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薇薇正在工作
有人想穿上婚紗，有人想穿上旗袍。即使是人生的最後一次露面，人們對美麗也有不同的期待。
楊薇薇的工作就是要滿足這些期待。她是北京市八寶山殯儀館的第一位女性入殮師。在她之前的男性入殮師大都按照最簡單的步驟化妝，能提供的服務也很少，對待女性逝者與男性逝者沒什麼差別。後來為了滿足家屬多元化的需求，給女性逝者更多的尊重，八寶山殯儀館留下了來此培訓的21歲的楊薇薇，開了北京市的先河。
楊薇薇在這裡待了8年，給超過兩萬名逝者提供過服務。她見過家屬們提出的各式各樣的要求，只要提出來，她就儘量滿足，甚至包括給逝者塗指甲油。
逝者的手指微蜷，平躺著很難上色，又容易被刮蹭掉，楊薇薇索性握住逝者的手，與她五指相扣，用另一隻手給她塗色。
“跟逝者長時間手握著手是第一次，當時也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礙，不斷地說服自己去接受。”塗完之後，她也不能鬆開手，要不斷扇風，等指甲油完全晾乾。
穿婚紗也沒那麼容易。盤發、換裝會花費很長時間，更不用說戴上頭紗、皇冠這樣的配飾。因為毛囊細胞的死亡，頭髮很容易脫落，梳頭時要格外輕柔，楊薇薇總是想以最少的步驟完成盤發，把脫落的頭髮減到最少。
在有些男性入殮師看來，“告別會上並不會掀開壽被，大家只能看到肩以上的部分，塗不塗指甲有什麼關係呢？”“薇薇總做些沒必要的事兒。”
劉瑞安是楊薇薇的師父，也殯儀館裡資歷最老的入殮師。他記得以前給逝者化妝都是在臉部塗上兩塊濃濃的胭脂，楊薇薇的到來，帶來了一些改變。
通常，入殮師化妝會從刷粉底開始，粉底是用白油特意調出的，遮蓋能力強。但楊薇薇不一樣，8年來她每一次都堅持在化妝前用酒精擦拭逝者面部。她覺得活著的人化妝前要洗臉，不能因為是逝者就省去這個步驟。
普通的化妝整容花費時間少，價格較低。遇到有傷疤需要遮蓋、縫合，或是骨骼變形需要重塑的，非正常死亡的逝者，入殮師往往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價格也更高一些。
可楊薇薇面對著失去子女的孤獨老人，或煤氣中毒唯一倖存的家庭成員時，總是張不開口要高價。
這麼做的後果便是，她需要花費遠超要價的時間和精力完成化妝整容。事後她也經常感到後悔，可下一次面對悲傷的家屬，她還是心軟，又會默默地嚥下那個事先想好的數字。
還有那些送來時仍然戴著尿不溼、殘留著排洩物的老人，她很生氣，也為老人感到心酸。她總是一點點給老人清洗乾淨，即便家屬沒有交納沐浴的費用也是如此。
工作的8年間，她經常冒出“乾點別的，不想再做入殮師”的念頭。但是當入殮師精心完成化妝整容，讓原本憔悴、暗淡無光的逝者變得安詳而精神時，很多人會眼含熱淚向入殮師致謝。這樣的場面讓楊薇薇一年又一年地堅持下來。
楊薇薇大學最初讀的是社會工作專業，後來，因為對專業不瞭解，實習也不好找，學校給了轉專業的機會，她選擇了殯葬專業。當初的想法是，殯葬業冷門，應該好找工作。
畢業實習時是她第一次接觸遺體，她現在還記得當時站在整容室的門口，隱約聞見了一股腥味，有點猶豫。
慢慢走進去，她看到了一張七八十歲老太太的臉，眼睛有些凹陷，嘴巴微張，臉色很暗，沒有任何光澤，皮膚由於水分流失變得更加鬆弛。逝者的表情不算痛苦，但也並不安詳。
她試圖摸一下，可隱約的腥味和直挺挺的身子提醒她，這是一個再也無法醒來的人，她攥緊手，縮了回去。
這股莫名的腥味伴隨了她一個星期，吃飯時，她望著熱氣騰騰的米飯，聞到的卻是整容室裡遺體的味道。“等實習結束，我就找個別的工作。”她心想。
工作後有一次，她和同事接手了3名從剛果運送回國、在彈藥庫爆炸中死亡的工人遺體。遺體全身基本都已經腐敗發黑，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有些部位的血管清晰可見。當她用手捧起，皮肉和軟組織就像液體一樣，似乎要從指縫間流下來。
楊薇薇和同事忙了一夜，固定表面殘存的皮膚，進行防腐處理。他們一刻不停，才勉強趕上了第二天上午的告別會。
還有一年的七夕節，原本打算和男朋友約會的她被臨時叫回，一下忙到了晚上11點，只能在單位裡叫了蓋澆飯。
夜晚值班時，屋子裡只有她一個人，這個從小就怕黑的女孩會把值班室和走廊裡的燈全都打開。值班時經常要存放半夜送來的遺體，呼呼的風颳著，有時她也很害怕。
壓力一大，她經常做噩夢，夢裡都在無休止地工作，這讓她“一點兒也不想做入殮師了”。
當忙碌的日子過去，迴歸正常狀態，她耐心給逝者整理好衣服，化完妝，看到他們變得自然、安詳，或是面目全非的人經過重塑，再現生前的容貌，會有一種極大的滿足感，她說覺得自己做到了“讓兩個世界的人都滿意”。
不過，這份工作並不總是那麼令人滿意。楊薇薇和她的同事們早上上班時間早，打車時往往是出租車師傅的第一單，司機總因為“晦氣”不願意到殯儀館。後來他們只能謊稱自己要到附近的地鐵站或是單位對面的汽車修理廠。
有的外賣小哥也介意，甚至到了離殯儀館還有500米遠的岔路口就給他們打電話讓過去取，說“自己不敢走那條路”。
老一輩的入殮師早已習慣了這種尷尬，比如楊薇薇的師父劉瑞安。他從來不主動給別人發微信，收到了朋友們發來的搞笑視頻，也忍住不回覆。他從不去別人家裡串門。“哪怕是朋友們思想比較包容，不覺得我接觸逝者晦氣，我也不做那些有可能在他們遇上倒黴事兒後產生誤會的事。”
他調侃說，自己“進門是爺，出門是孫”。他覺得在“遇上事兒”時，很多人對他都比較尊敬，工作做完之後，仍然不太看得起這份職業。
但這些入殮師還是要在哪怕最細微的地方照顧到人們的情緒。劉瑞安化妝整容時基本都不戴手套，即便手套可以隔離細菌，避免感染，有保護作用。他就想讓家屬覺得，自己是帶著溫度去工作。
為了讓大家“看得起”，他甚至故意戴著一枚從女兒那裡要來的戒指，還買了一塊像樣的手錶。“其實我不喜歡戴這些東西，可我想讓家屬覺得，劉師傅是個‘講究人兒’，會盡心盡力，仔仔細細地給咱們整好嘍”。
他經常教導年輕的入殮師，認真工作，甭想別的。慢慢地，楊薇薇也理解了這種忌諱：自己選擇的路本就少有人走，人們不瞭解也是正常。
楊薇薇已經不覺得這份工作“晦氣”。在她看來，這根本不是燒焦的、腐爛的、有著奇怪味道的屍體，更不是工作以後從不曾看過的恐怖片裡誇張的“鬼”。
“這曾是一個個和我們一樣的鮮活的生命啊，誰都有逝去的那一天，誰不想把最好、最美麗的一面留給世界呢？”
在楊薇薇之後，八寶山殯儀館不斷吸納女性入殮師，2012年成立了“青清女子工作室”，專門服務於女性逝者。
一次，有位老大爺送來了4名因煤氣中毒而死亡的親人，妻子、女兒、侄女和外孫女，一夜間幾乎失去了所有至親的他在棺木旁嚎啕大哭，難以平靜。
考慮到逝者的性別和數量，女子工作室的入殮師全都提前待崗，用特意調製的油脂為她們遮住中毒後身體和麵部產生的紫癲，給她們分別化上符合年齡和個人特點的妝容。
她們用花花綠綠的皮筋給年僅六七歲的小女孩兒紮上了小辮子，把她四季的衣服疊整齊放入棺木，還把她生前愛玩的小羊肖恩和派大星布偶放在枕邊。
做完這一切，那位老大爺又忍不住哭起來，不斷地說著“謝謝，謝謝”。
她還記得自己曾經入殮過的一位四五十歲的男性逝者，剛送過來時，他的頭髮、鬍子亂蓬蓬的，衣著也很隨意。楊薇薇先用酒精擦拭清潔，把鬍子刮乾淨，又均勻地塗了粉底、腮紅，噴了髮膠，還把原本散亂的領帶重新打好。
做完之後，她很滿意。可等到家屬來看時，逝者的女兒卻說這麼化不行，這不是她的爸爸。這位女兒把父親生前的照片拿給楊薇薇看，她說自己的父親是個藝術家，生活中從來都不拘小節，打領帶、梳頭髮這些父親是不會做的。
後來她重新理容，解下領帶，吹亂頭髮，還特意解開了襯衣上的扣子。這才得到了女兒的認可。
她說事後自己才想明白，家屬希望這最後一面見到的，是曾經熟悉的面孔，是逝者原本真實的樣子。站在逝者的角度想，還原他本來的樣子去和這個世界告別或許是對他最大的尊重。
可逝者究竟想以什麼樣子離開呢？他滿意家屬們的佈置嗎？楊薇薇有時也忍不住質疑自己的想法。
人們在健康活著的時候不願意去考慮死亡，可死亡卻無時無刻不在召喚活著的人。她希望所有人都把“身後事”如何安排，如何佈置寫進遺囑裡，這樣才算是本人擁有了自己死亡與告別的決定權。
但是，人們並不總是擁有這樣的權利。楊薇薇見過有死後拉過來不經任何儀式直接火化的人，也有在冰櫃裡存放了3年甚至10年以上仍無人問津的人。一位家屬正在辦理手續時，被匆匆趕來的另一位家屬搶走了死亡證明，不得不推遲告別和火化。還有人因為逝者手上的戒指歸誰吵起來。
當然，死亡故事裡也有很溫情的。有一次，一位年歲很高的老太太，不顧子女的勸阻，堅持為去世的老伴送來一個布包，裡面整齊地裝著給老伴準備的衣服，還夾帶著一張紙條，清楚地交代了上面穿什麼、下面穿什麼。
最後寫著：“願老伴在天堂穿得舒服，蓋得暖和。”
見慣了死亡和遺體，楊薇薇說自己還是不能習慣，沒有麻木。
她有時害怕，卻又不怕。她覺得死亡是一件平常的事，卻又覺得神聖無比。她以為自己變得從容了，可看到、聽到告別廳裡的場景和哭聲還是會跟著流淚，面對爺爺的死她還是“完全蒙了”，她不敢給爺爺化妝，也忘記了往棺木裡撒7枚早就準備好的硬幣。
她工作以外的時間大部分留給了家人，孝敬父母，陪伴家人，為他們洗衣做飯是她覺得最幸福的事。
在陽光明媚的午後，工作不忙碌時，她和同事們偶爾會到院子裡去晒太陽。
在避開了家屬視野的地方，她們的臉部肌肉鬆弛下來，互相打鬧著、開著玩笑，談論著“雙11”的購物，談論著最新的電視劇情和八卦美食。
她們也提起當天遇到的逝者，聲調、語氣沒太大變化，在她們看來，男女老少，乞丐顯貴，沒有誰的死比別人的死更獨特，也沒有哪一種死因比其他的更重要。
在靜謐的八寶山，她們一遍遍地為逝者沐浴、更衣、化妝、拂塵、入殮。最終，超過1000攝氏度的烈火燃燒之後，這些形色各異的人，都歸為一捧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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