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遇羅錦因一篇《出身論》而受極刑的烈士遇羅克的妹妹。

遇羅錦的作品主要有《一個冬天的童話》及姊妹篇《乾坤特重我頭輕》。《一個冬天的童話》最早發表於《當代》雜誌1980年第3期，先後被譯為德、日、英、法四國文字介紹到國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她的作品以樸實無華的筆觸、真實強烈的感情講述發生在那個特殊年代裡的悲慘的故事，是傷痕文學的重要作品之一。

是單純追求愛情，還是過河拆橋、忘恩負義？一件小小的離婚案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只因為那個時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與現在不同。

1980年新《婚姻法》頒佈前後，社會出現了一輪離婚潮，其主體主要是“上山下鄉”後返城工作的知識青年，其中的“遇羅錦離婚案”更是引人注目。

遇羅錦，是因一篇《出身論》而受極刑的烈士遇羅克的妹妹。“文革”結束後不久，遇羅錦發表了報告文學《一個冬天的童話》，詳實記錄了她的家庭、經歷和婚戀，甚至大膽地寫出自己的婚外情，這在當時堪稱文壇的一顆炸彈。幾年以後，在人們談離婚色變的年代，她又因第二次婚姻破裂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結婚：“為了生存的選擇”

遇羅錦出身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遇崇基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系，是出色的土木工程師，母親王秋林曾兩度留學日本，是成功的實業家，並當選過市人大代表。1957年，遇崇基和王秋林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遇家開始遭遇劫難。

“文革”初期，遇羅錦的哥哥遇羅克因發表《出身論》反對血統論,反對林彪、陳伯達、“四人幫”而遭逮捕,並於1970年3月被處死刑。遇羅克被捕前,紅衛兵在遇羅錦的二十幾本日記中,找出幾句“反動言論”,於是,遇羅錦被定為“思想反動分子”,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3年。

1970年3月,勞改農場解散,遇羅錦又被轉到河北臨西縣插隊落戶。那裡的工資多年沒有超過一毛錢。迫於生活,她到黑龍江和一個素不相識的農民結了婚，戶口得以從貧困地區遷到東北。他們婚後生有一子，但由於沒有感情基礎,4年後離婚。沒有出路的遇羅錦又回到北京謀生,種過地、幹過臨時工、當過保姆,也當過無業遊民，其間母親經常發脾氣,要她儘快嫁人。現實的困境和家庭的壓力使她不得不考慮再找個對象。

經人介紹,1978年7月,遇羅錦和北京某廠工人蔡鍾培結婚。據她事後自己的總結，他們兩人各有三圖：“他圖我:(1)我永遠不想生孩子。(2)介紹人說我很能幹,在經濟上絕不會虧累他,他很相信並也看出我不是懶蟲。(3)他認為我的外表和他原來的愛人不同,他喜歡學生樣的人,儘管他出身城市貧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卻希望女方是知識分子。我圖他:(1)他有個孩子,而且從小就和她奶奶單過,我很滿意。(2)他有間房,我可以有落腳之處。(3)他給我的印象還算老實、忠厚、正派。”

離婚：追求幸福還是忘恩負義

但是,兩人一起生活才兩年,婚姻就觸礁了。1980年5月16日，時年34歲的遇羅錦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交了訴狀，提出離婚。

個離婚的背景是，就在1年前，也就是1979年5月，遇羅錦的日記問題得到了平反。兩個月後，她回到原先工作的玩具六廠上班。4個月後，遇羅克的問題也得到平反，遇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遇羅錦的戶口也已在婚後不久就從東北調回了北京。

生活境遇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她的婚姻也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1980年4月，也就是提出離婚一個月前,她突然在外面找了一間農民房，開始與蔡鍾培分居。

對於離婚理由，遇羅錦在訴狀中說，“我們除了吃飯睡覺以外，沒有別的語言。玩不到一塊，想不到一塊，說不到一塊。”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他場合，她不止一次舉過這樣的例子：

我愛看的電影,他不愛看。我們一起去看《瞧這一家予》,走出電影院,我說:“張嵐演得真逗。”“張嵐?張嵐是不是演胡主任得那個?”

去香山遊玩,我心裡想的是這片景色多美多靜,他卻忽然說:“昨天我路過菜市場,那兒正賣處理黃花魚,兩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隊。”

看畫展，人們都在靜靜地看，唯有他的聲音響徹室內，大言不慚地給孩子講繪畫“原理”。

……

“鍾培是好人”，遇羅錦在寫給單位的材料裡寫道，“但絕不是我心目中的愛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熱炕頭，而我希望我能從愛人身上學點什麼，能對我的精神有所啟發……我對他沒有愛人的感情。我應當結束這種沒有愛情的夫妻生活。”

突然的離婚請求給了過慣普通生活的蔡鍾培非常大的打擊。他在答辯中寫道：“我們經人介紹自由戀愛，結婚以來兩人根本沒發生過什麼大的口角……生活一直很美滿，經常一起去看電影。5月2日，她還買了兩張《蝴蝶夢》的票，看完後回家吃的中午飯，怎麼能說玩不到一起呢？”

他還強調：“我們在婚後兩年多,齊心協力辦了3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羅錦的戶口調到北京。第二件,幫遇羅錦找工作。第三件,為遇羅克平反。這證明我們婚後並不是如遇羅錦說的想不到一起,說不到一起,而是有許多共同語言的。”

“遇羅錦提出要結束沒有愛情的、不道德的婚姻,而實際呢?她是在自己的環境、地位、條件發生變化後，變了心。我覺得,這是過河拆橋,忘恩負義。考察她的幾次婚姻狀況,她實際上是想把婚姻當作實現自己的目的的一個個跳板。”

面對道德譴責，遇羅錦坦然答道：“我並不是不懂道德，而是有罪：自欺罪、欺騙罪。我沒有愛過誰，卻要和誰去結婚。”她大聲疾呼：“我是否應當因為我自欺過，而把繼續和蔡鍾培湊合過作為對自己的懲罰，永遠自欺地過下去？”

審判：一波三折終解脫

在法院的審理過程中，蔡鍾培起初堅持不離婚，後來態度發生轉變，但他強調，婚前遇羅錦說沒結過婚，也沒說勞動教養3年的事，是欺騙了他，必須把問題的性質說清楚才同意離婚，並且要遇羅錦賠償他的飯錢以及買自行車等方面的經濟損失。其後，他又向法院反映遇羅錦與別人有不正當關係。

遇羅錦也開始反擊，證明婚後自己在經濟上為全家做出的貢獻更大，並且要分一半家產。顯然，雙方定然不會在一起生活了，但一個想要結果，另一個想要說法。

審理期間，想要說法的蔡鍾培主動給報社寫信，要求組織群眾就自己的離婚訴訟開展討論。其後，兩家發行量超過百萬份的雜誌公開組織了大討論：婚姻是以政治、物質條件還是以愛情為基礎？離婚標準究竟應該是“理由論”還是“感情論”？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紛紛寫信給報社、給法院，也有要求法院轉給遇羅錦本人的。

儘管有部分人傾向於支持遇羅錦，但是當時的主流輿論還是一邊倒地譴責遇羅錦，指責她利用婚姻做跳板，實現自己的功利目的。《人民日報》甚至刊登消息稱遇羅錦是一個行為不檢點的女人，新華社更是刊發了題為《一個墮落的女人》的內參。一件小小的離婚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1980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黨春源做出了一審判決。判決書說：“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僅為有個棲身之處，兩人即草率結婚，顯見這種婚姻並非愛情的結合。婚後，原被告人又沒有建立起夫妻感情，這對雙方都是一種牢籠。”因此，判決兩人離婚。判決宣告後，蔡鍾培不服，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

1981年1月1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認為原判對“草率結婚”和“婚後沒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認定，與事實不符，決定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

1981年1月28日,朝陽區人民法院重新開庭審理。於是，遇羅錦與蔡鍾培又開始了新的拉鋸戰。

1981年2月，在案件重新審理過程中，遇羅錦又寫出《今天的童話》，想用文字來回答輿論的譴責。她還認為新華社內參中很多是“無中生有”、“任意誇大”，尤其是“她對一個老幹部的追求”。

根據遇羅錦自己的表述：1979年4月，自己與某報社馬姓老幹部認識後，馬向自己暗示沒有愛人，並且主動寫信、贈送照片和紀念品追求她，由於他曾表示出支持哥哥遇羅克的傾向，並且有著自己嚮往的“精神交流”，所以自己也並非沒有表示過好感，但沒有不正當關係。遇羅錦提出離婚後，馬向法院以及媒體說是遇羅錦主動追求他，但一直遭到他的嚴厲批評。

在進一步查清這些事實的基礎上，法院對遇羅錦和蔡鍾培做了耐心細緻的調解工作,雙方最終同意調解離婚。

28年過去了,這樁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離婚案早已退出人們的視野,在那個極左思潮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年代裡真實地表達自己、勇敢地解放自己的遇羅錦也逐漸被人們淡忘。

據說，與蔡鍾培離婚後不久，遇羅錦與北京鋼鐵學院的教師吳範軍相識並結婚。1983年，曾經翻譯《一個冬天的童話》的一名德籍華人出版商邀請遇羅錦到德國短期訪問。其後遇羅錦輾轉定居在德國，一直沒有回來過。期間她多次想接丈夫赴德，但吳範軍堅決不去。1992年，在僵持的情況下，吳範軍主動提出離婚。1993年，遇羅錦和德國人海曼結了婚，她說自己過得相當安寧愉快。

來源丨法治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