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骨錚錚壯烈死 高風亮節萬年青

———記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

□黃啟元

何叔衡（1876—1935），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1年與毛澤東一起代表湖南參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秋進入閩西贛南中央蘇區，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臨時中央工農檢察部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理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工農監察部部長等職。“左”傾錯誤統治中央後，被撤銷全部職務。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2月，途經福建長汀濯田梅逕村時，遭敵包圍，壯烈犧牲。

2009年９月10日，何叔衡被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等11個部門聯合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秀才”學生到革命者的轉變

1913年，救國運動風起雲湧，當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這些20歲上下的年輕人踏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大門之時，他們的兄弟學校———湖南第四師範學校迎來了一個特別的新生：他顯然不像大多數學生那樣年輕、朝氣，此時已經37歲，有3個女兒，而且還是一位“前清秀才”，他就是何叔衡。

校方人士一見到他就頗感驚訝：“37歲已是上有老下有小、養家餬口的年齡了，你怎麼還捨得花時間來讀書呀？”他回答得十分誠懇：“我長期深居窮鄉僻壤，風氣不開，外事不知，實是耽誤了青春。現在我是急盼探求新知識、新學問，好為國為民出力哩！”　

1914年，第四師範學校併入第一師範學校，在那裡，他與比自己小17歲的毛澤東結為摯友，保持了與毛澤東、蔡和森的友誼。1918年4月，何叔衡參加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共同發起成立的新民學會，致力“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逐步走向革命生涯的高潮。

“寧鄉四髯”（從左到右：王凌波、何叔衡、姜夢周、謝覺哉），攝於1926年。

1920年，何叔衡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並參加長沙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他出席黨的一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1927年馬日事變後，他在上海創辦地下印刷廠，開展黨的地下工作；1928年他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編在特別班；1930年7月回國後，他在上海負責全國互濟會工作，營救被捕同志，組織革命者去蘇區。　

在革命鬥爭中，何叔衡從一名舊式秀才逐漸轉變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他的革命生涯令他的信念進一步堅定，使他的人生得到進一步昇華。

何叔衡是最年長的一大代表

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幼時的最大願望就是像牛吃草那般吃頓飽飯，父親就對他說：“你長大了像牛一樣地做事，一定會吃得飽的。”這句話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腦海，在以後幾十年的人生歷程中時刻體現出了牛的品格與特性。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全省通俗教育館館長，並主辦《湖南通俗報》，同時他又和毛澤東一起創辦文化書社，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當時，湖南的許多革命青年就是通過文化書社的媒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研究會的推薦下赴俄學習，並在以後成為了黨的優秀幹部。

1921年6月，毛澤東接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來函，要求派兩名代表前往上海蔘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9日，他和何叔衡兩人悄悄地離開長沙，來到上海，出席黨的一大。他們到達上海後，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借宿在博文女校。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參加大會的代表共有13人，何叔衡是其中最年長的代表。會議正式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並通過了黨綱，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

圖為：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等在湖南成立新民學會，初以“革新學書、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五四運動中，參與組織愛國和反軍閥運動。圖為該會部分成員1919年11月16日在長沙合影（三排右一為何叔衡，五排左四為毛澤東）。

大會閉幕後，何叔衡和毛澤東一起回到長沙開展工作。為了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培養黨、團幹部，加強黨的建設，他們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與湘江中學，由何叔衡親任校長。學校側重於培養適合學生個性的自動自發的學習，且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獨立思想與革命精神，提倡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為黨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

何叔衡雖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辦學上，但也從沒有停止過其它的革命活動。1921年10月，毛澤東、何叔衡主持、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澤東擔任首任書記，何叔衡為支部成員之一。後組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毛澤東為主任。1921年冬至1922年間，除長沙外，他們在平江、安源、衡陽、嶽州等地都發展了黨員。同時，他們深入基層，創辦工人夜校，組織領導工人運動。1922年9月，黨領導了粵漢鐵路長（沙）武（漢）段工人罷工，何叔衡前往武漢，加強同湖北黨組織的聯繫，參與領導湖南、湖北工人的協同作戰，使罷工獲得了勝利。

黨的“三大”後，何叔衡竭盡全力，積極從事統一戰線的工作。他遵照黨中央關於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在湖南加入了國民黨組織。1925年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成立。何叔衡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執監委員、第二屆監察委員，並先後擔任湖南省法院控訴院的陪審員、特別法庭成員等職務，為全省的工農革命運動走向高潮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工作中始終保持了牛的秉性，認真負責，無私無畏，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參加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1930年7月，他回到上海主持中國互濟會的工作，負責營救被捕的同志和輸送革命者到蘇區。1931年秋，何叔衡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瑞金，歷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工農檢察部長、內務部代理部長、最高臨時法庭主席等職務。在審判工作時，他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事，抵制“左”的錯誤，避免和糾正了許多冤假錯案。

秉持正義的中央蘇區“紅色大法官”

1931年11月，何叔衡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是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後經毛澤東提議擔任工農檢察部部長，即“肅貪部長”。1932年2月，中央政府決定組織臨時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為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也因此成為紅色政權的首任“大法官”。同年6月，何叔衡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一職。此時，年已56歲的他集檢察、內務、司法大權於一身，開創了中央蘇區法制建設的新局面。

工作中，何叔衡有隨身攜帶的三件寶———布袋子、記事簿和手電筒。布袋子用來放實物和文件，布袋子裡“袋中有袋”，中間一個較大的放實物，比如從倉庫裡抓來的一把黴爛變質的穀子。有一次，他還偷偷地將毛澤東穿過的一雙補丁加補丁的線襪塞進了袋子裡。記事簿則事無鉅細，無所不記。他說：“人老了，腦子不管用，記在本子上忘不了。”手電筒主要用來走夜路。何叔衡帶著這三件寶開展實地調查工作。回來時，布袋子里人證物證齊全，記事簿上檢察工作、司法工作、內務工作、幹部教育情況“一鍋端”，條理清楚，雜而不亂。

在何叔衡的提議下，中央工農檢察部增設了控告局，還在各機關、街道路口設立了一種特製的木頭箱———控告箱。控告箱的四面密密麻麻寫著何叔衡親自擬定的說明文字，在控告箱正面寫著“控告箱”三個大字，下面落款為“XXX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制”，在箱蓋上寫著：“各位工農群眾們，一切什麼事情都可來這裡控告。所寫的控告意見書，必須要蓋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沒有蓋私章的概作廢紙，而且還要用信套密封好，並且要註明送某機關工農檢察部控告局長收。”箱的右面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任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側寫著：“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遞控告書，必須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寫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時要將被告人的事實敘述清楚。無名的控告書一概不作處理，倘發現挾嫌造謠誣控等，一經查出即送法庭受蘇維埃法律的嚴厲制裁。”這種控告箱在反貪汙浪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夏的一天，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反映瑞金縣蘇維埃政府幹部多報燈油下館子炒菜”的控告信。按照規定，控告信應當署名或蓋章，否則一概不予受理。但是，這封已被工作人員丟棄的控告信卻被何叔衡撿了回來。原來，他是聯想到了有關蘇維埃幹部大手大腳公款吃喝的傳聞。當時，工農檢察部內對受理匿名控告持有異議，可何叔衡認為這是一封很有價值的控告信。他委派具有檢察工作經驗的賴世樑為調查組組長趕赴瑞金縣蘇維埃政府，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開始的幾天，瑞金縣蘇維埃政府的部分幹部認為工農檢察部小題大做，不但不予以配合，有的人還對調查組圍攻謾罵，致使調查陷入僵局。何叔衡得知後拍案而起：“我要親自下去摸一摸，我就不信那裡的‘老虎’把我這個老頭子吃了不成！”說完，他立馬率領“輕騎隊”來到瑞金縣蘇維埃財政部，財政部長藍文勳依舊捧出一堆無關緊要的賬本，企圖矇混過關，何叔衡責令其將“６月至11月份的開支賬、群眾退還公債賬和幹部伙食賬統統交出來”。結果，一查就查出一筆筆驚人的數字：10月至11月兩個月多報燈油400餘斤；9月至11月共假造購紙收據441元；10月份謊報房子搬遷伙食費1000餘元；同期，幹部開具假藥單報賬500餘元；幹部集體侵吞群眾退還谷票及公債2830元。

為教育大多數，深入開展打擊貪汙腐敗犯罪活動，何叔衡通過《紅色中華》將瑞金縣蘇維埃幹部貪汙的一筆筆賬目公佈於眾，並在《輕騎隊的襲擊》一文中揭露了他們互相包庇、設置障礙、阻撓調查的事實。

何叔衡在擔任大法官期間，恪盡職守，秉公處事，嚴厲打擊吞沒公款、多吃多佔、貪汙腐化現象，使蘇區的幹部作風得到整頓，也讓蘇維埃政權的威望得到了提高。

但是，何叔衡的反腐肅貪舉措使中央蘇區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大為惱火，認為何叔衡有意和他們作對；一些心懷鬼胎的人也乘機攻擊報復。但何叔衡不屑一顧，他說：“人民賦予我反腐肅貪的權力，我就要對人民負責；至於我個人，不要說是撤了我的職，就是搭上這條命也在所不惜！”接著，何叔衡以臨時最高法庭主席身份簽署了對貪汙犯唐仁達、藍文勳、楊連財等人的逮捕令。幾天後，臨時最高法庭對此案進行公審，工農檢察部提供的每一項犯罪指控都在法庭上得到確認，各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根據貪汙犯的犯罪事實和中央蘇區法律，何叔衡當庭宣判：判處瑞金縣蘇維埃會計唐仁達槍決，立即執行；判處財政部長藍文勳監禁十年，沒收一切財產；判處楊連財監禁五年，退賠貪汙款項。圍觀的群眾聽到這一公正的判決，頓時歡聲雷動。

這次宣判後，何叔衡又一鼓作氣查出了中央總務廳趙寶成、左祥雲、徐毅等特大貪汙案，使一批貪汙腐敗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一次，何叔衡收到了會昌縣蘇維埃送來的死刑判決。只要他硃筆一點，就可以執行。但仔細閱覽了全部材料，何叔衡發現所謂的犯罪，大多是偷魚偷牛的瑣事，他立刻批示不能處死，改換主審人，重新審批。　

何叔衡“慎殺”的做法受到了當時極“左”思潮主導的中央的嚴厲批評。外表守舊多禮的何叔衡，這次卻並未表現得如謙謙君子，他不僅拒絕接受這些批評，而且起身一一反駁這些批評他的年輕人。會議開了幾天，但何叔衡始終堅持他的觀點：階級鬥爭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義。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銷了一切職務。

從大法官到被撤銷職務，何叔衡的人生遭遇了戲劇性的變化。但是，他始終堅守自己心中的“一杆秤”，那就是為正義而戰。他不畏“強權”，矢志不渝，他是當之無愧的“大法官”。

掩護戰友突圍跳崖

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贛南的何叔衡年近六旬。1935年初國民黨軍圍剿從四面逼近，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去閩西。他們一行晝伏夜行，2月24日凌晨到達了長汀縣濯田鎮水口附近的梅逕村。

位於寧鄉革命老區沙田鄉的何叔衡故居

不熟悉陌生環境的便衣隊一時大意，天亮後在小村做飯冒出炊煙，結果被當地保安團發現。幾十個便衣隊員用駁殼槍阻擊且戰且走，衝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緊追不捨。何叔衡氣喘吁吁奔跑困難，又不願拖累同志，面色蒼白地向帶隊的鄧子恢喊：“開槍打死我吧！”鄧子恢讓特務員（警衛員）架著他跑，到了一個懸崖邊，何叔衡突然掙脫警衛，縱身跳了下去。

後人根據鄧子恢的回憶，長期認為何叔衡是墜崖而亡。上世紀60年代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一個當時的反動團丁時，才知道進一步的詳情。據凶手交待，他和另一團丁在戰後搜索時，在山崖下發現了一個躺著的老人，已頭破血流，從衣服裡發現了銀元和港幣。這兩個傢伙搜身時，老人突然甦醒，抱住凶手的腿欲搏鬥，結果被連擊兩槍打死。

何叔衡在“新民學會”時就以性情剛毅著稱，臨難不苟正是他這種品格的表現。當年的知己、詩人蕭三後來稱譽之為：“做事不辭牛負重，感情一堆烈火燃”、“鐵骨錚錚壯烈死，高風亮節萬年青。”

何叔衡的人生雖然只有短短的59年，但卻窮盡一生追求真理，實踐正義。他用自己無悔的行為實踐了“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豪邁誓言。在59年的革命人生中，他創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幾個之最：中共一大中最年長的參會者，紅色政權首任“大法官”，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犧牲的革命烈士。　

“鐵骨錚錚壯烈死，高風亮節萬年青。”這是何叔衡的真實寫照。他的一生，閃耀著真理和正義的光輝。他堅定不移的信仰，救國救民的抱負，英勇無畏的精神，赤膽忠心的品德，求真務實的作風足以讓他彪炳史冊，他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奮勇向前。●

（摘自《紅色文化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