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班出身的他，拍攝的紀錄片不僅被中央領導批示，本人也獲殊榮'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們的生活發生著一日千里的變化。不斷強大起來的國家、文明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美好的生活———種種氣象都被記錄下來，出現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回望鄉土以及歌頌美好生活之作。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精品紀錄片。而近些年來，由民間製作的紀錄片也異軍突起，《河西走廊》《重生》《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以民間視角，娓娓道來中國大地上行進的故事，成為國家記憶中鮮活、生動的篇章。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們的生活發生著一日千里的變化。不斷強大起來的國家、文明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美好的生活———種種氣象都被記錄下來，出現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回望鄉土以及歌頌美好生活之作。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精品紀錄片。而近些年來，由民間製作的紀錄片也異軍突起，《河西走廊》《重生》《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以民間視角，娓娓道來中國大地上行進的故事，成為國家記憶中鮮活、生動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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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耐心皆源於熱愛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們的生活發生著一日千里的變化。不斷強大起來的國家、文明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美好的生活———種種氣象都被記錄下來，出現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回望鄉土以及歌頌美好生活之作。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精品紀錄片。而近些年來，由民間製作的紀錄片也異軍突起，《河西走廊》《重生》《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以民間視角，娓娓道來中國大地上行進的故事，成為國家記憶中鮮活、生動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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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耐心皆源於熱愛

△紀錄片《河西走廊》海報

1974年，焦波開始用照相機為父母拍照，30年中，拍下了1.2萬多張照片；這期間，他又拿起攝像機，開始為父母記錄影像，總共錄下600小時。這對魯中普通農村夫婦從60多歲到90多歲的樸實生活裡的多個細節，兒子不厭其煩、事無鉅細地記錄下來。夫妻相伴去種地、搓背、撓癢癢，過節時子女回家時的喜悅操勞、離別時的難過酸楚……《俺爹俺娘》裡，展現的不只是“俺爹俺娘”，可以說是幾億農民家庭的縮影，他們辛勤勞作，磕磕絆絆，卻又相濡以沫。

《話說長江》《望長城》等老一代紀錄片，向世界傳播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美學思想等元素，堪稱經典之作。而如《俺爹俺娘》這樣看似平凡，卻觸摸到人們內心柔軟的紀錄片，雖然是小成本製作，卻實現了出色的社會效果。

2003年，焦波拍攝的紀錄片《俺爹俺娘》播出，獲得中央電視臺評委會大獎等多個獎項。焦波記得，一位法國評委說：“全人類只有親情是相通的，《俺爹俺娘》能感動世界。”

由於《俺爹俺娘》的成功，一位廣電總局的領導找到焦波，想請他拍一部能反映城鎮化過程中落後山區真實狀態的片子。但有一個要求：必須每天都住在村子裡，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焦波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他說，“雖然我已經到城裡工作生活，但骨子裡還是個農民。我喜歡農民，瞭解農民，他們身上有最寶貴的純樸、熱情、堅韌、執著，這也代表中國人的精神。”回到山東，在沂蒙山一個小村子住了373天后，拍攝到近1000個小時的素材，焦波推出他的新作《鄉村裡的中國》，原汁原味記錄下來農民的精神追求和難言的苦衷、父子兩代人的心靈溝壑、村民與駐村幹部的矛盾與和解等等，這部片子又獲大獎。

“前三十年，我拍攝俺爹俺娘，如果上帝再給我三十年時間，我會一直拍攝鄉村，會終生在泥土裡種植故事。”2014年，焦波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專注於拍攝鄉村電影。

貴州省遵義市委宣傳部長鄭欣觀看《鄉村裡的中國》後深受感動，輾轉聯繫到焦波，問他能不能也關注下貴州大山裡正在打脫貧攻堅戰役的農村?

焦波和他的團隊背起行囊再出發，到了革命老區遵義市20個極貧鄉鎮之一——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在大漆村的985戶村民中，有432戶是貧困戶，中央脫貧政策令村民們的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他們在田野裡摸爬滾打，記錄下了極度貧困下農民生活、基層幹部開展工作的不易，以及脫貧攻堅對農民生活的改變。這部紀錄片《出山記》，為極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留下了影像檔案，獲得中央領導的批示。也因為這部片子，焦波獲得中央電視臺“2018年度三農人物”稱號。

“現在每天都有海量的影像被記錄下來，其中民間紀錄片工作者有意識拍攝的這種高質量的有針對性和守候的過程，留下來的影像對於國家是很珍貴的。”在全國政協委員、央視紀錄片編導王建國（筆名夏蒙）看來，體制內的紀錄片拍攝機構由於每個階段都有中心任務，要長線關注一個現象很難。而如《牛鈴之聲》《鄉村裡的中國》這些片子，源於民間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對題材的熱愛，其敬業、專業和耐心程度不亞於體制內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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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眾”的紀錄片走向大眾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們的生活發生著一日千里的變化。不斷強大起來的國家、文明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美好的生活———種種氣象都被記錄下來，出現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回望鄉土以及歌頌美好生活之作。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精品紀錄片。而近些年來，由民間製作的紀錄片也異軍突起，《河西走廊》《重生》《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以民間視角，娓娓道來中國大地上行進的故事，成為國家記憶中鮮活、生動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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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耐心皆源於熱愛

△紀錄片《河西走廊》海報

1974年，焦波開始用照相機為父母拍照，30年中，拍下了1.2萬多張照片；這期間，他又拿起攝像機，開始為父母記錄影像，總共錄下600小時。這對魯中普通農村夫婦從60多歲到90多歲的樸實生活裡的多個細節，兒子不厭其煩、事無鉅細地記錄下來。夫妻相伴去種地、搓背、撓癢癢，過節時子女回家時的喜悅操勞、離別時的難過酸楚……《俺爹俺娘》裡，展現的不只是“俺爹俺娘”，可以說是幾億農民家庭的縮影，他們辛勤勞作，磕磕絆絆，卻又相濡以沫。

《話說長江》《望長城》等老一代紀錄片，向世界傳播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美學思想等元素，堪稱經典之作。而如《俺爹俺娘》這樣看似平凡，卻觸摸到人們內心柔軟的紀錄片，雖然是小成本製作，卻實現了出色的社會效果。

2003年，焦波拍攝的紀錄片《俺爹俺娘》播出，獲得中央電視臺評委會大獎等多個獎項。焦波記得，一位法國評委說：“全人類只有親情是相通的，《俺爹俺娘》能感動世界。”

由於《俺爹俺娘》的成功，一位廣電總局的領導找到焦波，想請他拍一部能反映城鎮化過程中落後山區真實狀態的片子。但有一個要求：必須每天都住在村子裡，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焦波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他說，“雖然我已經到城裡工作生活，但骨子裡還是個農民。我喜歡農民，瞭解農民，他們身上有最寶貴的純樸、熱情、堅韌、執著，這也代表中國人的精神。”回到山東，在沂蒙山一個小村子住了373天后，拍攝到近1000個小時的素材，焦波推出他的新作《鄉村裡的中國》，原汁原味記錄下來農民的精神追求和難言的苦衷、父子兩代人的心靈溝壑、村民與駐村幹部的矛盾與和解等等，這部片子又獲大獎。

“前三十年，我拍攝俺爹俺娘，如果上帝再給我三十年時間，我會一直拍攝鄉村，會終生在泥土裡種植故事。”2014年，焦波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專注於拍攝鄉村電影。

貴州省遵義市委宣傳部長鄭欣觀看《鄉村裡的中國》後深受感動，輾轉聯繫到焦波，問他能不能也關注下貴州大山裡正在打脫貧攻堅戰役的農村?

焦波和他的團隊背起行囊再出發，到了革命老區遵義市20個極貧鄉鎮之一——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在大漆村的985戶村民中，有432戶是貧困戶，中央脫貧政策令村民們的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他們在田野裡摸爬滾打，記錄下了極度貧困下農民生活、基層幹部開展工作的不易，以及脫貧攻堅對農民生活的改變。這部紀錄片《出山記》，為極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留下了影像檔案，獲得中央領導的批示。也因為這部片子，焦波獲得中央電視臺“2018年度三農人物”稱號。

“現在每天都有海量的影像被記錄下來，其中民間紀錄片工作者有意識拍攝的這種高質量的有針對性和守候的過程，留下來的影像對於國家是很珍貴的。”在全國政協委員、央視紀錄片編導王建國（筆名夏蒙）看來，體制內的紀錄片拍攝機構由於每個階段都有中心任務，要長線關注一個現象很難。而如《牛鈴之聲》《鄉村裡的中國》這些片子，源於民間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對題材的熱愛，其敬業、專業和耐心程度不亞於體制內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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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眾”的紀錄片走向大眾

△紀錄片拍攝團隊深入山鄉

在眾多廣播電視題材中，紀錄片無疑是小眾的，但這並不妨礙它正在走向大眾：無論是從製作方，還是從觀眾群體來說。

張騫身懷外交使命，兩度出使西域，其間突破重重俘虜“圍獵”，攜匈奴妻子回到長安；為了鞏固漢朝和烏孫的聯盟，解憂公主遠嫁烏孫，飽受大漠風塵侵擾50年，生了6個子女，心願仍是老去能歸長安故土……2015年兩會期間，央視首播的電視紀錄片《河西走廊》用情景再現的方式，讓歷史人物“活”起來，穿過層層歷史煙塵，向後人講述他們的故事。

《河西走廊》一舉摘得了當年金熊貓獎國際紀錄片“人文類最佳攝影獎”以及廣州紀錄片節“金紅棉”最佳紀錄片兩個大獎。

2016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之際，5集紀錄片《重生》橫空出世。該片講述了從中國共產黨建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8年的奮鬥歷程，在當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辦的國產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扶持項目評選中入選優秀理論文獻片。

這兩部紀錄片由同一家機構———北京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在豆瓣上的評分均超過9分。這是一家由年輕人組織的民營文化企業。和一般民間紀錄片製作者更傾向於選擇美食、文化等輕鬆的題材不同，他們選擇了主旋律題材，並取得了奪目的成績。

“守正創新”是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聞輿論工作提的要求。這兩部片子的製片人、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珅表示，守正創新，正是伯璟公司選擇題材的方向。“民營企業很少會選擇重大歷史題材。而我們認為，只要在拍攝方式上創新，歷史題材也可以拍得很接地氣、有趣。”

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發佈的藍皮書顯示，紀錄片消費群體越來越趨向年輕化。李東珅坦言，《重生》就是拍給青年觀眾看的。中國共產黨的1921年-1949年，是一個值得去了解的精彩故事，也是一段閃亮的日子，對年輕人有教育和示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重生》已經被改編為紀錄電影，在全國校園電影院線播出，已經有400多所學校購買過，作為思政課上普及黨史的內容。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曾對絲綢之路及甘肅河西地區的大盛之況做出詳盡描述。“是時”，指的是唐天寶十二年，即公元753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河西走廊的地位漸漸不再重要，其叱吒千年的輝煌似乎也被遺忘了。如何架起一道橋樑，詮釋絲綢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時任甘肅省委宣傳部部長連輯的一句“河西走廊關乎國家經略”點醒了李東珅。這句話，也成為了後來《河西走廊》的主旨。

組織了20多位專家反覆論證，花了一年半時間，43萬字學術腳本終於敲定。2012年，由連輯任策劃人，鄧建永任總撰稿人，李東珅任製作人的《河西走廊》投入攝製。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正值紀錄片《河西走廊》進入拍攝中期，和國家戰略部署形成呼應。這部描述了河西走廊自漢唐時期至今的千年變遷的10集電視紀錄片，堪稱“史詩級”作品。

團隊邀請了音樂大師雅尼親自操刀配樂，以都都克笛為主要音色，將人們的思緒帶入“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的蒼涼高遠意境中。有觀眾聽後評論道：配樂和題材高度吻合，如同一位老去的英雄，在講述自己的過往。

一般的紀錄片從拍攝到播出，經過一輪盈利模式就結束了。但從《河西走廊》開始，伯璟公司有意做更廣泛的宣傳推廣。李東珅有非常清晰的目標，“我們製作一個片子的初心，就是希望被更多的觀眾看到，這樣才會對一個地域、事物或文化的發展有所推動。”

3

中國故事，中國表達，中國態度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們的生活發生著一日千里的變化。不斷強大起來的國家、文明開放的社會風氣和豐富美好的生活———種種氣象都被記錄下來，出現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回望鄉土以及歌頌美好生活之作。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精品紀錄片。而近些年來，由民間製作的紀錄片也異軍突起，《河西走廊》《重生》《鄉村裡的中國》《出山記》……以民間視角，娓娓道來中國大地上行進的故事，成為國家記憶中鮮活、生動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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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耐心皆源於熱愛

△紀錄片《河西走廊》海報

1974年，焦波開始用照相機為父母拍照，30年中，拍下了1.2萬多張照片；這期間，他又拿起攝像機，開始為父母記錄影像，總共錄下600小時。這對魯中普通農村夫婦從60多歲到90多歲的樸實生活裡的多個細節，兒子不厭其煩、事無鉅細地記錄下來。夫妻相伴去種地、搓背、撓癢癢，過節時子女回家時的喜悅操勞、離別時的難過酸楚……《俺爹俺娘》裡，展現的不只是“俺爹俺娘”，可以說是幾億農民家庭的縮影，他們辛勤勞作，磕磕絆絆，卻又相濡以沫。

《話說長江》《望長城》等老一代紀錄片，向世界傳播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美學思想等元素，堪稱經典之作。而如《俺爹俺娘》這樣看似平凡，卻觸摸到人們內心柔軟的紀錄片，雖然是小成本製作，卻實現了出色的社會效果。

2003年，焦波拍攝的紀錄片《俺爹俺娘》播出，獲得中央電視臺評委會大獎等多個獎項。焦波記得，一位法國評委說：“全人類只有親情是相通的，《俺爹俺娘》能感動世界。”

由於《俺爹俺娘》的成功，一位廣電總局的領導找到焦波，想請他拍一部能反映城鎮化過程中落後山區真實狀態的片子。但有一個要求：必須每天都住在村子裡，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焦波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他說，“雖然我已經到城裡工作生活，但骨子裡還是個農民。我喜歡農民，瞭解農民，他們身上有最寶貴的純樸、熱情、堅韌、執著，這也代表中國人的精神。”回到山東，在沂蒙山一個小村子住了373天后，拍攝到近1000個小時的素材，焦波推出他的新作《鄉村裡的中國》，原汁原味記錄下來農民的精神追求和難言的苦衷、父子兩代人的心靈溝壑、村民與駐村幹部的矛盾與和解等等，這部片子又獲大獎。

“前三十年，我拍攝俺爹俺娘，如果上帝再給我三十年時間，我會一直拍攝鄉村，會終生在泥土裡種植故事。”2014年，焦波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專注於拍攝鄉村電影。

貴州省遵義市委宣傳部長鄭欣觀看《鄉村裡的中國》後深受感動，輾轉聯繫到焦波，問他能不能也關注下貴州大山裡正在打脫貧攻堅戰役的農村?

焦波和他的團隊背起行囊再出發，到了革命老區遵義市20個極貧鄉鎮之一——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在大漆村的985戶村民中，有432戶是貧困戶，中央脫貧政策令村民們的生活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他們在田野裡摸爬滾打，記錄下了極度貧困下農民生活、基層幹部開展工作的不易，以及脫貧攻堅對農民生活的改變。這部紀錄片《出山記》，為極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留下了影像檔案，獲得中央領導的批示。也因為這部片子，焦波獲得中央電視臺“2018年度三農人物”稱號。

“現在每天都有海量的影像被記錄下來，其中民間紀錄片工作者有意識拍攝的這種高質量的有針對性和守候的過程，留下來的影像對於國家是很珍貴的。”在全國政協委員、央視紀錄片編導王建國（筆名夏蒙）看來，體制內的紀錄片拍攝機構由於每個階段都有中心任務，要長線關注一個現象很難。而如《牛鈴之聲》《鄉村裡的中國》這些片子，源於民間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對題材的熱愛，其敬業、專業和耐心程度不亞於體制內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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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眾”的紀錄片走向大眾

△紀錄片拍攝團隊深入山鄉

在眾多廣播電視題材中，紀錄片無疑是小眾的，但這並不妨礙它正在走向大眾：無論是從製作方，還是從觀眾群體來說。

張騫身懷外交使命，兩度出使西域，其間突破重重俘虜“圍獵”，攜匈奴妻子回到長安；為了鞏固漢朝和烏孫的聯盟，解憂公主遠嫁烏孫，飽受大漠風塵侵擾50年，生了6個子女，心願仍是老去能歸長安故土……2015年兩會期間，央視首播的電視紀錄片《河西走廊》用情景再現的方式，讓歷史人物“活”起來，穿過層層歷史煙塵，向後人講述他們的故事。

《河西走廊》一舉摘得了當年金熊貓獎國際紀錄片“人文類最佳攝影獎”以及廣州紀錄片節“金紅棉”最佳紀錄片兩個大獎。

2016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之際，5集紀錄片《重生》橫空出世。該片講述了從中國共產黨建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8年的奮鬥歷程，在當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辦的國產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扶持項目評選中入選優秀理論文獻片。

這兩部紀錄片由同一家機構———北京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在豆瓣上的評分均超過9分。這是一家由年輕人組織的民營文化企業。和一般民間紀錄片製作者更傾向於選擇美食、文化等輕鬆的題材不同，他們選擇了主旋律題材，並取得了奪目的成績。

“守正創新”是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聞輿論工作提的要求。這兩部片子的製片人、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珅表示，守正創新，正是伯璟公司選擇題材的方向。“民營企業很少會選擇重大歷史題材。而我們認為，只要在拍攝方式上創新，歷史題材也可以拍得很接地氣、有趣。”

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發佈的藍皮書顯示，紀錄片消費群體越來越趨向年輕化。李東珅坦言，《重生》就是拍給青年觀眾看的。中國共產黨的1921年-1949年，是一個值得去了解的精彩故事，也是一段閃亮的日子，對年輕人有教育和示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重生》已經被改編為紀錄電影，在全國校園電影院線播出，已經有400多所學校購買過，作為思政課上普及黨史的內容。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曾對絲綢之路及甘肅河西地區的大盛之況做出詳盡描述。“是時”，指的是唐天寶十二年，即公元753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河西走廊的地位漸漸不再重要，其叱吒千年的輝煌似乎也被遺忘了。如何架起一道橋樑，詮釋絲綢之路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時任甘肅省委宣傳部部長連輯的一句“河西走廊關乎國家經略”點醒了李東珅。這句話，也成為了後來《河西走廊》的主旨。

組織了20多位專家反覆論證，花了一年半時間，43萬字學術腳本終於敲定。2012年，由連輯任策劃人，鄧建永任總撰稿人，李東珅任製作人的《河西走廊》投入攝製。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正值紀錄片《河西走廊》進入拍攝中期，和國家戰略部署形成呼應。這部描述了河西走廊自漢唐時期至今的千年變遷的10集電視紀錄片，堪稱“史詩級”作品。

團隊邀請了音樂大師雅尼親自操刀配樂，以都都克笛為主要音色，將人們的思緒帶入“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的蒼涼高遠意境中。有觀眾聽後評論道：配樂和題材高度吻合，如同一位老去的英雄，在講述自己的過往。

一般的紀錄片從拍攝到播出，經過一輪盈利模式就結束了。但從《河西走廊》開始，伯璟公司有意做更廣泛的宣傳推廣。李東珅有非常清晰的目標，“我們製作一個片子的初心，就是希望被更多的觀眾看到，這樣才會對一個地域、事物或文化的發展有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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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故事，中國表達，中國態度

△焦波在《鄉村裡的中國》拍攝現場

焦波不是電視專業出身，從1985年開始做記者，後來到國務院新聞辦做外宣工作。他的優勢在於能深入生活，用記者的眼光來觀察和思考。有了這幾年影像表達的基礎，他已經能熟稔地抓取最本質、最鮮活的東西。“有的年輕人很聰明，有巧勁兒，經常兩三個月甚至幾天就能拍個好片子。我做不到，我只能用時間來磨，笨鳥先飛，用勤補拙。”他說。

對如何傳播中國聲音，焦波也有過深入的思考。他在素材價值的甄別上也有自己的原則：社會上、鄉村裡，負能量的事情不是沒有，但不能一味放大，對國家大事的記錄要全面，更要突出正能量。

“用歷史的眼光去看，今天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大事，包括救災、脫貧、‘三農’問題、鄉村振興等，都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都是抓緊留存影像檔案的機會，錯過就沒有了。”他說。

“當時國產紀錄片的發展已經很蓬勃了，《故宮》《探索·發現》等片子正熱播。”談起初入紀錄片行業時的情景，李東珅說。但他也發覺，儘管創作水平已經不低，我國紀錄片的專業化發展水平並不高。因此，公司在創作方式上，較早地改變了編導創作制，實行製片人制。

在泛娛樂化的時代，人們需要通過好的紀錄片來感受真實、獲取知識和滋潤心田。“現在有一種流行說法是‘中國故事國際表達’，我反而覺得中國故事更需要中國表達，特別是紀錄片，要有‘中國態度’。”李東珅認為，一部片子要與國際接軌，不在於迎合國際口味，而是要通過提升技術水準。正因如此，《河西走廊》與《重生》在拍攝中都邀請到國外的著名攝影師或燈光指導加盟合作。他堅信，未來傳播知識信息的節目還是會有市場，但這類紀錄片往往不摻雜商業因素，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因此，國家應該給這類紀錄片更多扶持。

王建國今年提交的提案裡，提出希望國家設立紀錄片基金，讓更多體制外的製作機構能夠得到幫助。“自然類的紀錄片創作一直是央視的短板，因為實在沒有餘力去長期關注一個話題。但很多體制外的機構做到了，不管制作方是誰，都為國家留下了重要的檔案，理應獲得支持。”

記者：司晉麗

編輯：劉聰

審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