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可以說是名校科班出身。在七八年的時間裡，作為一名記者，她一直奔忙於社會新聞的採訪。那時候，她並沒想過，有一天會走上主播臺，成為主持人。
儘管主播的光環讓人羨慕，但是她坦言一開始自己並沒有“舞臺夢”，僅是把它當作工作需要，而她的個性就是“要把交到手裡的工作努力做好”。
從記者到主持人，雖說不是她有意為之，但是如果沒有一路求索、磨礪、提升，那她也不能把這份“工作”做好。
現在就讓我們沿著她的足跡，看看她是怎麼一步步如花一般綻放自己吧。
阮玲玲★現任溫視公共頻道《政情民意中間站》編導、主持人、製片人
記者生涯，讓她積累了豐厚的專業素養
2004年8月，大學畢業的阮玲玲進入原溫州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工作，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社會新聞欄目《第一時間》從事一線記者採編工作。
自此，她開始了一段七八年的記者生涯。她說記者的工作“很累，又很幸運，能有更多的機會走進不同人的生活，聽他們的故事。”儘管工作艱辛，但是她依然心存感激，在她看來，這段經歷彌足珍貴，觸動心靈，歷練成長。
“在每一則新聞的背後，總能激發你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體味新聞當事人的喜怒哀樂，投入更多的觀察與思索。”她說身為記者，你會變得既理性，又感性。
她在溫視公共頻道《天天講閒談》欄目擔任記者的時候，某一天，她無意中關注到了一條反映公安實習生工作問題的新聞線索。當時，她以記者的敏感性和對新聞信息的判斷力，即時跟進報道了這則新聞。
當然，她也清楚地知道這則新聞採寫的難度有多大，但是多年的職業習慣，讓她養成了一種韌性，敢於直面挑戰。
她以女記者的身份，通過與事件當事人積極的溝通，逐漸贏得了對方的信任，消除了對方的顧慮，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後又巧用明訪、暗訪等多種方式向公安多個部門瞭解事件情況。
經過這一番“明察暗訪”，該事件最終被製作成電視內參《一起搶劫案的背後》，以還原新聞事件、探究內部原因、呈現背後問題以及從中反思等層層遞進的電視手法進行呈現。該作品也獲得2008年度浙江廣播電視新聞影像內參二等獎。
“在記者生涯中，我親臨過很多新聞現場，也參與過很多新聞報道，但是令我最難忘的還是2009年的‘尋親’主題報道。”
當時，欄目接到一個信息，五一過後洛陽會有10來個孤兒來溫州尋親，這個新聞題材一下子又吸引了她。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為什麼要來溫州尋親？他們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一連串的疑問和好奇，促使她通過多方途徑打聽以及資料蒐集等方式，開始關注和了解了這個群體。
1960年前後，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當時的溫州福利院收養了很多因家庭無力撫養而被遺棄的孩子。由於人數越來越多超出了福利院的收養能力，而當時河南洛陽、鄭州等地許多家庭有收養孩子的需求，於是通過政府對接的方式，這群溫籍孤兒先後被送到了河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知道身世以後的他們無法忘卻流淌在身上的血脈至親，踏上了漫漫的尋親路。
深受事件背景感染的她，對於這個報道產生了濃重的興趣。在部門領導的支持和共同謀劃下，策劃發起以建國60週年為背景的尋親活動。之後，她書寫了《同是溫州人·同有一個家》大型尋親活動的策劃方案，獲得了認可，隨後一系列尋親活動由此展開。
2009年7月28日，經過一系列繁瑣細緻的電視徵集、報名、登記、篩查以及組織之後，30戶溫州尋親家庭奔赴洛陽尋親。8月1日，牽動溫州洛陽兩地的“同是溫州人·同有一個家”大型尋親活動在洛陽報業賓館開啟，活動吸引了近200位河南地區孤兒前來參加。拒不完全統計，由此鋪開的尋親活動，讓10多個家庭找到了親人。
同年，她主創的電視專題片《尋·親》獲2009年度溫州新聞獎一等獎、浙江省新聞獎三等獎。2010年，取材於這一尋親故事，由中共溫州市委宣傳部、溫州日報報業集團等單位聯合拍攝的溫州本土電影《血緣》被搬上電影熒幕，與觀眾見面。
她說，記者的工作，讓她懂得了媒體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她成為一個“情感飽滿”的人。
她說，別人的經歷，也可以當作自己人生的一種補充，從而讓自己的人生更加豐厚。
“因為自己是個內心執著的人，始終都會有著對自我的一種要求。所以，有時也會迷惘於自己在某個階段的停滯不前。但我又是個心態較好的人，很快會調整自己，尋找方式、方法轉而積極投入工作”。
從記者到編導再到主持人、製片人，
她呈現了更好的自己
2010年，她從新聞記者轉到電視時政訪談欄目《政情民意中間站》做編導。一線新聞採編的經歷給了她一定的社會閱歷，無形中也培養了個人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和理解。
就是這檔欄目，迎來了她的主播首秀。說起這段經歷，她直言太過突然了。
在欄目工作了一年左右，有一天，主播翁邏沿突然對她說：“要不下一期你自己編導的節目，試一下主持？”說完，他微笑地看著她，同時把視線引到了耀眼的主播臺。當時，阮玲玲說自己完全懵了，沒有絲毫的思想準備，但還是接過了這個挑戰。
那期節目，是關於景山禁犬令的新聞報道，以現場邊走邊看邊說的形式來錄製呈現，類似於記者觀察，而這與單獨在聚光燈下上主播臺還是不一樣。
她記得她以主持人的身份主持的那期節目是關於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話題，她說，你完全可以想象當時我在臺上的那種拘謹，但是我又要表現出一副淡然自若、瞭然在胸的神態。雖然是一檔對話類節目，但是那會兒我並沒有出色的發揮好主持人的作用，而是按著談話大綱的框框，有條不紊得進行提問。因為緊張，也沒能很好地融入與嘉賓的談話場，腦子裡想著的都是：下一個問題，我要問什麼？
“當然，現在不會有這種情況了，現在的我可以拋開採訪提綱，與嘉賓有一番深入的交流。這就是一個過程，就像記者一樣，它也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她說，自己的主持能力其實很受益於前期記者崗位的磨礪。
“由於談話嘉賓、談話內容的不確定性，主持人面臨的壓力會更大，更考驗他的臨場反應能力。我覺得，專業院校出身的主持人，主持技巧是有了，但是欠缺有力的思考，而記者的經歷剛好可以彌補這一短板。”
雖然，相對於主持崗位，記者的工作重在幕後調查、思索，但它對個人觀察能力的培養、語言的積累和觀察的敏銳度還是相當有幫助的。基於前期的這些鍛鍊，也讓她在主持崗位有了良好的發揮。從欄目編導到主持人，她集多崗於一身，由此也可以更好地駕馭話題，在臨場發揮中更加遊刃有餘。
有的時候，她也會看自己主持的節目，她說前幾期的節目根本就不敢看。“如果跳出自己，以局外人的身份來看，你會發現有很多的不足，提問的方式太過生硬，缺乏技巧，轉場也不夠自然……”
對比主播翁邏沿，一新一老的差別就非常明顯，而每次在她沮喪失落的時候，翁主播總會鼓勵她：“我是主持了上百場上千場才有今天的發揮，你才主持了幾場？”
2013年，她又擔任了《政情民意中間站》欄目製片人。她迅速進入角色，積極創新節目模式、深化內容品質，進一步提升欄目知名度。
阮玲玲說，自己還算是一個心態比較平和的人，心理素質也不錯，在低落的時候，自己會看看書聽聽音樂，有時候看到一朵盛開的鮮花、看到一幕美麗的景色也會讓自己心情愉悅、收穫快樂。
而成功的花兒，它當初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水，灑遍了犧牲的細雨，才換來了今日的傲然綻放。
“我始終相信執著的堅守，我會把對於媒體工作的這份熱愛和執著一直堅守，以努力和實力在人生舞臺上展現更多的精彩！”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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