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戒毒系統抗艾十年：毒癮與病痛下，有人迴歸社會結婚生子

廣西女子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的戒毒人員出操。 本文圖均為 廣西戒毒管理局 圖

吸毒4年後，潘曉婷（化名）被送進了強制隔離戒毒所。入所體檢結束不久，她被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此後三天裡，她無法入睡，腦海中那個“死”字一直在迴盪。

三年間，潘曉婷在經歷恐懼、焦躁、孤獨等負面情緒折磨後，最終走出陰霾。她說，兩次進入戒毒所後現在不那麼怕了，等戒毒期滿，她想做點小生意，自力更生，讓家人安心。

相對於大多數艾滋病吸毒者，潘曉婷是幸運的。廣西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專管大隊大隊長李慧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許多艾滋病戒毒人員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後，家人就放棄他們了，“除了病痛和毒癮，最難熬的是孤獨。如何為他們注入新的希望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這項任務對於戒毒所的民警來說並不輕鬆。廣西第二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一名民警介紹，一開始，戒毒人員與民警之間的對立情緒突出，“艾滋病戒毒人員覺得將他們集中管理是在‘貼標籤’，由於防艾知識缺乏，對艾滋病的恐懼，加上來自社會、家庭等各方面的壓力和誤解，民警的工作開展得十分艱難。”

這些問題最終都在生活的點滴細節中得到解決。

廣西戒毒管理局生活衛生辦公室主任黃傑明說，從2009年起，廣西司法行政戒毒系統逐步加強了對艾滋病戒毒者的管理與幫扶，除了醫療設施保障，更重要的是人文關懷，“經過10年的努力，這些艾滋病戒毒者與民警之間的關係逐漸從對立走向依賴，也有人迴歸社會結婚生子”。

民警為艾滋病戒毒人員開展成功典型教育。

喜帖：戒毒期滿2年後，她步入婚姻殿堂

2017年9月，廣西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的民警們收到了一張來自艾滋病戒毒人員寄來的喜帖，喜帖上新娘王昭鶯（化名）的名字，大隊長李慧回想起她剛剛入所接受強制隔離戒毒時的情景。她告訴澎湃新聞，那時候，王昭鶯意志消沉，甚至有報復社會的傾向，得知王昭鶯收穫幸福，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所有民警都為她高興。

2013年前後，王昭鶯在進入戒毒所剛剛被查出患有艾滋病時，曾反應激烈，她一遍遍在嘴裡重複著“不可能”，並要求醫生對她重新檢查。

李慧說，在結果得到確認後，王昭鶯開始變得消沉，不願與人接觸，“我們嘗試與她溝通，為她進行心理疏導，但效果並不理想。不久以後，她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但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拉近了我們與她之間的距離。”

李慧口中這件“出格的事”曾讓很多人覺得後怕，一天夜裡，王昭鶯將自己用過的紙巾塞進了戒毒所一根水管裡，幸虧被民警及時發現並制止，“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違紀行為，應當嚴肅處理，但我們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將這起事件定性為一起普通的‘求關注’事件。這個結果，我想王昭鶯自己都沒有想到。但也正是因為這樣，她才看到了我們對她的關懷。”

這件事後，王昭鶯與戒毒所民警之間的關係逐漸得到改善，到2015年戒毒期滿時，李慧等一干民警在王昭鶯的心裡，已經成了知心姐姐，無話不談。

王昭鶯婚禮當天，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的許多民警曾前去參加了這場不一樣的婚禮，王昭鶯的故事在之後也在廣西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傳為一段佳話。

實際上，早在王昭鶯之前，在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已經有3名艾滋病戒毒者在戒毒期滿迴歸社會後，收穫了自己的“美麗愛情”，其中2人通過母嬰阻斷技術已經生出了健康的孩子。李慧說，她們的故事，在讓戒毒所民警備受鼓舞的同時，也讓正在戒毒所內接受強制戒毒的艾滋病戒毒人員尋獲到生活的希望。

和王昭鶯一樣，潘曉婷也是在進入戒毒所體檢時查出了艾滋病毒，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她一度感覺到絕望。她告訴澎湃新聞，最初一段時間，在她的腦海中“艾滋病”“死亡”“完了”等字眼一直揮之不去，經過系統的學習，她對自己的病情有了初步的瞭解，“我也聽說了王昭鶯等和我一樣患有艾滋病的戒毒人員的故事，由此對生活有了些盼頭。我希望將來出去能做點小生意，掙點錢，結婚，生孩子……”

恐懼：集中管制艾滋病患者讓專管大隊成“禁區”

能像王昭鶯一樣在患艾滋病後，與正常人結婚，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對於艾滋病戒毒者來說，並不容易。

廣西女子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教導員覃明紅說，王昭鶯在戒毒期滿後，三年裡再沒碰過毒品，而面對艾滋病與一個健康的愛人，她也曾無比痛苦和糾結，“這個掙扎的過程，旁人是體會不到的。但即便是這樣，她仍然是幸運的。”

覃明紅說，在多年的工作中，她發現一個現象，幾乎所有的艾滋病戒毒人員都非常自卑，他們在進入戒毒所之前可能受到過各種各樣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自信心完全崩塌，甚至自暴自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這一片廢墟里，為他們注入新的希望，幫他們站起來”。

這項任務在最初的實施過程中十分艱難。

廣西第二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副大隊長雷京華告訴澎湃新聞，在工作中，他與艾滋病戒毒人員相處了十年，這十年裡，他經歷了牴觸、恐懼與困惑，甚至想“逃離”艾滋病專管大隊，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堅守崗位，“人畢竟是感情動物，當我走近這個特殊的群體，瞭解了他們的生存現狀，發現了他們的正在經歷的苦難，就沒法拋下使命，不管他們是艾滋病患者，還是吸毒人員。”

雷京華說，2009年初，廣西戒毒系統對於艾滋病戒毒人員的集中工作進入籌備階段，而在集中大隊正式成立之前，這個消息只控制在少數領導的範圍內。那年3月，他與大隊長譚慶坦一同前往位於北海市的廣西第六強制隔離戒毒所參加學習培訓，“到了之後發現，學習的內容，全部都與艾滋病有關，我於是產生了‘不好’的預感”。

從北海回到柳州後不久，第二強制隔離戒毒所七大隊成立，這個大隊後來也被稱之為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雷京華與其他的14名同事被調往這裡工作。他回憶稱，最初，七大隊只有9名戒毒人員，他們全都是從其他大隊調過來的艾滋病戒毒人員，“我們15名幹警也和他們一樣，彷彿被貼上了艾滋病的標籤”。

雷京華說，七大隊成立後就成了“禁區”般的存在，“別的同事從不願來這裡，甚至和我們見面也會繞著走，對於防艾知識的缺乏，讓所有人都對艾滋病充滿恐懼”。

2009年時，雷京華只有25歲，剛從警校畢業兩年，他曾找過戒毒所領導，表示自己尚未結婚，所裡應當考慮他的現實情況，他希望能夠調離艾滋病專管大隊，“那時候每天都在恐懼中度過，怕感染，怕職業暴露，也怕影響家人，女朋友身上哪怕起個紅疹，我都會懷疑是不是我傳染了什麼病毒給她”。

因工作的問題，雷京華的婚期一拖再拖，來自家人和同事的異樣眼光，讓他倍感壓抑。

孤獨：因艾滋病被家人放棄，有人曾割腕自殺

艾滋病專管大隊的成立，不止為戒毒所民警帶來困惑，也曾讓這裡的艾滋病戒毒人員十分牴觸，他們認為自己的隱私因此被暴露，一個寫著“艾滋病”的標籤被無形中貼到了他們每個人的腦門上。因此，在最初的三年時間裡，艾滋病戒毒人員與民警之間的對立情緒十分嚴重，甚至摩擦不斷。

雷京華說，艾滋病戒毒人員不配合管教，想方設法為民警找麻煩，在大隊成立之初幾乎是一種常態，“他們不肯下樓，不吃飯、不出操也不參加勞動，我們的工作開展得十分艱難。”

大隊長譚慶坦回憶稱，從2009年到2012年這種對立的情緒一直持續著，“他們在想方設法給我們找麻煩，我們也在時刻準備著應對他們的突然發難，這讓許多民警感到十分疲憊，當時甚至傳出一種說法，只要把我擊垮，集中管理大隊也就垮了，於是他們開始給我出難題。”

譚慶坦回憶稱，一次在吃飯過程中，食堂裡突然吵鬧起來，有艾滋病戒毒人員叫囂著稱饅頭是餿的，不願意吃飯，“我趕到食堂後，一個饅頭就被遞到我面前，他們說‘饅頭是餿的，不信你嚐嚐’”。

面對艾滋病戒毒人員遞過來的饅頭，譚慶坦顯得若無其事，他接過饅頭咬了一大口，並表示饅頭沒有問題，可以吃。他的這一舉動讓所有人愣在當場，也平息了這次風波，“後來我就告訴他們，不配合管理，對自己的病怎麼傳播都不清楚，怎麼和我們作對？”

這次的鬧劇後來讓集中管理大隊裡的氣氛緩和了很多，但真正化解掉戒毒人員與民警之間的對立情緒，是從雷京華處理的一次突發事件開始的。

雷京華說，在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許多戒毒人員在查出得了艾滋病後，家人就將他們徹底放棄了，“每個月家屬可以來戒毒所探視一次，但是在艾滋集中管理大隊，很多戒毒人員一年都見不到家人，這讓他們看不到希望，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

2012年，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一名戒毒人員，就是因為親情缺失，在宿舍內割腕了。雷京華在監控視頻中看到這一幕後，即刻奔向了事發的宿舍。他回憶稱，等到他趕到宿舍後，血已經流了一地，“我來不及多想，立刻揹著他往所醫院跑，其間，他掙扎著讓我放下他。我不記得我說了什麼話，但到了醫務室以後，看到他的血流了我一身，這時候，我開始感到害怕。”

當然，這次的事件最終並沒有對雷京華帶來任何風險，但讓艾滋病戒毒人員看到了來自民警的關懷與勇氣。雷京華說，他在事後開始思考這些艾滋病戒毒人員的生存現狀，並嘗試去理解他們，“我可以想象，艾滋病戒毒人員通常要承受毒癮、病痛、歧視和恐懼等多重摺磨，如果這個時候連親情都沒了，那對他們來說是一場災難”。

廣西第二強制隔離戒毒所艾滋病戒毒人員進行象棋比賽

依賴：想出去也怕出去，他們懼怕高牆外的世界

雷京華現在仍清楚地記得那名割腕的戒毒人員名叫張紹安（化名），也記得他獲救後絕望的眼神。他說，在得知對方自殺的原因後，他曾驅車前往張紹安的家裡，與他的家人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向他們講述了張紹安的現狀，也談到一些關於艾滋病的基本常識，最終在我的極力勸說下，他們來了一趟戒毒所，見到了張紹安，那次會見中這家人的心結也打開了。”

雷京華說，此後，他們與戒毒人員雙方的關係逐漸變得融洽，“流血事件”消除了大部分民警的恐懼心理，張紹安的改變，也讓很多艾滋病戒毒人員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56歲的劉西營（化名）自1996年開始吸毒，2012年查出患有艾滋病，過去的20多年間，他曾反覆進入廣西第二強制戒毒所六七次，他說，自己親身見證了艾滋病集中管理大隊的發展與變遷。

劉西營回憶稱，自己當初感染艾滋病是因在注射毒品時與其他吸毒人員共用針管，“這裡年齡稍大點的艾滋病戒毒人員多數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患病的”。

在感染艾滋病的7年間，劉西營與其他大多數艾滋病戒毒者一樣，經歷了死亡的恐懼，親情的缺失以及病痛、毒癮的折磨，但最讓他無法接受的是來自外界的歧視，“這些年，我反反覆覆來到這裡好多次，自從得了艾滋病後，我發現我對於毒品越來越難以抵抗”。

劉西營說，因艾滋病病毒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經常誘發各種併發症，他在戒毒期滿出所後，開始懼怕穿白大褂的醫生，因為在他們眼裡，自己就像是透明的，“在醫生這裡，得艾滋病這件事是沒辦法隱瞞的，我也曾遇到過醫院拒絕為我治療的情況，這些歧視讓我非常難受，為了緩解壓力就又開始吸毒”。

在劉西營眼裡，戒毒所的民警比任何人都瞭解自己，他說，這裡沒有人歧視他，在這裡他覺得自在，在反反覆覆進出戒毒所多次後，他開始有些懼怕高牆外的世界。

廣西戒毒管理局生活衛生辦公室主任黃傑明介紹，廣西司法行政戒毒系統共有強制隔離戒毒所8個，其中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員的共有3個，共有近300名艾滋病感染者正在所內接受隔離戒毒。劉西營的情況，在艾滋病戒毒人員中是普遍存在的，部分艾滋病戒毒人員因此自暴自棄，甚至有報復社會的傾向。民警一直在嘗試向他們灌輸“艾滋病到我為止”正確觀念，“對於戒毒所來說，除了常規的醫療設施保障，更重要的是人文關懷。消除歧視不是不可能，但需要時間，我們用了10年時間在廣西戒毒系統內部做到了這一點，在高牆之外，我相信在未來的情況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