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垣 印 記
編者按
1956年4月5日，葛啟任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同志從1943年調到平北工作始，直到1977年離開，在張家口這塊土地上奮鬥近四十年，把最珍貴年華奉獻給了張家口人民，同時與張家口的幹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時時牽掛著張家口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葛老總是滿懷深情地說：“我愛張家口的山、張家口的水，更懷念張家口的人民。” 今天向大家介紹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葛啟（1913.12—2003.04）原名葛善舉。望都縣人。中共黨員。民國十八年（1929），葛啟考入河北省立正定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即接受進步思想，民國十九年（1930）12月因參加學潮驅趕反動校長受到迫害，民國二十五年（1936）8月畢業後在望都縣第一高小任教。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毅然投身抗日。民國二十七年（1938）1月參加革命，受唐縣黨組織委派任望都縣路西區自衛會主任，4月任望都縣人民政府教育科長、祕書。民國二十八年（1939）6月任完縣（順平縣）人民政府敵工科長、教育科長、祕書。民國二十九年（1940）10月任完縣（順平縣）公安局局長。民國三十一年（1942）1月任阜平縣公安局局長，5月任雁北專署公安督察員，民國三十二年（1943）5月任平北專署公安科長、社會部長，1947年1月任察東專署專員、冀察專署專員，1949年2月任張家口市公安局局長，1951年11月後任張家口市委副書記兼公安局局長、市委第三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1955年2月至1959年7月任政協張家口市第一屆委員會主席。1959年4月任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市委第一書記。1959年9月被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撤職處分。1960年4月任保定電影膠片廠副廠長，1961年12月任保定地委書記處書記，1962年6月甄別平反後任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1964年被錯誤定為“胡、葛、解反黨集團”成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78年6月後任滄州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滄州地委常委、副專員，1979年3月任滄州地委書記，1979年9月任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政法領導小組副組長，1980年1月至1985年6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省委政法委副書記。1985年10月離休。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葛啟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反對虛報浮誇；始終堅持群眾路線，深入調查研究。
1958年，在全面展開“大躍進”運動的形勢下，葛啟作為中共張家口地（市）委第一書記，積極參與和領導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運動，決心率領人民群眾奪取更大戰果。但在實踐中，他很快發現了普遍存在的脫離實際的做法。在當時“氣可鼓而不可洩”的情勢下，他有許多擔心和憂慮。考慮怎樣讓幹部鼓足幹勁又能實事求是。一天他碰到全國文聯下放到涿鹿縣勞動鍛鍊的作家黃秋耘（臨時調到《張家口日報》工作），對放“衛星”提出質疑：“報上登的那些高產典型都是真的嘛？”
黃秋耘一怔，說：“畝產幾千斤、上萬斤糧食不可信，但報紙是黨委的喉舌，不跟形式怎麼行啊！”黃秋耘接著向葛啟反應：“許多勞動力都去大鍊鋼鐵、上山找礦，莊家黴爛在了地裡。”
葛啟說：“這樣搞下去，豐產不豐收，下一年青黃不接，春荒的日子是不好渡過的。”黃秋耘感覺到向葛啟這樣務實的領導同志不是很多。多年後，黃秋耘在《風雨人生》一書中寫道：葛啟書記是個腳踏在地上實事求是的務實派。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葛啟所關注的問題，黨中央、毛主席也已察覺並著手糾正。不久，中央召開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八屆七中全會作出決策，要求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糾正浮誇假報風。接到會議精神後，葛啟感到有了糾正浮誇風的依據和辦法，親自動手為《張家口日報》和地委理論刊物《大海陀》寫社論，召開縣區委書記會議貫徹會議精神，對幹部進行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辯證唯物主義教育，並在實際工作中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推動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一是集中討論整頓人民公社問題，實行兩級核算、四級管理、兩級包產；二是下發了《對農村人民公社十大具體問題的規定》，對自留地、養豬、養雞等家庭副業有所放寬，允許農民利用休息時間經營等；三是提出入食堂自願，農民可以從食堂打糧食回家等；四是在分配上貫徹多勞多得，超過包產指標的可按原定包產獎勵辦法獎勵；五是平調社員的財物退賠，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可折價歸還，一次還不起的可分期償還。所有這些措施都是中央制定的政策結合張家口實際情況的具體化。目的在於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上吃飽穿暖的好日子。這是當時人們渴望達到的最低要求。
遺憾的是，這些措施還沒來得及在基層落實，葛啟就在1959年8月召開的省委一屆八次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理由是他為地委報紙、刊物上寫的社論和在張北縣委擴大會、五級幹部會、市中級幹部培訓班、人代會、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錯誤的。省委在會議結論中說：“從今年1月開始，葛啟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連續地、越來越猖狂地進攻，攻擊省委直到中央的領導。”會議作出《關於葛啟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免去中共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雖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葛啟絲毫沒有改變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感情，也絲毫沒有放鬆對如何儘快發展農村生產力的苦苦思索。在任保定膠片廠籌建處副主任的二年半時間內，他還反覆研讀了毛主席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堅定地認為自己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研究問題的思想作風沒有錯。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1962年4月，河北省委根據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為錯誤處理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撤銷了《關於葛啟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恢復其名譽和職務。葛啟回到張家口重新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繼續探索恢復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工作。當時面對的實際情況仍然是：農村生產力發展緩慢和農民生活極度困難。
他首先來到當時生產上問題較多，農民生活極度困難的蔚縣。縣委領導向他彙報，糧食生產從1958年的1.84億斤下降到1960年的1.078億斤，人均口糧只有日均7兩原糧，當時執行16兩制，7兩隻等於10兩制的4.37兩。葛啟問，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的原因是什麼？縣委領導說：主要是搞一大二公、窮過渡、刮共產風、搞浮誇假報、高徵購等挫傷了群眾生產積極性，破壞了生產力。談到教訓時，縣委負責人說：“哪裡‘五風’颳得大，哪裡死人多。有的公社月死亡人口率高達7.64%，一般也在6.32%、4.74%，而一些‘五風’小的地方人口死亡率只有1.54―0.91%。”
葛啟又來到蔚縣常寧公社。公社書記彙報情況說：“全公社總耕地19229畝，有白茬地10200畝。4個行政村，8個大隊，59個生產隊，1154戶，3433人，男女整半勞力1536人。牲畜189頭，膘情好的47頭，膘情不好但能使役的61頭，不能使役的81頭，佔43%。東溝一隊1頭牲畜也沒有，4個生產隊只有一頭牲畜，很瘦弱。有母驢11頭，母牛18條，瘦弱不發情。”說到群眾生活，公社書記說：“1961年實產糧食400679市斤，每畝平均25.3斤，留籽種138658斤，飼料42050斤，口糧219971斤，每人平均64斤，每日平均0.135斤，其中小莊最多，日均0.41斤。司街最少，日均只有半兩。去年秋收一結束，即有24個生產隊群眾沒糧吃，現在是7月半，到9月15日接上新糧，每人每日以5兩計，需要糧食102990斤，現存口糧42987.2斤，勞動補助糧29872斤，還缺3013008斤。事實上每人每天5兩不夠吃，群眾只有破產渡荒，已拿出12000件物品換糧食。東溝大隊115戶，已有105戶變賣一空。”
聽完公社書記的彙報，葛啟趁午後休息時間和地委書記處書記張何明，祕書長亢傑到村中去看情況，看到一個30多歲的婦女在推碾子，碾盤上只有一斤多點糧食，連碾盤也沒鋪滿，要軋成面回去喝糊糊。他們又到了一戶農民家裡，一家人正在吃飯，鍋裡全是南瓜條，一點糧食也沒有。他心裡一陣酸楚，農民生活確實困難到了極點，手裡要真有糧食，何至於此呢！
在討論解決面臨的困難時，他根據一路調查看到的問題，提出了“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統一分配，定產到地，責任到人，超產獎勵（歸己）”二十四字生產責任制。而群眾堅持要求“包產到戶”，認為“交了國家的，留下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簡單明瞭，省掉了中間環節，不用算賬。葛啟從實際出發，毅然同意常寧公社群眾實行“包產到戶”。後來，他通過蹲點調查研究，又在懷安縣沙家屯試行農民“操心田”，是另一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1964年，葛啟被錯誤定為“胡、葛、解反黨集團”，再一次被撤銷地委第一書記職務，作為普通的“四清”工作隊員到農村參加“四清”。他沒有因此而痛苦，反而覺得欣慰。原因是又能夠和農民在一起，調查瞭解農村情況，更好地研究農村生產力發展變化。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對他的罪名又進一步升級，叫做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無產階級專政最危險的敵人”“不共戴天的敵人”。由人押解到地直各單位和各縣鄉、村輪番進行批鬥。雖然失去了“人生自由”，但他還是利用接受批判的機會，把聽基層幹部和農民批判發言作為一種特殊的調查研究方式，側重瞭解農村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狀況以及農民生活貧困程度。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暗中同情葛啟、保護葛啟。有一次，他在蔚縣接受批判時，一個農民把自己坐著的小板凳放在他的屁股底下。當太陽升高時，又有人把草帽給他戴在頭上。吃飯時，一個農民把葛啟叫到家裡吃聘閨女的油炸糕熬豆腐。還有一次，在赤城縣一個村裡，專案組擺好了幾個長條板凳，準備讓葛啟等人站到上面接受批鬥。老鄉們紛紛把板凳拿走，說怎麼能給這些走資派坐呢，還是我們坐著放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為葛啟平反，指出：“根本不存在胡開明、葛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陰謀集團，胡葛解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等問題。”中共張家口地委也宣佈：“所謂胡葛解問題，是張家口地區最大的冤案，堅決予以平反，強加的一切汙衊不實之詞，一律推倒。”
記原張家口市委書記葛啟
葛啟在兩次任張家口地、市委書記期間，都全身心地集中在探索研究發展當地生產力，儘快改變張家口的落後面貌，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把珍貴年華奉獻給了張家口人民，與張家口的幹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時時牽掛著張家口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98年夏末秋初，他再一次回到他魂牽夢縈的張家口，常寧鄉仍然是談話的一個重點。人們告訴他常寧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鄉1981年生產責任制實行之初，糧食總產量即達到421萬斤，等於1961年的21倍多，總收入161萬元，比1981年增加61%，人均收入增加52.4%。九十年代發展更快，1996年社會總產值2918萬元，糧食總產量490萬斤，油料54.6萬公斤，人均純收入2488元。常寧變了，蔚縣全縣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貧困狀況。1997年工農業總產值22.58億元，是1978年7.2倍，財政收入8705萬元，是1978年的12倍。
葛啟對張家口人民和這片熱土有著太深、太濃的愛，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的那樣：“我1943年調到平北工作，直到1977年離開張家口，近四十年的風風雨雨、坎坎坷坷，鍛鑄了我對張家口人民及張家口山山水水的深厚感情。我雖然離開張家口十多年了，可心裡仍時時地想著她，願意時常去看看她，也確實忘不了她。每當我聽到或看到張家口受災，就憂心如焚，也為她的每一個進步和變化而感到由衷地喜悅和欣慰。”
（本文摘選自《張家口市志》，蒲遊江《葛啟與張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