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女嬰被計生幹部強行抱走：父母苦尋32年 村幹部稱“上面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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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歲的周友生帶著妻子離開老家，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尋找32年前年被計生幹部抱走的“超生”女兒是他們外出掙錢的動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婦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僅兩個月，因為“超生”被當地計生幹部強行抱走。此後，一家人開始了尋子。

周友生做好可能不認的心理準備，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訴她，“不是爸媽不要你，而是別人搶走了你。”

說起這個遭遇，當年的涉事村幹部表示，雖然政策不允許，但那時計劃生育抓得嚴，也就這麼做了。

貢井區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吳鴻莉表示，曾聽分管計劃生育的副局長談過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遠，時任計生幹部走的走、退的退，沒問到情況。他們還會和有關方面對接此事。

1986年的陰曆六月，是周友生一家人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天。

周友生是龍王鄉新平村1組村民。一家人靠種地為生。

當年生孩子東躲西藏的，周友生說，他和妻子當年沒有辦結婚證就生下第一胎，鄒桂芳懷二胎時，他怕妻子被拉去引產，還為此主動去做了結紮手術。不料二胎之後，鄒桂芳再度懷孕，這讓夫妻倆又喜又憂。

喜的是，老天給了他們一個“生兒子”的機會，但他們知道這是違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隱憂。

1986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鄒桂芳冒著風險將孩子生下來。這是一個女孩，夫妻倆為她取名“周紅霞”。

時隔多年，周家都無法提供當年結紮或上環的證明。有人表示農村醫療技術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結紮手術失敗並非稀奇事。

隨著村幹部找上門來，周友生超生家庭的隱憂爆發。他們原以為，“罰款、牽牲畜”就能應付過去。據周家人回憶，當年來家裡處理超生問題的，是時任新平村村支書莫志高、村主任劉乃平和村婦女主任黃玉芬。

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婦記得很清楚，是1986年農曆六月十一。

那天，村幹部莫志高、劉乃平和黃玉芬來到周家處理超生問題。村主任劉乃平說，意思是有錢就交罰款，沒錢就去政府部門說清楚。

因為自覺理虧，夫妻倆表示“罰多少都認”。即使如此，村幹部還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兒都要去鄉政府，理由仍然是帶著孩子“方便餵奶”。

周友生和鄒桂芳回憶，當時分管計劃生育的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也在現場。高發元說，你們一胎生育沒辦結婚證，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違反計劃生育一次性罰款3000元。

原成佳區副區長高發元表示，這些超生嬰兒都是三胎，因為大人沒有認錯和交罰款，影響極壞，區計生辦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認，政策並不允許這麼做，但當時計劃生育抓得嚴，會有類似做法。

直到現在，周家人還在堅持，只要他活著，就一定會找下去。

他們也曾找過律師但律師表示，因發生在1986年，已過了追訴時效，很難再啟動相應的刑事程序。但當年抱走嬰兒的計生幹部，有義務和責任提供線索，消除自己當年的不當行為所導致的惡劣後果。

同時律師還表示，此事件的發生是計生部門直接導致的，計生部門應配合尋找當年具體經手的人員。抱走他人超生嬰兒，造成其家人不能團聚，並使嬰兒父母承擔著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也應承擔人道主義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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