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即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的歷史，可以說和《紅樓夢》這部書的歷史一樣長。至遲在清朝乾隆時期，就已經有從事《紅樓夢》研究的學者著書立說，提出自己對《紅樓夢》的觀點了。
而紅學真正開始走向成熟的時間，則是上世紀初，五四運動前後。
一般學者認為，清代學者運用題詠、評點、索隱等傳統方法研究《紅樓夢》，被稱為舊紅學。五四運動前後，王國維、胡適、俞平伯等人引進西方現代學術範式研究《紅樓夢》，紅學作為一門嚴肅學問堂而皇之步入學術之林，被稱為新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並稱20世紀三大顯學。
而紅學走向成熟，走向公眾的過程，也是紅學不同派別之間恩怨糾葛，爭的面紅耳赤的過程。
近百年來，主導紅學界紛紛擾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兩種主流的紅學思潮，一為考證派紅學，二為索隱派紅學。
考證派紅學是目前學術界認為的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紅學派別，而這一派別的開山祖師爺是著名的國學大師胡適。
胡適先生一生鍾愛《紅樓夢》，對《紅樓夢》研究很深，他於1921年發表的《紅樓夢考證》被認為是開啟考證派紅學史的開山鉅製。在這部著作中，胡適先生第一次系統的考證出了紅樓夢的作者是曹寅之孫“曹雪芹”，並且對“曹雪芹”的家族身世進行了詳盡的考察。
《紅樓夢考證》發表一年之後，另一位著名的紅學大師俞平伯也發表了他的開山著作《夢辨》，該書對《紅樓夢》的內容也進行了詳細的探析和揭祕。
學術界一般認為，考證派紅學真正走向成熟的兩個代表人物，是顧頡剛和周汝昌。
其中顧頡剛先生著有《紅樓夢辨》，他在《紅樓夢辯》中不僅對《紅樓夢》的內容進行了研讀和考證，也對之前的考證派紅學的發展史和成就進行了一翻評價。他認為：“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
而周汝昌先生則是學術界較為認可的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而他紅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為主，輔以對《紅樓夢》的不同版本、脂硯齋的批語、後四十回的續書與曹雪芹和《紅樓夢》有關的文物等問題的考察，可謂碩果累累。
縱觀考證派紅學的百年發展史，這一學派的核心觀點十分明確，即《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而《紅樓夢》寫的就是曹雪芹的家事，即自清代康熙朝至乾隆朝歷任清朝江寧織造百餘年的曹家的家族史。
與考證派紅學針鋒相對的另一個主流紅學流派，被稱為索隱派紅學。
索隱派紅學產生的時間遠早於考證派紅學，在《紅樓夢》剛剛問世不久的清乾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以考據索隱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紅學研究者。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春。
周春（1729—1815），字鬆靄，號屯兮，晚號黍谷居士，海寧人，著名學者、藏書家。乾隆十九年進士，曾任岑溪知縣。周春曾經著有《閱紅樓夢隨筆》一書，該書大致完成於乾隆五十九年，是目前所知《紅樓夢》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評論專著。
周春在這部書中，稱《紅樓夢》寫的是所謂“張侯家事”，而且在書中，他提出了自己研究《紅樓夢》的方法：即抓住書中的隻言片語或某一個人物、情節，跟歷史人物相比附，測字猜謎式地從中“索”出所“隱”的人和事，這種研究方式後來被稱之為“索隱”，而以這種方法研究《紅樓夢》的紅學流派則被稱為“索隱派”。
真正意義上開創索隱派紅學先河的人是著名國學大師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時間也非常早，大概始於光緒二十年（1894），至1915年他的重要著作《石頭記索隱》完成的時候，蔡元培先生研究《紅樓夢》已經二十餘年了。
蔡元培先生認為《紅樓夢》寫的並不是曹雪芹的家事，而是國事，而且，《紅樓夢》的主要思想，也不是考證派紅學所提出的反對封建禮教，倡導愛情自由，而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也就是說，這是一部明代流寓文人表達自己反清復明思想的小說。
蔡元培先生的觀點，得到了同時代的另一位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認同，在《石頭記索隱》發表的時候，作者署名就是蔡元培和王國維兩個人的名字。
此書一出，如平地驚雷一般，直接就震塌了當時以考證派紅學為主流的紅學界。自此之後，蔡元培先生本人和他的這部著作遭到了無數考證派紅學家的抨擊，索隱派紅學也逐漸的轉入了低潮。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考證派紅學一家獨大已近半個多世紀，但無論顧頡剛還是周汝昌的研究結論中，總有不能服眾或者不能自圓其說之處，這就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質疑。以劉心武先生“秦學”為代表的“創新派紅學”或者說“新索隱派”（蔡元培和王國維被稱為舊索隱派）逐漸興起，大有與考證派紅學分庭抗爭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