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李開芬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達縣一個封建沒落的家庭。她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還當過司法辯護人，在鄉里鄉外享有較高的威望。因此，還被推舉當過一段當地民團的團總。而我母親，從小就是封建家教的叛逆。14歲，她就參加了革命。16歲，她參加紅軍。17歲，她又因為出身“問題”被打成反革命，是巴蜀女將張琴秋救了她。1935年，戴著“肅反對象”帽子的她，在“肅反”的監視下，踏上了長征路。1937年，在經歷過西路軍西征的重重艱險後，她成功地逃離敵人的魔窟，回到自己的隊伍。“文化大革命”中，她再次被造反派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受盡屈辱與折磨，然而，她再次挺過來了，直到組織再次為她徹底平反。
第一次面對死亡——“肅反對象”的長征路
1931年，我母親在達縣女子師範學校學習期間，受到國文老師、地下黨員於民聲的影響，參加了革命活動，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她先是參加張貼革命傳單的任務，後來，她又利用“民團團長之家”的便利條件，在自己的家裡開設了黨的地下交通站。小小年紀的她，就帶著七八歲的妹妹擔負起為黨的會議站崗放哨的任務。她母親也為負傷的地下黨員熬雞湯，替地下黨員藏匿槍枝……而擔任民團團長的她父親，則幫助隱蔽傷員、應付國民黨的搜查……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轉戰進入川陝地區，並於1933年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6歲的我母親，立即在家鄉參加了紅軍。
然而，正為自己當上一名紅軍而興高采烈之際，“左”傾機會主義的肅反擴大化之風，悄悄刮到了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4年年初的一天，已經入了黨的我母親，接到通知去參加黨、團員大會。參加會議的人很多，大家正專心致志地聽著一位首長作關於如何擊破敵人“三路圍攻”的報告，突然有人提出，為了粉碎教人的進攻，應該先“審查”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的成分，以“純潔”革命隊伍。很快有人上臺唸了一份預先堆備好的名單，剛唸完，就有十幾名優秀黨團幹部被視為“反革命”捆綁起來，押赴“革命法庭”。
接著，是現場揭發。而且是，誰被揭發，誰就當場被押走。
正在惶惑中，我母親就見一個人三步並作兩步地衝上主席臺，揚起手，大聲地喊道：“李開芬也是反革命，她父親是團總！”
“什麼，我是反革命？”我母親瞪大雙眼，以為自己聽錯了。
正在這時，我母親就見幾個荷槍實彈的人，向她走了過來……
回過神兒來的我母親，趕緊大聲呼喊著：“我不是反革命，我是真心實意革命的……”
然而，這一切都毫無作用，我母親被強行押走了……
刑場上，正當我母親絕望地閉上雙眼時，就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中，4名持短槍的女戰士齊聲喊道：“把李開芬放了！”
隨後，在4名女警衛員的護衛下，一個穿列寧服的女首長跳下戰馬，用馬鞭指了指行刑者，聲音不高，卻是十分威嚴地說道：“把李開芬放了！”
這位女首長就是紅四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極富傳奇色彩的我軍歷史上唯一指揮過打仗的女將軍——張琴秋。
實際上，這之前張琴秋並不認識我母親。只是在審查決定處死的“反革命”名單時，發現我母親的履歷簡單又清白，既是一個剛剛17歲的女孩子，還有著當時非常寶貴的文化水平。於是，張琴秋親自趕到刑場，把我母親救了下來。
為了保護我母親，張琴秋又親自安排我母親到列寧小學當教員。去給都是紅軍子弟和烈士遺孤的學生們上文化課。於是，我母親白天教他們識字、算術和唱歌跳舞，晚上就像媽媽那樣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
由於反對張國濤的“肅反”擴大化錯誤，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被張國濤降到組織部當部長去了。
我母親的“案子”，又被“肅反”們重新拾了起來，讓我母親去省裡報到。得到消息的縣委，不僅沒讓我母親去省裡報到，還把我母親從列寧小學調了出來，安排到新組建的火線宣傳隊去當隊長。
火線宣傳隊連我母親一共只有7人，都是十五、六、七歲的小姑娘。
學唱紅軍歌曲、民歌小調；練習對敵喊話，背詞兒；還練習瞄準、射擊和簡單的戰術動作……經過兩天緊張的訓練，制定好宣傳計劃，寫好決心書、保證書……這支小小的女子火線宣傳隊就開赴前線了。
在紅軍一個排的兵力掩護下，利用拂曉前敵人鬆懈的機會，我母親他們趴在距敵僅幾十米的前沿戰壕胸牆上，開始了對敵喊話……
開始，敵人還放上幾槍和罵上幾句，可聽著聽著，對方就老實了。於是，我母親她們就將事先排練好的紅軍歌曲和《白軍士兵苦》、《兵變回老家》等民間小調唱給對方聽。間夾著，向他們宣傳紅軍的性質，講窮人翻身的道理……
幾天下來，對方的白軍不僅不再放槍、罵人，還和宣傳隊員們拉起了家常，訴說起自己家鄉的苦……
正在這時，縣委書記餘明奎親自來到宣傳隊，找到我母親，當眾大聲喊道：“你不是有病嗎？還不趕快去住院？”
“住院？”我母親一愣之間，就見餘明奎正向她擠眼，話頭一轉的我母親，趕緊答應道：“好……好。我住院。我這就去住院。”
第二天，我母親就和高澤生、趙定秀、鄭淑芬等幾個有“肅反”嫌疑的小姐妹，被一起送到了駐通江縣肖口樑村的川陝工農總醫院病號連。
沒想到，幾天後，我母親還真的染上了傷寒，嘔吐、拉肚、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
一天深夜，幾個“肅反”還是追到醫院，闖進病房，不分青紅皁白地把還在昏迷中的我母親從床上硬是拉了起來：“你父親到底是幹什麼的？快說，不說就拉出去！”
就在這時，病號連的連長王長德（開國大將譚政的夫人）趕了過來，右手一指，大聲喝問道：“你們想幹什麼？她是我的病人，還在昏迷中，絕不許你們動她一根汗毛！”
那些人轉向王長德：“你要包庇她？”
王長德兩手叉腰，怒目圓睜：“我是連長，要對我的病人負責！我是窮丫頭出身，三輩子貧農，不吃你們那一套！”
爭吵了一陣子後，那些人拿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窮丫頭出身，三輩子貧農”的病號連連長沒辦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母親又一次得救了。
以後，王長德又多次擋住了“肅反”們的糾纏，保住了我母親的生命，還把我母親送到醫務處學習了幾個月的外科，當上了醫院的外科醫生。
1935年春天，戴著“肅反對象”帽子的我母親，在保衛人員的監視下，隨著紅四方面軍揮師北上，開始了萬里長征。
長征路上，剛剛當上外科醫生的我母親，和戰友們一起，想盡辦法，克服種種困難，因陋就簡地搶救、救治了許多傷病員。一次戰鬥後，頭部負重傷的總部宣傳幹事於桑（建國後任公安部副部長）被抬到醫院，可老醫生都在手術檯上忙著做手術，實在找不到人了，主任就叫我母親上臺主刀。我母親就在主任的指導下，將生命垂危的於幹事搶救了過來，讓他整整感激了一輩子。
行軍路上，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母親遇到了已經調到外單位的王長德，她興奮得跳起來抱住了最親密的戰友，眼淚成串地流了下來。
“開芬，別哭呀！怎麼樣？那檔子事還沒完？”
“帽子還戴著，怎麼能算完呢。”
“聽說，你父親被‘肅反’鎮壓了，你母親被逼得自殺了，你哥哥也被趕走了？”
我母親含著眼淚點了點頭：“姐姐，這一切，還有勞累、寒冷、飢餓，我都能忍受，可是……”
“開芬，要活下去！一定要活著走到目的地，我在那裡等你。”
“姐姐，你放心．我不會走絕路的。自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決心革命一輩子了。就是在我揹著比別人重一倍的東西過大渡河的鐵索橋時，我的手還緊緊抓住鐵索。我不能掉下去，別人失手落水是為革命犧牲，是光榮。我若掉下橋去，就是自殺，就成了一個畏罪自殺的反革命。我一定活下去，我要用自己的最後一口氣走完長征路，用行動證明我李開芬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投機分子。”
王長德高興地揮了揮拳頭，使勁地說：“好！開芬，認準的路，就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進入山多地少的少數民族地區綏靖之後，見牧民無衣無食，實在無法徵集到糧食，醫院只好讓紅軍戰士、醫務人員到野外去挖野菜，採集中草藥來挽救處於飢餓和病痛中的傷病員。可是，杯水車薪難以奏效，醫院領導決定派小分隊去敵人盤踞的山寨裡奪糧。
政治部李植林主任指定我母親和王祕書帶隊，率領三十多個以女同志為主的小分隊出發了。
沒有月亮的夜晚，山路凸凹不平，我母親帶著隊伍深一腳淺一腳地行進。他們爬上一座大山，眼前依稀可見一個寨子的輪廓。她命令小分隊加快步伐，悄悄靠近寨牆隱蔽待命。簡單觀察後，我母親先讓司務長帶兩個偵察組分左右兩路進寨，左路從側面搜索前進，右路從正面悄悄摸進。然後又讓王祕書帶幾個人留在原地，負責接應和掩護各路人員撤退。佈置妥當之後，我母親自己帶上十幾個手提口袋的戰士，貓著腰，迅速越過前面的圍牆，緊隨左路的偵察兵直插寨內。一個偵察員跑來報告說敵人並未發現我們，正在屋裡呼呼睡大覺。另一個偵察員緊接著報告說前面拐彎處的磨房裡正在磨面，只有牲口拉著磨轉，不見負責磨面敵人的影子。
就在這時，正面的一路偵察兵被敵人哨兵發現，打了起來。槍聲一片，喊聲不斷，我母親毫不猶豫地把手一揮，喊了聲“上’，帶領十幾個戰士飛快地衝進磨房，把剛剛磨成的麵粉和一部分糧食裝入帶來的口袋。正要撤退，從正面的大房裡突然竄出來十幾個敵人，一邊揉著惺忪的睡眼，一邊四處觀望，尋找槍聲從哪裡來。我母親覺得此刻不能戀戰，必須乘敵人混亂之際，把糧食運出去。她立即果斷地下達命令：“不要開槍，馬上撤！”
從房裡衝出來的那股敵人，向著槍聲密集的左寨跑去了。我母親未費一槍一彈，帶著人把十幾口袋米麵運出了山寨。然後，她組織身強力壯的戰士把糧食背下山去，留下自己和幾個男兵在寨口掩護，等負了傷的司務長的左路小組撤出寨子後，我母親他們才邊打邊退，交替掩護，從容地返回了醫院。
醫院沸騰了。那些飢腸轆轆的傷病員用柺杖搗著地說；“這是救命糧啊！應該給李開芬、王祕書、司務長立功！”
政治部李植林主任也高興地握住我母親的手說：“李開芬同志，醫院全體人員感謝你呀！”
事後，就連負責監視這個“肅反對象’的人都說；“人家是提著腦殼幹革命，我彙報啥？我得向人家學習！”
要過雪山草地了，專門來看我母親的王長德，送給我母親一雙布草鞋，我母親則把自己買的一包花椒鹽和一副墨鏡回贈給她。
狂風怒吼的雪山上，我母親穿著破夾衣，單褲，赤腳登著王長德送的布草鞋，揹著一簍糧食，一會兒手腳並用，在沒膝深的積雪中，奮力攀登；一會兒，和負責監視她這個“肅反對象”的戰士們一齊，肩頂手拉地將五十多歲的老中醫——趙主任，送過了連老鷹都難以飛越的冰峰雪頂……
茫茫無際的草地中，我母親主動負責“探路”。她拄著一根長長的樹棍，冒著雨雪嚴寒，走在最前面，一步一探地繞過一個接著一個、深不見底的沼澤泥潭，為傷病員和醫護人員踩出了一條前行之路……宿營了，我母親又主動去拾柴燒篝火……還強打精神為疲憊、飢餓的傷病員們唱上一支歌……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終於在歷盡千辛萬苦，三過草地之後到達了甘肅會寧，與紅一、二方面軍會師。長征路上，表現出色的我母親，也被組織認定為“黨信得過的紅軍戰士”，終於把她戴了三年的“肅反對象”的帽子摘掉了。我母親也在歷經三年的監視、“考驗”後，第一次露出了笑臉。
“解放”了的我母親，立即被送進中央黨校學習。當黨校總支書記康克清大姐瞭解到這個聰明、漂亮、堅強，19歲的小紅軍的坎坷經歷後，十分同情她，也非常喜歡她，就把她當作自己的親妹妹，幾乎天天都要給她“開小灶”，上“小課”，幫助她，鼓勵她，給她講井岡山、講革命的理論。從此，康克清大姐不僅成了我母親的終生良師益友，還在我母親那純真的心田中，第一次撒上了“井岡山的種子”。
第二次面對死亡——鐵血西路軍
1936年10月，中央黨校的學習還沒有結業，我母親就被調到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去當祕書兼該團1營（保衛營）分總支書記，踏上了執行中央軍委寧夏戰投計劃和打通國際路線的“西征”之路。
當上團部祕書的我母親，由於工作的需要，隔三差五地就要陪同團長、政委到婦女先鋒團的“頂頭上司”、紅四方面軍教導團團長兼政委朱良才那裡去彙報工作、領受任務、參加會議（婦女抗日先鋒團和青年先鋒團統歸教導團指揮）。這時，再見到從井岡山走出來的身經百戰、精明強幹的原紅一方面軍軍政委朱良才，我母親心中湧動出來的，就不僅僅是對“上級”和“領導”的尊敬了，還有著對“井岡山幹部”的親切與景仰。同樣，朱良才也對這個聰明、漂亮；歷經磨難而愈發堅強的年輕女紅軍幹部，充滿了好感。
西路軍一過黃河，就陷入了艱難的苦戰之中。
由於沒有根據地與後方供應，近二萬人的西路軍在貧瘠、人煙稀少的河西走廊地區，不僅沒吃的，連飲用水也奇缺。困難時，婦女先鋒團全團只能分到一桶水，一千來人的隊伍，每個人只能喝上一兩口，人人嘴脣都裂著口子，舌頭幹得打不過彎來，連說話都有些困難……疾病，也在部隊中蔓延著……
為了解決吃水的問題，根據團長的命令，我母親親自組織人員將馬匪填死的一口水井挖開，數九寒天，地硬如鐵，一鎬頭下去，只打出一點白星子，虎口卻被震得鮮血直流。女戰士們不分晝夜，不顧飢寒，一米一米地頑強挖掘，然而越往下越難挖，井深口小，只能用繩子繫著一個人下去，用小件工具一點一點地挖。一次，繩子斷了，一名女紅軍戰士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再往下挖，遇上了有毒氣體，連續犧牲了幾名同志。經過10多天的艱苦奮戰，終於挖到了井底，每天可以舀到一兩桶泥湯水。
除了吃飯、喝水問題，大西北凜冽的冰雪寒風肆虐著這些單衣破裳的柔弱肌體，飛沙走石把她們身上、臉上割出了一道道大血口子，冰凌常常掛滿她們的頭髮、眉梢。
高臺失守後，西路軍主力撤至張掖南部的倪家營子，面對7萬多敵人的進攻，紅軍晝夜血戰，傷亡慘重。
一天黃昏，王泉媛團長、吳富蓮政委帶著我母親到西路軍總部接受了到30軍陣地搶救傷員的任務。
天黑時分，在我母親帶領下，100多人的擔架隊抬著30副擔架，悄悄向30軍88師陣地摸去。還有老遠，大家就隱隱約約地看到曠野上，一個個穿著單薄破軍裝的紅軍戰士正在用刺刀同騎著戰馬、揮動馬刀的敵人在進行著激烈的肉搏戰，戰場上血肉橫飛，人喊馬嘶……
在我母親的指揮下，女戰士們按照事先演練好的戰鬥隊形，也不說話（怕暴露女戰士的身份），成集團隊形快速撲了上去……一路上，只要看到突入我陣地內的馬匪，女戰士們就三對一、五對一地“群起而上”，將敵人砍倒在地……
一看是婦女先鋒團上來了，88師的士氣大振，有的推開擔架隊的女戰士，堅決不上擔架；有的被迫抬上擔架後，又從擔架上滾下來，繼續向敵人爬去……
經速戰速決，擔架隊終於救出了負傷的戰友。
經半年多的浴血奮戰，西路軍還是悲壯地失敗了。
1937年4月初，從敵人數道包圍圈中突圍出來的婦女先鋒團的十幾個人和十來名男同志，在王泉媛團長的帶領下，沿著荒山雪嶺，頑強地向著東方摸去。在連續二十多天的行軍作戰中，她們的草鞋，跑掉了、磨爛了；單衣單褲，被枯枝利巖剮成了破布條；手和腳，凍腫了……一天傍晚，她們在荒山腳下發現了三孔沒門，沒窗戶的破窯洞。王團長決定休息一下再走。頓時，二十幾個人就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睡著了。我母親陪王團長安排好哨兵，拴好馬，這才擠到窯洞裡邊，將凍得渾身發抖的十五歲的小戰士吳秀珍抱到自己懷裡。
熟睡中的我母親，突然被誰在肩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急切中的我母親猛地一下睜開了雙眼，只見朦朧的晨光下，幾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睡在外邊的同志已被敵人押了起來。我母親推醒了還在睡夢中的吳秀珍，整了整衣服，在彎腰站起來的一瞬間，將已經沒有子彈的小手槍，塞到身下的浮土裡藏了起來。就這樣，我母親和團長王泉媛、特派員曾廣瀾以及她的七八歲的小女孩等二十幾個人，全被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來。
我母親和一百多名女紅軍一起被關在涼州（今武威）馬步青的一個臨時設置的監獄裡，高高的圍牆，雙重大門，森嚴的警衛。馬步青妄圖用恐嚇和“感化”來征服我們的紅軍女戰士，然後再“賞賜”給他的軍官們當“太太”。“慰問”、訓話、發衣服、組織“參觀”、“遊覽”、看電影……敵人挖空心思，耍弄一個又一個花招。我母親和曾廣瀾、王子俊、何福祥、沈秀英等同志祕密串聯在一起，結成了新的戰鬥集體，組織、團結和領導大家同敵人展開了堅決的、有策略的鬥爭。
同時，我母親和女紅軍們開始做逃跑的準備。她們利用放風的機會，目測獄牆的高度，摸清有多少道崗哨和換崗的時間；還跟被俘後留在醫院做苦工的戰友取得聯繫；並利用外出的機會，看好了一條出城的路，打聽到了黃河的位置……
一次“放風”，我母親正走著，就聽見圍牆外面有人低呼她的名字。
“你是誰？”戰友沈秀英上前低聲搭腔。
“我是老家來的，找她有事情。”牆外人說。
我母親聽出來了，牆外人是她上小學時的國文教師、地下黨員於名聲。
“於老師！”我母親又驚又喜。
於名聲低聲說：“你在這裡乾得很好，和敵人鬥爭得很堅決。現在，中央在蘭州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的吳祕書長就是朱良才。他奉中央的命令，專門負責營救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我們就是他派出來聯絡、營救你們的。希望你們把黨員組織起來，與敵人有策略地進行鬥爭，爭取早日返回部隊。”
於是，白天，敵人來訓話，晚上，我母親他們就分散到戰友中去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鬥爭勇氣。敵人要是組織“參觀”，她們就鼓動大家裝病；敵人讓給其部隊縫襪底，她們就怠工或故意縫得歪七扭八的無法穿。我母親還代表全體女紅軍給黨中央寫信。第一封信由到醫院看病的同志帶上，祕密地交給在醫院裡幹活的張志誠想法送了出去；第二封信讓獲釋出獄的曾廣瀾帶了出去。
8月的一天上午，忽然來了一大隊敵人，將她們一百多人全部押到了馬步青的軍部大院。先是馬步青胡謅了幾句假惺惺“關懷”的話，然後就宣佈第一批獲“自由”的名單。事情來得太突然，又無法碰頭商量，我母親只好警惕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開始念名字了，整個隊伍靜極了，一個、兩個、三個……每唸完一個紅軍女戰士的名字，就有—個同時被唸到名字的敵軍官站到了女戰士身旁……
“同志們，拼啊！”隨著一聲炸雷似的怒吼，我母親猛地跳了出來，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們搶回來呀！跟敵人拼啊！”
頓時，大家全驚醒了——這原來是敵人的毒計呀！瞬間，只見大院亂成一團，一百多個女紅軍一邊喊著：“要殺就殺，要斃就斃，寧死不受侮辱！”一邊又咬又打，又踢又撞地和凶殘的敵人扭打在一起。經過幾十分鐘的搏鬥，終於，寡不敵眾，有三十多個姐妹，被眼睜睜地搶走了。
敵人不甘心失敗，一再當眾宣佈：“誰要是不聽話，誰要是逃跑，就抽了誰的腳筋，就將誰分給士兵們‘共妻’，然後再吊死、喂狼狗。”敵人還改變了策略，採取拉攏，分化與零敲碎打的強硬手段相結合的辦法，將女紅軍們三個一批，兩個一撥地“分”了出去。最後，監獄裡只剩下十幾個人了。
這天，敵人的一名軍官，將“帶頭鬧事”的我母親叫到一間房子裡單獨談話了：“實話告訴你吧，馬軍長看你長得漂亮，又知道你知書達理，決定讓你去給他當祕書。”我母親則是高昂著頭，毫無畏懼地回答：“要殺要砍隨你便，要我當祕書、當‘老婆’一一休想！”
談話失敗後，我母親被帶到涼州城外的一所民房裡，和沈秀英等三人住在一起。當夜，正在熟睡中，一陣突然的砸門聲將她們驚醒了，還沒來得及下炕，門就被一腳踹了下來。三個手持馬鞭、馬棍的敵人闖了進來，連打帶踢將另外倆人趕了出去。不由分說，舉起馬棍、馬鞭就打。我母親赤手空拳地和三個如狼似虎的敵人拼搏起來，沒幾個回合，一個敵人的馬棍就打斷了，他嘴裡狠狠罵了一句，解下武裝帶，更加殘暴地劈頭蓋腦地揮動起來。馬棍，馬鞭，武裝帶像雨點一樣地打著、抽著，一直把我母親打得不省人事，一個敵人又踢了一腳，罵了句“看看是你厲害，還是老子的馬鞭厲害”，這才揚長而去。
敵人一走，沈秀英和另外幾個同志趕緊跑了進來，小心翼翼地將我母親抬到炕上，只見我母親的背、胳膊、腿全被打爛了，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就是這樣，我母親也沒有吭一聲，只是咬緊牙關，狠狠地罵道：“打吧，打死我也不屈服！”
被打傷的我母親，每天只能一動不動地趴在炕上，吃飯、換藥、梳洗……全靠姐妹們輪流照顧。敵人以為我母親被“打服了”，看她連動都不能動一下，也就暫時放鬆了對她的監視。可我母親，一時一刻也沒放棄越獄的念頭，身子不能動，就通過沈秀英繼續做工作，終於爭取了一個姓盛的傳令兵。
這個傳令兵原是一個副官，後被降職，良知尚未泯滅，願到紅軍隊伍裡參加抗日。為可靠起見，十五歲的沈秀英還和傳令兵結成了兄妹。經過十幾天的準備，逃跑的各項工作全部就緒，我母親的傷口雖然還沒痊癒，但已能下炕走動了。我母親決定：趁敵人麻痺之機，立即逃走。
九月的一個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整個大地都沉睡了，聽不見一點聲響。我母親與沈秀英和衣躺在炕上，每一個毛孔都警覺地張開著，聽著外邊的動靜。“嘭——嘭——嘭”，三下輕輕的敲窗聲響了起來……沈秀英看了看我母親，我母親一咬牙，點了點頭，沈秀英就躡手躡腳地下了炕，悄然無聲地打開了門：果真是傳令兵。他倆攙著我母親，無聲無息地走出屋子。馬就在不遠的溝裡，他倆先把我母親扶到馬背上，然後沈秀英騎在後邊抱住我母親，在一個當地老鄉的帶領下，悄悄從野地裡繞過了涼州城，然後，不顧天黑路險，飛馳而去。
為躲開馬步青的追捕，我母親裝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隨身丫環，由傳令兵護送而行。
繞沙漠，走戈壁，順著荒涼小道，她們一直走了六七天，終於快到蘭州了。這天，一個村莊忽然橫擋在她們前進的路上。正要設法繞過去，七八個手持長槍、大刀的民團就從路邊擁了過來。傳令兵大搖大擺地迎了上去，先給一個當官的遞了一支菸，又朝他耳邊嘀咕了一陣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裡的小卡片，就見那個民團立即堆滿了笑容，先是點頭哈腰地對身穿緞子旗袍，高傲地騎在馬上的我母親連聲說：“對不起，誤會，誤會了……”然後一揮手，將她們放了過去。一進村口，就見“女共匪李開芬拐騙人員馬匹潛逃……抓獲者，賞銀元1000元。”的通緝令和別的佈告、通緝令一起，貼在路口的一面牆上，我母親冷冷一笑，頭一昂，提韁策馬就過去了。
十月的一天上午，我母親—行三人，跨上了蘭州黃河大橋。可儘管她們對答如流，守橋的警察還是扣留了她們，將她們押到橋邊的警察所裡。“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我母親飛快地盤算、思索著：“絕不能前功盡棄，絕不能到了家門口又入虎口。”她決心破斧沉舟，亮出真正身份，便平靜地回答：“我們是紅軍。”“紅軍！？”“對，我們是紅軍。現在我們要回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敵警察所長一邊轉動著眼珠子，一邊裝糊塗：“八路軍在這沒什麼辦事處啊！”我母親毫不遲疑地將“蘭辦”的門牌號碼、負責人的姓名告訴他，並鄭重地警告那個所長：“請你立即通知‘蘭辦’，說李開芬三個人回來了。如你故意刁難，阻撓，一切後果由你負責！”看到我母親如此瞭解情況，態度又是如此堅決、強硬，生怕承擔“破壞國共合作”之責的警察所長，只好答應先將我母親和傳令兵放過橋，將沈秀英留下作人質。我母親一出門，就叫了一輛馬車，直駛“蘭辦”。
當我母親撲向迎出來的黨中央代表謝覺哉、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彭加侖、祕書長朱良才、工作人員王定國時，就像久別剛歸的孩子撲向自己的母親一樣，只說了一句：“我——回來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聲了。
謝老輕輕撫摸著伏在王定國大姐懷裡痛哭的我母親，慈愛地說：“一個女孩子，能從敵人虎口裡逃出來，真是不容易啊！你不僅自己逃出來了，還帶回來一個女紅軍，並爭取了一個馬步青的人蔘加了革命隊伍，真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女戰士啊！”第二天，路過“蘭辦”去蘇聯的賀子珍大姐聽到此事後，特意將我母親拉到身邊左看右看，讚揚道：“年紀不大，能從敵人虎口裡逃出來，真不簡單！”
很快，黨組織就恢復了我母親的黨籍，並留她在“蘭辦”參加工作。經謝覺哉和王定國的牽線搭橋，我母親也和早已景仰的“頂頭上司”——朱良才，結成了“長征夫妻”。
第三次面對死亡——永遠的女紅軍
抗日戰爭中，我母親先是在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任學員，畢業後，留在抗日軍政大學醫院第一分醫院擔任指導員，後來，就和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的我父親一起，一直在毛澤東親自題詞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她擔任了葉劍英任校長兼政委的華北軍政大學女生大隊大隊長（師）。建國後，她先是在華北軍區司令部司政直政處任主任，後到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運動開始不久，四機部在南京的重點國防工廠就全亂套了。周恩來總理親自把四機部部長王錚叫到面前，讓他立即控制局面。王錚告訴總理：“奪了權的頭頭們說，北京來的人，誰敢到南京我們這個廠插手，就叫他有來無回。”
“那好，就派不怕有來無回的幹部去插手，去奪權，去領導革命群眾把軍工生產搞起來！”周恩來揮了一下手，“你考慮一下誰去最合適。”
“我去。”王錚微微有點笑意，“總理，我倒不怕有來無回。”
“你不怕有來無回，我還怕呢！你這個四機部部長回不來，全國的無線電工業誰來抓？你不能去，從你們機關派個得力的幹部去就行了。”
王錚決定：派我母親去。
我母親臨危受命，帶著幾個隨員，來到南京，第二天，就不顧隨員的勸阻，應“邀”參加了造反派的大會。
我母親在主席臺，不管你是什麼動機，不管你是什麼派，不管你是真情還是假意，今天你提供了這樣一個講壇，我就要宣傳黨中央的政策。李開芬從“抓革命，促生產”的重要性講起，一直講到這個廠的全體職工在過去所作的貢獻以及今後的“促工作，促戰備”的歷史重任面前應有的姿態。一些關心生產，關心國家的老職工感動了，
他們由衷地擁護四機部派來的代表的主張。李開芬來南京XX廠的第一炮打響了。
回到住處，李開芬馬上給王錚部長打電話彙報了初步感覺到的一些問題，以及她自己對XX廠的運動前途的一些看法。她不同意馬上就更換目前的領導班子，那樣又等於支持了一派，批判了一派。雙方爭執起來，局勢會更亂。真正的好辦法是使兩派群眾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統一行動，把軍工生產恢復起來。至於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對本廠領導幹部的看法不同，那可以先擱置起來，慢慢解決，這就是求同存異。
王錚贊同她的分析，命令她摸清情況後就回北京。
李開芬和她的隨行人員奉命從南京回來了。這是個敢於去冒著風險完成任務的勇敢的好乾部，然而等待她的不是上級首長和在京戰友的熱情的迎接，而是造反派早已準備好的牢籠。她被關押起來了。
這一天，長安戲院門前亂成一片，大卡車、小轎車來來往往。戴著造反派袖標、躁動不安的男女吵吵嚷嚷，大標語從樓上垂到樓下，大字報連門窗都糊嚴了。這裡要幹什麼？要開個批鬥大會。四機部的造反派批鬥四機部部長王錚，李開芬是作為部長的“黑干將”拉來陪綁的。江青也來了，但她不上主席臺，不在人前露面，只坐在觀眾席裡，由一批警衛人員在周圍保護著。這場面是造反派做給江青看的。
批鬥對象還沒有押上臺，臺下的攝影機已經架好，他們要拍下批鬥對象“低頭認罪’’的姿態以標榜自己這一派的戰績。臺上 燈光亮得刺眼，造反派用“噴氣式”把李開芬推上臺來，第一個動作就是讓她低頭認罪。認罪？我沒有罪，為什麼要低頭。李開芬挺胸而立。
“低頭！”臺上臺下的人高聲叫喊。
李開芬仍不低頭。為什麼低頭？向誰低頭？面對著馬步青的棍棒鐐銬沒低頭，面對著張國燾執法隊的槍口刀鋒沒有低頭，今天，我也決不在造反派面前低頭。
“低頭！低頭屍
“低頭認罪！不低頭就砸爛她的狗頭！”喊聲、罵聲像狂濤暴風。拳頭、皮靴向著她的頭、頸、腰、膝猛力踢打。頭髮被揪住拉起來再按下去，按下去又抬起來。但李開芬始終沒有“低頭認罪”，她自信自己幾十年出生人死幹革命，無罪，無須低頭。
李開芬被關在一個大院裡的一座高樓上，門上、窗上、牆上都糊著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死不改悔，死路一條！”“大叛徒李開芬罪該萬死！”“打倒李開芬！”這些千篇一律的駭人標語，她看慣了，看厭了，索性不予理會。自己倒要在這個黑暗的牢房裡，冷靜地思考自己今後如何活下去，鬥爭下去。
在關押期間，她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申訴自己的冤情。並以自己在被“群眾專政”中的體會，說明這種關押待遇與馬步青的監獄生活差不多。心也善良，情也懇誠，可是給中央的信被造反派扣留了，又招來更加殘酷的報復。他們說她是反攻倒算，是與革命群眾為敵，是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是對抗偉大的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接二連三的批鬥會便召開了。她們把李開芬用“噴氣式”架出來，然後一腳把她踢倒，再逼著她爬起來，尚未站穩，又是一腳踹下，使她摔得爬不起來了。爬不起來，這些人就用手揪著她的衣領把她提起來。摔昏了，限五分鐘清醒，接著再鬥。李開芬認識了造反派的手段，造反派也認識了李開芬的性格。前者是無論如何我不能無緣無故地死，後者是置李開芬於死地而後快。有一次，造反派把她拖到三樓的一間房子裡批鬥，她又被打倒在地，頭昏腦脹地爬不起來。小頭目指著窗戶說：“李開芬，這是三樓，不算高也不算低。你跳！窗戶開著吶，你跳！跳呀！”
李開芬強制著自己，從昏迷中清醒過來，她心裡盤算著：無論如何折磨我，我也不能讓他們乘我昏迷之際，治死我，把我當死人抬出去。那樣，他們就要說，我是畏罪自殺，是“自絕於人民”。
李開芬仍舊關押著。
一天，來了兩名軍人，拿出一張照片給她看，要她證實，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共產黨員。
說來真巧，照片上的人恰恰是30多年前在大會上宣佈李開芬是反革命並將她綁赴刑場的那個領導幹部。
長期做黨的組織工作，養成了她嚴密的政策觀念，她非常鄭重地問：“你們是哪個單位的？有介紹信嗎？”
“什麼？介紹信？”軍人笑了，“這是什麼時候，你還要介紹信！”
“我沒聽說共產黨取消了這個組織制度。說實在的，這個人我認識。但是你們沒有介紹信，我沒法瞭解你們的身份，所以關於他的情況，我一句也不能對你們講，更不會給你們寫什麼材料。”
李開芬講到此處便一言不發了。兩位軍人只好悻悻地走了。
外調人員走了，李開芬的心裡再也難以平靜了：我怎麼能忘記這個人呀，30多年前，在那一次黨團員大會上，他站出來說我李開芬是反革命，是混到革命隊伍裡來的！就是他這幾句“真情”話，我被送上刑場，若不是張琴秋趕來相救，16歲的少女就成了刀下之鬼了。現在，部隊來人外調他的歷史，說明這個人在部隊裡渡過了幾十年的歲月，我必須慎重對待他。至於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我們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但是在大會上他說他是共產黨員，我是反革命，這兩句話我是刻骨銘心的。從這個角度上，我可以證明他是共產黨員。說他是真黨員，外調人員也未必相信。而且我自己可能招來麻煩；但是，若說他是假黨員，在這樣的時刻，他很可能被活活打死。我必須十分慎重，即使為此事要惹來麻煩，甚至招來橫禍，我也不能說半句假話。
三天後，又來了兩位軍官，仍然為那人的真假黨員問題，讓李開芬寫證明。這次，他們按照正常手續，讓李開芬看了介紹信。
“你說一說他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沒有組織上的聯繫，然而我可以準確地證明他是不是黨員。”
“據瞭解，這個人對你很熟悉，對你的家庭也很瞭解，你們之間是什麼關係，是可以想象到的。”
“嘿嘿，你想象不到我們之間的關係。”李開芬舒了口氣，以使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我們是在一次會議上認識的，可是彼此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你說說是怎麼回事？”
“1933年我參加縣裡召開的黨團員大會，他在大會上忽然站出來揭發我是反革命，我驚奇地看著他，我從來也不認識他，這種‘揭發’從何說起呢？從當時他的表現看，他是非常激動，非常真誠的。他大聲宣稱：‘我是共產黨員，絕不向黨隱瞞真情，李開芬是反革命！’我為此戴了許多年‘肅反對象’的帽子，差一點掉了腦殼，我能忘記這位‘共產黨員’嗎？我恨過他，罵過他，可是他畢竟在部隊工作了幾十年，戰鬥了幾十年，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當時人們的覺悟程度，我諒解了他，寬容了他。”
“你講這些話想說明什麼呢？”
“我想說明他是共產黨員，而且在1933年就是黨員了。”
“你敢證明嗎？”
“敢。我願意寫證明材料，把當時的真實情況說清楚。”
“李開芬，你是參加工作幾十年的老革命了，而且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你見得不少，你考慮過這樣寫證明，自己會有什麼後果嗎？”
“我考慮過。但是我相信一點，假的，經不起考驗；真實的，是永恆的。我願承擔一切責任，一切後果。”
李開芬寫下真實的證明材料。兩位軍官告辭時，見四下無人悄悄地對她說：“你是個真共產黨員！”
李開芬的丈夫朱良才上書黨中央，為他的妻子鳴不平，要求公正地處理。
上將上書陳詞，引起黨中央的重視。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李開芬出獄了。
長時間的群眾專政下的關押批鬥和監獄折磨，李開芬的身體變得很虛弱了。她回到了那個年久失修，庭院荒蕪的家，見到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丈夫和兩個因母親入獄而受到株連的孩子，她流下了辛酸的眼淚。
李開芬出獄了，就要恢復工作了。人瘦了些，但精神尚好，談笑風生，不減當年……
消息不脛而走，傳到四機部機關。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鬥過，打過，罵過她的頭頭們坐不住了。
他們著慌了，紛紛向她賠禮道歉。
但是，李開芬恢復工作之後，沒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報復那些曾經打過她，罵過她，誣陷過她，甚至逼她跳樓的人。她理解那個荒唐的年代，荒唐的領導，荒唐的政策引導下的一部分年輕人的錯誤行動。她以寬闊的胸懷原諒了這些人，她向他們指出：做人要正派，要有良心，要真實，不要做可厭的風流人物。
1972年，她又回到部隊工作，擔任北京軍區後勤部副政委。在這個崗位上，她又勤勤懇懇地工作了十多年，直至1983年4月才奉命從第一線退了下來。
北京軍區所轄部隊分佈河北、山西、內蒙和京、津五省市自治區，綿延數千裡。而部隊的醫院也遍佈各地。為了全區部隊的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幾十萬部隊指戰員的身體健康，她不遠千里奔走在華北平原和塞外邊疆，深入各野戰醫院進行調查研究。每次下去，從不借機遊山玩水，連星期天也很少休息。到了下級單位，堅持和幹部戰士在大食堂排隊就餐。群眾讚歎說，老紅軍就是不一樣，李副政委有紅軍作風。
為了搞好“醫院工作重點轉移”的調查研究工作，李開芬在赤日炎炎的夏季到地處華北“火盆”的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蹲點，寫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調查報告，經總後勤部批示轉發全軍。而大雁南飛，李開芬卻又頂著刺骨的寒風，奔赴雁門關外的城市大同，到解放軍322醫院繼續搞醫院工作重點轉移情況的調
查。照例，到了哪裡也是一個原則：不吃小灶，到大食堂排隊買飯；不遊山玩水，把時間都用在工作上。
有的同志開玩笑說：“別的首長冬天往南走，夏天往北行，既避暑又避寒；你倒好，冬天往北行，夏天往南走，寒暑都趕上。”
時任四機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我母親，被當作部長、開國中將王諍的“黑干將”，被造反派打倒。在被關押的兩年中，批鬥、辱罵、毆打、拳頭、皮靴、“車輪戰”、“噴氣式”、“被自殺”……都沒能讓體驗過“被肅反”，走過長征路，嘗過敵人監獄的我母親屈服。直到1969年10月，我父親借“戰備疏散”之機，上書黨中央，在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下，才將我母親“要”了出來。1972年，我母親又重新穿上了軍裝，擔任了北京軍區後勤部的副政委，在新的崗位上，她繼續為黨、為軍隊工作了十多年，直到離休。
朱 新 春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