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天主教徒約翰·卡羅爾（John Carrol）取得了六十畝土地的使用權，建立了喬治城學院 （Georgetown College），即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前身。學校於1792首次招生，1817年首次頒發學士學位。1837年的經濟恐慌（Panic of 1837）給旨在為天主教徒提供免費教育的喬治城大學帶來了巨大的麻煩。高昂的債務使得學校面臨關門的威脅。為了渡過難關，校長托馬斯·穆樂迪（ Fr. Thomas F. Mulledy）想出了各種辦法，轉賣奴隸就是其中之一。在1838年的六月，他一紙契約將隸屬於馬里蘭耶穌會（Jesuits）的272名黑奴轉賣給路易斯安那種植園主亨利·約翰遜（Henry Johnson）和他的生意夥伴傑西·貝蒂（Jessy Batty）。從這個交易中得到的11.5萬美元被用於償還部分債務，使喬治城大學得以繼續運轉。在塵封了近180年之後，這段歷史被重新發掘。由師生和校友組成的工作組發現了有關1838年這筆交易的契約以及許多其他相關文件，並且建立了 “喬治城奴隸檔案館”(The Georgetown Slavery Archive)。經過調查，這272名黑奴的後代人數在1.2到1.5萬之間，散佈在全美各地。
△1838年6月19日喬治城大學校長Thomas F. Mulledy 與路易斯安那種植園主達成售賣272名奴隸的合同原稿
事實上，奴隸制極大的影響了北美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內戰之前的南方，種植園經濟產生了大量的財富，而其中的許多被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而高等教育也因此受益。然而，近幾年公開的史料證明，奴隸制並不僅僅侷限於美國南方，種植園主和奴隸販子也不是這個制度的唯一受益者。直接或間接地，作為北美反奴隸制運動起源地的美國東北部也從奴隸制和奴隸貿易中得益。
在殖民地時期，新英格蘭地區的造船廠建造的部分船隻被用來運送奴隸。奴隸販子為奴隸購買了保險，而提供這一服務的保險公司大多來自新英格蘭。此外，新英格蘭的商人從牙買加、巴巴多斯等地購買奴隸種植園生產的糖和菸草，並轉賣給歐洲大陸和北美其他地區，以賺取鉅額差價。 美國建國之後，奴隸制也在為美國東北部源源不斷地創造著財富。遍佈於密西西比河谷（The Mississippi Valley）的種植園為東北部的紡織廠提供了棉花原料， 同時許多北方的資本也湧入這一個所謂的“棉花王國“，為奴隸主和種植園主擴大生產提供了資金支持。直接或者間接地，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為美國東北部的商人、銀行家、投資家、造船大王、實業家創造了鉅額的財富。而這些財富中的一部分即被他們捐贈給各所大學以支持它們的發展。如喬治城大學在建校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依賴位於馬里蘭州的種植園提供資金支持。布朗大學的創始人布朗家族曾經從事過奴隸貿易。1736年，羅得島州的第一艘奴隸商船的所有者正是詹姆斯·布朗 （James Brown）。此外，即使在北方各州廢除奴隸制之後，仍然有為數眾多的東北部大學畢業生被南部的機會所吸引，成為了奴隸主和種植園主，或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最引以為傲的，象徵著自由和進步的大學在其誕生之日起便與奴隸制和三角奴隸貿易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布朗大學校園內的“奴隸制紀念碑” （Slavery Memorial)
喬治城大學並不是第一所發掘本校與奴隸制關係的大學。 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早在2003年就由時任校長魯斯·西蒙斯（Ruth Simmons）牽頭成立了委員會，調查該校與奴隸制和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之間的關係。在之後的十多年中，這個委員會相繼發佈了多份報告，並且在校園內設立了奴隸紀念碑。2007年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凡·貝克特（Sven Beckert）開設了本科生的研究討論課（research seminar），內容就是哈佛大學與奴隸制的關係。
同時，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之父詹姆斯·羅林斯（James S. Rollins）的後代在密蘇里大學設立了“詹姆斯·羅林斯贖罪基金“ （James S. Rollins Slavery Atonement Endowment），用以支持該校的黑人研究項目（black studies program）。從這之後，越來越多的大學認識到了並開始反思美國高等教育與奴隸制和奴隸貿易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2011年埃默裡大學（Emory University）召開了關於奴隸制和大學的學術會議。2017年3月哈佛大學舉辦了名為“大學與奴隸制”的論壇，而哥倫比亞也成立了委員會，調查該校和奴隸制之間的關聯。
△2017年3月由哈佛大學主辦的名為“大學與奴隸制：被歷史捆綁”研討會海報
全美如此多的大學對於校史進行反思，恰恰說明了奴隸制的餘波在內戰結束一個半世紀之後猶存。
喬治城大學將於2017年4月18日正式將舉行紀念儀式，並正式將兩座建築更名為艾薩克·霍金斯樓 （Isaac Hawkins Hall）和安·瑪麗·貝克拉夫特樓 （Anne Marie Bacraft Hall）。前者是272名被販賣的奴隸之一，後者是這場奴隸交易的見證者，同時也是華盛頓特區第一所黑人學校的創辦人。值得注意的是，像喬治城大學一樣越來越多的大學加入了自我省察的隊伍，並開始進行相應的反思和紀念活動。然而在具體如何賠償的問題上，喬治城大學的校方內部似乎仍然未達成共識。
△一名當年奴隸的後裔展示其曾祖父在喬治城生活的照片。圖源： Andrew Spea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其實也反映出了奴隸制的另一個棘手遺產：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黑人與白人間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當代美國是否應該或者以何種方式對黑人進行賠償。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兩種聲音。第一種認為，美國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主要財富來源就是棉花種植和紡織業，都和奴隸有著緊密的聯繫，然而種植棉花的奴隸卻從未得到報酬。並且奴隸的後代在喬治城大學這個問題上，支持272名奴隸後代應該以優惠條件甚至免費入學的人認為，這些奴隸被交易之後換來的資金使得喬治城大學渡過了難關，因而他們可以被視為喬治亞大學的捐助人。一般來說，捐助人的後代會被優先考慮甚至給鉅額獎學金。第二種聲音則認為，奴隸的後代並不是奴隸制的直接受害者。也有觀點認為，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民權法案和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可以被視作對黑人進行了賠償。因而目前再要求進行額外賠償是一種投機的行為。從喬治城大學的例子上來看，對272名奴隸的1萬多名後代大大降低錄取門檻似乎並不現實。有人擔心此舉可能會影響學校的學術聲譽，並且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小了其他潛在申請者被錄取的機率。從而造成了新的不公。
當越來越多的美國高校開始反思本校與奴隸制的聯繫時，有一個現象十分值得注意：這些高校中的絕大部分都位於美國東北部。相比之下，位於當年蓄奴州高校的動作則緩慢得多。儘管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校方早在2004年公開對過去與奴隸制的聯繫致歉，在全國範圍內開了先河。但是其校園內仍保留了以大奴隸主和種植園主以及3K黨領袖命名的校園建築。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田納西州立大學（The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該校仍然保留著以內戰期間的南軍將領，3K黨創始人之一的內森·貝福德·福里斯特 （Nathan Bedford Forrest）命名的大樓。雖然抗議一直在繼續，但是校方除了成立工作組之外，也並沒有取得其他任何的進展。南方在看待過去，尤其是十九世紀那段歷史時，仍然懷揣著極為複雜的感情。
△中田納西州立大學校內以南軍領袖、3K黨創始人之一Nathan Bedford Forrest 命名的Forrest Hall
奴隸制，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為殘酷的制度之一，曾經把美國一分為二，經過一場讓60萬人失去性命的戰爭才重新統一。而奴隸制所遺留的影響，包括依舊緊張的種族關係，仍然糾纏著美國。但是無論如何，由布朗、哈佛等領頭的對過去的反思和悔過，都在種族間真正平等與和解的道路上邁開了重要的一步。
世界說 黃逸雲
發 自 美國 諾克斯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