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宋之變”即“唐宋變革論”。

最初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出，經過一百多年的學界充分研究與探討，東亞各國學界對此已經形成基本共識。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

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

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餘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這就是“唐宋之變”的核心闡述，即承認唐和宋在社會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古代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代的開始，從唐到宋的歷史進程是一次巨大的飛躍。

要研究“唐宋之變”，那麼唐與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則是重中之重，但是往往很多研究者把“唐宋之變”的諸多功勞歸功於後周王朝的改革，不僅如此還多有貶低與抹殺前四代王朝的改革功績，這是有失偏頗的。

唯物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歷史的進程不是直線式上升的，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兼具前進性與曲折性。鑑於此，我們不能光看到後周王朝改革的前進性上升，卻忽略了前四代王朝改革的曲折性上升。

在五代整體歷史改革的進程中，後晉王朝的改革是關鍵的一環，後晉上承後梁、後唐，下啟後漢、後周，甚至有許多舉措影響至近兩百年後的南宋，足以可見它的改革功績之大。但是它的改革功績，卻被歷代文人的口誅筆伐所擊沉。

因為後晉的開國皇帝石敬瑭是著名的“兒皇帝”，北宋初年編撰的《舊五代史》對他的評價還算公允，到北宋中期大文豪歐陽修編撰《新五代史》開始，往後的歷朝文人莫不效仿，以抨擊石敬瑭以及後晉王朝為樂，彰顯標榜自己的“完美無瑕，忠心為國”，國祚十二年的後晉王朝就此徹底被擊沉，成為了輿論場的犧牲品。

其實呢，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瑕的人存在，也沒有一無是處的人存在 ，石敬瑭是五代第一漢奸不假，但並不妨礙石敬瑭是五代十國當中的一位有為之君（在五代十三帝之中，政績排第四，僅此次於柴榮、郭威、李嗣源），更不應該“恨屋及烏”將整整十二年的後晉王朝的歷史批判的一無是處。

希望今天的我們能秉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正確地看待後晉王朝的歷史，言歸正傳，接下來羚羊將從軍事、外交、內政三個方面為諸位看官們說說後晉王朝的改革功績。

一、後晉王朝的軍事改革

後晉王朝的軍事改革主要功績體現在改革禁軍系統中的侍衛親軍制度方面。

侍衛親軍，初步建立於後唐明宗李嗣源時期。因為李嗣源兵變起家，而後唐王朝原有禁軍核心為唐朝、後梁以來設立的六軍，故設立侍衛親軍予以制衡。也是在此時侍衛親軍開始分為馬軍與步軍，此後馬軍、步軍分開的傳統一直延續至宋朝。

《舊五代史》記載：“應順元年（公元934年）正月，以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安彥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張從賓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涇州節度使。”

侍衛親軍制度發展到後晉時期，因為石敬瑭創設了侍衛司，使侍衛親軍在後晉時期，大力發展，以致於完全取代了六軍。

《舊五代史》記載：“天福二年（公元937），高祖敕：’諸軍小節計、長行以下，沒於王事者，具給三年糧賜；有男成長者，委侍司衛典諸軍內酌量安排。”

此處的“侍司衛”指的就是侍衛司，這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關於侍衛司最早的記載。

天福五年（公元940）七月一份敕令中（原文篇幅過長，羚羊在此就不貼原文了），又將侍衛司與御史臺、宣徽院、三司等機構並列。據此所知，侍衛司在此時已經成為了後晉朝廷的常設機構。

侍衛司是管理與統率侍衛親軍的機構，負責處理有關侍衛親軍軍政的一切事宜。除此之外，還必須接受皇帝臨時委派的各項任務，如：《資治通鑑》記載：“天福六年（公元941）十一月，襄州投來將士三百餘人到闕，宣付侍衛司安排，其首領賜衣帛有差。”這是皇帝臨時將處置降軍的任務交付給了侍衛司處理的事例。

侍衛司通常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掌管，但有時也有例外，如：《資治通鑑》記載：“後晉開元開運三年（公元946）十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權知侍衛司事。”

侍衛司作為一個獨立運行的朝廷機構，在於史料中有明確對於侍衛司官署的記載。如《資治通鑑》記載後晉末年，張彥澤奉晉少帝之命誅殺桑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前揖維翰赴侍衛司。”

這段在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當中有註解：“揖赴侍衛司，示將囚繫之也。”

《新五代史•桑維翰傳》：“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

其實不論是“侍衛司”還是“侍衛司獄”，都表明了侍衛司有專門的辦公地點，也就是官署，不然就無法理解“赴侍衛司”與“赴侍衛司獄”。但至於其規模、設置如何，史籍中並無記載，我們無從知曉，但侍衛司作為一個獨立運行的朝廷機構設置是可以明確證明的。

侍衛司機構的設置，是後晉乃至整個五代軍事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歷程，它使得侍衛親軍的地位大大抬高，從而取代了六軍成為了禁軍系統中毋庸置疑的核心，直到後周前期，禁軍的代指一直是侍衛親軍。

侍衛親軍歷經後晉、後漢、後周三朝，是五代中後期左右政局的首要軍事力量，也正是因為以侍衛親軍為核心的禁軍日益壯大的而形成對藩鎮軍事力量壓倒性優勢，從後晉開始再無地方藩鎮可以使皇權更迭（後晉是被契丹所滅，而後漢、後周都是因為禁軍將領發生兵變奪得皇位，而不是地方藩鎮）。

基於此，我們可以說後晉王朝的軍事制度改革，從根源上消除了從中唐以來至五代前期持續一百多年之久的藩鎮割據根基，並且其“內重外輕”的軍事佈局（重中央禁軍輕地方軍隊）一直被後漢、後周、宋朝所沿用，影響相當深遠。

二、後晉王朝的外交改革

如果沒有契丹的相助，石敬瑭不可能滅了後唐末帝李從珂，一統中原建立後晉王朝，所以從後晉王朝建立伊始，就繞不開契丹這個對自己恩重如山的‘乾爹國’。

而且得到了幽雲十六州的契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國力蒸蒸日上儼然擁有了東亞霸主的體量，開始囂張跋扈，對於後晉的層層盤剝早已超出了當初盟約所限，給後晉王朝的財政經濟造成很大負擔。

不僅如此，後晉王朝對待囂張跋扈的契丹稍有不周，契丹那邊就來信訓斥，甚至動武威脅。

對於這樣的契丹，後晉王朝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呢？

卑躬屈膝。

《新五代史》記載：“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謹”，每次契丹派使節南下，石敬瑭都要在偏殿對著契丹使節下跪磕頭，極其肉麻地問候道：“父皇帝安否？”

而且不僅僅卑躬屈膝地對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對於契丹太后等一應王公貴族大臣，都是如此態度，真可謂是雨露均沾。

“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元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

但不論是耶律德光還是其他契丹大臣都骨子裡瞧不起石敬瑭，只要石敬瑭的馬屁沒拍到位，這些大爺們就派使者過來罵石敬瑭，石敬瑭惹不起這些大爺，依然態度恭恭敬敬。

“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石敬瑭）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鹹以為恥，而帝事之無倦意。”

這讓中原政權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此罵石敬瑭“漢奸賣國賊”並不為過。

不過石敬瑭卻有一番自己的道理，他對大臣們說：“這些金帛是送給契丹人，但這些錢不過是幾個縣的租賦稅而已，花小錢買和平，多麼划算的事情”。

石敬瑭為自己的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做出了核心思想闡述，這是是花錢買和平，曲線救國啊。

花錢買和平，這詞是不是很耳熟？

這不就是北宋向契丹進貢歲幣的說辭嘛，北宋王朝的外交政策與此時的後晉王朝如出一轍。不過北宋前期好歹也是跟契丹打過幾場硬仗的，不能完全類比。但是南宋王朝的宋高宗趙構，在外交上，可以說是完美繼承了石敬瑭的衣缽，他對臣下說道：“兵不如人，搶不如人，國力不如人，打了等於送死”，這簡直是石敬瑭的翻版啊。

曲線救國，大家應該也耳熟，這就要提到另一位與石敬瑭齊名的大漢奸汪精衛。

不過這兩個雖然都是漢奸，但情況還是有所不同。汪精衛在日本軍國主義下扶持下建立了汪偽政權，是為日本完全侵佔中國政權服務的傀儡政權，在汪偽政權中，日本人可以在中國橫行無忌。而石敬瑭建立的後晉王朝雖然向契丹稱子割地、稱臣納貢，但卻是獨立的王朝政權，後晉王朝邊防使契丹人的勢力牢牢限制在燕山-太行山以北，石敬瑭終其一生都沒有讓契丹牧馬南下。

石敬瑭對於契丹邊防的重視，我們可以從他跟太原留守安彥威的對話可以看出。

《資治通鑑》：“高祖（石敬瑭）即位，尤倚（安）彥威，即拜為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天福五年（公元940），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太原（後晉王朝的北京城）留守安彥威入朝，石敬瑭對他說：“我一向注重信義，當年契丹為了維護道義解救我於水火之中，因此我現在必須信守承諾回報他們。但是現在的契丹更、跟當年不一樣了，變得貪得無厭，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還能在太原委曲求全地維持邊境的安寧與和平，做的非常好，深得朕心。”

安彥威回答說：“陛下您為了天下蒼生遠離戰火，能夠做到卑躬屈膝的稱臣納貢，相比之下臣受的這點委屈，算什麼！”

石敬瑭大喜。

這段對話，即使剔除相互恭維的水分，我們也是可以窺探到石敬瑭對於契丹提防心理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石敬瑭的漢奸行為遠遠小於汪精衛，他的外交政策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曲線救國，國家主權並沒有喪失。

石敬瑭去世後，他的侄子石重貴繼位史稱晉少帝，枉顧與契丹國力差距的事實，倉促地改變後晉王朝的卑躬屈膝、曲線救國的外交政策，拒絕向契丹稱臣。結果導致契丹南下入侵中原，致使生靈塗炭，神州陸沉，後晉滅亡。所以結合當時的歷史大環境來看，石敬瑭時期後晉王朝的外交政策改革應當是正面效果大於負面效果的。

三、後晉王朝的內政改革

1.姑息藩鎮，維持穩定

後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後一年，後唐末帝李從珂通過兵變奪權，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後唐閔帝李從厚。而兩年後，石敬瑭又通過兵變奪權殺死了自己的大舅哥後唐末帝李從珂建立起了後晉王朝。

四年三易皇權的戰亂，把明宗李嗣源七年的“小康之局”破壞殆盡，民不聊生，百業待興，而且各地藩鎮人心複雜，都在觀望中。

《資治通鑑》：“帝（李嗣源）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藩鎮不寧，社會就會持續動盪，社會動盪，百姓無法安居樂業，國家就沒有財政收入。基於此，後晉王朝對於藩鎮採取了懷柔姑息的政策，因為只有社會穩定了，不動盪了，後晉王朝才能發展下去。事實也證明了此政策取得效果是顯著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石敬瑭對待範延光叛亂一事可以看出。

範延光曾是後唐明宗李嗣源的樞密使，在後唐末帝李從珂時期調任天雄軍節度使（魏博），成為此時最有有實力的藩鎮節帥，石敬瑭建立後晉王朝後，封範延光為臨清王，對他百般寬待。

但是範延光卻不相信石敬瑭能一直能寬待他，在後晉建國後的第二年，天福二年（公元937）範延光據鎮謀反，自稱天子，對立國未穩，民心未付的後晉王朝發起攻擊。範延光率領兩萬天雄軍抵達黎陽兵臨河南境內。

《舊五代史》記載：“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

石敬瑭派楊光遠與張從賓出兵平叛，沒有想到副帥張從賓在河陽時倒戈，響應範延光起兵反叛，率兵攻打後晉王朝首都洛陽，殺死了石敬瑭的兒子石重信、石重乂。最後雖然張從賓身死，但是這次叛亂給後晉王朝以及石敬瑭本人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及範延光據鄴城（魏州）叛，詔從賓為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在張從賓死後孤立無援的範延光困守河北數月，終於被石敬瑭派遣使節勸降。範延光去往京師後，仍然被封東平郡王，享受高官厚祿，石敬瑭不僅不計較殺子之仇，並且沒有株連任何河北將領。

“（天福）三年（公元938）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

範延光雖然在天福五年（公元940）被心懷鬼胎的楊光遠誅殺，但是也高官厚祿的享受了兩之久，因此諸藩鎮沒有借範延光名義發動叛亂的。從這點上來說，石敬瑭的姑息藩鎮的懷柔政策，維持了後晉王朝的社會穩定。

而且石敬瑭不計較殺子之仇，寬宏大量的作風贏得了藩鎮節帥的尊重，使後晉王朝在開國之初根基不穩的情況下避免了重蹈後唐閔帝李從厚、後唐末帝李從珂因為削藩而導致身死國滅的覆轍。後漢高祖劉知遠秉持了後晉對待藩鎮的懷柔政策，以穩定為上，使後漢王朝為後周王朝提供了穩定的基礎與改革環境。

2.減免賦稅，與民生息

石敬瑭一到洛陽，就下詔減輕百姓的鹽務負擔。石敬瑭規定北京府（太原）百姓可以向官府以糧食折算鹽稅，而且要根據市場定價，不能一刀切，同時下調鹽稅繳納的比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石敬瑭深知百姓疾苦。

“其北京管內鹽鐺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偽命指揮，每鬥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鬥依實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鬥。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稅，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例，榜於本院前。榜內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稅。”

中唐至五代以來，鹽稅一直是朝廷財稅收的大頭之一，石敬瑭之前的諸位皇帝包括後唐明宗李嗣源在內，尤其是後唐末帝李從珂在位時，鹽稅科目五花八門而且極其繁重，更兼北京府（太原）所在的河東地區（今山西）是產鹽重地，百姓負擔非常重。

石敬瑭為了滿足契丹每年歲幣的需求，後晉王朝非常需要大量的稅收充盈國庫，在這樣的背景下，石敬瑭還能關心百姓疾苦，減輕百姓鹽稅負擔，當真稱得上是有為之君。

石敬瑭並非作秀，一直到他駕崩，這個減稅政策一直在執行，他在位七年，可以想見為老百姓省去了多少錢。除了在鹽稅上讓利，石敬瑭還下詔清除了老百姓在後晉建立之前一應欠下的租稅，另外根據情況減免了酒麴稅（朝廷稅收又一大頭）。

“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系殘欠租稅，並特除免。諸道系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 宜令自偽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麴錢，並放。”

上述減稅政策都是開國初年，在社會穩定之後的後晉王朝依然執行了多種減稅政策，而且相當靈活多變。

“詔洛京、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

因為洛陽與魏州（河北大名）有旱災，靈活調整減少徵收五分之一的稅額。

“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旱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

因發現滎陽有蝗災，則派有司根據損失情況，大幅度減免稅額。

石敬瑭雖然是武人出身，但是深知百姓疾苦，與民生息，縱觀石敬瑭七年執政奉行的內政方針與西漢初年“文景之治”時期的黃老治國思想頗為相似，黃老治國思想內核是無為而治，其實簡而言之就是三個字——“不折騰”。

後晉接盤的是後唐末年兩度兵災後的爛攤子，石敬瑭要恢復中原經濟實力，因此採取了“不折騰”的內政方針，石敬瑭用了七年時間，證明了“不折騰”的路線是正確的，所取得的改革功績是顯著的。

編纂《舊五代史》的史學家薛居正對石敬瑭在位七年的政績稱讚道：“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為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絁為衣，以麻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

司馬光對後晉七年的政績評價則更為精煉準確，“數年之間，中原稍安”，相較於司馬光給予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七年的評價是“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可以看出這是正面肯定了後晉的功績。

還有一條史料可以佐證，石敬瑭在位七年的“數年之間，中原稍安”的顯著效果。

《舊五代史•晉少帝紀》記載：“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各有差，以初即位示齎也。”

《舊五代史•唐末帝紀》記載：“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

緡，用於成串的銅錢,每串一千文，同“貫”，從這我們就可以看出對比效果了，後唐末帝李從珂即位時賞賜禁軍將士是按照級別分七十貫、二十貫、十貫三個檔次，而我們晉少帝石重貴賜予侍衛親軍直接是一百貫上下浮動，財大氣粗啊。

石重貴為何能如此財大氣粗？不就是後晉王朝經過七年的經濟發展效果顯著嘛。

3.遷都開封，東京夢華

後晉王朝的內政改革方面中影響後世最深遠的就當屬遷都開封這一舉措。

天福三年（公元938）十月，石敬瑭決定放棄洛陽，遷都汴州，並升汴州為東京開封府。關於遷都的理由，《舊五代史》記載很清楚明確，《資治通鑑》因此原封不動的引用。

“為國之規，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朗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啟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廩鹹虛。經年之輓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眾，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

其實主要的理由就是一個，漕運。因為開封的漕運之便利，因此取代了洛陽，從這年起開封就一直穩壓洛陽，歷經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元、明、清、民國，這都得感謝石敬瑭。

有的人會說，不應該是要感謝朱溫嗎？以汴州起家的是朱溫才對，他的功績才是最大的吧？

其實不然。

汴州確實早在朱溫建立後梁時，就已經升格為東京開封府，但是後梁王朝國都以及朱溫本人還是都在洛陽。後梁末帝朱友貞，雖然在之後遷都開封，但是後梁王朝很快就被後唐莊宗李存勖消滅。李存勖建立後唐後，宣稱後唐是繼承李唐的衣缽，恢復一切唐朝舊制，所以又將國都定在了洛陽。

石敬瑭不姓李，所以沒有在法統上的困擾，在石敬瑭遷都汴梁城之前，汴梁城已經被冷落了十幾年，而且整個中原經歷了四年皇權三易的兵災，昔日的汴梁城早已衰敗不堪。是石敬瑭的遷都，讓汴梁城重新又恢復了昔年的妖嬈多姿，再度成為了運河明珠。

今天的人們提到東京夢華時，總是會想起那《清明上河圖》上極盡繁華的大宋東京汴梁城，卻往往忽略了其發端者，是後晉王朝。

終上所述

我們從後晉王朝的軍事、外交、內政三個方面的改革功績可以看出，在“唐宋之變”中後晉王朝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雖然在北宋中期之後它被歷代文人的口誅筆伐所擊沉，但是宋朝不論是在軍事、外交還是在內政上面都有著後晉王朝的影子，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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