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來喝下午茶》的作者朱迪斯·柯爾逝世，從逃離納粹迫害的兒童難民到英國國寶級作家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5期，原文標題《老虎再見，朱迪斯再見》

英國兒童文學作家、《老虎來喝下午茶》的作者朱迪斯·柯爾去世，享年95歲。她的寫作天賦在於她溫和地幫助孩子們理解了悲傷和失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那麼脆弱。

文/李孟蘇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朱迪斯·柯爾

如果老虎來喝下午茶

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國家歌劇院和柏林大學之間的廣場上，燃起了瘋狂的火焰，茨威格、雷馬克、弗洛伊德等人的2.5萬本著作被納粹和激進分子們付之一炬。這一天，茨威格寫信給羅曼·羅蘭：“5月10日是一個光榮的日子，我的書在柏林被當柴燒了，就在我曾經當著千人的面做過報告的那個大學前面。”

猶太裔戲劇評論家和作家阿爾弗雷德·柯爾（Alfred Kerr）的作品也在其中。深有遠見的阿爾弗雷德在危急關頭策劃了全家人的逃亡之旅，讓妻子兒女躲過了大屠殺的噩運。如果他還知道，那個不到10歲就跟著他顛沛流離的小女孩，幾十年後會成為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在全世界銷售超出1000萬冊，會更加欣慰吧。

2019年5月22日，他的女兒朱迪斯·柯爾（Judith Kerr）去世了。她的代表作、繪本《老虎來喝下午茶》，以及系列繪本《小貓格格》都被引進了中國。

《老虎來喝下午茶》是朱迪斯的處女作，出版於1968年，內容風趣輕鬆：一隻不請自來的老虎出現在小女孩蘇菲的家裡，吃光了她家的三明治、麵包、餅乾、蛋糕和冰箱裡的所有食物，喝掉了牛奶、茶、爸爸的啤酒，甚至“水龍頭裡所有的水”。爸爸回家後，提議去餐館解決晚飯問題，最終他們高高興興地吃了香腸、薯條和冰淇淋。

老虎本來象徵危險，蘇菲絲毫不感到恐懼，反而興高采烈，兒童讀者受到危險又頑皮情節的感染，也會愉快地尖叫。這本書面世後大受歡迎，據朱迪斯的出版商哈潑柯林斯的數據，這本書在全球賣出500多萬冊，還被改編成舞臺劇。很多成人帶著孩子玩“老虎來喝茶”遊戲，把廚房裡的所有食品都藏起來，媽媽回家後對孩子說，老虎來家裡喝了下午茶，玩得樂此不疲。

最初，人們把它看作一本給兒童帶來快樂的簡單繪本；由於朱迪斯猶太人的背景和經歷，逐漸就有評論家和讀者將“老虎來喝茶”解讀為她童年生活中的創傷。老虎的來訪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秩序，給蘇菲家造成了混亂，一家三口在夜色中去找餐館，這些樸實的細節不乏超現實意味，讓老虎有了種種象徵：突然闖入的蓋世太保？打破安穩家庭生活的60年代性解放？席捲古板英格蘭的反文化運動？甚或是抑鬱症？

“不，這只是一隻老虎來喝茶的故事。”幾十年來，朱迪斯一直斷然否認種種過度解讀。她委婉地解釋，1958年，大女兒出生後，她辭去BBC編劇的工作在家照顧孩子，她做編劇的丈夫要跟劇組，常常不在家，留守在家的母女倆寂寞無聊，特別希望有客人來拜訪她們，加上她們喜歡去動物園，於是編一個老虎故事哄孩子睡覺就順理成章了。

《老虎來喝下午茶》

逃離納粹德國

最多的一種解讀是，老虎代表蓋世太保，粉碎了朱迪斯·柯爾美好的童年。

對照柯爾一家的經歷，這樣的闡釋似乎也說得通。

朱迪斯·柯爾1923年6月出生於柏林。她父親阿爾弗雷德在德國知識界地位甚高，有“文化教皇”之稱。她的母親來自政治家豪門，是頗有知名度的作曲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上了德國總理。一位友善的警察告訴阿爾弗雷德，他早就進入了納粹的黑名單，阿爾弗雷德拖著病體，刻不容緩地逃到布拉格。朱迪斯長大後才知道，那時她父親每週坐車去電臺做節目，都由一名武裝警衛“陪同”。

1933年3月4日，德國大選的前夜，母親帶著朱迪斯和哥哥邁克爾乘火車去了瑞士。他們幾乎沒有帶走任何財產，但母親還是帶走了女兒畫的一些畫。多年以後，母親告訴朱迪斯，納粹黨贏得大選的第二天早上8點，蓋世太保抄了他們的家。“如果我們晚一天離開德國，如果我的母親沒有把我藏在邊境，如果我的父親沒有這麼有遠見，我也會成為在納粹集中營中死去的百萬猶太兒童中的一員。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多麼幸運。”朱迪斯在自傳中寫道。

一家人在蘇黎世團聚。阿爾弗雷德找到他曾經為之撰稿的《蘇黎世報》，希望能繼續寫稿維持生計。報社擔心得罪希特勒，退避三舍，把和他的關係撇得一乾二淨。在瑞士待了幾個月，身無分文的他們來到巴黎。

成年後的朱迪斯看到父親的傳記中記錄了一段往事：滯留巴黎時，阿爾弗雷德被邀請到美國做一系列演講。他想借此把妻兒帶出歐洲，但邀請方只提供他一個人的旅費。他想到了在美國的多年好友愛因斯坦，便寫信向愛因斯坦求助：“歐洲一定會爆發戰爭，我必須救我的孩子。你可否利用你的影響力幫助我們籌集旅費？”愛因斯坦回信說，他什麼也做不了。母親告訴朱迪斯，他們在柏林過著好日子時，愛因斯坦曾在一次聚會上對她講相對論。

也有善意。阿爾弗雷德·柯爾寫了一部講述拿破崙母親的電影劇本，但法國電影圈無人敢碰。在英國的匈牙利猶太人、電影導演亞歷山大·科達花1000英鎊買下了劇本，讓柯爾一家有了旅費以難民身份在1936年3月來到英國。科達從未拍過這部電影，所以朱迪斯懷疑他此舉只是為了拯救他們。

他們期待的英國避難所也是虛幻的。朱迪斯目睹了父親的尷尬。一方面，父親受到德國猶太團體的高度尊敬；另一方面，他身為作家，失去了母語，生活在一個他不會說這種語言的國家裡，找不到文字工作，內心充滿挫敗感。柯爾夫婦住在廉價旅館裡，房錢包含了餐費。某一次，朱迪斯從免費寄宿的住處去看望父母，看到母親與女招待爭論，堅決認為旅館不該收女兒的飯錢，因為前一天她生病了沒有吃飯。

就像老虎一樣，戰爭不僅吃幹喝淨所有的食物和水龍頭裡的水，還吞噬了廚房本身、桌子、椅子、浴室，以及原本發生在這些家庭空間裡的養育孩子的行為。作為旅館的房客，這家人確實每天晚上都在餐館吃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家。

戰爭期間，柯爾夫婦隨身攜帶自殺藥丸，非常憂慮德國有一天會入侵不列顛。戰後，阿爾弗雷德·柯爾只去過一次德國。本該是勝利的迴歸最終以悲劇收尾。1948年，阿爾弗雷德走進漢堡一家劇院觀看《羅密歐與朱麗葉》，全場觀眾起立為他鼓掌。第二天早上，他中風了。治療了幾周，他得知無法康復，決定自殺，妻子幫他買了大量安眠藥，幫他成功結束了生命。後來，朱迪斯整理父母的信件時才得知，她母親在巴黎時多次想帶著孩子自盡，以免遭到納粹的迫害。

留下了粉紅色兔子

戰後，朱迪斯拿到倫敦中央藝術與設計學校（倫敦中央聖馬丁設計與藝術學院的前身）的獎學金，學習插畫。1954年，她與奈傑爾·尼爾（Nigel Kneale）結婚。尼爾當時在BBC做編劇，代表作有科幻電視劇《奎特馬斯實驗》（The Quatermass Experiment）。奈傑爾鼓勵她進行文學創作，當她寫不下去的時候，總是熱情地給她打氣。

婚後的某一天，朱迪斯和丈夫散步，突然意識到這樣的閒適寧靜不再是特殊的時刻，而將是生活的常態。活著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她感到莫大的幸福。她謙卑地說：“我的大部分幸福都是運氣使然。”

1968年，8歲的兒子看完《音樂之聲》電影，說，現在我們知道媽媽小時候是什麼樣子了。朱迪斯決定寫一本書，講述她真實的童年生活。1971年，她的半自傳小說三部曲的第一部《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子》（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出版。父母允許猶太小女孩安娜在出逃時帶走一件玩具，猶疑之中她帶走了一隻小狗，留下了最愛的粉紅色兔子。這本書有恐懼也有希望，在猶太社會聲譽極高，是德國學生的指定讀本，很多西方人生平讀到的第一本關於大屠殺的書就是它。

達觀、幽默和忍耐的態度使她有了一種敘事風格，那就是把可怕的危險變成可喜的冒險。比如她在老虎臉上畫出了笑容，誰會這樣畫老虎呢？《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子》裡，安娜聽說納粹給她爸爸的人頭標價1000馬克，便想象著他“被一大堆沉重的硬幣淹沒”在一個房間裡。安娜一家乘火車前往倫敦的途中經過英格蘭南部，非常詫異每個城鎮和村莊都叫Bovril，其實這是英國國民飲料“保衛爾牛肉汁”的廣告牌。在書中，她對自己經歷的劇變，以及造成劇變的原因表現出驚人的平靜。

人們樂於把“老虎”和“粉紅兔子”對照著讀，以便論證老虎暗示了蓋世太保或黨衛軍，他們隨時闖入家中帶走朱迪斯的父親——儘管書中的老虎愛開玩笑，畢竟他是隻老虎。但朱迪斯拒絕接受任何關於她的童年不快樂的論點。“我們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就離開了德國，所以我從未見過蓋世太保，也沒見過德國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從來沒有。我很幸運。”她說。她還在一個兒童在線論壇上說：“或許我有一點小小的創傷，我甚至沒有注意到。”

朱迪斯的書為孩子們創造了一個個神奇而又安全的地方，比如招待老虎的廚房，蘇菲一家吃傳統英式晚餐的咖啡館；溫暖的房間裡也有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悲傷，她的寫作天賦在於她溫和地幫助孩子們理解了悲傷和失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那麼脆弱。《老虎來喝下午茶》中，小女孩和媽媽為老虎準備了很多好吃的東西，還有“虎糧”，但它再也沒有來過；《小貓格格》的最後一本《再見格格》結尾，小貓死了。《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子》一書中有這樣的描寫，哥哥猜測希特勒可能在玩他們家的蛇和梯子，安娜接著說：“還抱著我的粉紅兔子！”

朱迪斯·柯爾非常喜歡貓，她養了很多隻貓

是難民，更是英國國寶

朱迪斯·柯爾彬彬有禮、低調、文雅、忍耐、堅韌、愛動物，很符合英國人心目中柏拉圖式的理想形象。朱迪斯的去世在英語世界引起了廣泛的哀悼，除了她的書讓成年人回憶起童年時入睡前聽父母講故事的美好時光，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從逃離納粹迫害的兒童難民，變成了英國的國寶。

朱迪斯在她的書裡提及過，當同學們輕蔑地叫她“聰明的難民女孩”時，她有一種局外人的意識。朱迪斯的達觀還體現在，她沒有過多地顧影自憐，沒有抱怨失去了出生時的地位和財富，作為局外人，她要格外努力，學好當地語言。她總是熱情地談論抵達英國後那種回家才有的安全感，對接納、善待她們全家的英國充滿感激。她甚至慶幸作為難民，要在一兩年內掌握一門新的語言，對大腦有益。

戰時的英國，外國人被分為三類：敵對國僑民，包括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友好的外國僑民，比如法國人和波蘭人；還有反希特勒的敵國僑民，柯爾家就屬於這一類。她的哥哥邁克爾當時正在劍橋大學讀書，被當作“敵國僑民”逮捕。柯爾夫婦通過政治家邁克爾·富特，將求助信轉給了內政大臣，不到一個星期，哥哥就獲得了自由。他後來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成為高等法院的法官，是英國曆史上第一個出生在外國的法官。

“戰爭期間人們的慷慨、善良和寬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母說話帶著德國口音。當時正在進行閃電戰，每天晚上都有人死於轟炸，但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過什麼難聽的話。戰爭一結束，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成為英國人，屬於這裡。”她說。

朱迪斯這一代逃離法西斯主義的歐洲大陸難民是戰後英國文化生活的重要參與者，他們中有藝術家盧西安·弗洛伊德、弗蘭克·奧爾巴赫，建築師理查德·羅傑斯，藝術史學家貢布里希，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等。年輕一代則有演員佐伊·沃納梅克（她扮演過哈利·波特的飛行課老師）、皇后樂隊主唱弗雷迪·墨丘裡等。這正是朱迪斯自豪的地方。

她是英國人、猶太人、歐洲人、倫敦人，還是這幾種身份的混合體？“英國人。”她一向這樣說。她對德國耿耿於懷，多次表示，去德國旅行心理上有很難邁過去的坎兒。去世前幾年，她才對德國釋然，學會了愛柏林。她帶著孫子孫女去柏林探訪老宅，看到當年她和哥哥常去玩耍的火車站外立起來一座紀念碑，提示人們，當年柏林的猶太人就是從這裡被驅逐到奧斯維辛的。

朱迪斯多次說，她的自傳是獻給“150萬沒有我那麼幸運的猶太兒童，以及他們可能畫的所有的畫”。那麼老虎也是獻給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