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黃金時代
香港電影素有“東方好萊塢”之稱，七八十年代的港片，文有許冠文、許冠傑開喜劇片先河；武有李小龍、成龍、李連杰，讓功夫片揚名世界。
上世紀九十年代更是百花齊放，徐克、王家衛、王晶、吳宇森等導演佳作頻出，而周潤發、周星馳、“四大天王”等名角更是熠熠星光；江湖道義兩肩擔的《古惑仔》，仙俠題材鼻祖的《倩女幽魂》、無厘頭開山之作《大話西遊》，部部皆稱經典。
如今，這代人只有周星馳迅速轉換跑道，演而優則導，開出一部又一部新電影。而那些隨他一路走來的“黃金搭檔”，他們親歷過港產片最輝煌的時代，也趕上了內地網絡電影遍地開花的今天，成為這個“香港製造”銀幕傳奇的最好見證者。
“石榴姐”苑瓊丹：
工作除了愛，還要吃得飽
“皇太后叉燒，不怕你嘴刁。”這句有點星爺風格略帶“無厘頭”的廣告語是“石榴姐”苑瓊丹在深圳的新事業，除了每年數不清的新作品以外，她投資的生髮水、燒臘店，件件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問她假如生髮水和燒臘店生意做好了，會不會放棄演戲？苑瓊丹幾乎秒回：“不會放棄。我不喜歡的話，是做不了那麼久的。我不是從一開始就風生水起的，我也先問著家裡拿錢過日子熬出來的。既然為了拍戲都熬過這個過程了，為什麼我不繼續做下去呢。”
1982年，苑瓊丹中學畢業，考取了亞視藝員培訓班，在電視臺“給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對於19歲的她來說，當演員不過是為了有份薪水。演了四年古裝美女，一直不鹹不淡不出位，直到《唐伯虎點秋香》，苑瓊丹以“風華絕代萬人驚豔的石榴姐”形象深入人心，陸續又演出了《風流少年唐伯虎》、《秋香怒點唐伯虎》、《金裝四大才子》中，奠定了苑瓊丹港星中“醜女”專業戶的地位。從演“靚女”開始的，直到改演“丑角”苑瓊丹才算在香港影視圈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苑瓊丹和李健仁第一次合作是在《武狀元與蘇乞兒》，當時她演一個“龜婆”的角色，兩人可謂識於微時，一群人的友誼卻保持了數十年。雖然如今大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內地拍戲，但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埋頭苦幹，不問世事”是苑瓊丹對自己的總結，“我只是一個小女人而已，埋頭苦幹自己的事，根本沒留意到電影工業發生了什麼事，香港怎樣，內地怎樣。我很感恩人生做決定的時候，都遇到了好的時機。”
那年選擇回到電視臺拍劇集，恰逢非典爆發，大家都正為工作發愁的時候，苑瓊丹天天有工開，存錢買房，適逢樓市價低；後來她決定離開香港，以大陸的工作為重，剛好又遇到了娛樂事業蓬勃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算計和規劃，但是我很感恩自己每個決定都是在合適的時機，剛好能幫自己更上一層樓的。”
不少喜劇演員的舞臺形象和現實生活中都差距頗大，並沒有銀幕上那麼歡樂。苑瓊丹說：“我太懵了，你問我開不開心，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拍攝當天，我們安排了一個“豆腐店老闆娘”的角色給她，為此，她換了三個假髮才出門，“我會想一個豆腐店老闆娘是應該怎麼打扮的，燙什麼頭。本來今天要開工就做不了這個採訪了，開工我就要想我劇本的問題，怎樣處理一場戲，怎樣讓這場戲更加順暢，會思考很多，所以同一時間不會安排太多事情，而每一件事都會要求自己有條理地去處理好。我也沒有時間去想到底開不開心，但是我沒有哭著去做這件事。”
和苑瓊丹走過繁忙的九龍塘街道，不少路人認出她來，生活中的她薄施脂粉，街坊叔叔阿姨都說啊你真人比電視上美呀！對大家嘮的各種“水嗑兒”，苑瓊丹都親切迴應，感覺上更像離家好久的鄰居遇到了“老街坊”，而不是走下銀幕的明星遇見“粉絲”，油鹽醬醋，喜怒哀樂，稀鬆日常； 她說：“我不是美女也不是明星，沒有明星的光環，也不享受明星光環，我享受我的工作，也喜歡拍完一場戲的那種滿足感。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拍攝《歡喜婆婆俏媳婦》的時候，苑瓊丹剛進組沒幾天，便得到母親去世的噩耗，她當天早上飛回香港，第二天就要飛回內地進組開工。在失去至親的情況下還要演喜劇，真的很困難，苑瓊丹說這是她一輩子都忘記不了的事情，需要花了很長時間去說服自己。除此之外，多數時候她並不會遇到很複雜的情緒，“這是很現實的事情。全世界最理想的就是，你的職業，你的愛好是能夠餵飽你，與此同時也是能令你開心的。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這些年來一直演出“另類”的女性角色，苑瓊丹沒有想過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論，也無法界定時至今日“表演”對她來說是一份工作，還是藝術事業，“很難界定。你不喜歡，就不會做這麼久；你吃不飽，就做不了那麼久。”
“如花”李健仁：
挖了個鼻屎，走紅全亞洲
李健仁和戚美珍、梁朝偉、周星馳四位好朋友先後進入娛樂圈，周星馳是他們當中最晚的一個，李健仁笑說，“讀書的時候我和周星馳是同桌，他嫉妒我靚仔，覺得‘整蠱’（粵語：作弄）我好過癮。”
90年代初，《武狀元與蘇乞兒》開機，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上北京，向太特別批准李健仁以朋友身份陪周星馳去北京拍戲。“去之前我就問他，有沒有靚女的？他說當然有啊！我就去了。”結果進組才發現女演員寥寥無幾，“有一天在現場他就突然讓我‘幫手’拍一個鏡頭，然後他很小聲跟那個化妝師說：這樣這樣。化完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特別不願意。周星馳就說，幫下忙啦，還有錢收的。這就是我第一次女裝扮相了。”
拿著免費機票，看了柯受良飛越長城，還收到了拍戲的錢，這“假期”真不賴，結果電影上畫後李健仁女裝角色意外爆紅，扮相深入人心，後來王晶導演還給“她”起了“如花”的名字，風頭一時無兩，“十年間最受歡迎的也是我參加那幾年的廣告，因為觀眾喜歡這個角色，他們一定會笑，所以一定會記得的。“周星馳當年的“整蠱”，成就了今天銀幕經典的“如花”。
父親是嘉禾的攝影師，李健仁耳濡目染，從小就夢想做演員，卻沒想到是通過這個方式“走紅”的，作為基督徒，他對於這個意外也安於接納：“我們來到世界上，都是希望給別人帶來快樂的。大家工作都那麼辛苦，應該給他們帶來一點快樂。挖一個鼻屎全亞洲都認識你，這是很難得的機緣。”
香港電影一直在給觀眾“造夢“，李健仁回憶說：古惑仔一班，周星馳一班，這兩班人是所有電影人還有影迷都還會去注意的，為什麼呢？大陸的觀眾現在還會覺得“哇，香港這麼厲害的，一幫古惑仔穿西裝拿著刀去做壞事多有型啊。”這是香港特有的電影文化，雖然並非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但至今依然有很多人會跟他說，“喂，仁哥，帶我去香港去銅鑼灣見浩南哥啊！”我說銅鑼灣哪有古惑仔啊！但這就是電影的力量了。
《少林足球》之後，李健仁的工作重心逐漸移到內地。如今，兩兒一女長大成人，兒子高大英俊，不少行內長輩都力勸他讓兒子出道，但正如當初父親不同意他入行，試過不眠不休兩三天，扛過銀川零下三十度的低溫，深知箇中甘苦，他也讓兒子深思熟慮之後再去做這個決定：“做我們這一行，斷六親，是親戚都沒得情分講的。進組沒有回頭路，當年拍《大話西遊》，我奶奶走了，我都不能趕回去。”因為85%的工作都在內地，所以只要不開工，他都會留在香港家裡陪伴家人。
這些年李健仁也做過製片人，但他坦承自己更喜歡幕前的工作，“在中國，演員更受尊重”。脫下“如花”的戲服，迴歸男兒本色，他與趙本山班底合作，參拍網絡大電影，又通過綜藝節目為更多內地觀眾所熟知，“汪涵在《天天向上》的節目裡面跟我開玩笑說仁哥，我跟你玩這個，你名字在普通話是有諧音的，你這個‘賤人’，汪涵說了之後，中央臺也這樣說過一次，很多觀眾就記得了。” 李健仁最近在大電視劇絕代雙嬌裡飾演李大嘴，在近年裡他一直試圖轉型，現在他會演出更多不同類型的角色，皇帝、老闆、江湖大佬，對於網絡時代的來臨，他補充說，“網大給我們這些做不了主角的人做主角的機會”。
“細龜”黃一山：
人生如戲，沒什麼不能忘
黃一山的“入行”路徑和李健仁、苑瓊丹不同，從編劇改行成為演員，不常見。他也算是香港那一代演員中少有的高學歷，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期間，黃一山做了六七份兼職，從夜校到私人補習先生，到《Esquire》雜誌的撰稿人，因為感覺教師工作過於枯燥，憑藉不錯的筆力，他投中那時風頭正勁的TVB編劇崗位，由此入行。按照他自己的職業發展規劃，本來通過晉職通道，也許最終會留在電視臺做個管理層，所以畢業後他甚至又報讀了英國赫爾大學的MBA。
社會學專業出身，師從劇力萬鈞的TVB金牌編劇大師黎文卓，後來卻誤打誤撞地因為《笑星救地球》節目組裡的龍套角色“細龜”成為觀眾的熱議對象，因而轉做演員。黃一山笑說職業習慣難改，至今他還是喜歡動手改自己的角色，像周星馳要求那麼高的製作人，對他也頗為欣賞，從未有過微詞。
第一次受邀參加周星馳的電影是《逃學威龍》開拍前，向華強太太通過黎文卓找到他，邀約他進組。“周星馳是很有才華的人，香港票房NO.1，亞洲首席笑星”，當時臺裡監製黎文卓也支持，所以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下來。
從1991年在《逃學威龍》中扮演“黃小龜”開始，黃一山和周星馳合作過7部電影，雖然距離最後一部《破壞之王》已過去二十幾年了，歷數過往的角色，依然覺得趣味十足， “《逃學威龍》很值得紀念，這是一個正常但是好笑的角色；後來的《唐伯虎點秋香》的華文就是一個好笑的丑角，算惡搞裡的佼佼者；但直到《九品芝麻官》裡做皇帝，我才感覺到很開心。也許每個演員心中都有一個皇帝夢吧，不過演員這個工作最好的是，你總會有東西留下來。“
2003年後，因為家庭原因定居在內地，黃一山的工作也開始轉換軌道，從香港轉為內地，從電影轉為電視，最高峰甚至一年安排了100場Livehouse的工作。如今他陸續接拍了超過100部網劇和網絡電影，團隊和投資方都以內地主，“現在中國電影整個制度化了，沒有從前半偏門的感覺。那些年香港電影題材就好像不羈的野馬，而內地現在的影視製作規矩會比較多，所以現在不是說香港沒有電影，而是要看你想做怎樣的電影。如果還想像以前那樣玩兒，就不能是大成本製作，控制好成本也是有可能賺錢的。”
金凱瑞、憨豆先生都因為演喜劇而無法直麵人生，最終患上抑鬱症，學社會學出身的黃一山對這個問題卻想得通透，從電影野蠻生長的舊時代，到工業化制度化的今天，歷經中年失業行業鉅變、兒子患病家庭鉅變，“適應變化”是他對這些年生活的總結，“社會學有個叫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詞，意思是每一樣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理的，都有它的實用價值，演員對社會的貢獻在繁華盛世的時候最高，戰亂時價值最低，因為那時最有價值的是科學家。作為生活在一個繁華盛世的演員，我們已經是很幸運的一代。總有人命中註定是要上前線，也有人註定要洗廁所，都是合理的。”末了他補充一句，“其實人生如戲，沒什麼不能忘的”。
“肥仔聰”林子聰：
做喜劇的人，都是自討苦吃
時至今日，雖然路人經常都會認出他，並且喊一聲“咦，肥仔聰！”但林子聰依然不願意承認“演員”身份是自己的“主打”，並且強調“一開始我是拒絕的“。
1995年林子聰加入香港無線電視任職編劇，參與綜藝和音樂節目的製作，其中包括當時收視率不錯的《城市追擊》。和黃一山一樣，因為近水樓臺，那時候電視臺的編劇、場記、燈光、錄音等幕後工作人員總會在人手不足的時候“替補”出演各種小角色，但真正讓他作為演員走上大銀幕的，是周星馳2000年的經典喜劇片《少林足球》，這部電影創下香港電影的最高票房記錄，而“肥仔聰”這個角色，也讓林子聰成為銀幕上“胖子”的代表任務。
為什麼離開“鐵飯碗”電視臺？林子聰說原因是“自討苦吃”。多年的編劇工作，讓他覺得驚喜越來越少，“很悶”。“能做喜劇的人也許都是很能自己找罪受的，你太舒服安穩的時候其實是寫不了、演不了喜劇的。”因為覺得電視臺太舒服安穩，工作也沒有太多要求，不想過早進入退休狀態的林子聰選擇離開電視臺，範兒因此遇到了參與制作和演出喜劇的新機會。
“喜劇演員其實是最慘的，因為喜劇演員從來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很多人其實會認為喜劇演員是被人嘲笑的目標，就算本來眉清目秀，也會扮相古靈精怪。這其實也是自討苦吃的一部分，你得非常‘不要臉’才能做到這件事。所以做喜劇演員其實是很辛苦的。”作為編劇和導演，林子聰並不認為喜劇演出必須要很誇張，他更願意強調演出的“原生態”，“因為自己做製作人，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最好的演技就是沒有演技。我只要看到有個人在屏幕上很刻意地做給我看，我就會覺得不舒服。比如說我演的是一個廚房佬，那我就去做廚房佬該做的，如果角色是一個賣魚的，我不會思考在我林子聰的發揮之下，這個賣魚的會有什麼不同。”
對於很多喜劇演員來說，“扮相”也許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但林子聰這樣“重量級”形象在演喜劇的時候讓他具備了天然優勢，觀眾很難忽略他的存在，而網友更把他的劇照製作成表情包，討論他的表情為什麼可以360度旋轉。林子聰說，表情是黃秋生教他的，“黃秋生說你要學會控制你的面部肌肉，讓每一根肌肉都可以單獨運動。但後來我發現這個技能原來是天生的而不能靠練出來，那我想可能是因為我臉大吧。”天賦異稟，不釋放一下技能，就絕對是暴殄天物。不管嘴上如何說著不要，這幾年，林子聰參與網絡直播、遊戲代言、網劇網絡電影拍攝，都受到網友的追捧，但他卻並不希望自己成為偶像，“到達那個位置，就必須承受那些無形而且無謂的壓力，要做你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每天不但在銀幕上表演，還要在生活中表演，最終失去自己的人生。除非有一天你完全破壞它，做回自己，不然你就會一輩子在這個的影子之下。”
相比之下，作為周星馳《美人魚》執行導演的這個身份，會讓林子聰感到更自在。林子聰不是香港拍片最多的導演，但三十年來保持著每天三部電影的看片量，足見他對電影藝術的熱愛。和陳浩民成為好友，除了因為大家搭了十年的戲，合作超過400集的電視劇，還因為兩個人都是電影愛好者，下班了就各自看片，但兩人喜愛的題材卻各不相同，陳浩民熱衷票房炸裂的大片，林子聰獨愛小眾電影，“大部分的好片其實都不會在票房上有好的表現。作為一個創造者，一個真心想拍好電影的導演，你可能要放棄掉大眾的口味，因為大眾的審美一定是金字塔狀的，如果你要做出金字塔尖的作品，就註定會很辛苦，反而假如要迎合票房會比較容易。你倔，就會沒戲可拍。所以要拍出一部優秀的作品，你往往會先製造出一堆平平無奇的商品。”
“現在香港拍電影其實是更容易了。為什麼更容易？因為沒有了。當一樣東西沒有了，你想做點事情，就會更輕鬆了。現在題材反而是拍什麼都可以，因為市場已經不在本地了。我們會盡自己所能把題材找好拍好，外國包括內地的觀眾喜歡看就好。很多純港產的有特色的電影，放到內地的網絡上，都會收幾千萬。”
按照我們的拍攝計劃，最後一張畫面的拍攝，林子聰站在九龍城的街頭，茫然地望著天空中並不存在的“飛機”——這一幕讓我們彷彿回到了電影《功夫》中的“豬籠城寨”，同一片天空，既連接著香港的過去，又照見了香港的現實。
陳果拍《香港製造》的時候，啟德機場還未停用。飛機從男主角中秋住的九龍城上空飛過，震耳欲聾。中秋說“這世界改變得太快，快得我來不及改變。”轉眼間，九龍城寨消失在人們記憶裡。盛世繁華，如今只定格在經典電影的畫面和這些黃金面孔的回憶中。
策劃+編輯=宛冬 攝影+後期=嚴寒
採訪+文=黃府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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