質，從而給人一種關係遠近的印象。但正如門洪華和劉笑陽所指出的，中國的夥伴關係戰略存在地位不清晰、成效不確定和層次不分明等問題。(39)問題還在於，研究者在描述關係從某種狀態轉向另一種狀態時，很少給出明確的界限或者說量化的分析。例如，2012年，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和漆海霞博士曾用“假朋友”來描述中美關係，並認為中美之間競爭大於合作的趨勢將不斷加強，但在中美雙方決定放棄假朋友策略之前，特別是2015年之前，中美之間還不是冷戰。(40)國際關係本身充滿真與假的信息，外交辭令也是虛實交錯，國家之間相互利用的現象也很普遍，用“假朋友”概括和描述國家間關係，能為下一步行動提供指南嗎？
因而，人們希望藉助數量化分析來界定國家間關係的性質，比如，雙方領導人的往來頻度是常見的一種變量，交往越頻繁，越被認為是兩國政治關係緊密的象徵。在經濟關係上，通常使用貿易、投資以及貨幣的數量變化來比較不同國家的一組關係。在冷戰時期，這種方法很有用。例如，1953-1971年間，中美之間不存在貿易，1959年古巴革命之後，古巴的貿易從美國轉向了蘇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釋，這一理論認為，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多寡是由政治關係決定的，貿易投資水平跟著政治關係走。(41)沿著傳統現實主義的脈絡，一些理論家認為，盟友之間的貿易要多於非盟友之間的貿易，(42)也就是說，在現實主義看來，國家間關係的性質將極大地影響國家間的經濟往來。
對現實主義來說，反過來，這一邏輯也成立。經濟關係下降也會被用來推斷國家間政治關係的惡化，比如經濟制裁、貿易摩擦、限制等將導致國家間關係惡化。2018年4月以來，中美貿易戰逐步加劇，最主要表現在特朗普政府施加關稅的額度從500億增至2000億美元。很多中國學者據此認為，中美關係的性質已經發生重大轉變。一方面，美國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與俄羅斯、伊朗等列為“修正主義國家”，其中33次提到中國、25次提到俄羅斯，中國被進一步界定為“戰略競爭者”。在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的情況下，美國一些輿論甚至認為，中美正在進入“新冷戰”。這主要有兩個基本含義，第一是指政治、安全競爭將超越經濟關係，主導中美關係發展。第二，這種政治安全關係主要是負面的。2018年1月19日，美國防長詹姆斯·馬蒂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國防戰略》報告發表演講時就重點提及，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國防戰略，而且是一份美國戰略報告。尤為重要的是，馬蒂斯認為，“強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現在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43)
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美方使用“新冷戰”一詞時，最開始是用來描述美國與伊朗、美國與俄羅斯、美國與中東的關係。2016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比較早地用“新冷戰”描述美俄的核武器競爭。(44)2018年10月，隨著沙特記者在土耳其使館出事，美國的表態讓很多人覺得特朗普還有其他動機，有的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正在中東發動一場“新冷戰”，以拉住沙特對付伊朗。(45)中國也有學者提出中美即將進入“新冷戰”，但原因並不是中美貿易摩擦，而是其他重大的標誌性事件，如鄭永年教授就認為美朝會晤標誌著中美新冷戰的起點。(46)此外，我們也要正確看待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事實上，自1987年裡根公佈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除了克林頓時期，一般每任總統在一屆任期都只公佈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於特朗普的這份報告，美國國會研究局認為其實施的可能性較低。許多評論家早就認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界定的戰略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戰略，因為歷屆美國政府的這類報告，通常難以使國家目標的任務與資源相匹配。特朗普政府的這份報告也不例外，因為除了列出一些任務之外，報告並沒有很好地指出美國應如何提供相應的資源以實現這些目標。(47)有學者在比較歷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指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在本質上與奧巴馬時期並沒有特別的不同，只是在表現形式上存在差異。”(48)
在很長時間內，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通常都是歡迎一個繁榮、和平與穩定的中國。2015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佈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重申“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崛起”。(49)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這種表述大為減少，這也導致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基調變了，但美國政府高官的相關政策表述仍有不少是積極的。2018年10月16日，據彭博社報道，美國防長詹姆斯·馬蒂斯表示，美國“並不試圖遏制中國”，仍將盡一切可能合作。(50)
從上述相關資料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推斷，如果說存在一種“新冷戰”的話，那麼也不完全是由中美關係惡化首先挑起的。更為重要的是，從特朗普的施政重心來看，很難說中美關係在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中佔據著如同當年美蘇關係那樣的壓倒性地位。更合理的一個推斷是，美國正在大幅度調整以往的戰略，不僅是國內，也包括國際，其中雖然包括中美關係，但似乎並不完全侷限於中美關係，這是我們在討論當前中美關係以及國際局勢時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性質。
三、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儘管2018年各類媒體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報道大幅增多，但也有不少人懷疑他們的認識是否都建立在嚴格的學理基礎上。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署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認為，“中國部分媒體對特朗普政府的本質存在誤讀”。(51)在後真相時代，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媒體的言論也可以影響特朗普的決策，不少西方媒體認為特朗普誤判了中國在貿易戰上的決心，也高估了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有關貿易摩擦和貿易戰的多數研究通常認為，判斷貿易戰成敗與否的主要依據是政治標準，而不是經濟利益的得失，目前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研判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意圖。比如一種有影響力的觀點認為，特朗普政府是由商人和軍人構成的政府，因而比較強硬，且具有交易的本性。(52)但是，這種觀點忽視了傳統上美國軍人一直受控於文官體系、從來沒有發生過軍事政變，也不是如同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政府實質上由軍隊控制。與此觀點相悖的現象是，特朗普團隊不斷與軍人發生至少言論上的衝突。例如，現任國防部長馬蒂斯本人就重視捍衛美國對北約盟國的防禦承諾，而且極力主張壓制俄羅斯，這一點與特朗普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美國媒體近期一度傳出特朗普要解僱馬蒂斯，特朗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說馬蒂斯“有點像民主黨人”。(53)因此，特朗普政府中雖有大量軍人，但是兩者不能等量齊觀。
讓中國人感到困惑的是，我們怎麼區分特朗普本人的看法與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及其政策。一般而言，在國際關係領域，我們傾向於將政府的政策作為國家利益的核心表達，這一點至少從漢斯·摩根索就已經如此了。(54)20世紀60年代，經過經濟學界特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研究，美國社會對共識如何達成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美國政府的政策通常被認為代表了國家利益。(55)到70年代後期，國際關係學者克拉斯納提出國家主義學說，即國家有著自身獨特利益，並不簡單是多元主義的匯聚。(56)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海倫·米爾納的研究認為，即便是多元主義的利益集團博弈，美國的國家政策也最終體現了各利益集團的共同利益。米爾納論證了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協調不同的利益分歧，併產生一種有利於全民的國家利益判斷和認知，並且在政策上將推動國家利益的拓展。(57)經過這些學者的研究和論證，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政府通常認為，通過選舉產生的美國總統所出臺的政策一般服務於美國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特朗普發出的信號通常是混合型的，與以往歷屆總統政策通常代表美國整體利益有所不同，這給我們判斷美國政府的意圖以及政策落地的可能性造成了困惑。一方面，特朗普本人經常通過新媒體發佈一些個人觀感，由於身處美國總統這一位置，這些言論對市場信心和行為也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特朗普上任以來的確在兌現競選時的承諾，不確定的只是他什麼時候推出相應舉措、會堅持多久。與之前的美國曆屆政府不同，我們差不多要時刻準備應付特朗普的政策變化。以往我們都會將美國總統說的話當作是板上釘釘的政策前兆，這在國際社會已是常識，因為一國最高政治領導人說的話通常是算數的，國際法也認為領導人的話有法律效力。那麼，與以前的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到底是一種革命性還是延續性的變化？這一問題是理解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前提。如果說美國正在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那麼對美國來說，最佳的策略是聯合盟友，顯然，目前特朗普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美國正大幅度從自由國際主義後退，亨利·瑙據此將特朗普的政策命名為“保守國際主義”，用現實主義的手段和民族主義的方式實現改革國際體系的目標。(58)因此，我們要從多元角度、比較視野理解美國的貿易政策變化。
首先，儘管從金額上看中美貿易戰規模龐大，但美國經貿重心還是在發達經濟體。8月23日，中美雙方各自對對方價值16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徵收25%關稅，9月繼續追加到2000億美元，而在此之前，美國盟友對從美進口商品徵稅金額大概不超過200億美元。其中，加拿大7月初宣佈的額度大約是130億美元，歐盟不足40億美元，日本具體金額沒有公佈，但數額並不大。從實際利益來看，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北美和歐洲，亞太地區的西太平洋一側佔比不太高，略接近20%，其中中國為10%。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7年歐洲佔美國總出口的26.9%，從歐洲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25.5%。(59)從直接投資來看，目前美國企業在海外有6.5萬億美元存量，在亞太地區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一側大概是8000億，其中4000多億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從貿易和投資方面，也就是說從對外經濟方面調整美國經濟格局，那麼重心也不應該在西太平洋這一側。
其次，美國對傳統盟友實施了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迫使發達經濟體調整區域化發展方向。2018年7月17日，經過18輪談判，《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簽署，一定程度上也是對特朗普保護主義的一種應對策略，歐日均表示將繼續堅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這與美國的姿態有明顯差別。協定預計於2019年初生效，未來15年，歐盟和日本將大幅降低關稅，屆時零關稅產品覆蓋面分別達到99%和96%。在歐日經貿機制調整之後，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的貿易機制也完成調整。9月30日，在經過13個月的重新談判後，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決定締結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預計2019年初生效。USMCA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了補充和調整，特別是在原產地原則、市場準入、知識產權和勞工等方面照顧了美國中下層的利益。這一協定中引發爭議的一項條款是所謂“毒丸條款”，規定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締結貿易協定時，須事先通報並提供文本分析，不過，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均表示，這一協定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正當利益。(60)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其政策目標是相互衝突的，並不能獲得最大化的整體利益。比如，在中國普遍流行的觀點是，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美國要保持霸主地位，因而處心積慮打壓處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的中國。然而，這兩個目標本身是相互衝突的，美國民眾之所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重要原因在於其工作被轉移了，而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正是美國跨國公司。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想繼續維持技術霸權，跨國公司還將繼續在全球範圍調配資源，而這並不利於美國中下層。布魯金斯學會在4月份和6月份的報告中指出，特朗普的貿易戰牽涉面太大，將嚴重影響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61)在更為微觀一些的目標上，特朗普的政策也相互矛盾。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8月15日發佈的一份分析簡報認為，特朗普針對墨西哥的保護主義政策，是希望將美國對墨西哥的投資拉回美國，而針對中國欠缺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批評，一旦中國真的兌現了，則會進一步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反而會促進美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62)顯然，一個是希望減少對外國的直接投資，另一個的效果卻是增加對外國的直接投資，特朗普到底想要哪一個？
實際上，我們觀察到的混亂的情況正反映現階段美國政治經濟的特點，不是現實違背了我們之前熟悉的理論模型，而是之前我們廣泛接受的一些理論模型出了問題。對於擁有高強競爭力的白人精英來說，自由貿易理論自然沒有問題，在精英主導政權之時，自由貿易收益可以被當成是整體國家利益。但美國特色全球化的國內再分配卻出了問題，由此導致發達國家內部反對傳統自由貿易的民粹主義政治勢力抬頭，這些人並不認同所謂的國家整體利益。更為罕見的是，一些因全球化而家庭財政破產的美國中下層，竟然得到了美國總統的關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竟然不那麼全心全意地為資本服務。同樣，很多習慣於接受美國白人精英構建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的人，也沒有預料到特朗普能當選總統，例如，2016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赴南美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他順訪紐約時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會面超出1小時，但安倍及其團隊根本就沒有安排會見特朗普。
因此，在觀察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時，有一些之前我們熟悉的前提或者假定需要改變。第一，以前的美國總統從來沒有把貿易赤字作為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但特朗普本人對此極為認真。第二，以前的美國總統從來都認為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美國註定領導世界，因而對國際力量變革相當敏感，但特朗普卻認為國內問題是第一位的、國際問題處於第二位，美國國內中下階層利益而不是美國跨國階層的利益應該優先考慮。羅伯特·基歐漢等人認為，“過去兩年來，很清楚的一點是，以往有關美國該如何扮演領導角色的辯論錯失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即如今關鍵的對外政策挑戰甚少來自於國家之間，而更多是來自於國家內部。”(63)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美國中下層對美國政治經濟以及對外政策的影響，只關注跨國階層對美國政治經濟以及對外政策的主導。第三，以前的美國總統善於說謊，主要是在選舉前和選舉後政策不一致。正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所表明的，美國政治家說的話很多時候不可信，特別是選舉前和選舉後。(64)但特朗普在選舉前和選舉後說的話，越來越表現出一致性，這不得不引起注意。也就是說，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義”(或民本主義)勢力，已經導致以競選為主要目標的美國政治家必須爭取兌現諾言。第四，以前的美國總統在推出國際政策時，基本上擺平了內部的不同意見，但特朗普通常擺不平，而且他似乎也不是很在意這種不同意見，一個例證就是政府內部的關鍵崗位還會缺人，一些駐外使館嚴重缺人。(65)這種情況導致特朗普對國際問題更有可能產生錯誤認知，政策落地程度大幅縮水。第五，以前美國總統基本支持自由貿易，但現在特朗普是模糊的。比如，雖然他與歐盟繼續談判自由貿易協定，但集中在非關稅壁壘。就平均關稅而言，歐盟對美國是6.4%，美國對歐盟是2.3%。特朗普在2018年6月於加拿大舉行的G7會議上提議將七國集團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和壁壘降為零，但同時又對盟友實施鋼鐵和鋁產品關稅，夾雜著大量的貿易保護主義成分。(66)之所以說特朗普的政策是混合型的，其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利益基礎已經分化，特別是美國民眾對利益基礎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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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中美關係的性質處於不確定性當中，還未到霸權之爭的時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標大幅提升了國內議題的權重，而顯著降低了國際目標權重，很多時候國際政策成了服務國內目標的手段。中國政府儘管提升了國際目標的權重，但仍然將國內發展視作核心任務。中美貿易發展既不是中國權力增長的主要來源，也不是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將貿易視作國內調整的首要手段，也難以實現其目標。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而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美兩國以及深嵌在國際經濟關係之中的其他國家都面臨戰略的重新選擇。前文的分析表明，在全球化時代討論中美關係，以及中美與其他國家的複雜相互依存關係，需要新的理論視角和基於事實的分析，至少以下四點判斷值得繼續深入研究。
第一，美國特朗普政府要完全扭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需要比中國花費更長的時間。與美國只是從最近才開始糾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同，中國在這方面積累的經驗更見成效，而且中國早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就推出了“一帶一路”，主張包容性、普惠性的全球化。按照中國的話語，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來就不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推進的，中國的制度也保證了公有制以及共同富裕等意識形態要求，不可能讓資本無節制發展。從效果來看，中國已經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國人整體生活水平比20世紀80年代初提高了8倍，而美國人平均而言變化並不大，甚至一部分中產階級喪失了信心，認為美國夢已經破產。在提高中下層收入水平包括減貧等方面，中國取得了迄今人類社會最大的成就，不僅超過美國，也比歷史上其他國家取得的成績好。
第二，通過貿易戰方式服務於美國國內就業效果不會太好。一方面，美國的資本家難以完全服從特朗普的意志。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來源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全球性資源分配如果拉回到美國本土，調整成本需要時間。對於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產業回來並不意味著就業能回來，比如用機器人代替工人。另一方面，美國如果要調整跨國公司利益，則意味著要大幅度調整其與傳統的北美、歐洲國家間的關係，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工資差額如果持續擴大，那麼非法移民問題就難以解決。
第三，美國打擊中國高技術產業與恢復美國就業存在內在矛盾。按照多數國際貿易經濟學家的統計分析，美國就業消失的主要根源是技術進步，國際貿易大體上佔比不到20%。(75)如果美國繼續維持技術霸權地位，那麼美國中下層就業就不可能恢復。也就是說，美國與中國的技術差距越大，美國包括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就越有動力將產業轉移到中國以及其他製造業國家，美國國內的就業就越不可能恢復。在對華問題上，增加美國國內就業和維持美國公司的技術優勢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如果中美之間的技術差距拉大，中國也沒有動力往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周邊國家更不會歡迎這種局面，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中美技術差距縮小有利於他們的發展。
第四，分析各國的經濟戰略選擇，需要更加重視以人均GDP衡量的發展水平。發展水平高的國家與美國關係更好，更依賴於美國，他們也是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較難爭取的對象，對中國的倡議和政策支持難免三心二意。在美國與東亞的經貿關係中存在一個規律性現象，即美國公司直接投資較多的國家，也都是美國的貿易順差國，如美國對加拿大、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都是貿易順差。因此，特朗普貿易戰的一個對象是跨國公司投資還不夠多的國家，即進一步打開新興市場的大門，讓美國公司投資還不多的國家進一步開放國門，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與跨國公司存在利益一致性。但在對美國就業至關重要的國家，特朗普必須打壓跨國公司。只有同時調整投資和貿易關係，才能真正對美國經濟本身進行再平衡。在東亞地區，美國投資較少的國家，往往也是貿易較少的國家。但中國是個例外，這意味著中國更深遠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也表明中國有比其他國家更為廣泛的貿易投資聯繫。
總的來看，中美兩國都在調整適應新型全球化，也都在深化國內改革，但由於發展階段不同，兩國在國際經濟政策上表現出了不同的訴求，這種要求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推動力，本質上並不是爭奪霸權。在新全球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控制和主導所有產業，更不可能控制其他國家的命運，人們需要適應新時代，用新的觀念看待局勢的變化。周邊經濟體更喜歡一個開放的、收入不斷上升的中國，而不是讓跨國公司回國的美國。一旦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轉向主要照應國內利益，對地區國家的影響力將顯著下降。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都將面臨一場深度調整。
註釋：
②Nikola Pijovic,"How Trump Will T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December 6,2016,https://crawford.anu.edu.au/news-events/news/8964/how-trump-will-test-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③張宇燕、馮維江：《從“接觸”到“規鎖”：美國對華戰略意圖及中美博弈的四種前景》，《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第7期。
④亨利·保爾森：《處於十字路口的美中關係》，和訊網，2018年11月9日，http://news.hexun.com/2018-11-09/195155566.html。
⑤楊美：《巴羅：貿易摩擦將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期貨日報》，2018年9月10日，第2版。
⑥"WTO Downgrades Outlook for Global Trade as Risks Accumulate",September 27,2018,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8_e/pr822_e.htm.
⑦謝建國：《經濟影響、政治分歧與制度摩擦——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於鐵流、李秉祥：《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決對策》，《管理世界》，2004年第9期。
⑧曾錚、張路路：《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下中美貿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於中國製造業貿易附加值的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1期；周茂榮、杜莉：《中國與美國貨物貿易互補型的實證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9期。
⑨柳劍平、張興泉：《產業內貿易、產業結構差異與中美貿易摩擦》，《經濟評論》，2009年第4期，第27—32頁。
⑩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發表於1980年的《規模經濟、生產差異化與貿易模式》一文，在Web of Sciences數據庫中被引用次數已接近1400次，這篇文獻對於理解今天的中美貿易關係仍有相當大的借鑑意義。Paul Krugman,"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0,No.5,1980,pp.950-959.
(11)David H.Autor,David Dorn,and Gordon H.Hanson,"The China Syndrome: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6,2013,pp.2121-2168.
(12)Larry D.Qiu and Chaoqun Zhan,"China's Global Influence:A Survey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Pacific Economic Review,Vol.21,No.1,2016,pp.46-48.
(13)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4,2004,pp.662-674.
(14)Danil Rodrik,"What Do Trade Agreements Really Do?"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2,No.2,2018,pp.73-90.
(15)OECD,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 fit Shifting,OECD Publishing,2013.
(17)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Economic Fairness and America's Presidential Election",May 13,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presidential-candidates-policies-economicfairness-by-kenneth-scheve-and-david-stasavage-2016-05?barrier=accesspaylog.
(18)Sean Starrs,"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7,Vol.4,2013,pp.817-830.
(19)Ralph Kozlow,"Globalization,Offshoring,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What Are the Questions,and How Well Are We Doing in Answering Them?"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2006 Annual Meeting,Boston,MA,January 6,2006,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papers/P2006-1.pdf.
(20)Ann E.Harrison and Margaret S.McMillan,"Outsourcing Jobs? Multinationals and US Employ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No.12372,July 2006,http:www.nber.org/papers/w12372.pdf.
(21)Joshua R.Itzkowitz Shifrinson and Michael Beckley,"Correspondence:Debating China's Rise and U.S.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Winter 2012/13,pp.172-181.
(22)參見羅伯特·卡根：《美國締造的世界》，劉若楠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56—157頁。使用美國農業部數據的其他重要學者包括大衛·蘭普頓和布熱津斯基。在評估中美經濟實力對比時使用不同數據來源的差異，可參考鍾飛騰：《超越地位之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國際秩序》，《外交評論》，2015年第6期，第86—91頁。
(2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2018年9月24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24/c_1123475272.htm。
(27)《廈大在英發布報告：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中國日報網，2018年10月26日，http://fj.chinadaily.com.cn/2018-10/26/content_37143628.htm。
(28)李曉：《中美貿易戰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搜狐網，2018年7月4日，https://www.sohu.com/a/239314841-283333。
(29)Chengxin Pan,"Rethinking Chinese Power:A Conceptual Corrective to the ‘Power Shift’ Narrative",Asian Perspective,Vol.38,No.3,2014,pp 387-410.
(30)Paul O'Shea,"Overestimating the ‘Power Shift’:The US Role in the Failur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s ‘Asia Pivot'," Asian Perspective,Vol.38,No.3,2014,pp.435-459.
(31)Linus Hagstrom and Bjorn Jerden,"East Asia's Power Shift:The Flaws and Hazards of the Debate and How to Avoid them",Asian Perspective,Vol.38,No.3,2014,pp.337-362.
(32)Aaron L.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7-45.
(33)"US-China Trade War Is Battle for Tech Hegemony in Disguise",Nikkei Asian Review,August 23,2018,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mment/US-China-trade-war-is-battle-for-tech-hegemonyin-disguise.
(34)Charles Hankla,"The Next Cold War? U.S.-China Trade War Risks Something Worse",September 24,2018,https://www.pri.org/stories/2018-09-24/next-cold-war-us-china-trade-war-risks-something-worse.
(35)Jack Snyder,"Trade Expectation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0,No.3,Winter 2015/16,pp.179-196.特別是科普蘭本人的著作進一步認為，較高收入水平的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更有可能創造和平關係。參見戴爾·科普蘭：《經濟相互依賴與戰爭》，金寶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36)Amitai Etaioni,"America's Imaginary China Threat",October 31,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imaginary-china-threat-34802.
(37)Charles L.Glaser,Andrew H.Kydd,Mark L.Haas,John M.Owen IV and Sebastian Rosato,"Correspondence:Can Great Powers Discern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0,No.3,Winter 2015/16,pp.197-215.
(38)崔立如：《管理戰略競爭：中美新關係格局的挑戰》，《美國研究》，2016年第2期，第9—17頁；李永成：《戰略意圖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第19—38頁。
(39)門洪華、劉笑陽：《中國夥伴關係戰略評估與展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頁。
(40)閻學通、漆海霞：《中美競爭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戰》，《國際政治科學》，2012年第3期，第1—23頁。
(41)Brian M.Pollins,"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No.2,1989,pp 465-480; Glen Biglaiser and Karl DeRouen,Jr.,"Following the Flag:Troop Deployment and U.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1,No.4,2007,pp.835-854.
(42)Joanne Gowa and Edward D.Mansfield,"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2,1993,pp.408-420; Andrew G.Long,"Defense Pa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0,No.5,2003,pp.537-552,Joanne Gowa and Edward D.Mansfield,"Alliances,Imperfect Markets,and Major-Power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4,2004,pp.775-805.
(43)Jame N.Mattis,"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on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January 19,2018,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420042/remarks-by-secretary-mattis-on-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
(44)David Martin,"The New Cold War",September 18,2016,https://www.cbsnews.com/news/60-minutes-new-cold-war-nuclear-weapons-dav;d-martin/; Tom O'Connnor,"New Cold War? Iran Sends Warships to Gulf of Mexico",November 22,2017,https://www.newsweek.com/new-cold-war-iran-sends-warships-gulf-mexico-720293,Shane Croucher,"A New Cold War with Russia? Historical Give their Answer",April 20,2018.
(45)Peter Beinart,"Trump's New Cold War",October 23,2018,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0/jamal-khashoggi-iran-saudi-arabia/573676/.
(47)Kathleen J.McInnis,"Th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Issues for Congress",December 19,2017,CRS Insight,https://fas.org/sgp/crs/natsec/1N10842.pdf.
(48)郭豔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對華政策：文本解讀與分析》，《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2期，第47頁。
(49)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p.24,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0)"The U.S.‘Obviously' Doesn't Want to Contain China,Mattis Says",Bloomberg News,October 16,2018,https://www.yahoo.com/news/mattis-plays-down-tensions-china-015735728.html.
(51)羅思義：《為什麼中國有些人誤判了與特朗普的貿易戰？》，人大重陽網，2018年8月24日，http://rdcy-sf.ruc.edu.cn/index.php?s=/Home/Index/news_cont/id/49676.html。
(52)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對外決策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外交評論》，2017年第2期，第65—84頁。
(53)Tara Copp,"Trump Says Mattis Is ‘Sort of a Democrat’",October 15，2018,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8/10/15/trump-says-mattis-is-sort-of-a-democrat/.
(54)Cornelia Navari,"Hans Morgenthau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0,No.1,2016,pp.47-54.
(55)公共選擇理論家們通常持有這類觀點，特別是詹姆斯·布坎南等人1962年撰寫的《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該書影響巨大。參見George Vanberg and Viktor Vanberg,"Towards a (re-)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t 50",Public Choice,Vol.152,No.3/4,2012,pp.245-252.
(56)Stephen D.Krasner,De 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57)Helen V.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759-786.
(58)Henry R.Nau,"Why ‘Conservative,' Not Liberal,Internationalism?" Orbis,Winter 2018,pp.22-29.
(59)鍾飛騰：《在特朗普貿易大棒壓力下，歐洲轉向亞洲》，《21世紀經濟報道》，2018年7月17日，第4版。
(60)《2018年10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網站，2018年10月1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04105.shtml。
(61)David Dollar and Zhi Wang,"Why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Hurt the U.S.and Its Allies,Too",April 4,201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4/04/why-a-trade-warwith-china-would-hurt-the-u-s-and-its-allies-too/; David Dollar,"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July 9,201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7/09/the-future-of-theu-s-china-trade-war/.
(62)Chad P.Bown,Zhiyao Lu and Jeffrey J.Schott,"China's $ 60 Billion Tariff Announcement",August 15,2018,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chinas-60-billion-tariff-announcement.
(63)Jeff D.Colgan and Robert O.Keohane,"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Fix It Now or Watch It With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7-04-17/liberal-order-rigged.
(64)John J.Mearsheimer,Why Leaders Lie: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65)Rob Quinn,"Trump Breaks with Tradition on Obama's Ambassadors",January 6,2017,http://www.newser.com/story/236473/trump-wants-obamas-ambassadors-out-immediately.html; Max Greenwood,"Trump Has Yet to Name Ambassadors to Key Nations in Mideast",December 6,2017,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3649-ambassador-vacancies-remain-in-middle-east-amid-trumps-jerusalem; James Hohmann,"Trump Has No Nominees for 245 Key Jobs,Including Ambdassdor to South Korea",January 12,2018,https://www.pressherald.com/2018/01/12/trump-has-nonominees-for-245-important-jobs-including-an-ambassador-to-south-korea/.
(66)The White House,"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Trump After G7 Summit",June 9,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s-conference-president-trump-g7-summit/.
(67)Helen V.Milner,"The Enduring Legacy of Robert Gilpin",August 15,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8-15/enduring-legacy-robert-gilpin.
(68)相關文獻回顧可參考鍾飛騰：《霸權穩定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4期，第109—122頁。
(69)鍾飛騰：《中國周邊經濟形勢》，載祁懷高主編：《中國周邊外交研究報告(2016-2017)》，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第39頁。
(70)Clyde Hughes,"Survey:U.S.-China Trade War Has Firms Thinking about Leaving Both Countries",October 29,2018,https://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8/10/29/Survey-US-China-trade-war-has-firms-thinking-about-leaving-both-countries/5631540817849/.報告原文電子版可參見http://www.amcham-southchina.org/amcham/static/publications/specialreport.jsp。
(71)Harini V,"Here Are the Asian Countries That Win and Lose from the Trade War",November 8,2018,https://www.cnbc.com/2018/11/08/us-china-trade-war-countries-in-asia-that-will-be-winners-or-losers.html.
(72)鍾飛騰：《西方保守主義思潮的政治經濟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7月31日，第1版；謝韜：《只有摧毀美國才能拯救美國？——論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根源》，《當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47—50頁。
(73)約瑟夫·G.馬奧尼：《美國價值觀發生了民粹主義轉向？——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張永紅譯，《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7期，第73—85頁。
(74)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7,United Nations,January 2018,p.21.
(75)美國學術界在貿易還是技術導致製造業工作流失這一問題上仍有廣泛的爭議。奧托等人的研究認為，來自中國進口的迅猛增長大約能解釋美國製造業工作喪失的20%—25%。David Autor,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on,"The China Shock:Learning from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8,2016,pp.205-240.另一項被美國媒體廣泛引用的報告認為，在導致美國國內製造業就業減少方面，機器人以及國內其他因素佔到88%，淨出口僅佔13.4%。Michael J.Hicks and Srikant Devaraj,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of Manufacturing in America,June 2015 &April 2017,Ball State University,https://conexus.cberdata.org/files/MfgReality.pdf.而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2000-2014年間美國丟失了5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如果沒有貨幣操縱引發的貿易赤字，那麼美國製造業將獲得89—230萬個工作崗位。Robert E.Scott,"Manufacturing Job Loss:Trade,Not Productivity,Is the Culprit",August 11,2015,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manufacturingjo-loss-trade-not-productivity-is-the-cul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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