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廠長曰：在某些自以為佔據道德高地的混蛋眼裡，你就是自殺，要是沒有按照他所認為的正確方式自殺，那你在他的嘴裡也就不是個好人。
清末文人李錫亭在《清末海軍見聞錄》（中華書局1993年版）中這麼記載：“海軍軍官生活大都奢侈浮華，嫖賭是平常事。劉公島上賭館、煙館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短短不到四十個字的文字內容透露出如下信息：作為北洋海軍基地的劉公島上到處都開著賭館、煙館還有妓院等“娛樂場所”，而這些“娛樂場所”的服務對象就是駐紮在島上的北洋海軍官兵，造成了海軍軍官平日生活“奢侈浮華，嫖賭是平常事”，上行下效之後，整個劉公島自然是一片烏煙瘴氣，久而久之，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戰鬥力可言了。在李錫亭的筆下，堂堂海軍基地、軍事重地的劉公島簡直就成了賭窩、毒窩和淫窩，黃賭毒俱全。雖然李錫亭本人在《清末海軍見聞錄》裡面並沒有明說這是北洋海軍甲午之敗的根源之一。但是很顯然，這在一般人的眼裡這樣的軍隊戰敗已然是不足為奇的事情。而事實上北洋海軍的軍人們也確實受到了不少這方面的指責。
“煙鬼”總兵、提督群
為了證明劉公島上確實有煙館的存在，一些看過《清末海軍見聞錄》的人們開始了求證行動當他們瞭解到不止一個北洋海軍軍人在劉公島的最後時刻雖然沒有屈膝投降倭寇、選擇了自殺，可是他們居然選擇服用鴉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用上吊、槍擊等“傳統方式”，遂認為找到了《清末海軍見聞錄》中記載的劉公島煙館存在的證據，並且對服用鴉片自盡的方式提出了指責。
在劉公島陷落前夕，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定遠”管帶劉步蟾服用鴉片自盡就是北洋水師官兵吸食鴉片成風的體現！自殺有很多種，為什麼要選擇服鴉片呢？是臨死前還要過一次煙癮嗎？……一支近代化的海軍竟然擁有鴉片這種東西，戰敗也就不奇怪了……北洋海軍的軍官們這麼個死法不夠爺們。丁汝昌、劉步蟾應該戰死在他們的“定遠”、“鎮遠”艦上，以鐵甲裹屍、大海為墓，就像鄧世昌一樣。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為首的一批海軍軍官用吞服鴉片的方式逃避戰敗的事實，說明北洋海軍確有私藏、私賣、吸食鴉片的現象（馬駿《晚清軍事揭祕》“‘民族英雄’吞鴉片”）……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在其著作《晚清軍事揭祕》中對北洋海軍極盡抹黑汙衊之能事
許多人認為：安眠藥片、迷幻藥、嗎啡、鴉片之類的麻醉毒劑，服用過量能使中樞神經麻痺，使生命陷於死亡狀態。這種麻醉性藥品吞服以後，可以毫無痛苦地迷迷糊糊死去，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服藥自盡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一種舒服的死法，丁汝昌、林泰曾、劉步蟾這些海軍軍人選擇這種在外人看來是十分舒適的死亡方式，讓不少人對他們的膽量和勇氣產生了質疑，甚至更進一步對整支軍隊的意志和素質做出了負面的評價。
馬駿教授本人也對《清末海軍見聞錄》的記錄深信不疑，並且還舉出了一個看似十分有說服力的例子：嚴復是“北洋水師學堂”的教習，那說北洋水師中有人是癮君子有錯嗎？說老師抽大煙，學生卻潔身自好豈不荒唐？如有其師，必有其徒。認同和持有這種邏輯的人們也並不在少數。當老師的是個“癮君子”，教出來的學生當然也是煙鬼，煙鬼老師教出來的“煙鬼”學生們走上了北洋海軍的各個重要崗位，有的封將拜相，成了提督總兵，大煙癮自然是不會消退分毫，最後聚集成了一個煙鬼總兵、提督的群體。甚至有好事者在看過丁汝昌的照片後認為丁汝昌身材削瘦，也是抽大煙上癮的結果。
除了用鴉片自盡的，還有準備用鴉片自盡但是最後還是拿來噴雲吐霧的。“軍官盧毓英承認，他與同事沈壽堃怕日軍佔領後受辱，決定買點鴉片煙以做服毒自盡的準備。他們在街上花一枚洋錢買回二錢煙土，旋又決定把大煙抽了先盡一樂，臨到自殺時另想辦法，並稱此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於是點起煙燈，吞雲吐霧，置外間事不聞不問”。
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也有在李鴻章視察北洋海軍的過程中發現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在他的官艙中點著煙燈對著煙槍一臉陶醉的享受大煙帶來之快感的鏡頭。電視媒體的廣泛受眾面進一步加深了北洋海軍軍人吸食鴉片成風成癮的印象，事情果真如此的話，那甲午海戰一敗塗地似乎也於此有些關聯，不過，問題就出在事情是否“果真如此”之上。
煙膏子的“威力”
由於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兩次鴉片戰爭是導致近代中國邁入白殖民地半封建深淵開始的緣故，國人對鴉片一直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憎惡。只要和鴉片沾邊的人，往往和“煙鬼”、“毒販”之類的稱呼聯繫在一起。但是要搞明白北洋海軍的官兵們和鴉片的關係，首先要做的是要弄明白鴉片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玩意。
所謂的“鴉片”（阿片，英語：opium），俗稱大煙、阿芙蓉（阿拉伯語：Afyūm）或福壽膏，屬天然麻醉抑制劑，醫學上作麻醉性鎮痛藥；非科學研究或非醫用，則歸類於毒品，是用以提純海洛因、嗎啡等高質量製劑的原料。顯而易見，屬於“天然麻醉抑制劑”的鴉片有與生俱來的醫用價值，並一直是作為麻醉藥在醫學上屢屢使用。埃及的早期文獻有用鴉片止傷病和腫痛的記載；羅馬人用鴉片治療象皮病、癰、肝病、癲癇和蠍螯；到了16世紀，這類藥方開始添加鴉片劑量，瑞士醫生帕拉塞爾蘇斯把鴉片溶於酒精中製成鴉片酊，鴉片逐漸成為醫治頭痛腦熱的常用藥，頗受人們青睞。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醫生和藥劑師研製了大量新的鴉片酊，而且進入了藥典。由此可見，鴉片及其製劑長期以來是以治病救人的藥品而非毒害人類的毒品出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毒品”這個定義，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被扣在“鴉片”及其製劑的頭上。即便在已經成為毒品後，鴉片及其製劑作為“管制藥品”依然長期在醫院的藥櫃子裡佔有一席之地。即便其有嚴重的毒副作用，也並不影響醫生們對其麻醉鎮痛方面良好效果的運用。
留英時期的林泰增，他是第一個服鴉片酊自盡的北洋海軍高級軍官
另外，根據本人的瞭解，林泰曾、劉步蟾、丁汝昌並非生吞鴉片自殺，因為從病理學上來講，光吞鴉片，雖能死去一時，但只要劑量不是太大，決計不會死透。因為《洗冤錄集證》明確記載：嘗聞“老仵作”（古代驗屍官）言：檢查服鴉片人的屍體，伏者居多，側者亦常有，惟平仰者甚少。其故由於死者埋葬之後，鴉片毒退，仍復醒回，輾轉棺中氣悶而死的緣故。又記道光七、八年間，粵東有吳姓其人，旅中窮極無聊，吞服鴉片而死。旅店主人，不敢將他收殮。知三水地方，居有死者的親屬，隨即遣人報信。及親屬至，死者已於前一天醒轉，計死去三日四夜。可見，光服用鴉片，即便攝入量比較大，能造成服用者的深度昏迷，但是隻要毒性一退，總有醒來的那一刻。
丁、林、劉用來自殺的藥中確實有從劉公島軍醫院的藥櫃中取出劑量不算太大的鴉片，這一點得到了劉公島軍醫、德國人貝克爾和曾經在軍醫院幫忙的洋員、英國人泰萊的證實。可是他們吞下去的並不只是鴉片，而多了一件看似平常，但是十分致命的“藥引子”——紅酒！丁軍門、林總兵和劉總兵並不是吞吃著黏糊狀熟鴉片自盡的，而是面對著一杯泡好的鴉片酒，一仰頭、一飲而盡。
劉佩琦飾演的白家三老太爺白穎宇因不願意當日本人的偽藥行商會的會長，當著眾多藥行老闆的面在吞下了鴉片
郭寶昌導演的《大宅門》中，劉佩琦飾演的白家三老太爺白穎宇因不願意當日本人的偽藥行商會的會長，當著眾多藥行老闆的面在吞下了謊稱是五芳齋醬驢肉的鴉片，又喝下了紅酒，不多時就毒發身亡。鴉片有溶解於酒精的特性，溶於酒精的鴉片此時已然成了鴉片酊，適量的鴉片酊可以治病。但是，過量使用鴉片酊會造成急性中毒，症狀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嚴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鴉片酊裡酒精的麻醉核和擴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鴉片毒的消退速度，從而會加速這種死亡的過程。
也有資料表明丁汝昌等服下的不是鴉片酊，而是生鴉片。一份據說是丁汝昌貼身侍衛的回憶曰提督服下的是“生鴉片一劑”，以生鴉片不能入藥證明這些鴉片的來源不是出自劉公島的軍醫院。但是，本人瞭解到：生鴉片本身就有很大的毒性，無法用於吸食，必須經過燒製成熟鴉片後才能供人藥用或者吸食。一句話，吞生鴉片比吞熟鴉片或者喝鴉片酊死得更快。
吞生鴉片毒性極大，生吞會致命
本人看過幾份攝入過量但不致死亡的鴉片製劑後被救醒的病理分析，當事人會感到頭脹欲裂，五臟翻騰，欲嘔又嘔不出來；雙目圓睜，呻吟不絕，狀至恐怖。丁汝昌服下溶解在酒精中的鴉片後一直痛苦的彌留至次日臨晨方才氣絕身亡；劉步蟾則更是一杯下去沒死成，結果薩鎮冰和林穎啟摁住了他又補灌下一杯後許久方才痛苦的死透，其情形凡有幸目睹者決不能也不會用諸如“舒服”或者“飄飄欲仙”的字眼去形容（如果還不信，大可以自己去試試，只要你死得起）。
由此可見，服用鴉片自盡是一種極其痛苦的過程，遠比在腦袋上用子彈鑽個血孔需要更大的勇氣和膽量。以服用鴉片自盡來指責自盡者是沒有勇氣的膽小鬼、或者是貪圖煙癮的癮君子是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的。
本不是問題的問題
再回到李錫亭這段記錄的本身，《清末海軍見聞錄》雖然號稱是“見聞錄”，乍一看像是一手資料，但是成書的時間並非是戰事發生時候的甲午年，而是庚子年以後。作為作者的李錫亭也是在甲午戰爭後才當了謝葆璋的幕僚，不可能對甲午戰前的劉公島景象有直觀的認識，所謂的記錄絕不可能是李錫亭本人的“見聞”，如果不是他天馬行空的想象的話，那麼只能是聽說。但是這個聽說的來源，很遺憾，李錫亭並沒有告訴大家，意味著他無法證實他的“見聞錄”的真實性。《清末海軍見聞錄》在甲午戰爭後的清末新建海軍時段固然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因為在這個階段，李錫亭是作為當事人參與了清末新建海軍的部分工作。可是李錫亭對於他沒有親身經歷的北洋海軍時期，相比其他的親歷過那個時期的當事人，他的發言權顯然是不夠的。《清末海軍見聞錄》中所描述的劉公島的景象，找不到任何消息來源，也並沒有在甲午年前後的文獻記載中出現過。
因為國內仕途失意心灰意冷而身墮鴉片的嚴復時常被拿來作為北洋海軍軍官吸食鴉片的“典型”
許多人認為身為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的嚴復是個“癮君子”，必然會對他的學生產生不利的影響，本人亦認為毫無道理。如果一家子裡有一個“癮君子”的家長，難道就能以此將這個家的其他家庭成員都貼上“癮君子”的標籤麼？至於所謂的因為服用鴉片酊自盡就認定其抽大煙成性的邏輯就更是無稽之談。難道吞金自盡者（如戴宗騫）生前都是守財奴和拜金主義者？難道用手槍自擊身亡者（如楊用霖）生前對子彈有某種生理需求嗎？為什麼這種令人發笑的邏輯一放到鴉片的頭上在某些人甚至是專家學者的腦海裡就成了真理了呢？
在本人看來，由《清末海軍見聞錄》之類的“材料”引發的這個所謂的北洋海軍的問題根本就不該成為一個問題。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什麼這類無根無據、近似於無厘頭定義，會如此容易的被接受呢？
李經方因為是李鴻章的養子，又跟著養父辦洋務，因此被清流潑了一盆又一盆的髒水
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曾經收到了一樁言官彈劾李鴻章養子李經方的奏摺，內容李經方在擔任駐日公使期間娶了日本天皇的女兒、被日本天皇招了駙馬，以此指控李經方為日本間諜，要求朝廷將其查辦。面對這種沒有半點根據的“指控”，身為清流魁首的翁同龢的反應是興奮，因為在他看來這道奏摺是打擊李鴻章勢力的絕好“武器”，至於指控的內容是否是實情，卻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
翁同龢所代表的，是當時的中國範圍內文化最高、享有崇高地位、最受百姓尊崇的讀書人、是士子階層，他對傳聞的看法在讀書人階層中有十分普遍的代表性。自古以來，讀書人一心鑽研的是《四書》、《五經》等聖賢書，鮮有實地查探、取得一手資料的習慣。即便有機會能夠到實地去查探，往往也會被先入為主的主觀印象所迷惑，無法得出客觀的結論。像李時珍、徐霞客這種較為注重實據的實用學家往往在當時的社會並非是主流，“實事求是”並不能被充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士子們所接受。
翁同龢所代表的清流文人風聞言事的行徑在今日看來和栽贓誹謗無異
如果不喜歡實地調查僅僅是讀書人的一種“壞習慣”的話，那麼根據所聽的傳言進行篩選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惡劣習氣了。僅僅因為李經方是“日本駙馬”符合翁同龢所代表的清流黨打擊、至少是噁心政敵的意圖，翁同龢之流可以無視傳言的真實性、隨意使用。而讀書人是在當時社會擁有話語權的階層，所以傳言經過這些人的“深加工”後展現在普通百姓的面前，出於對擁有話語權者的尊重、或者是盲從，原本只是沒有真實性的傳言就被擴散、被接受，成了所謂的“真理”。
北洋海軍覆滅之後，舉國認為花費巨大的海軍輸給了一個撮爾小邦，這是奇恥大辱，那尋找失敗的原因就成了擺在天下“讀書人”面前的一道命題作文。作文的範圍被嚴格限定在北洋海軍本身的範圍內，所有“作文者”的眼睛就緊盯著北洋海軍這個群體上搜尋所謂的“失敗原因”。在這個指導思想下，一切在讀書人看來不能為他們所容的事情都可以作為加工成“失敗原因”的原材料。至於消息的來源，卻是最不用考慮的因素，只要能夠有利用的價值即可。
所以，許多原本根本不配成為“問題”的小事，經過“讀書人”的添油加醋，都成了能夠當作失敗原因的“大問題”。而本質上的原因則被人為的掩蓋在迷霧當中。如果以這種態度去檢討我們民族的過去，就像站在哈哈鏡面前，鏡子裡看見的雖然是自己本人，卻永遠也看不清自己的本質，更別奢談什麼“以史為鑑”了。
站在嘴炮的高度對實心做事的人潑髒水，是極其惡劣、為人不齒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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