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蔣介石眼中的\'軍界精英\'竟是身邊\'最大共諜\''

作者：盧荻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

語云：“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臥底”之特殊價值，於此可見一斑。

1907年，郭汝桂出生於四川省銅梁縣家道中落的書香門第。誰又能料到，這個男孩後來竟成為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最大共諜”。

　投身黃埔軍校，祕密加入共產黨

1919年，郭汝桂隨父親郭郎溪前往成都，進入省城讀書。1925年底高中結業，其堂兄川軍師長郭汝棟建議他報考黃埔軍校。1926年，郭汝桂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並將“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進入黃埔軍校後被編入政治科第五學生隊。隨著北伐捷報頻傳，國民政府遷都武漢，郭也隨軍校一部前往武昌。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多為共產黨員。惲代英、蕭楚女、熊雄、吳玉章等共產黨人先後在軍校任職，是郭汝瑰的老師，郭深受影響。 黃埔軍校的政治“洗禮”使他系統瞭解了共產主義。他由崇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轉向了贊成共產主義。這時，郭汝瑰得知與自己同入黃埔軍校的好友袁鏡銘是共產黨員，便要求袁介紹自己入黨。因為是郭汝棟的堂弟，袁鏡銘告訴郭汝瑰，這個身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南京擁兵自重，與武漢國民政府(仍與共產黨合作)對立。一天，中共黨員、黃埔軍校實際主持校務的吳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勳叫到校務辦公室，通知他們提前畢業，立即返回四川。吳神情嚴肅地說:“現在形勢十分危急，蔣介石已經公開叛變，很可能進攻武漢，四川軍閥楊森將會配合蔣介石進攻，你們儘快返回四川，想盡辦法讓郭汝棟阻止楊森出川攻打武漢。如果郭汝棟阻止無效，可讓他待楊森出川后，伺機打其後方,使其崩潰。如果這也辦不到，要郭汝棟無論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幫助楊森。”(《郭汝瑰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

這時，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勳的妻兄郭汝棟，已是川鄂邊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楊森為司令)，擁有兩師一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勳肩負著吳玉章交代的使命，與同時畢業的中共黨員任逖猷等5人，由武漢溯江而上，返回四川。來到郭汝棟的駐地涪陵後，他們轉達了吳玉章的意見。郭汝棟表面上表示不會支持楊森，暗地裡卻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蔣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對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員。他到處發表演講，宣傳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斥責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為，並贏得了以後成為他妻子的女師學生方學蘭的深愛，很快成為涪陵城裡有名的紅色人物。但不久，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就與南京的蔣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從此與吳玉章失去聯繫，只好繼續留在郭汝棟部。

儘管大革命遭到失敗，全國到處腥風血雨，但郭汝瑰對黨的堅定信念不改，仍為入黨努力。1928年5月8日，在重慶綦江縣任駐軍連長時，郭汝瑰由同學袁鏡銘介紹，終於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調二十軍軍長郭汝棟率部到湖北駐防，以穩定其後方。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團調往平漢路花園、廣水一帶護路。此時，袁鏡銘已離開郭部，專任地下黨平漢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來聯繫已升任郭汝棟部獨立旅一團三營長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屬部隊，配合紅軍游擊隊舉行兵暴。但由於通訊聯絡差錯，敵我混淆，結果郭中彈負傷，被送醫院。待出院才知道三營因損失太大，已被撤銷建制，郭被調到黃州二十軍部擔任參謀。而入黨介紹人袁鏡銘也於1930年被國民黨殺害。郭汝瑰再次中斷與組織的聯繫。

蔣介石為加強對二十軍的控制，命令郭汝棟設法將部隊中的共產黨員清除乾淨，並派親蔣的陳孟熙等黃埔生前來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勳雖然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郭汝棟為了應付蔣介石，勸他們去日本士官學校讀書。郭汝瑰以為去日本可學點對革命貢獻更大的真本領，沒想到要等15年之後，才與黨組織再次產生聯繫。郭晚年回憶說：“豈知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此後走了十幾年的彎路。”

　不愛金錢，屢立戰功，蔣視之為“軍界精英”

1931年底，郭汝瑰與一批從日本士官學校退學的學生回到上海，他與三名學生被推選為代表，前往南京訓練總監部，要求報考中國陸軍大學，繼續深造。幾經周折，進入陸軍大學第10期學習。

中國陸軍大學是國民黨培養高級指揮和參謀人員的高等學府，校址在南京，每期只招收幾十名學員。郭汝瑰進校時，校長為楊傑。楊曾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思想比較開明。不久，蔣介石自任校長，楊傑改任教育長，校務實際仍由楊主持。郭繼軍校之後，又一次成為“天子門生”。蔣軍後來戲稱陸大畢業的黃埔生為“綠頭巾賞穿黃馬褂”，這種人官運亨通——只綠不黃、只黃不綠都略遜一籌。郭入學不久，即因成績優異、見解獨到受到楊傑的器重。他在陸大學習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被楊傑推薦進入陸軍大學研究院第三期繼續深造，還未畢業，就被推上教學第一線，擔任戰史學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迫同意與中共合作抗日。郭汝瑰見報效祖國的時機已到，經陸大同學曾粵漢推薦，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陳誠所屬的十八軍第十四師任參謀長，不久就到蔣介石籌辦的對日作戰的“廬山軍官集訓團”將官隊受訓。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汝瑰奉命隨第十四師參加華北抗戰。中途因日軍進攻上海，又奉命回師參加淞滬會戰。這時的蔣介石調集近百萬主力部隊，自任司令長官，在淞滬地區與入侵日軍激戰。第十四師兩個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線作戰，第四十二旅旅長曾粵漢畏敵，師長霍揆彰怕其誤事要副師長代理，副師長也不願幹。師長於是讓郭汝瑰代理四十二旅旅長。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區與日軍浴血奮戰，在數十架敵機的狂轟濫炸下堅守陣地，每到下級有人喊“頂不住”時，他就衝出掩蔽部督戰，並在危急關頭給師長寫信留下遺囑，大意是：“我八千健兒已經犧牲殆盡了，敵攻勢未衰，前途難卜，若陣地存在，我當生還晉見鈞座。如陣地失守，我也就戰死在疆場，身膏野草，再無見面之期了。他日抗戰勝利後，你身為世界名將，乘艦過吳淞口時，如有波濤如山，那就是我來見你了。我有兩支鋼筆，請給我兩個弟弟一人一支，我那隻手錶就留給我妻子方學蘭作紀念。”(《郭汝瑰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遺書寫得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郭旅與日軍反覆衝殺七天七夜，陣地仍未丟失，到奉命撤退時，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一些傷號和炊事員。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戶曉的人物。宋慶齡、何香凝組織的慰問團專程來到四十二旅，特別送給他一件毛衣。被一些同僚視為書生的郭汝瑰，從此成為聞名全軍的戰將。郭隨軍撤退到武漢不久，被任命為陳誠嫡系部隊五十四軍參謀長。

淞滬戰役後，郭汝瑰備受陳誠賞識;武漢會戰時，善於戰役謀劃的郭汝瑰更令陳誠刮目相看。起初，蔣介石和陳誠並沒有接受淞滬戰役特別是南京保衛戰失敗的教訓，還是根據德國顧問的建議，在武漢三鎮構築環形工事，準備死守武漢。當陳誠召開作戰會議，宣佈已擬定好的作戰方案時，郭汝瑰直言：“我認為這個作戰方案，實際上是步南京戰役之後塵，如果我們沿武漢三鎮構築環形陣地，一點突破，必將全軍崩潰……我全軍將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險。”他建議儘量利用幕阜山脈和大別山脈有利地形，在武漢外圍與敵作戰。到會人員對郭汝瑰的意見紛紛表示贊同，陳誠也點頭稱是，並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漢戰役的作戰計劃。結果，武漢會戰各軍均因實施外圍作戰，未受重大損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陳誠的特別青睞，提升他為第二十集團軍的參謀長，並且由陳誠推薦、蔣介石批准成為暫編新五師師長。

新五師是由各地山寨武裝、土匪武裝新編的雜牌部隊，眾將官誰都不願意前去訓練和指揮，擔心喪師失地而丟官舍命。郭汝瑰運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訓練和指揮新五師，實行經濟、軍事、生活“三公開”，並身體力行，雨夜裡常與士兵共同守衛在最前線的牛棚內，教授如何以五人為一戰鬥分隊的方式，“巧攻”敵方中心陣地，大量消耗日軍精力與火力，切斷敵軍供應線。他鼓勵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樣同住同吃同殺敵，誰消滅一個鬼子，他就授予誰抗日英雄的大獎。1942年2月16日(正月初二)，郭汝瑰指揮國軍雜牌新五師，出奇制勝，打敗了日軍王牌師，奪回長沙戰役中最重要的陣地飄風山嶺至汨羅江防線，俘虜一批日軍和槍炮，創造了抗日保衛戰中的經典戰術，使日軍1942年春節佔領陪都重慶的狂夢成為噩夢。在會戰中，郭汝瑰因指揮得當，以弱勝強，受到當局的嘉獎和青睞。駐陪都重慶的中外各國新聞界，也連續數週宣揚了郭汝瑰的奇蹟。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慶參加中、美、英、蘇四國代表研討如何對日作戰的高級國際軍事會議，受到四國代表的高度讚揚，後來英國還請郭代表重慶政府去英國講授30天的破日軍“神奇”戰術課。郭離別新五師回重慶時，愛國人士慰問獎勵他五千銀元，他卻未要一個，全部拿來獎勵士兵。當時，郭汝瑰不愛金錢的“神奇”性格在國軍上下越傳越“神奇”。宋慶齡女士多次用英語向外宣傳郭汝瑰是“無野心無私心”的將軍。

不久，郭汝瑰又被陳誠調到培養“全能將校”的國際研究院任研究委員，並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訓練團”(蔣兼任團長)副大隊長，成為蔣心目中的“軍界精英”。

與董必武祕密會面，與蔣介石漸行漸遠

郭汝瑰進入國民黨上層，有與國民黨軍政要員直接接觸的機會。他親眼目睹國民黨“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頂”，認為它“行屍走肉，不足以擔當救國救民之大任”，於是與蔣介石及其親信陳誠漸行漸遠，“千方百計希圖與共產黨恢復聯繫”。

1945年5月，郭汝瑰在軍務署偶遇黃埔五期的同班同學任逖猷，他們曾是黨內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見老友，忙將他拉上車，開到冷僻之地，表露了想找到黨組織的迫切願望。任逖猷說自己入獄後，已經和共產黨斷了聯繫，但臨別時還是丟下了一句話: “就看廉儒是否與黨有聯繫。”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時經常與他見面。兩三天後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當年涪陵相識的任廉儒。郭對任敘述了自己的曲折經歷，並言：“我對共產黨十分懷念，我請求組織恢復我的黨籍。我願意接受組織對我的考驗。我很想去延安工作，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儘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任廉儒當時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他表示一定向黨組織轉達他的願望，請他相信必當報國有門。

任廉儒幾次來到郭家，對郭進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場、觀點，並從這裡獲得了一些國民黨的重要軍事情報，從此就不再避諱了。抗戰勝利後的某一天，任廉儒對郭汝瑰說：“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對董老(董必武)說了。你願不願意會他?我會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證你的安全。”郭表示無論冒多大的風險也去。次日，郭汝瑰得以與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燭夜談。

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應約去任廉儒家與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見面。在這次談話中，郭汝瑰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甚至請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覆，而是問:“國民黨最近叫你幹什麼?”郭汝瑰如實相告:“何應欽約我去美國任中國軍事代表團員。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說:“你可以去美國，多多調查瞭解美國，並與我們保持聯繫!革命要看遠些。” 這次談話後一兩天，任廉儒前來告訴郭汝瑰:“董老說，‘你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我們同志打入國民黨機要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這邊可以為黨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於你組織問題的解決。希望你能為我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我們單線聯繫，我以天主教作掩護，不會惹人注意，可以保證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黨容納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郭汝瑰的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在與董必武祕密會見，成為中共高級情報工作人員之後，郭汝瑰就作為張治中的助手，參加了有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參與調停的國共談判。1946年6月，蔣介石在完成戰爭準備之後，撕毀停戰協定，悍然發動全面內戰。蔣根據美國特使魏德邁的建議，將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使陸、海、空三軍一元化。掌握國防部實權的參謀總長陳誠，先是任命郭汝瑰為總長辦公廳少將副廳長;不幾天，又突然任郭為掌握軍務的國防部第五廳中將廳長;不久陳誠因戰績不佳，又向蔣介石保薦郭為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中將廳長，並一度派赴徐州，任顧祝同為總司令的陸軍總部參謀長，上演了一場“一年三遷”的鬧劇。這樣的人事安排實際就是蔣介石嫡系與雜牌，以及嫡系內部派系之間權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對陳誠的人乘機鼓譟，散發傳單，攻擊郭汝瑰是陳誠網羅的“十三太保”之一，官運亨通，紅得發紫。

隨著日本侵略軍的節節潰敗，蔣介石的反共氣焰日益囂張起來。國民黨軍令部每週都召開一次大戰研究會議。這樣的會議是極高級的軍事會議，郭汝瑰很少有機會參加。但郭汝瑰深知目前是關鍵時期，一定要設法參加這樣的會議，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慮再三，郭汝瑰給陳誠打電話：“聽說蘇聯要出兵東北，這是不是會壯大共產黨的力量啊?”陳誠起初不明白，郭接著獻計獻策說：“這樣一來，軍政、軍令兩部的業務也需要進一步協調了。”陳誠明白了郭的意圖後，回話說：“言之有理，要不這樣，正好明天開大戰研究會，你跟我的侍從參謀一起參加旁聽吧。”

就這樣，本來不該郭汝瑰參加的會議，郭卻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會場。會上的機密情報很快被送到與他單線聯繫的中共交通員任廉儒的手中。據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憶：他(郭汝瑰)有8本日記，上面全部都是記的國軍大事，開什麼會呀，任廉儒來呀，他就在底下記著“廉儒來”三個字，起碼是兩三百次，那就是說任廉儒來一次就傳達一次共產黨的指令或者帶走一次情報。(鳳凰衛視《臥底將軍郭汝瑰》)

從1945年5月與中共建立祕密聯繫始，此後4年，至1949年12月領導國民黨第七十二軍在四川宜賓起義為止，郭汝瑰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來往於寧滬之間的任廉儒，累計向中共提供了100多次核心軍事情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一份特殊貢獻。一次，任廉儒問郭汝瑰：“新六軍戰鬥力很強，怎麼辦?”郭提供了重要情報：“新六軍裝備精良，但後勤供給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國民黨新六軍被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殲滅。

屢次提供絕密情報，差點被識破身份

郭汝瑰要求恢復黨籍雖一時未能如願，但從那時起就嚴格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國民黨官場中，堅持廉潔自守。

1946年郭到南京任職，在四條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當時蔣經國住在三條巷，與他是近鄰。一天，蔣經國與親信賈亦斌去拜訪郭汝瑰。據郭相操回憶：蔣經國在四條巷走了兩個來回都找不到郭公館。因為他想著總還要有一個比較好的房子嘛，一問都沒有姓郭的。這時就有一個過路人指給他看，說那邊有一個賣肉的肉鋪，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國防部裡面的人。蔣經國就找到那個肉鋪，一樓就是賣肉的案子，我們家就住在二樓。蔣經國上了樓以後，我父親不在家，就是我母親、我、我姐姐還有一個老媽子在吃飯。我母親不認識蔣經國，見到國防部的人來了，上茶、請坐、寒暄兩句，並沒有特別的熱情。蔣經國當時也很震動，因為底下是肉鋪，但在我們家吃中飯沒有肉，只有兩道素菜。蔣經國就講，如果黨國的幹部都像郭汝瑰這樣，那黨國就有救了。(鳳凰衛視《臥底將軍郭汝瑰》)

由於郭汝瑰人才難得，人品出眾，越來越得到國民黨中樞的賞識。他周旋於陳誠、何應欽、顧祝同、白崇禧四個軍事要人之間，得心應手。1947年5月12日下午，時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郭汝瑰，接到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俞濟時的電話，說當晚蔣介石邀請作戰人員到他官邸出席晚宴，並研究山東方面的作戰。20點30分，參謀總長陳誠、參謀次長劉斐、郭汝瑰與國防部主管情報的二廳廳長侯騰一同出席晚宴。

這時，山東軍情緊急，陳毅率華東野戰軍神出鬼沒，聲東擊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腳亂。郭汝瑰與侯騰分別彙報了戰場態勢和作戰方案。郭、侯二人彙報完，陳誠發言談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案。蔣介石當場決定了進攻方向和目標，以湯恩伯兵團攻營城、沂水，以歐震兵團攻南麻，王敬久兵團攻博山，“對共軍實施合圍”。郭汝瑰一一記下。

回到自己住所後，郭汝瑰把蔣介石的作戰部署用極小的字抄寫在一張紙上。剛寫完，正巧任廉儒來訪。郭汝瑰把作戰部署交給任，還特別強調：在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七十四師。這個師全都是美式裝備，轄3個旅，共3.7萬多人，戰鬥力強。師長張靈甫是抗日名將，驍勇善戰。解放軍要特別小心。

後來，孟良崮戰役中，解放軍因知己知彼，全殲國民黨王牌部隊七十四師，擊斃張靈甫，使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的圖謀嚴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戰役前夕，顧祝同邀何應欽、肖毅肅、劉斐與郭汝瑰在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大家認為中原作戰是為了保障江南的戰略防禦，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張，決定集中優勢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形成重點，尋機與共軍決戰，並責成郭汝瑰制訂作戰方案，送蔣介石審批。此方案尚未下達有關部隊，就被郭汝瑰通過任廉儒報到解放軍指揮機關了。

郭汝瑰頻繁地為中共方面提供絕密情況，並助長蔣介石的瞎指揮，差點被個別明眼人識破。這個明眼人，就是徐州“剿總”副司令長官杜聿明。杜在東北和華東戰場屢戰屢敗，看到國軍幾次重大錯誤決策都有顧祝同和郭汝瑰經手，開始懷疑總參作戰部長兼第三廳廳長郭汝瑰是間諜，忍不住向蔣介石告狀說：我自己就夠廉潔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話，“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貪財，甚至連家裡的沙發都打上補丁!”蔣介石大怒：難道我堂堂國民政府的官員，都要到處撈銀子才不是共產黨，笑話!

1948年11月28日，蔣介石嫡系部隊黃維兵團在雙堆集地區被解放軍包圍，蔣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參加軍事會議，當時杜決定放棄徐州，堅守蚌埠。杜已得到情報，說郭汝瑰是深入中樞的“共諜”，但一時苦無真憑實據，不敢向蔣報告。杜在會議上沒有公開說，只是在會後向蔣介石個別呈請，並獲批准。想不到移師途中，郭汝瑰又誘使蔣介石三變決心，改在徐州外圍作戰，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黃維兵團之圍;旋又令“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迴避戰”;不久又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屬部隊的混亂和蔣軍在移動中被解放軍分割圍殲的機會。杜聿明後來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回憶說:“這時，我心中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並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佈，才造成這種糟糕局面。我想質問郭汝瑰為什麼不照原定計劃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報告的這一方案，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

蔣介石也曾對郭汝瑰產生疑心。一次，蔣和王叔銘(時任國民黨空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研究空軍如何幫助杜聿明突圍，卻不願讓身為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聽見。好在這些懷疑都沒有具體證據，郭汝瑰得以在國民黨軍隊安身。

郭汝瑰後來回憶：杜聿明如何知道我與共產黨有聯繫，至今仍是一個謎。1982年我與鄧錫洸去拜會他時，我曾問過他：“你當年為什麼硬說我與共產黨有聯繫，是猜測嗎，還是有根據?”他說：“山東來人談的，有根據。”“是誰?”我問。“這是祕密，我不能告訴你。”杜回答。(《郭汝瑰回憶錄》)

杜聿明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1959年大赦後做了全國政協委員。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說：“我最後再問你一次，你當時是不是共產黨?”郭斷斷續續地說：“光亭啊，我們是屬於政見不同。”

國共兩黨的激烈諜戰，由此可見一斑。

率軍陣前起義，為解放大西南撕開缺口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蔣介石几百萬精銳嫡系主力已喪失殆盡，蔣家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的絕境。郭汝瑰回憶說：憑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蔣介石作戰失敗經常遷怒於人。近來我多少有點敏感，覺得有人中傷我，蔣介石已開始對我不信任。我是深深瞭解特務手段的殘酷的。一想到萬一情況敗露，被嚴刑拷打，血肉橫飛，求死不得的情景，確實有點不寒而慄。不如還是引咎辭職，早日離開受懷疑的境地為好。因此於1948年12月24日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報告請辭第三廳廳長。但是顧祝同勸我打消辭意。他說：“你不過是承辦業務的人，重大決策都是上級決定的，哪能由你負責呢?你不必引咎辭職!”(《郭汝瑰回憶錄》)

1948年10月以後，郭曾一再請求任廉儒把其心願轉告黨。任廉儒向上級請示後，來南京對郭說：“你到解放區沒有什麼大的作用。你與其到解放區，不如想法爭取到大西南去。黨組織認為，解放軍渡江及掃平江南不會遇堅強的抵抗。但是蔣介石最後必然妄圖鞏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場惡戰，到那時，你能想法舉行起義，瓦解敵軍，影響作戰進程，其作用和影響不是比到解放區去更大嗎?”郭於是決心再冒險爭取帶部隊到西南。

後郭汝瑰回到四川組建七十二軍，同時，任廉儒也以重慶川鹽銀行高級職員的身份回到四川，與郭汝瑰接上關係。隨著解放軍進軍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義的準備。他剪除了七十二軍中的特務和反動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與任廉儒商定的計劃，於解放軍入川之際，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國民黨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的身份，在四川宜賓地區通電宣佈率七十二軍起義，破壞了國民黨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為解放大西南撕開了一個缺口，立了奇功。遠在臺灣的蔣介石氣得大罵：“娘希匹……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臺灣報紙也有“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的說法。

宜賓起義後，郭汝瑰回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幾經坎坷，重新加入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之初，四川分為四個省級行政區，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交通廳長。1950年6月，郭向黨組織提出了恢復黨籍的請求，時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對他說：要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你想恢復黨籍，而你的介紹人和同小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從證明?因此，你只能重新爭取入黨。”於是，郭又爭取重新入黨。

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劉伯承為廣羅人才，來電徵詢郭汝瑰是否願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辭去川南交通廳長的職務，於1951年3月到南京軍事學院報到。當時，到軍事學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的高級將領。郭被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後，曾先後給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寫信，董回信說：“入黨事應由基層吸收。”任廉儒雖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戰爭中的功績，但郭作為國民黨中將，以前又曾是中共黨員，若沒有上級的態度，任也不可能解決郭汝瑰的入黨問題，因此仍勸郭：“耐心經受考驗，爭取早日入黨。”但是，入黨一事始終無人出面解決。昔日早期中共黨員、堂堂國民黨軍兵團司令兼軍長，只好屈就軍事教員之職，一晃就是18年。

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郭汝瑰也與許多黨的幹部一樣，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1956年6月，在肅反運動中，南京軍事學院一位投降留用軍官教員程宗晉“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某號，並胡亂編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致使郭汝瑰於8月8日遭到隔離審查。但不管如何逼供誘供，郭始終不說假話。審問員提到郭汝瑰等“特務”在玄武湖船上召開會議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於是對審問員說：“我5月1日在臨淮關演習，怎麼飛到玄武湖開會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時任軍事學院副政委鍾期光上將親自向他賠禮道歉，並讚揚說:“在軍事學院的肅反運動中，只有兩個半人沒有說假話，其中你是表現最好的一個。”

一次幫助整風座談會上，郭汝瑰曾直言：“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所以才能將政權鞏固幾百年。這就是一個是法制，一個是民主，我們要厲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但這竟被說成“攻擊黨連古代帝王都不如”，又遭批判。軍事學院曾準備將他劃為右派分子，中央軍委批示：“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總算逃過一劫。

1966年，“文革”風暴席捲全國，郭汝瑰捱了一陣批鬥之後，就被安排到軍事學院所屬的農場進行體力勞動。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建制，年過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縣政府所在地漁洞鎮，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政策後，才移居重慶北碚。他多次提出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長期擱置下來。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郭汝瑰直接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信，申述自己的全部歷史，表達多年的入黨願望。隨後兩次書面申請入黨。1979年4月10日，在巴縣武裝部支部大會上，郭汝瑰終於成為中共黨員。孜孜追求入黨35年，直到年逾古稀，郭汝瑰才實現了自己的夙願。

1997年10月，郭汝瑰在送愛女途中意外發生車禍逝世，享年90歲。這位經歷曲折的軍事家，既是國共兩黨合作和鬥爭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