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名交大畢業生是胡宗南部少將，臥底被抓。天天在監獄等死，結果有一天起床，發現監獄人都沒了'
1948年5月，交通大學校門口場景
他曾經為胡宗南創建了無線電通信網，是胡宗南最信任的電訊科科長，因參加地下黨被捕直至解放才被釋放。後來成為中科院數理學部顧問。
他就是戴中溶，是解放後我國通訊部隊最初的成員之一，亦是交通大學1934屆校友。
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嘉定人。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體最不好的一個。
可能是家裡老房子太潮溼，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後來，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把我接到上海，我考上了交大附小。小學有體操課，加上生活有規律，我從此以後也不再生病了。
我的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學學生，我1934年電機工程學院畢業，他1932年機械工程學院畢業，還早我二年畢業。我讀書比較遲，是班中年齡最大的。
“西北王”的電臺
那時候交大是12年制的，學校要求嚴格，讀書風氣很好。
大學裡師資很好，教物理、化學課的許多教師都是美國深造過的，印象深的有張廷金、裘維裕、胡敦復等老師。
張廷金是我國無線電學先驅，在中國電信界享有盛譽，他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很多知識就是他在美國讀書時剛有的，從火花電機開始到電子管、真空管，當時就與國際接軌了。
我們那時有種說法是“通訊救國”，我學的是電訊門，出路很好。畢業時，學校介紹西部軍隊需要電訊技術人員，大部分人不願去西北。但是，當時提倡開發大西北，我就想去看看。張鍾俊教授推薦我去軍隊，說好最多呆兩年。
我一點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
當時，胡宗南是蔣介石最親信的黃浦軍校一期學生，是他學生中第一個當師長的。胡宗南號稱“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個旅就相當於人家一個師。
他為什麼要交大人？
他的師部在甘肅天水，最初部隊之間通訊用騎兵連，師、團相距幾十裡、幾百裡，那麼大的地域，聯繫很不方便。
我去之前他的部隊也有無線電臺，一點點，是交大學生陳一伯幫助搞的。陳比我高二、三屆，當時已經離開部隊了。所以，胡宗南直接點名要交大人。
我去後把電臺建得比較全了，無線電臺網從團部到師部到軍部都有。我的器材都在上海的福開森大廈買的。離交大不遠的福開森大廈下面有一個三極電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學老師張廷金開辦的，是我們國內早期生產無線電收發報機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產品多為海岸電臺和海上船舶服務。
我常到那裡買器材，還曾專門去香港買過。
部隊裡，人們對通訊這新鮮東西感到很奇怪，這也不用到前線，一呼叫情報就傳過來了。我作為懂技術的人，很受尊重，月工資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幾元。
我剛去胡宗南部隊時他還是師長，第二年他就升軍長了，之後升十七軍團軍團長，差不多一二年就升遷一次，他的仕途很順。
這期間，部隊電臺也不斷擴大。
紅軍長征，胡的部隊去阻截，毛兒蓋、雪山跟著打，我當時在甘肅培訓電報人員。1936年“雙十二事變”解決那會兒，我兩年服務期滿，連假也沒請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滬抗戰期間，胡宗南部隊開到上海與日軍作戰，倉促上陣，兩度參戰，兩度失利，損失很大。
蔣介石怕他被打垮，讓他回西北。回西北後，胡宗南開始整頓部隊。這期間，他總感到通訊發展不起來，就來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說是要抗戰、要發展，要我去培養無線電人員，我於是就回去了。
隱蔽戰線上的工作
我是機要處副主任，機要處下設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我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
譯電室是機要重地，規定只有胡宗南和參謀長可以進，而我是例外，我經常可以進到譯電室去，甚至有時還把譯電拿來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譯出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胡部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都能看到。
譯電室密碼本一箱一箱的，一個人一本密碼，有通用的，有專用的；譯電員行軍，一個人一個包，有專人保護。
我與譯電室的人很熟，他們打牌輸贏很大。我就住在譯電室隔壁，當時胡宗南、參謀長等人也住在這個院落內。胡宗南知道，我不問政治，所以他也願意與我聊天。我看到胡宗南軍隊內部的走私、腐敗、賭博等黑暗面，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
1938年底，我妹妹黃葳（原名戴中扆）來我這裡。她讀書時就入黨了，後來與于光遠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華畢業後留校任教，抗戰時清華內遷長沙，接下來要遷去昆明，她不願跟隨，想去延安。途徑西安就住到我這兒了。和妹妹交談幾天，我表示想要離開這裡，要入黨，要到延安去。
黃葳到延安後彙報了我的情況，中央通知八路軍辦事處，讓我不要離開，說，我們要打進去一個人都非常不容易。我立刻明白了，從外面就算打進去也沒有我這樣好的條件。至於入黨，上級認為我這樣的處境非常危險，通知我暫時不要入，但一定要堅持留在這個位置上。
我搞情報，不用偷，東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務是核對或收集重大的情報，一些情報到我這兒核實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線在收集情報，我的工作很簡單。
我不寫任何東西，不得不寫的必須燒掉。
關鍵是聽指示，不能妄動。當時中央派了一個人到西安，開書店，這個人在西安很吃得開。他派了一個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義上是我老鄉，說是流浪到西安的，實際上是徐州人。我幹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這個是保衛了延安，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很多人都來找過我，想找點精彩的故事，結果沒幾天就走了。我說如果真的有你們想要的險象環生的故事，我哪裡會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還能在胡宗南那裡呆那麼多年、那麼多時間？驚險動作多了，還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會保我了。
電臺案入獄
我被捕問題不出在我這兒，出在北平。
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電臺被軍統跟蹤偵測到信號，電臺人員當場被抓，牽連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從北平到保定，再到瀋陽、西安、蘭州等地，整個北方系統的中共情報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西安方面，與我聯繫的書店老闆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
"1948年5月，交通大學校門口場景
他曾經為胡宗南創建了無線電通信網，是胡宗南最信任的電訊科科長，因參加地下黨被捕直至解放才被釋放。後來成為中科院數理學部顧問。
他就是戴中溶，是解放後我國通訊部隊最初的成員之一，亦是交通大學1934屆校友。
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嘉定人。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體最不好的一個。
可能是家裡老房子太潮溼，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後來，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把我接到上海，我考上了交大附小。小學有體操課，加上生活有規律，我從此以後也不再生病了。
我的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學學生，我1934年電機工程學院畢業，他1932年機械工程學院畢業，還早我二年畢業。我讀書比較遲，是班中年齡最大的。
“西北王”的電臺
那時候交大是12年制的，學校要求嚴格，讀書風氣很好。
大學裡師資很好，教物理、化學課的許多教師都是美國深造過的，印象深的有張廷金、裘維裕、胡敦復等老師。
張廷金是我國無線電學先驅，在中國電信界享有盛譽，他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很多知識就是他在美國讀書時剛有的，從火花電機開始到電子管、真空管，當時就與國際接軌了。
我們那時有種說法是“通訊救國”，我學的是電訊門，出路很好。畢業時，學校介紹西部軍隊需要電訊技術人員，大部分人不願去西北。但是，當時提倡開發大西北，我就想去看看。張鍾俊教授推薦我去軍隊，說好最多呆兩年。
我一點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
當時，胡宗南是蔣介石最親信的黃浦軍校一期學生，是他學生中第一個當師長的。胡宗南號稱“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個旅就相當於人家一個師。
他為什麼要交大人？
他的師部在甘肅天水，最初部隊之間通訊用騎兵連，師、團相距幾十裡、幾百裡，那麼大的地域，聯繫很不方便。
我去之前他的部隊也有無線電臺，一點點，是交大學生陳一伯幫助搞的。陳比我高二、三屆，當時已經離開部隊了。所以，胡宗南直接點名要交大人。
我去後把電臺建得比較全了，無線電臺網從團部到師部到軍部都有。我的器材都在上海的福開森大廈買的。離交大不遠的福開森大廈下面有一個三極電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學老師張廷金開辦的，是我們國內早期生產無線電收發報機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產品多為海岸電臺和海上船舶服務。
我常到那裡買器材，還曾專門去香港買過。
部隊裡，人們對通訊這新鮮東西感到很奇怪，這也不用到前線，一呼叫情報就傳過來了。我作為懂技術的人，很受尊重，月工資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幾元。
我剛去胡宗南部隊時他還是師長，第二年他就升軍長了，之後升十七軍團軍團長，差不多一二年就升遷一次，他的仕途很順。
這期間，部隊電臺也不斷擴大。
紅軍長征，胡的部隊去阻截，毛兒蓋、雪山跟著打，我當時在甘肅培訓電報人員。1936年“雙十二事變”解決那會兒，我兩年服務期滿，連假也沒請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滬抗戰期間，胡宗南部隊開到上海與日軍作戰，倉促上陣，兩度參戰，兩度失利，損失很大。
蔣介石怕他被打垮，讓他回西北。回西北後，胡宗南開始整頓部隊。這期間，他總感到通訊發展不起來，就來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說是要抗戰、要發展，要我去培養無線電人員，我於是就回去了。
隱蔽戰線上的工作
我是機要處副主任，機要處下設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我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
譯電室是機要重地，規定只有胡宗南和參謀長可以進，而我是例外，我經常可以進到譯電室去，甚至有時還把譯電拿來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譯出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胡部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都能看到。
譯電室密碼本一箱一箱的，一個人一本密碼，有通用的，有專用的；譯電員行軍，一個人一個包，有專人保護。
我與譯電室的人很熟，他們打牌輸贏很大。我就住在譯電室隔壁，當時胡宗南、參謀長等人也住在這個院落內。胡宗南知道，我不問政治，所以他也願意與我聊天。我看到胡宗南軍隊內部的走私、腐敗、賭博等黑暗面，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
1938年底，我妹妹黃葳（原名戴中扆）來我這裡。她讀書時就入黨了，後來與于光遠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華畢業後留校任教，抗戰時清華內遷長沙，接下來要遷去昆明，她不願跟隨，想去延安。途徑西安就住到我這兒了。和妹妹交談幾天，我表示想要離開這裡，要入黨，要到延安去。
黃葳到延安後彙報了我的情況，中央通知八路軍辦事處，讓我不要離開，說，我們要打進去一個人都非常不容易。我立刻明白了，從外面就算打進去也沒有我這樣好的條件。至於入黨，上級認為我這樣的處境非常危險，通知我暫時不要入，但一定要堅持留在這個位置上。
我搞情報，不用偷，東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務是核對或收集重大的情報，一些情報到我這兒核實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線在收集情報，我的工作很簡單。
我不寫任何東西，不得不寫的必須燒掉。
關鍵是聽指示，不能妄動。當時中央派了一個人到西安，開書店，這個人在西安很吃得開。他派了一個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義上是我老鄉，說是流浪到西安的，實際上是徐州人。我幹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這個是保衛了延安，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很多人都來找過我，想找點精彩的故事，結果沒幾天就走了。我說如果真的有你們想要的險象環生的故事，我哪裡會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還能在胡宗南那裡呆那麼多年、那麼多時間？驚險動作多了，還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會保我了。
電臺案入獄
我被捕問題不出在我這兒，出在北平。
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電臺被軍統跟蹤偵測到信號，電臺人員當場被抓，牽連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從北平到保定，再到瀋陽、西安、蘭州等地，整個北方系統的中共情報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西安方面，與我聯繫的書店老闆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
1947年反內戰被捕同學留影
機要處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親屬，平時我跟他關係很好。當時，我在延安，王微打電話問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
一小時後，王微又來電說，是南京國防三處（情報處）直接來抓的。我當時想：這個地區的負責人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抗戰時就曾被捕過，很有氣節；王金平，大家都稱讚他是最老實的；我相信他們兩個。所以，我決定不動，靜看發展。
沒幾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飛機要我回西安。我以為一下飛機就會被抓起來，結果什麼事都沒發生，下飛機直接送我回家，我還是不動。
天黑後，胡召見我，也不講抓人的事，只問前線情況。最後，看看談話就要結束，他也還沒說這事。因此，我反而問胡先生你找我幹什麼？他嘿嘿笑笑，說，你到參謀長那裡去。去到參謀長家，參謀長告訴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現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過不去。這樣，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讓他們調查。胡宗南的太太還來看守所看望過我。
實際上，那時南京方面早就搜查過我的住所，但是我沒留下任何痕跡，什麼都沒有，查不出什麼，只是延安的妹妹來過。
胡宗南不相信我有問題，他認為我這人不問政治，正常與延安的妹妹來往正說明這一點。當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個處長找我談話，說，我們知道你有一個妹妹在延安，我們也知道你與她來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認。
妹妹兩次到西安，兩次去延安，都住在我這兒。
她從延安來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著肚子活動就已被特務盯上了。妹妹問我怎麼辦？我叫她趕快住院生孩子，我還天天去看她。這是個教會醫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訴我，護士說，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長不同意。院長說，沒出醫院我要管，出了醫院我不管。
特務守在醫院門口。妹妹讓我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繫，夜裡派車衝出去。我去了辦事處，辦事處說，朱德和周恩來要回延安，辦事處要派8部車送，你妹妹可夾在中間，我當時就放心了。因為胡宗南是周的學生，車隊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問此事，我也承認兩次去八路軍辦事處。
軍統拿不出我通共的證據，但也不放人。
年底，電臺案在案的十七八個人被轉押到南京軍統看守所，各地的都轉過來，我也在列。
我是少將軍銜，被關押在南京羊皮巷監獄，有軍人身份的關在這裡，沒軍人身份的關在老虎橋。書店老闆在西安監獄時和我關在一起，到南京後就分開了。後來他是去了臺灣，但據說他沒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動他沒講，我也感覺到是這樣，因為公判時審方提戴中溶與共產黨有交往，僅僅是指我有個妹妹在延安的事，沒其他事實。
入獄後，因為我是軍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沒受過刑。胡總是不相信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槍斃也不稀奇。
我被解到南京後，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軍統又講我已經承認好幾年前就是共產黨，據說，胡因此被蔣介石罵了一頓。
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個人是馮玉祥部隊裡的傳教士，馮玉祥得知這個消息，就在美國召開記者招待會，講蔣政府腐敗、獨裁，把他的傳教士也抓起來了。
中外報紙一登，蔣介石只能專門成立特種刑庭，對此案進行公審。結果有公開槍斃的，有無期徒刑的，我是最輕的，被判10年徒刑。
我們這個案子總共犧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在雨花臺槍斃的。
他們為什麼會被槍斃？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東西留下，或者電臺，或者字。他們沒掌握我任何證據，但不管怎樣，最後還是給我判了刑。
10個人的監獄
後來，解放戰爭南京吃緊，監獄要搬到杭州去。幾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飯前槍決一批，每天早飯沒開，就打開門叫號，拉出去槍斃。第二天也是這樣，後來下午都槍斃人了。之後，餘下的人被遷到杭州。最危險是在杭州，當國民政府又逃到廣州去時，杭州又吃緊了，杭州監獄又與南京一樣，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槍斃，到後來判無期的都被殺了。
大家心裡沒底，我心知我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裝樣子的，隨時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覺真是天天等死。最後，監獄裡只剩了10個人，都是我們這個案子的軍人。
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打報告問怎麼處置？報告打到廣州，讓解到上饒集中營。
由於路上太亂，回函傳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轉函轉押就晚了。但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天天就是在等死。
這麼大的一個老監獄，都空了，只留9個看守10個政治犯。大家認為要10個人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飯送來後，門都沒鎖。吃了飯，也沒人來收碗。我們感到奇怪，10個人一起出去看看，整個監獄什麼人都沒有！再一起到大門，看到了部隊！怎麼搞的？昨天夜裡聽到幾聲槍響，但沒有打仗。我們看看是解放軍，就想找部隊保護我們，但野戰軍要繼續追擊不能停留。
我們商量下來還是不動，等進駐部隊。
到了晚上，進駐部隊正愁沒住的地方，聽市民說這裡空著，很高興就來駐紮，因為杭州監獄很大，可以住2000人。
第二天，地下黨還沒來。第三天，地下黨來了。
我們說，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們的情況，怎麼不來保護我們！他們說，忙得不得了，但我們知道部隊在這裡，你們絕對安全。
我們出來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飯來，又過了幾天。
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杭州市軍管會成立，軍管會成員名單中有文教部長顧德歡。
名單一公佈，我一看，這是我的大學同學啊。我知道這個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寫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他就派警衛員來接我到他那裡。嘉定解放後，我要回家，他寫了路條，給了我三元大洋。
"1948年5月，交通大學校門口場景
他曾經為胡宗南創建了無線電通信網，是胡宗南最信任的電訊科科長，因參加地下黨被捕直至解放才被釋放。後來成為中科院數理學部顧問。
他就是戴中溶，是解放後我國通訊部隊最初的成員之一，亦是交通大學1934屆校友。
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嘉定人。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體最不好的一個。
可能是家裡老房子太潮溼，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後來，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把我接到上海，我考上了交大附小。小學有體操課，加上生活有規律，我從此以後也不再生病了。
我的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學學生，我1934年電機工程學院畢業，他1932年機械工程學院畢業，還早我二年畢業。我讀書比較遲，是班中年齡最大的。
“西北王”的電臺
那時候交大是12年制的，學校要求嚴格，讀書風氣很好。
大學裡師資很好，教物理、化學課的許多教師都是美國深造過的，印象深的有張廷金、裘維裕、胡敦復等老師。
張廷金是我國無線電學先驅，在中國電信界享有盛譽，他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很多知識就是他在美國讀書時剛有的，從火花電機開始到電子管、真空管，當時就與國際接軌了。
我們那時有種說法是“通訊救國”，我學的是電訊門，出路很好。畢業時，學校介紹西部軍隊需要電訊技術人員，大部分人不願去西北。但是，當時提倡開發大西北，我就想去看看。張鍾俊教授推薦我去軍隊，說好最多呆兩年。
我一點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
當時，胡宗南是蔣介石最親信的黃浦軍校一期學生，是他學生中第一個當師長的。胡宗南號稱“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個旅就相當於人家一個師。
他為什麼要交大人？
他的師部在甘肅天水，最初部隊之間通訊用騎兵連，師、團相距幾十裡、幾百裡，那麼大的地域，聯繫很不方便。
我去之前他的部隊也有無線電臺，一點點，是交大學生陳一伯幫助搞的。陳比我高二、三屆，當時已經離開部隊了。所以，胡宗南直接點名要交大人。
我去後把電臺建得比較全了，無線電臺網從團部到師部到軍部都有。我的器材都在上海的福開森大廈買的。離交大不遠的福開森大廈下面有一個三極電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學老師張廷金開辦的，是我們國內早期生產無線電收發報機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產品多為海岸電臺和海上船舶服務。
我常到那裡買器材，還曾專門去香港買過。
部隊裡，人們對通訊這新鮮東西感到很奇怪，這也不用到前線，一呼叫情報就傳過來了。我作為懂技術的人，很受尊重，月工資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幾元。
我剛去胡宗南部隊時他還是師長，第二年他就升軍長了，之後升十七軍團軍團長，差不多一二年就升遷一次，他的仕途很順。
這期間，部隊電臺也不斷擴大。
紅軍長征，胡的部隊去阻截，毛兒蓋、雪山跟著打，我當時在甘肅培訓電報人員。1936年“雙十二事變”解決那會兒，我兩年服務期滿，連假也沒請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滬抗戰期間，胡宗南部隊開到上海與日軍作戰，倉促上陣，兩度參戰，兩度失利，損失很大。
蔣介石怕他被打垮，讓他回西北。回西北後，胡宗南開始整頓部隊。這期間，他總感到通訊發展不起來，就來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說是要抗戰、要發展，要我去培養無線電人員，我於是就回去了。
隱蔽戰線上的工作
我是機要處副主任，機要處下設三個室，譯電、機要文書和無線電，我管無線電，不直接接觸電報。
譯電室是機要重地，規定只有胡宗南和參謀長可以進，而我是例外，我經常可以進到譯電室去，甚至有時還把譯電拿來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譯出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胡部作戰計劃、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都能看到。
譯電室密碼本一箱一箱的，一個人一本密碼，有通用的，有專用的；譯電員行軍，一個人一個包，有專人保護。
我與譯電室的人很熟，他們打牌輸贏很大。我就住在譯電室隔壁，當時胡宗南、參謀長等人也住在這個院落內。胡宗南知道，我不問政治，所以他也願意與我聊天。我看到胡宗南軍隊內部的走私、腐敗、賭博等黑暗面，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
1938年底，我妹妹黃葳（原名戴中扆）來我這裡。她讀書時就入黨了，後來與于光遠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華畢業後留校任教，抗戰時清華內遷長沙，接下來要遷去昆明，她不願跟隨，想去延安。途徑西安就住到我這兒了。和妹妹交談幾天，我表示想要離開這裡，要入黨，要到延安去。
黃葳到延安後彙報了我的情況，中央通知八路軍辦事處，讓我不要離開，說，我們要打進去一個人都非常不容易。我立刻明白了，從外面就算打進去也沒有我這樣好的條件。至於入黨，上級認為我這樣的處境非常危險，通知我暫時不要入，但一定要堅持留在這個位置上。
我搞情報，不用偷，東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務是核對或收集重大的情報，一些情報到我這兒核實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線在收集情報，我的工作很簡單。
我不寫任何東西，不得不寫的必須燒掉。
關鍵是聽指示，不能妄動。當時中央派了一個人到西安，開書店，這個人在西安很吃得開。他派了一個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義上是我老鄉，說是流浪到西安的，實際上是徐州人。我幹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這個是保衛了延安，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很多人都來找過我，想找點精彩的故事，結果沒幾天就走了。我說如果真的有你們想要的險象環生的故事，我哪裡會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還能在胡宗南那裡呆那麼多年、那麼多時間？驚險動作多了，還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會保我了。
電臺案入獄
我被捕問題不出在我這兒，出在北平。
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電臺被軍統跟蹤偵測到信號，電臺人員當場被抓，牽連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從北平到保定，再到瀋陽、西安、蘭州等地，整個北方系統的中共情報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西安方面，與我聯繫的書店老闆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
1947年反內戰被捕同學留影
機要處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親屬，平時我跟他關係很好。當時，我在延安，王微打電話問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
一小時後，王微又來電說，是南京國防三處（情報處）直接來抓的。我當時想：這個地區的負責人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抗戰時就曾被捕過，很有氣節；王金平，大家都稱讚他是最老實的；我相信他們兩個。所以，我決定不動，靜看發展。
沒幾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飛機要我回西安。我以為一下飛機就會被抓起來，結果什麼事都沒發生，下飛機直接送我回家，我還是不動。
天黑後，胡召見我，也不講抓人的事，只問前線情況。最後，看看談話就要結束，他也還沒說這事。因此，我反而問胡先生你找我幹什麼？他嘿嘿笑笑，說，你到參謀長那裡去。去到參謀長家，參謀長告訴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現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過不去。這樣，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讓他們調查。胡宗南的太太還來看守所看望過我。
實際上，那時南京方面早就搜查過我的住所，但是我沒留下任何痕跡，什麼都沒有，查不出什麼，只是延安的妹妹來過。
胡宗南不相信我有問題，他認為我這人不問政治，正常與延安的妹妹來往正說明這一點。當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個處長找我談話，說，我們知道你有一個妹妹在延安，我們也知道你與她來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認。
妹妹兩次到西安，兩次去延安，都住在我這兒。
她從延安來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著肚子活動就已被特務盯上了。妹妹問我怎麼辦？我叫她趕快住院生孩子，我還天天去看她。這是個教會醫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訴我，護士說，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長不同意。院長說，沒出醫院我要管，出了醫院我不管。
特務守在醫院門口。妹妹讓我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繫，夜裡派車衝出去。我去了辦事處，辦事處說，朱德和周恩來要回延安，辦事處要派8部車送，你妹妹可夾在中間，我當時就放心了。因為胡宗南是周的學生，車隊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問此事，我也承認兩次去八路軍辦事處。
軍統拿不出我通共的證據，但也不放人。
年底，電臺案在案的十七八個人被轉押到南京軍統看守所，各地的都轉過來，我也在列。
我是少將軍銜，被關押在南京羊皮巷監獄，有軍人身份的關在這裡，沒軍人身份的關在老虎橋。書店老闆在西安監獄時和我關在一起，到南京後就分開了。後來他是去了臺灣，但據說他沒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動他沒講，我也感覺到是這樣，因為公判時審方提戴中溶與共產黨有交往，僅僅是指我有個妹妹在延安的事，沒其他事實。
入獄後，因為我是軍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沒受過刑。胡總是不相信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槍斃也不稀奇。
我被解到南京後，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軍統又講我已經承認好幾年前就是共產黨，據說，胡因此被蔣介石罵了一頓。
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個人是馮玉祥部隊裡的傳教士，馮玉祥得知這個消息，就在美國召開記者招待會，講蔣政府腐敗、獨裁，把他的傳教士也抓起來了。
中外報紙一登，蔣介石只能專門成立特種刑庭，對此案進行公審。結果有公開槍斃的，有無期徒刑的，我是最輕的，被判10年徒刑。
我們這個案子總共犧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在雨花臺槍斃的。
他們為什麼會被槍斃？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東西留下，或者電臺，或者字。他們沒掌握我任何證據，但不管怎樣，最後還是給我判了刑。
10個人的監獄
後來，解放戰爭南京吃緊，監獄要搬到杭州去。幾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飯前槍決一批，每天早飯沒開，就打開門叫號，拉出去槍斃。第二天也是這樣，後來下午都槍斃人了。之後，餘下的人被遷到杭州。最危險是在杭州，當國民政府又逃到廣州去時，杭州又吃緊了，杭州監獄又與南京一樣，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槍斃，到後來判無期的都被殺了。
大家心裡沒底，我心知我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裝樣子的，隨時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覺真是天天等死。最後，監獄裡只剩了10個人，都是我們這個案子的軍人。
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打報告問怎麼處置？報告打到廣州，讓解到上饒集中營。
由於路上太亂，回函傳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轉函轉押就晚了。但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天天就是在等死。
這麼大的一個老監獄，都空了，只留9個看守10個政治犯。大家認為要10個人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飯送來後，門都沒鎖。吃了飯，也沒人來收碗。我們感到奇怪，10個人一起出去看看，整個監獄什麼人都沒有！再一起到大門，看到了部隊！怎麼搞的？昨天夜裡聽到幾聲槍響，但沒有打仗。我們看看是解放軍，就想找部隊保護我們，但野戰軍要繼續追擊不能停留。
我們商量下來還是不動，等進駐部隊。
到了晚上，進駐部隊正愁沒住的地方，聽市民說這裡空著，很高興就來駐紮，因為杭州監獄很大，可以住2000人。
第二天，地下黨還沒來。第三天，地下黨來了。
我們說，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們的情況，怎麼不來保護我們！他們說，忙得不得了，但我們知道部隊在這裡，你們絕對安全。
我們出來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飯來，又過了幾天。
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杭州市軍管會成立，軍管會成員名單中有文教部長顧德歡。
名單一公佈，我一看，這是我的大學同學啊。我知道這個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寫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他就派警衛員來接我到他那裡。嘉定解放後，我要回家，他寫了路條，給了我三元大洋。
交大師生們爭相閱讀“每日新聞”
建設新中國
回嘉定後，幾個同志約我去北京。
在北京，我見到了羅青長，羅青長是當年在西安第一個和我聯繫的共產黨方面的人，也是他把書店老闆介紹給我的。
羅青長安排我到通訊部隊工作，從事無線電技術方面的工作，以後，我再沒從事情報工作。
建國初，曾完成開國大典時電控升旗裝置的研製任務，保證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按動電鈕後第一面五星紅旗準確無誤升到旗杆頂端。抗美援朝期間在解放軍通信兵部組織改裝日、美遺留下來的電訊器材，裝備志願軍。
1958年後，我調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新技術室副主任，參加編訂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十二年規劃。
參與了我國半導體事業的開創工作，參與了上海嘉定科學城的建設實施工作。
“文革”中，要查我歷史，羅青長彙報到總理，總理講不要查了，戴中溶這個人，我很瞭解，你們不要查了。之後，我被關到牛棚去了，有時陪鬥，沒有專門斗我，鬥也不怕，我等著槍斃都等過了。
1972年恢復工作後，我回到了科學院，主持西安長波授時臺系統的設計和建設。
當時提出衛星上天，時間要準確到微秒級，我被安排到天文臺主持這項工作，因為時間歸天文臺管。
搞長波、電波，量測微秒級時間，要把幾個測量站聯起來，涉及地域廣、部門多、工程複雜，難度相當高。
科學院讓我組織了一支通訊測量隊伍，我在海軍、空軍都有戰友，因此還可出面協調聯合攻關，終於解決了問題，建立我國第一個長波授時臺，為此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和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
編輯：李晨琰責任編輯：姜澎
本文摘編自上海交通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編寫《思源·激流》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圖：上海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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