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反對“任人唯親”及“任用私人”。他面試新人，第一句話就要問：你是怎麼來的？在人事任免過程中，他最厭惡投機取巧或託人情，拉關係，一旦發現，永不敘用。
有王某，北京大學畢業，陳調元主魯時，考取山東候補縣長，但尚未發表。等父親韓復榘主魯，王某運動國民黨要人給父親寫信，請予優先發表。父親接信大怒，在原信批了“驅逐出境”四字，並說：“這樣鑽營奔走的人，做官怎能不貪汙呢？”
父親為嚴肅公務員風紀，防腐倡廉，制定嚴格的紀律，如縣長以下公務員出入不準乘坐汽車或人力車；同僚之間不準稱“老爺”、“大人”，要稱官職或“先生”；不準“浮華”、“侈麗”，要崇尚節儉；不準年關節間饋送禮品；不準機關舉行娛樂宴會；不準冶遊飲宴；不準挾妓觀戲或挾妓侑酒；不準在大街上邊走路，邊吸菸；不準公務員家屬佩戴貴重飾品等等，都有明文規定。
父親最痛恨官員貪汙受賄，在山東，公務員貪汙500元以上即槍斃。
父親要求全體公務員，特別是縣長，不僅要廉政，還要勤政。規定縣長要親自繪製所管縣的地圖，以便對轄區的地理“瞭如指掌”；規定縣長每月至少要下鄉兩次，進行施政演講，並將演講情況上報省府。
1934年7月，父親視察黃河險工，電令沿河22縣縣長一律移駐大堤，督工搶險，時至8月，河水低落，才讓他們離開大堤。
1931年，父親視察膠縣，縣府房屋年久失修，屋頂雜草叢生。父親罰縣長帶領全體職員上房拔草，不拔乾淨，誰也不準下來。
社會上流傳關於父親視察的故事也不少，但多屬訛傳。前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山東籍人高平寫過一篇隨筆，講了兒時親見的一件事：
“我親眼見過韓復榘的。那是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的一天。我父親由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回了老家，在高苑縣擔任看守所所長。韓復榘作為省主席前來高苑視察。他不是坐在辦公室召開會議，而且在縣政府門前的操場上放了一把椅子，往那裡一坐，讓縣上的各級官員到面前來站著彙報工作，接受詢問，群眾可以在場觀聽，剛滿8歲的我就站在其中。我記得父親也和別的小官一樣，腋下夾著公文夾，跑步到他面前，立正報告了什麼。”
父親主政之初，山東各地監獄均為舊式監獄，監房陰暗潮溼，汙穢不堪，猶如人間地獄；監獄管理弊病百出、黑暗異常。他對此深惡痛絕。他同馮玉祥的習慣一樣，走到哪裡，一定要去看看當地的監獄。
一次，父親視察章丘監獄，發現監中設有虐囚用的小木籠，很是氣憤，遂將章丘法院院長關在小木籠裡待了一會兒，說：“你也嚐嚐這個滋味！”
父親對縣長的考察非常嚴格。除縣長外，管束最嚴的就是公安局長和稅務局長，因為這些人掌握著特殊的權力，最易貪贓枉法，監守自盜。他對縣長和公安局長中貪贓枉法，作奸犯科者，一經查獲或舉報，必嚴懲不貸。據統計，從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不到一年時間，因貪汙受賄等情事被撤職的縣長就有55人，佔全省縣長總數的一半；被撤職的其它公務員有158人。
由於父親嚴於吏治，革除弊政，賞乏分明，令行禁止，凡事皆雷厲風行，各級公務員懾於他的鐵腕，無不謹慎小心，盡職盡責，貪官汙吏也不得不有所收斂，從而形成了山東特有的政治風氣，在全國也是獨樹一幟。
然而，“法愈嚴而弊愈深”，事實證明，官場的腐敗現象並未得到根本的肅清。在一個實行“人治”的“官本位”社會裡，離開民主與法治，僅靠嚴刑酷法，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由於父親嚴於吏治，一上臺就掀起廉政風暴，觸動了不少大小官吏的利益，斷了不少人的財路，此輩心存怨謗，耿耿於懷，他一旦失勢，立刻牆倒眾人推，群起而攻之，或杜纂“親聞親歷”偽造歷史，或編造“趣聞軼事”搞笑媚俗，無所不用其極。
軍人出身的父親用治軍的辦法執政，以帶兵的手段管理公務員。
父親整肅吏治，首先從改變公務員形象開始，要求山東公務員的服裝必須象軍人一樣簡約樸素，整齊劃一。他規定，公務員必須身著國布（國產布）制服，夏季穿白布制服，白布襪（不準穿線襪），黑布鞋（不準穿皮鞋），戴白色平頂草帽；春秋季穿黑布夾制服，黑布襪，黑布鞋，戴黑色禮帽；冬季穿黑布綿制服，黑布襪，黑布鞋，戴“三塊瓦”式黑棉帽。制服樣式與第三路軍軍裝一致，只是顏色不同。
有公務員對如此規定很不以為然，他們自嘲說：“我們這些人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豬。”
高密縣縣長穿線襪子，父親擬予撤職。建設廳廳長張鴻烈說，當初只規定公務員要穿布襪子，沒說穿線襪子撤職。父親乃給縣長記過一次。
父親規定：男公務員不準留長髮，必須同軍人一樣剃光頭（推平頭也不行）。有不少從學校畢業的學生應聘到山東當公務員，對強迫他們剃掉時尚的“大中分”，頗為鬱悶。
父親為公務員制定了類似軍營的嚴格的作息時間表。他規定：省府機關公務員早5點半起床（夏季更早），晚9點熄燈。早晨上班之前要參加朝會。朝會是西北軍的老傳統。省府機關每週舉行三次朝會：星期一在進德會舉行“總理紀念週”；星期二在省府舉行“勉勵會”；星期三在民眾體育場進行軍事訓練。
朝會前，全體公務員要做早操，唱《早起歌》、《為政箴言歌》。
父親規定：全體公務員必須參加朝會，不準遲到，否則嚴懲不貸，決不姑寬。一次，他主持“總理紀念週”，教育廳長何思源及省公安局長王愷如因先一晚看戲，遲到20分鐘。他飭馬弁責王愷如50軍棍。何思源以為對他將罹同樣之罰，誠惶誠恐。他以教育廳長系文職人員，軍棍非所宜施，讓何思源持箕埽打掃禮堂衛生。有一小職員在人叢中悄聲說：“今可謂斯文掃地矣。”他聞言忍俊不禁，何倒十分坦然。
父親規定：公務員辦公時間不得遲到，早退，不準擅離職守。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他養成了“點名”的習慣，每逢包括朝會在的各種場合，都要點名，有時還“突然襲擊”，親自到各機關去點名，到各縣巡視檢查，點名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點名不到，輕者受罰，重者除名。因此，各級公務員只要聽說他要來點名，無不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有公務員發牢騷：“韓復榘的政治，就是點名政治。”
1931年1月6日上午8時整，父親突然騎自行車來到濟南市政府點名。由於他主魯時間不長，市府公務員舊習未改，懶散如故，應點者廖廖。他一怒之下，用筆將點名冊上的人名全部抹掉，又批了“解散市政府”幾個字，摔下名冊，拂袖而去。當日，市長陳維新被免職。
父親對省府各機關錄用新人，一律嚴格審查，親自點名考問，凡面試不合格者，無論手續齊備與否，皆在名冊上“用筆把名字一抹，不用。”
一次，父親面試軍隊新進一位司藥，依慣例，首先問他是怎麼來的，那人說是考進來的。他說：“司藥得懂英文，你把英文字母寫下來我看。”那人到講臺上把字母寫在黑板上。他仔細地把字母數了一遍，說：“不對啊，你怎麼只寫了25個呢？”那人說，他把其中兩個字母寫得太近了，看著像是一個。他又命那人用英文寫出一些西藥藥名，如阿斯匹林之類，那人很快都完成了，才放過他，那人嚇得滿頭大汗。父親這才笑道：“其實我也不認識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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