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恃才傲物，特立獨行！

怒懟，撕逼，北大教授黃侃為何老跟胡適過不去？

劉宜慶

1914年秋，黃侃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學國文系講授《文學概論》、《詞章學》及《中國文學史》等課。

黃侃性情乖戾，一言不合即惡語相向。比如他和象山陳漢章同為北大教授，也互相敬佩對方的學問。一次在一起聊天，談起學問，竟因觀點不同而相罵，黃侃繼而“欲以刀杖相決”，事後，卻又像無事一樣，而“善遇焉”。他看不慣北大聘吳梅來教戲曲，認為簡直是丟北大夫人臉。當然，他最看不慣胡適提倡白話。羅家倫的《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一文提到黃侃課堂罵人的情形：

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裡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於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麼東西，他那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

其實，反對白話文者如林琴南和劉師培，並非一味排斥白話文。前者在壯年時，做過很通俗的白話詩，後者曾和陳獨秀一起辦過《安徽俗話報》。唯獨黃侃，反對白話文尤其激烈。在周作人看來，北大校內“所謂新舊派的論爭實在也爭不出什麼來，新派純憑文章攻擊敵方的據點，不涉及個人，舊派的劉申叔則只顧做他的考據文章，別無主張，另一位黃季剛乃專門潑婦式的罵街”。

胡適，從美國歸來，執教北大，提倡白話文。

在新潮派北大師生的眼中，國故派黃侃是老頑固，在對待胡適推廣白話文這件事上，黃侃不僅僅是反對，而且對胡適抱有某種敵意。黃侃一貫狂狷孤傲、特立獨行，不僅在課堂上對胡適冷嘲熱諷，見了面，不會放過挖苦捉弄胡適的機會。在一次宴會上，胡適偶爾談及墨學，滔滔不絕。黃侃罵道：“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胡適赧然。過了一會兒，黃侃又罵道：“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黃侃卻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試試你。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不過聊試之耳。”舉座譁然大笑。

對於胡適，黃侃的成見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馳而減少。 後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僅成上半部，全書久未完成。黃侃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祕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拍案大笑。

溥儀與婉容。胡適見溥儀，叫皇上，引起軒然大波。

黃侃的妻子黃菊英的文章中提及，五四運動後，胡適見了被廢黜的溥儀仍口稱“皇上”，被季剛視為大逆不道。有一次胡適在中央大學演講出門，恰好被黃侃碰上，於是，黃侃跳腳破口大罵。

黃侃對胡適的敵意，還有一層意思，愛徒傅斯年被奪走，遷怒胡適。傅斯年讀北大時，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樣，少年意氣，常常在課堂上向老師發難，而且能指出老師講課中的錯誤。傅斯年入本科不久，就引起黃侃的重視，傅斯年成為黃侃的得意門生。當時北大的幾位國學大師，如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人，都非常賞識傅斯年，打算將自己的衣缽傳給他。可是，傅斯年沒有趕走年輕的胡適，胡適反而將傅斯年、毛子水、楊振聲、俞平伯等一幫學生從傳統國學拉向新文化。傅斯年投身新文化運動的陣營中，陳獨秀都感到懷疑，還認為“黃門侍郎”傅斯年是個臥底呢。

黃侃的逸聞趣事一籮筐。

我們再來看一下黃侃在北大講課的神態和音容。黃侃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馮友蘭說：“他上課的時候，聽講的人最多，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以前連書名都沒聽說過的。”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在當時宿舍中，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不僅如此，北大學生馮友蘭放假回家，還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他的妹妹馮沅君（後為陸侃如夫人）講解，教她“黃調”，引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中，把林損、辜鴻銘、黃侃列為北大三怪人。黃侃在課堂上的一些舉動令人匪夷所思：“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裡有個祕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也許在黃侃的潛意識中，只有磕頭行過拜師禮的學生才是他認可的弟子，才能得到他的真傳。

顧頡剛在其《自述》中對黃侃北大時期的守舊頗有微詞：“北大的教員，老年的多，壯年的少，思想本來偏於保守。像黃侃這樣，年齡雖只三十多，可是他寫得一手好駢文，思想並不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