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性騷擾，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2007年，紐約市針對地鐵性騷擾進行了一項調查，在隨機抽查的1790名受訪者中，69%的人表示他們曾感受到性騷擾的威脅，其中99%為女性；而在10%明確表示自己曾遭到性騷擾的人群中，女性比例超過99%。
2014年，路透社對全球16個人口密集城市的6300位女性進行了調查，發現拉美城市女性在公共空間所遭受的性騷擾比例最高：每10位女性中就有6位曾在公共交通上遭受言語、肢體以及更嚴重的騷擾行為。
2015年，《中國青年報》對1899人進行了一項有關公共空間性騷擾的調查，53.4%的受訪者表示曾在公交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形式包括被觸摸（35.5%）、言語騷擾（19.8%）、對方暴露身體隱私部位（12.7%）、偷拍（11.9%）、跟蹤尾隨（6.4%）等。
英國交通警察局的數據顯示，2016-17年間警察共接到約1500起公共交通性騷擾報案，相較於五年前的數字翻了一番。而其中，針對女性的性騷擾案件比例高達70%。
2017年深圳一份公交性騷擾狀況的調研報告顯示，在收回的433份問卷中，33.9%的受訪者表示遭遇過性騷擾，而女性受訪者被騷擾的比例達到42%，其中又以年輕的公司職員為甚。
可以看到，儘管任何一種社會性別不分年齡都有可能遭遇性騷擾，但在公民共享的公共空間中，女性卻是最普遍的性騷擾受害者。女性至今在地鐵公交這樣的公共空間裡保護自身的安全和尊嚴舉步維艱，反映的是女性解放進入公共空間、廣泛參與社會生活的進程中的重重困難。
性別化的公共空間
社會生活中公共空間的存在不僅表現為正式的工作領域，同時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前面提到的公共交通和各種公共場合。
談到公共空間，就不得不提及一個重要的概念：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德國哲學家、 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在1960年代闡釋了這個重要的政治概念，認為公共領域是一個公民可以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公開討論社會議題而不受國家干涉、並形成公民社會推動民主進程的空間。
儘管公共空間和公共領域並不完全等同，但哈貝馬斯認為最早的資本主義公共領域出現在 18世紀英國倫敦的咖啡館中，此時的公共領域便有了城市中實體空間的依託。當時的咖啡館成為了社會生活的中心，人民積極討論文學藝術，乃至對經濟和政治事件進行批判。必須指出的是，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裡，女性是不存在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依託於公共空間的公共領域是完全的“公”共空間：參與者是完全的男性。女性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屬於私人領域的：在家裡、廚房、在照顧孩子和其他家人的瑣事中。中國的老話“男主外、女主內”也應證了這一點。
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生活也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情。19世紀中後期，西方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席捲而來，女性邁出家門、上街遊行、要求擁有選舉權、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參與政治經濟生活的權利。20世紀裡，女權主義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女性的訴求從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到家庭勞動分工、性解放，再到反思身份政治、重新定義性別／性、女權主義等，而每一次抗爭和運動都促使了女性從私人領域進一步邁向公共領域。如今，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女性和男性已經能夠平等的使用公共空間、共同參與經濟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的討論。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參與公共生活就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在之後很長的一個時期裡，女性所享有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得以以女性參政議政、進入正式工作領域的形式保存下來，同時女性被確保擁有和男性平等的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但平等享有公共空間的權利並不代表公共空間中的權力結構對於性別而言是平等的；無論是在正式的工作領域、各式的機構場所，還是在日常的生活空間，如公園、菜市場、公交地鐵等， 女性使用公共空間的經驗和感受與男性並不一致。
舉例而言，在正式的工作場所或者是教育機構， 上級和下級、老師和學生儘管使用同樣的公共空間，他們的地位和權力是存在差異的。這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差異則有可能引發權力的濫用、一方對另一方實施騷擾、另一方難以進行反抗。在近半年來集中揭露的高校性騷擾事件中，施害者以男性為主、受害者都是女性，這是因為這些男性高校教師比女學生們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權力，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們敢於對女學生進行騷擾。同樣的，也有新聞涉及到女性高校教師濫用權利，讓男學生做和學業無關的事情，原因也在於老師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可惜，在公眾的討論中，一些高校教師認為他們對學生的言語或肢體騷擾是無傷大雅的行為，而學生的反抗和社會的反彈，顯然誇大了問題，這就是為何好幾位當事教師，會理直氣壯的寫公開聲明，要為自己討回公道。
相對於工作場所或教育機構這些傳統的公共空間的性騷擾而言，其他公共場合的性騷擾更多的反映了社會文化上對於性別的不同建構、而導致了男性和女性對公共空間的經驗和感受不同。最簡單也最常見的一種女性經驗便是在處於被男性凝視的位置（under the male’s gaze），女性被建構成為一種男性慾望的客體，而男性的性衝動則被塑造為一種天然的男性氣質。例如，我們從小就常提醒女孩子晚上不要一個人走夜路、不要一個人去某些特定的公眾場所、如酒吧、網吧、或單獨旅行、同時不可以穿著過於暴露等等。而對於男孩子，我們則會鼓勵他勇敢、出去闖蕩、視公共空間為自我領地、將其具有的攻擊性視為一種社會生活應具備的能力。這樣的社會文化對於性別的不同建構使得性騷擾乃至性暴力獲得了一定意義的社會合法性，並在潛移默化中支撐著一種文化迷思：要求潛在受害者約束自身、對施害者則不加束縛。這種情況下，性騷擾甚至性暴力行為所需付出的成本極低。
2012年夏天，上海地鐵在微博上發佈了一條地鐵應對性騷擾的廣告：
上海地鐵微博。圖片來源：微博
這條微博恰恰是社會文化對性別不同建構的最佳體現，並將性騷擾的責任轉嫁給潛在的受害者。在這樣的社會中，女性在公共空間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不自在、不安和焦慮，並承受著無形的性別規範和男權社會文化的控制而無法充分的展示自我、進而參與社會生活。
“女性車廂”：空間隔離防性騷擾？
既然女性在公共空間的使用上面臨著權力結構、社會文化以及個體經驗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那麼對社會性別進行公共空間的隔離（例如男校、女校）、在公共場合闢出專屬女性的空間是否就能夠預防和解決性騷擾問題呢？
深圳地鐵在2017年6月底成為國內首個實行設置女性優先車廂的大眾交通單位，並在2018年3月在所有地鐵線路推行。而廣州則緊隨其後，於2017年7月推出了地鐵女性車廂 。這兩個城市推出這樣的舉措，很大程度上是迴應社會上的一些呼籲，特別是在一些人大代表提出了這樣的提案之後。不過，這樣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應對性騷擾的好辦法，一時之間，社會輿論有很多爭議。贊同的一方認為這是對女性的保護，物理和空間隔離會減少對女性潛在的騷擾，同時倡導一種關愛女性的文明風氣。反對的一方則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歧視，並提出為何只保護女性、而不考慮男性也有被性騷擾的可能，又或者老人小孩需要被保護而設立專用的車廂。也有人指出這種做法並不能從根源上杜絕性騷擾，反而是不斷縮小了女性的公共生活空間、同時也更多將防治性騷擾的壓力轉嫁到潛在的受害者身上。更多的人則表示，設立女性車廂的原意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則困難重重，光是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堵塞就已經叫有心人無法遵從“女性車廂女性優先”的美好設想。 在廣州和深圳乘坐過女性車廂的女性或許有過同樣的經歷： 乘客們並沒有自覺地去區分自己應該走入哪個車廂，許許多多的男性非常自覺自然的走進標記著“女性優先”的車廂。對此，深圳地鐵和廣州地鐵也都表示，“女性優先”並非“女性專用”， 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強行隔離乘客。
姑且不論孰是孰非，設置女性車廂並非中國首創，世界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的實踐經驗。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城市，因為宗教教義被視為法律，甚至高於法律的原因，男性和女性在公共空間必須隔離。例如伊朗，公交車、地鐵等交通工具都實施男女乘客分乘制，男性乘客不會進入女性專用車廂，而女性乘客也不會進入其他車廂、除非有男性陪同。在相對世俗化一些的伊斯蘭國家，比如埃及，阿聯酋和馬來西亞，則是因為宗教風俗的關係，在一些大城市的地鐵線路上設置了女性專用車廂，但這些車廂的設置，對於乘客並沒有法律約束。
即便沒有宗教因素，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臺灣、奧地利有過類似的政策和公共交通設置。這些地方要麼就是治安問題嚴重不得不進行公共交通性別隔離（如印度、巴西、墨西哥），要麼就是因為使用人數過少、或者無法有效執行而最後不得不取消（如臺灣和奧地利）。
過去二十多年，韓國政府一直就女性專用車廂制度不斷進行嘗試。1992年首次試行時，因為男性乘客蜂擁而至不得不暫停。 2007年政府再度推出女性車廂，最終因為來自男性的反對聲音大太而放棄。雖然首爾和釜山分別於2011年和2016年重新試行女性專用車廂、以減少女性乘坐公共交通時面臨的性騷擾，但試行並未能夠全面推廣。
日本早在1912年就在列車中設置了女性專用車廂，但初衷並非是要保護女性，而是當時社會中女性地位低下，男性並不願意與其同坐。二戰後，隨著女性參與正式的社會工作的增加，日本公共交通一度不堪重負，遂誕生了保護婦女兒童乘車的專用車廂以保護他們的安全。但這種專用車廂在經濟快速發展、交通系統日趨成熟之後逐漸被取消。直到2000年，為應對擁擠的公共交通上日漸增多的對於女性的性騷擾，日本鐵路再次引進針對女性乘車的專用車廂，在東京率先推出，並逐漸拓展到大阪、名古屋、神奈川等地。然而，雖然標明“女性專用”，日本並沒有相關法律依據拒絕男性乘坐女性專用車廂，這種秩序的維持只能夠依靠文化自覺。近些年受到鐵路運力的限制和男性權益的挑戰，使得一些線路不得不取消女性專用車廂。
日本女性專用車廂和候車處。圖片來源：新華網
縱觀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女性專用車廂得以成功的原因不外乎宗教法規規範，宗教風俗約束和社會自覺，而在社會自覺這一層面的因素往更深層次去想，其往往是對於公共空間權力結構不平等的認可和固化。女性被放置在了附屬和依賴的地位、 是男性慾望的對象、會誘發男性“本能”的騷擾行為、很脆弱需要被保護。物理上的隔離或許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公共空間性別不平等對某一性別所帶來的傷害，但這種舉措可以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治標不治本、並不能真正的消滅性騷擾。更有害的是，對公共空間進行性別隔離是在強化我們已有的社會性別構建，給予公共空間性騷擾存在的合理性。
公共空間的性別意識應成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2017年7月，北京通州的一名乘坐巴士的女性在多次反抗流氓騷擾未果後扇了他一巴掌、對方惱羞成怒拿出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這名女性捅至重傷。儘管最後歹徒被制服、該女性也撿回了一條命，血淋淋的事實卻給面對騷擾積極反抗的勇氣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公共空間被性騷擾的女性大多數是沉默的羔羊。一是因為女性從小被告誡要保護自己、不要穿的太暴露等等；同時社會有一種責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傾向，讓女性在被騷擾之後並不是去譴責並懲罰施害者，反而是自我檢討、將責任放在自己身上 。 更不用說在法律尚不完善、監管機制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即便受害者能夠勇於舉報、反抗性騷擾，司法機關也很難進行立案、追究施害者的法律責任。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只好選擇約束自己、退出部分公共空間，或是在一些公共場合缺位。在社會風氣有利於施害者，受害者自我羞愧和保持沉默，立法執法不足以形成威懾力的情況下，在公共空間進行性騷擾的成本實在是低之又低。這樣的社會環境有可能進一步孕育出一種“你騷我才擾”、“你可以騷我就可以擾”、“不管你騷不騷反正我就要擾”的風氣，把性騷擾常態化、將性別暴力視為慣常。
防治性騷擾應該成為一個全社會的議題，納入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提高社會的性別敏感度，進而改變公共空間的權力結構 。在家庭、社區、學校、各類公共場所都應該積極推動反性騷擾的教育，杜絕施害者的出現，培養反擊騷擾的能力。在過去幾年，一些地方政府鼓勵學校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公安機關也積極配合社會，進行普法教育，提升公民自我保護以及尊重他人、遵紀守法的意識。只是很可惜，這樣的全社會的互動，只是集中在一些城市，而且大部分沒有持續進行。公共空間的權利平等意識應成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防治性騷擾應成為公眾共識，人人有責。我們應該讓孩子們知道，無論男孩女孩，都可以勇敢堅強，都應該互相尊重，都有平等的權利，都不應把公共空間當做私人領地並肆意踐踏他人的利益。教育可以以各種有趣的方式進行。例如在墨西哥，地鐵公司按照成年男性的身體形狀打造了一種特型座位，模擬出了男性的胸、小腹，以及性器官。這種座椅是專門為男性乘客而設置，讓男性體驗公共場合受到性騷擾以及性侵害的女性所經歷的不適和焦慮 。
我們並不要真正的身臨其境才能感受到性騷擾帶來的困擾和痛苦。要消除性騷擾的沉默受害者，在公共空間看到別人被性騷擾的你我同樣也需要承擔責任。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維護公共空間的權利平等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也只有如此，才能營造出讓每個人都舒適的公共空間，而不僅僅是維護某一部分人權力的空間。 公民教育的另一個層面是要形成反對性騷擾的社會輿論、杜絕譴責受害者的聲音、增加施害者的犯罪成本。開篇提及的《中國青年報》針對公共交通性騷擾的調研中同樣發現，51.7%的受訪者在遭受到性騷擾時並沒有得到周圍人的幫助。更多時候，周圍人的冷眼旁觀加劇了性騷擾被害者的羞愧感和無助感，無形中增強了施害者霸凌和進一步騷擾的強權意識。
與之並行的則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執行機制。公民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離不開國家機關的參與，而公共空間的合理使用和權利平等更需要有法可依、有例可循。針對層出不窮的性騷擾事件，社會上對於建立完善的法規、明確性騷擾的定義、並在各個層面宣傳推廣普及教育呼聲高漲。性騷擾應對機制的建立是眾望所歸，而公共空間性騷擾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公權部門合力，在決策時多方聆聽公眾的訴求，同時提高決策者自己的性別權利意識。應對措施的建立和普及、公民教育的推廣都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需要全社會的通力合作方能創造一個人人平等、互利共贏的公共空間，不然的話，不僅僅女性車廂無法根治問題，甚至會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舉措，反而讓性騷擾這個問題，漸漸從公共輿論中消失。
女權人士發起的反對性騷擾的公益活動。圖片來源：端傳媒
作者介紹
廖雪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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