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戰湖濱：27年沒有一天消停過！杭州的“踏兒哥”就因此興起發財'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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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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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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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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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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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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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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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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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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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2018年12月，商務部發文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步行街”。首批試點名單中除了早就名揚天下的“南有南京路，北有王府井”，還包含南京夫子廟、杭州湖濱、武漢江漢路、成都寬窄巷子等9條。一線、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商業街，第一次被“一視同仁”地培養。
按照媒體的報道，未來湖濱步行街區將被打造成為整個湖濱商圈的休閒集散、時尚發佈、國際秀場、文化展陳中心。長度也將由目前的650米延長3倍多，至2000米左右。從地圖上看，改造後的湖濱步行街區——包含湖濱路、東坡路全線和平海路（湖濱路至延安路段），呈現一個“千”字型。其中一期將於今年10月1日開街亮相。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2018年12月，商務部發文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步行街”。首批試點名單中除了早就名揚天下的“南有南京路，北有王府井”，還包含南京夫子廟、杭州湖濱、武漢江漢路、成都寬窄巷子等9條。一線、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商業街，第一次被“一視同仁”地培養。
按照媒體的報道，未來湖濱步行街區將被打造成為整個湖濱商圈的休閒集散、時尚發佈、國際秀場、文化展陳中心。長度也將由目前的650米延長3倍多，至2000米左右。從地圖上看，改造後的湖濱步行街區——包含湖濱路、東坡路全線和平海路（湖濱路至延安路段），呈現一個“千”字型。其中一期將於今年10月1日開街亮相。
與16年前步行街啟用是作為西湖綜保工程推出的新看點，旨在改變“美麗的西湖，破爛的杭州”這一負面印象不同，這次湖濱步行街區的改造提升，更像是中央對杭州“新一線”地位的某種確認。
只是對普通杭州市民，尤其是還居住在湖濱的人們來說，“新一線”也好，國家級也罷，這些高大上頭銜的意義，遠比不上日常生活的舒適度和便捷性來得重要。而這，正好與著名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部城市學的經典中，簡·雅各布斯曾對當時流行的“神目”規劃理論提出過嚴厲批評，她認為規劃要重視經驗秩序，並反覆強調城市的社區屬性。
正因為這樣，談及新一輪的湖濱改造，湯海孺建議，改造必須以迴歸街道生活為導向。湖濱的主體應該是人，而不是車，“現在湖濱區域有些馬路太寬了，過個紅綠燈要走上半天，這會影響人們的體驗感”。只有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這片區域，努力使湖與城、街巷和民眾融為一個整體，改造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2018年12月，商務部發文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步行街”。首批試點名單中除了早就名揚天下的“南有南京路，北有王府井”，還包含南京夫子廟、杭州湖濱、武漢江漢路、成都寬窄巷子等9條。一線、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商業街，第一次被“一視同仁”地培養。
按照媒體的報道，未來湖濱步行街區將被打造成為整個湖濱商圈的休閒集散、時尚發佈、國際秀場、文化展陳中心。長度也將由目前的650米延長3倍多，至2000米左右。從地圖上看，改造後的湖濱步行街區——包含湖濱路、東坡路全線和平海路（湖濱路至延安路段），呈現一個“千”字型。其中一期將於今年10月1日開街亮相。
與16年前步行街啟用是作為西湖綜保工程推出的新看點，旨在改變“美麗的西湖，破爛的杭州”這一負面印象不同，這次湖濱步行街區的改造提升，更像是中央對杭州“新一線”地位的某種確認。
只是對普通杭州市民，尤其是還居住在湖濱的人們來說，“新一線”也好，國家級也罷，這些高大上頭銜的意義，遠比不上日常生活的舒適度和便捷性來得重要。而這，正好與著名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部城市學的經典中，簡·雅各布斯曾對當時流行的“神目”規劃理論提出過嚴厲批評，她認為規劃要重視經驗秩序，並反覆強調城市的社區屬性。
正因為這樣，談及新一輪的湖濱改造，湯海孺建議，改造必須以迴歸街道生活為導向。湖濱的主體應該是人，而不是車，“現在湖濱區域有些馬路太寬了，過個紅綠燈要走上半天，這會影響人們的體驗感”。只有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這片區域，努力使湖與城、街巷和民眾融為一個整體，改造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為此，除了在交通方面要進行適當地分流，引導人們搭乘公交或徒步出行，還應該對標並借鑑新加坡等濱水城市的做法，增加公共空間，比如把東坡路變成露天博物館，從而使湖濱區域在空間上更加通透。同時，不妨有意識地植入雕塑、小品等公共藝術及街頭藝人，引導遊客進行場景消費，使整個區域更富魅力，更有趣味，更具互動性……
據瞭解，目前，杭州市及上城區兩級政府部門正在著手實施完善街區規劃、優化商業業態、提升環境品質、挖掘文化內涵等一系列工作。雖然我們不知道，改造後的湖濱是否符合人們的預期，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個遊蕩在此的人——無論是老底子市民，還是偶一而至的遊客，都會用雅各布斯所謂的“街道眼”（Street Eye）來打量這塊杭州的門面。
而這一回，湖濱能經得起人們的打量嗎？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2018年12月，商務部發文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步行街”。首批試點名單中除了早就名揚天下的“南有南京路，北有王府井”，還包含南京夫子廟、杭州湖濱、武漢江漢路、成都寬窄巷子等9條。一線、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商業街，第一次被“一視同仁”地培養。
按照媒體的報道，未來湖濱步行街區將被打造成為整個湖濱商圈的休閒集散、時尚發佈、國際秀場、文化展陳中心。長度也將由目前的650米延長3倍多，至2000米左右。從地圖上看，改造後的湖濱步行街區——包含湖濱路、東坡路全線和平海路（湖濱路至延安路段），呈現一個“千”字型。其中一期將於今年10月1日開街亮相。
與16年前步行街啟用是作為西湖綜保工程推出的新看點，旨在改變“美麗的西湖，破爛的杭州”這一負面印象不同，這次湖濱步行街區的改造提升，更像是中央對杭州“新一線”地位的某種確認。
只是對普通杭州市民，尤其是還居住在湖濱的人們來說，“新一線”也好，國家級也罷，這些高大上頭銜的意義，遠比不上日常生活的舒適度和便捷性來得重要。而這，正好與著名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部城市學的經典中，簡·雅各布斯曾對當時流行的“神目”規劃理論提出過嚴厲批評，她認為規劃要重視經驗秩序，並反覆強調城市的社區屬性。
正因為這樣，談及新一輪的湖濱改造，湯海孺建議，改造必須以迴歸街道生活為導向。湖濱的主體應該是人，而不是車，“現在湖濱區域有些馬路太寬了，過個紅綠燈要走上半天，這會影響人們的體驗感”。只有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這片區域，努力使湖與城、街巷和民眾融為一個整體，改造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為此，除了在交通方面要進行適當地分流，引導人們搭乘公交或徒步出行，還應該對標並借鑑新加坡等濱水城市的做法，增加公共空間，比如把東坡路變成露天博物館，從而使湖濱區域在空間上更加通透。同時，不妨有意識地植入雕塑、小品等公共藝術及街頭藝人，引導遊客進行場景消費，使整個區域更富魅力，更有趣味，更具互動性……
據瞭解，目前，杭州市及上城區兩級政府部門正在著手實施完善街區規劃、優化商業業態、提升環境品質、挖掘文化內涵等一系列工作。雖然我們不知道，改造後的湖濱是否符合人們的預期，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個遊蕩在此的人——無論是老底子市民，還是偶一而至的遊客，都會用雅各布斯所謂的“街道眼”（Street Eye）來打量這塊杭州的門面。
而這一回，湖濱能經得起人們的打量嗎？
全文6917字，閱讀約12分鐘
《城市祕密》作者：土哥涅夫 / 設計：徐世明 / 攝影：子夷 、王叔
插畫：魚仟YUQIAN /編輯：尤可
內容顧問：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總工程師湯海孺
1992年4月，一場由慶春路改造引發的思想解放大討論，在杭州如火如荼地進行。
作為湖濱與武林商圈的分界線，90年代初的慶春路，店鋪林立卻又雜亂無章。10來米寬的路面經常阻塞，被稱為“全市居住條件最差的地段之一”，也是市區交通事故最頻發的道路之一。
改造迫在眉睫，但又困難重重——修約六里長街，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而彼時的杭州，全年城建維護費只有三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
怎麼辦？經過討論，市裡定下了“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的方針，試圖借地生財、滾動開發，依靠涉外房地產批租。不料，因為開發商中包含外資，招致部分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有人指責“賣地就是賣祖業”，更有老同志當面質問市領導：“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臉紅不臉紅？”
幸在此時，“南方談話”的精神通過《杭州日報》轉載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傳入杭城，給了堅持者巨大的鼓舞，“（吸引外資進行舊城改造這事）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這怎麼會臉紅啊”，這才最終平息了反對聲。
兩年後，改造完的慶春路正式亮相。這條長3040米、寬40米的新馬路，至今仍在發揮東西幹道的市政功能。
慶春路的改造揭開了90年代湖濱整治的序幕，大討論中所呈現的觀念碰撞、利益博弈，在此後將近30年的湖濱變遷史中還將反覆出現。
“雖然分析城景關係和觀看城市輪廓線應是全方位的，動態的，但實際上其中的一些主要視點卻佔有主導地位。”在後來回顧湖濱舊改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的文章中，汪志明、朱子瑜曾這樣寫道。
與之前人們普遍習慣站在湖濱，將西湖作為背景的攝影角度不同，汪志明、朱子瑜等人發現，如果反過來，從湖心亭上遠眺湖濱由低漸高層次分明的城市界面，同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這成為他們參與編制的1996版《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個基礎視角。
作為中規院的專家，汪志明、朱子瑜團隊當年算是臨危受命。其時的湖濱，剛剛接連遭遇總規“難產”和城建風波。可以說，這是一版被逼出來的控規。
話還得從慶春路改造的次年說起。那年8月，鑑於83版總規規劃年限的臨近，杭州啟動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的編制工作。而此時的杭州，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建成區範圍已漸漸突破傳統的五區，開始向周邊的蕭山、餘杭蔓延。所以一開始，規劃部門曾提議，市本級與蕭山、餘杭聯合打造“杭州都市圈”，在總規編制上“統一規劃、分頭實施”，結果被已經升格為（縣級）市，經濟發展氣勢如虹的兩地給diss了回來，兩地要自己規劃，很牛的。
此後雖經省裡協調，蕭山、餘杭各劃了三個鎮給杭州市區，總規的編制工作卻因此耽擱了下來。一直拖到2000年3月，方才上報國務院。不料在等待批覆的過程中，蕭山、餘杭又完成了整建制的撤市設區，於是國務院辦公廳和建設部便要求杭州根據行政區劃調整後的情況，重新修編並上報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2001——2020）。
也就是說，耗時7年編制的1996—2010版總規，作廢啦！這讓全程參與總規編制的原杭州城規院總工湯海孺等人不免有些遺憾，而更令他們憂心的是，在總規一波三折的同時，杭州城市卻以自己的邏輯快速發展著。
改革開放後，隨著杭州被重新確定為“全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旅遊產業迅猛發展。1979年時，杭州全年接待國內遊客人數僅有280萬人次，到90年代初已超過1500萬，直衝2000萬大關。這就使得湖濱原有的旅店賓館，無論是數量還是檔次，都開始漸漸跟不上需求。
特別是199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將建設國際旅遊城市作為杭州城市發展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杭州急切呼喚有更大規模更高規格的酒店，來提升西湖旅遊的接待能力和服務品質。這時候，來自海峽對岸，有臺灣政商背景的凱悅酒店便進入了杭州決策層的視線。
按照坊間的說法，當初之所以選擇凱悅，其實還有別的考慮。但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論，凱悅的出現的確令素顏的湖濱在氣質上有了不小的提升。可同時，其過於龐大的體量（圈佔了平海路北、學士路南、東坡路西幾乎整塊街區），也改變了湖濱原先小單體、密路網的空間格局，因而引發了輿論巨大非議。
不過，和當年的友好飯店一樣，凱悅項目最終還是一路通關，93年立項，98年順利動工。但風波也使得一度因為“解放思想”被冷落的城市規劃，又開始凸顯出重要性。規劃和現實永遠在撕扯，你強我弱或你弱我強，近三十年來從未停歇。
恰在此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頒佈實施。這部法律對土地出讓的方式做出了明確規定，也使區域地塊開展控制性詳細規劃成為必須。於是1994年7月，杭州市便委託中規院對湖濱區域進行控規編制，以期能使湖濱地區的舊城改造更加規範化、法制化。
相比之前的幾版總規，控規的編制團隊憑藉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並利用與日本進行三維動畫技術應用合作的契機，建立了完善的分析體系。提出從西湖觀看城市的新視角，並確定湖心亭為主要視點，三潭印月和錦帶橋為輔助視點。改革開放後，湖濱規劃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隨著規劃人的眼界越來越寬廣，理念越來越先進，城市有了更具模樣的展現。
規劃以主視點為圓心，以與主視點的距離為半徑，詳細劃定了湖濱每個區域的建築高度。其中，沿湖區域限高18米，其後由近及遠，高度逐漸提高至21米、24米、28米、32米等。這較83版總規那種粗略地規定相關領域的層高，無異是一種深化和進步。
同時，控規還根據杭城固有的文脈格局和通風條件，劃設了幾條視廊，並明確了湖濱各個區塊的功能屬性。比如在延安路中段與湖濱路之間，佈置文化娛樂設施和為旅遊服務的商業服務設施；而在浣紗路與延安路中段之間，則佈置為城區服務的傳統商業服務設施……這些都標誌著湖濱規劃開始由粗放型走向精細化。
只是，城市的演變從來不會乖乖地按照規劃師的圖紙進行。20多年後，面對城市界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改變的湖濱，湯海孺百感交集。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起碼在建築高度這一點上，湖濱還是基本守住了當年控規所定下的標準。”
在親歷了規劃與現實之間無數的衝突、抗爭、挫敗和堅持後，湯海孺如今已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規劃雖然能決定區域發展的頂層思路，卻無法完全左右城市變遷的底層邏輯。而90年代的湖濱，對其變化影響最大的底層邏輯則來自市場的力量。
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徹底激活了市場活力，也讓地處沿海，鮮少大型國央企就業機會的浙江人，創富衝動噴薄而出。
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的返城青年、蹲過班房剛出來的社會人、政府機關高等院校下海的“九二派”，以及北上淘金的溫州人、義烏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不斷湧向杭州，在湖濱安營紮寨。
人口的激增、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各業態的普遍繁榮，兩件事是標誌：一是出租車開始打表，二是私營餐飲業的興起。
有老杭州回憶教場路一帶的私營餐館：教場路起先是很冷清的一條路，朋友的餐館“大自然”剛開業後幾乎無人問津，都要打退堂鼓了。後來一位“踏兒哥”經過發現這兒開了一家酒店，經洽談（回扣)後當晚就拉了一位臺灣客人來消費了，自此後生意興隆，財源廣進。
受私營餐飲業的衝擊，國營餐館開始了並不羅曼蒂克的轉型消亡。像始自民國的正興館，繼80年代變身賣廣東菜的新會酒家後，90年代又改頭換面成了太子樓，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關張的命運。相反，私營餐館的星星之火卻逐漸燎原，後來杭州人耳熟能詳的很多飯店，如新開元、張生記、三毛等，都起於那個時候。
▲攝影章勝賢
在延安路，肇始於80年代末的二手西裝生意，雖然仍處在與政府打游擊的半地下狀態，買賣卻愈發興旺。經常有追求時髦卻囊中羞澀的小青年跟隨販子穿堂過巷，來此選購人生的第一套西裝。與此同時，更加正規的龍翔服飾城、規模更大的東坡路服裝街也陸續開張或逐漸形成，成為那個年代年輕白領、女大學生最常逛的地方。消費是最大的生產力，它帶著城市一路狂飈，有時把城市的面貌都給拖糊了。
快速生長、茂密繁榮的另一面，是城市界面開始變得雜蕪不堪。民國湖濱的那種雍容氣度，七八十年代曾經給人溫暖、讓人親近的街巷生活，慢慢被各種門店的佔道違建、夜排檔的喧囂吵鬧所取代。整個湖濱瀰漫著一種自由但又急躁、忙亂且細碎的氛圍，就像一叢野蠻生長的雜草，也像一個處在青春期騷動的少年。
湖濱，因為一面湖，如珠如寶地存在。從執政者到開發商，人人都欽慕它，都想把最好的東西放在湖濱。同時，人們又向它無窮盡地索要，無論是來淘寶的，還是淘金的，都希望能在湖濱找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結果，無序地堆砌與無止盡地開發，再加上因湖濱路兩側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所帶來的管理失序，使得湖濱地區原先清晰可辨的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
就拿前面提到的街巷道路來說吧，當時有人形容，“杭州是巨人的發展，道路卻是‘嬰兒的血管’”。而常年研究城市規劃的湯海孺，更是從中敏銳地嗅出了某種盛“市”危機。多年以後他曾向媒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杭州市政府的搬離，及武林廣場一帶的崛起，湖濱逐漸開始喪失市中心地位。
恰在此時，王國平走馬上任杭州市委書記，湖濱改造就此破題。
“進深短、採光好。民國那時間，這可是一等一的好房子啊。”講起龍翔裡，杭州老房子專家仲向平有說不完的話。據他介紹，1930年前後，龍翔裡的一畝地，要5000個大洋；而北山街新新飯店前身的秋水山莊，一畝地卻大概只需2000塊。
但就是這麼一塊風水寶地，在2000年後完成了換血。作為杭城現存時間最早、環境最好、最大的石庫門裡弄，龍翔裡當年的拆遷和整理方案經過幾十輪修改。結果老房子是保住了，裡面的原住民卻都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明星店。像作家韓寒如今已經銷聲匿跡的餐廳“很高興遇見你”，就開在龍翔裡一弄的101石庫門和102石庫門。
類似的故事，在湖濱大改造中還有許多。
平心而論，經歷了90年代的野蠻生長，到新世紀之初，湖濱需要規劃改造已成為社會共識。問題是怎麼改？新一屆杭州領導班子給到方案是建設湖濱旅遊商貿特色街區，並將其作為配合西湖申遺所開展的“西湖綜合保護整治工程”的重要一環，強力推進。
要立自然先得破，為此，從2000年開始，湖濱地區啟動了大範圍的房屋拆遷工作。對於搬遷那些圈佔了西湖周邊絕佳地塊的機關大院，百姓無疑是支持甚至拍手稱讚的。它不僅實現了幾代杭州主政者“還湖於民”的夙願，也使西湖成為國內迄今唯一一家不收門票的5A級景區，因而備受外界讚譽。
可一旦涉及到原住民自己頭上，人們的觀點看法就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這倒也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龍翔裡、湖邊邨的居民，這裡是世代居住的家園。雖然住戶渴望提升居住條件，卻並不願意搬離湖濱；對於湖濱路、平海路上的店家，湖濱就是棵日進斗金的搖錢樹，面對改造自然能拖一天是一天；而對於徘徊在聖塘路一帶的文藝青年來說，這裡是他們心中的聖地，所以同樣不希望失去。
▲思鑫坊承德里十五號。是老鄭奶奶1950年，花費當時的1000元新幣買的。前後貫通的石庫門。樓上樓下，總共100多平方米。承德里，屬於以湖濱為核心的主要區域。當年，配套好，住過不少名人。六十八歲的老鄭，退休前是杭州民生藥廠的工人。出生在此地，實實足足住了68年。加上他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了。雖然對面就是思鑫坊地區改造置換辦公室，他說不想走。看進去，屋子裡的地面都整修過。老鄭說，最大的麻煩是停汽車。
如此情況下，阻力可想而知。雖然政府在拆遷補償上改變了過去擠牙膏式的做法，採取“政策放足，一步到位，早簽有獎”的新政，盡力避免出現拖得越久賠償越多的情況，但在湖濱二期改造時，還是發生了“釘子戶”上訪事件。不僅國土資源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親自過問此事，後來甚至還驚動了監察部。
博弈無處不在，改造的腳步卻沒有絲毫放慢。杭州市和上城區為此專門組建了“領導小組”和“整治指揮部”，拆遷的同時，包括湖濱路下沉、西湖隧道開挖、特色步行街啟用、東坡路拓寬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
這些改造一方面增加了環湖區域的綠地面積，使湖濱生態得到進一步優化。但同是，隨著聖塘路的消失，外文書店、三聯書店等的相繼被遷出，杭州書畫社的搬離，以及龍翔裡等大片居民區的或推平拆除或改為它用，湖濱原先濃郁的市井生活、人文氣息逐漸淡化，人文湖濱開始讓位給商業湖濱。
2003年9月30日，湖濱一期改造完工，國際名品街建成，半年後沿湖物業陸續開張；2005年，經歷“八年抗戰”的凱悅酒店開業，銀泰也在西湖邊插下了第一個旗子——in77A區；2006，利星百貨進駐湖濱；2009年，工聯大廈啟動改造重建；2013年，in77C區開張，2015年又開了B區；同年，杭州大廈和解百重組……憑藉這眼花繚亂的組合拳，杭州順利超越廣州，成為媒體眼中的“奢侈品第三城”，而湖濱地區的人氣也是逐年高漲。
當變奏再次讓人目眩神迷的時候，那個低沉但冷靜的聲音未曾消失，它再次在嘉裡中心高度的爭議中，發揮了規劃定調的責任。
2005年10月，嘉裡集團競得浙大湖濱校區地塊。其72米高的3號樓曾是西湖邊“第一高樓”，在80年代新建時就引發過爭議。隨著湖濱整治的推進，各方對湖濱應該嚴格“限高”達成高度共識。當年1月6日，3號樓被爆破。此後該地塊的《掛牌出讓文件》中也明確規定：建築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正因如此，當嘉裡集團將建85米大酒店的消息一經傳出，輿論頓時譁然。
▲西湖邊“曾經”的第一高樓——72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爆破瞬間
有媒體直接以《西湖邊建85米高樓？難以接受！》為題，進行了連續報道。受訪者中，無論是家住延安路的周先生，在西湖邊寫生的張女士，還是人大代表高法根、律所主任何黎明，甚至就連在浙大醫學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人”蔡鬆良，都強烈反對“西湖第一高樓，越炸越高”。迫於輿論壓力，嘉裡中心下調至56米，此後又進一步調低至48米。
▲2007年10月21日媒體報道
儘管紛爭不斷，但不可否認，正是在那幾年，湖濱的城市界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此後的主政者雖然風格各異，但湖濱基本上仍沿著當年劃定的軌跡向前演進。而其留下的問題，也在持續發酵。
比如，當年引發巨大爭議並導致控規出爐的凱悅酒店的大體量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化。從國際名品街到銀泰in77，建築體量是一個比一個大，在此過程中，許多小街背巷消失難覓，湖濱原有的街巷格局被徹底顛覆；
又比如，2012年地鐵1號線的開通，由於全線14%的客流量都集中在龍翔橋一個站點，進一步加劇了湖濱區域的擁堵；
再有，伴隨著“將西湖讓給遊客”的口號，市民開始撤出湖濱，其結果是整個商圈的人流量雖然節節攀高，人均消費卻只有二三十元，商業坪效之低甚至還不及當年。
湖濱，看來急需再一次改造。
2018年12月，商務部發文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國內領先水平的步行街”。首批試點名單中除了早就名揚天下的“南有南京路，北有王府井”，還包含南京夫子廟、杭州湖濱、武漢江漢路、成都寬窄巷子等9條。一線、新一線城市的核心商業街，第一次被“一視同仁”地培養。
按照媒體的報道，未來湖濱步行街區將被打造成為整個湖濱商圈的休閒集散、時尚發佈、國際秀場、文化展陳中心。長度也將由目前的650米延長3倍多，至2000米左右。從地圖上看，改造後的湖濱步行街區——包含湖濱路、東坡路全線和平海路（湖濱路至延安路段），呈現一個“千”字型。其中一期將於今年10月1日開街亮相。
與16年前步行街啟用是作為西湖綜保工程推出的新看點，旨在改變“美麗的西湖，破爛的杭州”這一負面印象不同，這次湖濱步行街區的改造提升，更像是中央對杭州“新一線”地位的某種確認。
只是對普通杭州市民，尤其是還居住在湖濱的人們來說，“新一線”也好，國家級也罷，這些高大上頭銜的意義，遠比不上日常生活的舒適度和便捷性來得重要。而這，正好與著名城市規劃師簡·雅各布斯的觀點不謀而合。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部城市學的經典中，簡·雅各布斯曾對當時流行的“神目”規劃理論提出過嚴厲批評，她認為規劃要重視經驗秩序，並反覆強調城市的社區屬性。
正因為這樣，談及新一輪的湖濱改造，湯海孺建議，改造必須以迴歸街道生活為導向。湖濱的主體應該是人，而不是車，“現在湖濱區域有些馬路太寬了，過個紅綠燈要走上半天，這會影響人們的體驗感”。只有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這片區域，努力使湖與城、街巷和民眾融為一個整體，改造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為此，除了在交通方面要進行適當地分流，引導人們搭乘公交或徒步出行，還應該對標並借鑑新加坡等濱水城市的做法，增加公共空間，比如把東坡路變成露天博物館，從而使湖濱區域在空間上更加通透。同時，不妨有意識地植入雕塑、小品等公共藝術及街頭藝人，引導遊客進行場景消費，使整個區域更富魅力，更有趣味，更具互動性……
據瞭解，目前，杭州市及上城區兩級政府部門正在著手實施完善街區規劃、優化商業業態、提升環境品質、挖掘文化內涵等一系列工作。雖然我們不知道，改造後的湖濱是否符合人們的預期，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個遊蕩在此的人——無論是老底子市民，還是偶一而至的遊客，都會用雅各布斯所謂的“街道眼”（Street Eye）來打量這塊杭州的門面。
而這一回，湖濱能經得起人們的打量嗎？
智慧在價值高地溜達，人們卻一直在找馬。
往期精選：
文獻出處：
《杭州市城市規劃變遷歷史詳解》
《前車之鑑——從杭州城雕“美人鳳”引出的幾點教訓》範達明，
《美術觀察》1997年第12期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簡·雅各布斯，譯林出版社
《驚鴻鉅變40年之七——1992年的一次大討論，杭州思想解放拉開大幕》江干史志
《西湖邊該不該建85米高樓》青年時報 系列報道，2007年
《杭州湖濱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1996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杭州市規劃設計院
《杭州湖濱地區舊城改建規劃與西湖景觀保護》汪志明、朱子瑜
《城市規劃》雜誌，1996-05-09
《論改革開放以來杭州旅遊業發展的軌跡與特徵》汪亞明、樓鋼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10月第9卷第5期
杭州城建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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