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哈爾濱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紅色電影海報展在哈爾濱工運歷史展覽館開幕。共展出170餘幅經典紅色電影海報，《青春萬歲》《苦菜花》《霓虹燈下的哨兵》《厲害了我的國》……新老電影跨度半個多世紀，熟悉的名字，熟悉的畫面，讓人心生感動。
不少老市民領著孫輩慕名而來，指著牆上斑駁的海報告訴孩子：“當年這些電影，我們都是在露天看的……”
露天電影，作為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可是每每提到它，老一輩的中國人都會感到親切又興奮，因為它是純樸年代的幸福回憶……
老放映員：在農村，每一次放映都是“辦喜事兒”
89歲的張耀輝是本報的老朋友了，做為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三家電影雜誌《電影百花》的創辦者，他的電影情緣也起源於露天電影。
1950年，文化部招收電影放映員進行培訓，張耀輝在南京與1800多名學生一起接受培訓，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電影放映員。
“當時齊齊哈爾隸屬松江省，話劇團買回來一臺發電機，我們去市場買日本軍隊留下的酒瓶用來裝汽油，放映隊就算成立了。放映隊最初是5個人，後來是3個。我是隊長，兩個隊員一個看發電機，一個看放映機。”此後五年，張耀輝的足跡走遍了全省65個縣。
讓老爺子印象深刻的露天電影放映一共有這麼幾次。一次是1951年，放映隊去慰問少數民族。在杜爾伯特，幾千名牧民騎著馬、套著車趕來，那時泰康縣（現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裡都沒有電，我們自帶發電機，當時放的電影叫《內蒙人民的勝利》，聽著像紀錄片，其實是故事片，《敖包相會》就是這部影片的主題歌。”
第二次是省政府慰問老根據地訪問團，放映隊來到北安的德都縣和訥河的龍河鎮。“那年發大水，我們都是坐船，團長是嫩江軍區總司令王鈞，那時候沒有汽車，老百姓就趕著馬車來迎接我們！”
第三次是1951年3月18日，槍斃土匪頭子郝友，這在當時也是一件轟動的大事。省裡組織放映露天電影，那次張耀輝選擇的影片是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每次去電影公司選片，都是根據要慰問的對象、配合當時的時事。《春風吹到諾敏河》剛出來的時候，我就把放映第一站選在綏化六合村，因為影片主人公的原型、全國勞模高鳳志就在那裡當村長。1954年，寶山鄉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拖拉機站，那裡距離縣城30裡地，我們慰問時就放電影《拖拉機手》。慰問抗美援朝傷員，我們就放《鋼鐵戰士》《留下他打老蔣》，傷員都很受觸動，一邊看一邊流淚。”
當時全省共有放映員48人，如今只剩下5人。“我們還有電話聯繫，最大的94歲。”張耀輝回憶，當年放一場露天電影30塊錢。“很多地方都打欠條，還不上就黃了。”
張耀輝說，作為電影放映員，他當時每月工資68元，屬二等三級，行政級別20級，算得上“高薪”了。“不過吃不好、睡不好，也沒少遭罪。去珍寶島慰問，我們穿著軍大衣，天寒地凍中一呆就是幾小時。放電影時我們都是一動不動盯著放映機，機器中間斷油，或者片子放映過程中突然斷了，這都不行。”放映隊一般會在當地村民家中吃住。“我們叫‘攤飯’，給人家留下糧票、錢。我們一天的補助是五毛七，花不了。”
露天電影放映地點一般選擇在當地學校廣場，兩邊支起杆子，拉下幕布，大約21：10開始放映。“老百姓特別歡迎我們，在農村，放露天電影相當於辦喜事兒，周邊屯子的人都會趕來，感覺又驚奇又新鮮！因為每個地方一年也不見得能輪上一次。那時候放映機還沒有國產的，都是進口捷克、德國、蘇聯的產品。”張耀輝說，露天電影的氛圍，是任何現代高檔音響設備都不能替代的。“放《上甘嶺》時，觀眾都會跟著電影一起唱《一條大河》，歌聲響徹夜空，特別壯觀。”
7月17日，哈爾濱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紅色電影海報展在哈爾濱工運歷史展覽館開幕。共展出170餘幅經典紅色電影海報，《青春萬歲》《苦菜花》《霓虹燈下的哨兵》《厲害了我的國》……新老電影跨度半個多世紀，熟悉的名字，熟悉的畫面，讓人心生感動。
不少老市民領著孫輩慕名而來，指著牆上斑駁的海報告訴孩子：“當年這些電影，我們都是在露天看的……”
露天電影，作為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可是每每提到它，老一輩的中國人都會感到親切又興奮，因為它是純樸年代的幸福回憶……
老放映員：在農村，每一次放映都是“辦喜事兒”
89歲的張耀輝是本報的老朋友了，做為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三家電影雜誌《電影百花》的創辦者，他的電影情緣也起源於露天電影。
1950年，文化部招收電影放映員進行培訓，張耀輝在南京與1800多名學生一起接受培訓，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電影放映員。
“當時齊齊哈爾隸屬松江省，話劇團買回來一臺發電機，我們去市場買日本軍隊留下的酒瓶用來裝汽油，放映隊就算成立了。放映隊最初是5個人，後來是3個。我是隊長，兩個隊員一個看發電機，一個看放映機。”此後五年，張耀輝的足跡走遍了全省65個縣。
讓老爺子印象深刻的露天電影放映一共有這麼幾次。一次是1951年，放映隊去慰問少數民族。在杜爾伯特，幾千名牧民騎著馬、套著車趕來，那時泰康縣（現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裡都沒有電，我們自帶發電機，當時放的電影叫《內蒙人民的勝利》，聽著像紀錄片，其實是故事片，《敖包相會》就是這部影片的主題歌。”
第二次是省政府慰問老根據地訪問團，放映隊來到北安的德都縣和訥河的龍河鎮。“那年發大水，我們都是坐船，團長是嫩江軍區總司令王鈞，那時候沒有汽車，老百姓就趕著馬車來迎接我們！”
第三次是1951年3月18日，槍斃土匪頭子郝友，這在當時也是一件轟動的大事。省裡組織放映露天電影，那次張耀輝選擇的影片是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每次去電影公司選片，都是根據要慰問的對象、配合當時的時事。《春風吹到諾敏河》剛出來的時候，我就把放映第一站選在綏化六合村，因為影片主人公的原型、全國勞模高鳳志就在那裡當村長。1954年，寶山鄉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拖拉機站，那裡距離縣城30裡地，我們慰問時就放電影《拖拉機手》。慰問抗美援朝傷員，我們就放《鋼鐵戰士》《留下他打老蔣》，傷員都很受觸動，一邊看一邊流淚。”
當時全省共有放映員48人，如今只剩下5人。“我們還有電話聯繫，最大的94歲。”張耀輝回憶，當年放一場露天電影30塊錢。“很多地方都打欠條，還不上就黃了。”
張耀輝說，作為電影放映員，他當時每月工資68元，屬二等三級，行政級別20級，算得上“高薪”了。“不過吃不好、睡不好，也沒少遭罪。去珍寶島慰問，我們穿著軍大衣，天寒地凍中一呆就是幾小時。放電影時我們都是一動不動盯著放映機，機器中間斷油，或者片子放映過程中突然斷了，這都不行。”放映隊一般會在當地村民家中吃住。“我們叫‘攤飯’，給人家留下糧票、錢。我們一天的補助是五毛七，花不了。”
露天電影放映地點一般選擇在當地學校廣場，兩邊支起杆子，拉下幕布，大約21：10開始放映。“老百姓特別歡迎我們，在農村，放露天電影相當於辦喜事兒，周邊屯子的人都會趕來，感覺又驚奇又新鮮！因為每個地方一年也不見得能輪上一次。那時候放映機還沒有國產的，都是進口捷克、德國、蘇聯的產品。”張耀輝說，露天電影的氛圍，是任何現代高檔音響設備都不能替代的。“放《上甘嶺》時，觀眾都會跟著電影一起唱《一條大河》，歌聲響徹夜空，特別壯觀。”
部隊“老宣傳”：露天電影，因質樸而難忘
“當時的露天電影佈局，主要在城鄉結合部，比如太平、顧鄉等地方，對當時的青年男女來說，露天電影也是約會的好去處。”部隊“老宣傳”徐世銘回憶，哈爾濱的露天電影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剛成立的階段，“那時哈爾濱市政府門前的廣場是個很重要的‘放映點’。我們就是在那裡觀看了蘇聯拍攝的《中國人民的勝利》，是蘇聯人配的中文，口音很生硬。還有《世界和平代表大會》，都是紀錄影片，那時候故事片很少。”徐世銘說，“那時放映機一般有兩種，一種是35毫米的提包機，雙機放映，有三腳架，大屏幕，算比較高檔的。還有一種16毫米的放映機，效果沒有35毫米的好，片源也少，優點是方便攜帶，適合農村放映。當時有廣播車，淡褐色，前面有大喇叭，車庫在現在的安發街和安國街交口，有活動時就開出去，配合電影放映，後來開這輛車的司機調到了長虹電影院。另一個重要的放映點在沙曼屯（現和興路哈師大一帶），售票觀看。”
徐世銘說，當時露天電影放映有幾樣“標配”。“一般放映前會有派出所、街道主任‘訓話’，介紹當年的時事背景，比如抗美援朝，就號召群眾支援前線。電影之前會播放幻燈片和新聞簡報。幻燈片的題材都有教育意義，主題是土改、婚姻法、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除四害等，幻燈片的顏色都是人工後上的，幻燈片製片廠在兆麟街和是頭道街交口處，後來合併到哈爾濱電影製片廠。”
參軍以後，徐世銘在宣傳科工作，親歷了露天電影對軍營的特殊意義。“團一級的部隊有放映組，師一級的部隊有放映隊，片子統一由總政治部發到各軍區。播放的影片多是軍教片，比如《奇襲武陵橋》《列寧在十月》《不夜城》等。久而久之，電影臺詞成了日常對白，彼此安慰、互相鼓勵都會用片中的經典臺詞。”對於戰士來說，露天電影是軍旅生活的一道春風，每當日落西山紅霞飛，操場幕布掛好，就是戰士最盼望的節日。“放映組的伙食好，所到之處，能炒倆雞蛋。”
70年代之後，隨著各縣都有了自己的電影院，露天電影漸漸從少到無。最近幾年，露天電影有了“迴流”的趨勢。“有一次我在道外古玩城，聽見有老電影的聲音，循聲找過去，看見一個人在用35毫米提包機放老電影《解放石家莊》。原來這位店主曾是一名放映員，喜歡收藏放映機，電影是他一生的情結。他說他收藏了20部老電影，願意免費給大家放。”
露天電影之所以讓人懷念，歸根結底是人們對過去歲月的緬懷。那是個簡單、自然的年代——習習晚風，情境交融，天地為鑑，星月為證…… 本報記者 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