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7歲的徐紅芳，從1992年開始從事民政工作，到現在已經整整26年。“回首26年來的工作經歷，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樂，但更多的是收穫和感動。”徐紅芳說。
從極不情願到踏實奉獻
剛從學校畢業的時候，徐紅芳對從事民政工作心裡還有些不情願，甚至差一點當了逃兵。她說，“當初剛被分配到民政辦時，因為所學專業與民政工作根本不沾邊，自己感覺很苦惱，一度萌生了想要放棄的念頭。”直到有一天，一件事情的發生，讓她徹底改變了對這份工作的看法，也認清了自己身上揹負的責任。
那是剛上班的第二個月，有一天，她一個人在辦公室又陷入了苦惱和糾結當中。這時，一位60歲左右的農村大娘突然闖了進來，蓬頭垢面，站在那裡也不說話。徐紅芳心裡一驚，這人是幹什麼的？不會是精神病吧？她怯怯地問道：“你想做什麼？”那位大娘把手指向門外。她順著看過去，院子裡有一輛破舊的手推車，車上坐著一位肢殘老人。徐紅芳走過去問他，您是哪個村的？來民政辦有事嗎？老人說他是顏三村的，家裡沒有飯吃了，讓老伴帶著他來民政辦要點錢買飯吃。老伴智力殘疾，家裡還有一個智力殘疾的兒子。因為當時還不瞭解情況，徐紅芳就讓他們先回家了。隨後她聯繫上村幹部，一起去老人家走訪。當來到老人家裡時，徐紅芳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三間破房子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根本不像是人住的地方。怎麼會有這樣困難的家庭？街道上這樣的家庭還有多少戶？想到這裡，徐紅芳心裡很難受。她暗下決心，要通過調查掌握更多困難家庭的情況。3個多月後，徐紅芳把街道所有行政村全部走訪了一遍，瞭解了每個村有多少殘疾人，有多少需要救助的困難家庭，分類造冊後向領導提出了救助計劃。
在走訪中，最讓徐紅芳難忘的是困難群眾看她時的飽含期盼和信任的眼神。是那眼神，讓她如坐鍼氈，讓她掂量出民政工作在百姓心中的份量，更體會到作為一名基層民政幹部肩頭的重擔；是那眼神，如一片陽光照亮了苦悶的她，讓她不再彷徨、不再糾結，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正是從那一刻開始，堅定了她幹好民政工作的信心和決心，一路走來，無怨無悔。
一枝一葉總關情
“做基層民政工作，每天面對的大多是困難群眾，日常經手的也都是些瑣碎小事，但這些小事卻關乎無數個困難家庭的冷暖安危，對他們來說卻都是實實在在的大事。”徐紅芳說。
肖家村的殘疾老人肖西廣，以前一直住在村邊的一間小房子裡，作為一個單身漢，“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年輕時的生活還過得去，現在年齡大了，失去勞動能力後生活日漸拮据。徐紅芳瞭解到這一情況後，不但為其申請了低保待遇，而且積極向上級爭取了3.5萬元的建設資金，幫老人蓋起了高標準的安居房，同時還配套了部分室內設施。當搬進新家的時候，肖西廣老人激動地對她說：“徐主任，我這輩子都沒有想到會住上這麼好的房子，感謝黨感謝政府！”那一刻，面對一個普通老百姓從心底裡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徐紅芳覺得只是幫他落實了政策，做了自己應該做的。雖然基層民政工作者每天辦理的都是群眾的瑣事，但也是事關黨群、幹群關係的“大事”。只有把群眾的“小事”當成自己的大事來辦，才能當好群眾與政府的“連心橋”。
作為一名基層民政幹部，徐紅芳對待群眾不但有熱心、有愛心，更有耐心，不怕麻煩。阜城店村困難戶鞠佔軍，妻子因病失去勞動能力，兒子還是在校學生，生活確實困難。但是因其女兒已經就業，家庭人均收入超過低保標準，不能再享受低保待遇。取消待遇之後的鞠佔軍很不服氣，帶著老母親還有妻子一起來到民政辦，把被子鋪到大廳地面上，賴著不走，要求重新享受低保待遇。徐紅芳耐心地聽他們發完牢騷，再苦口婆心地向他們講解政策，表示取消低保並不等於對他們的困難生活視而不見。當全縣殘疾人護理政策施行後，她及時為鞠佔軍的妻子辦理了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又自掏腰包，幫助他的兒子交上了300元的學費。鞠佔軍看到徐紅芳為他們全家忙前忙後，還用自己的錢幫助他們，內心深受感動，再也沒有向政府提出過任何不合理要求。
這件事情雖然過去了，但卻讓徐紅芳更深刻地認識到，低保工作對民政部門和民政幹部形象帶來的影響。為增強低保工作的公開公正公平，她專門抽出時間，帶領工作人員對街道所有低保對象進行入戶調查，並通過建立和完善低保公示、集中複核等制度，集中力量解決人情保、關係保問題，在全縣率先對低保對象實行分類管理。對於以後新增的低保對象，除嚴格審核程序外，為了避免村幹部走過場，每一戶的民主評議會議徐紅芳都親自參加，有些村因為村民代表白天外出幹活不好安排，就請他們晚上評議，不管安排到幾點她都按時參加。現在廣饒街道的低保工作，不但建立了低保動態管理長效機制，而且做到了公開透明，應保盡保、應退盡退，得到了群眾普遍認可。
舍小家為大家
“官不大，事不少。”這是熟悉徐紅芳的朋友，對她工作狀態的一種調侃。自從事民政工作以來，徐紅芳始終把困難群眾當親人，滿腔熱情，千方百計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辦公室裡每天人來人往，面對每一位來辦理業務的群眾，不管是孤寡老人、優撫對象還是城鄉低保對象、殘疾人，她都是笑臉相迎、熱情接待，針對他們提出的訴求，耐心地講政策、講法規，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都能讓他們滿意而歸。其中也不乏這樣的群眾，“我沒有回家的路費了”“我自行車壞了，回不去了”“我到現在還沒有吃飯呢”……對這些群眾，每次她都是慷慨解囊，10元的路費、8元的修車費、5元的飯錢……雖然錢不多，但徐紅芳深知這對於一個人遭遇困境、遇到難處時的意義所在。多年來，她早已記不清參與幫助過多少救助對象。
在平凡的民政工作崗位上26年如一日，徐紅芳總是把生活最困難、情況最特殊、最需要救助的特殊群眾牢牢裝在心裡，處處予以幫助，並把他們當作親人一樣對待。可以說，對於工作，她做到了問心無愧。然而對於自己的家人，她卻始終沒有做到“盡職盡責”，特別是愧對自己的母親。母親因患腦血栓在輪椅上度過了七年的時光，而徐紅芳因為平時工作忙，回家少，照顧母親更少。2015年，她好不容易趁休假把母親接來住了一週，盡了自己的孝心。然而假期很快就過完了，馬上就要開始上班了，但是母親不願意回去。看著母親那渴望無助的眼神，徐紅芳的心都要碎了，最終她還是“狠心”把老人送回了老家。母親回家後不久就病了，因為工作忙，老人住院一週，她只在身邊陪了一天。母親彌留之際，徐紅芳沒有陪在身邊，沒有和老人說上最後一句話！每次想到這裡，徐紅芳的眼淚就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沒有盡到一個女兒應盡的責任，成了她今生最大的遺憾。對天堂的母親，除了思念，還有深深的內疚。
翻開徐紅芳的工作日記，看著每天緊鑼密鼓的日程，不由得讓人感嘆基層民政工作的繁忙與複雜。從事民政工作這麼多年，她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壯舉，有的只是一件件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事，但她始終懷著對民政服務對象的無私情懷，以腳踏實地的行動，忠誠履行著基層民政幹部的神聖職責，工作再苦再累也毫無怨言。當看到殘疾人得到救助，孤老有所依託，無房戶住上高標準的安居房，流浪乞討人員迴歸家庭的時候，她就覺得苦得其所，累得其所，她的人生價值也在這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得到體現和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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