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到來的九月份，英國高中生們要在政治課上學到的某位思想家，已不再隸屬於塵封的政治史檔案，而是當下一位非常熱門的人物。她就是安·蘭德，在學生們的課表中，她的作品已被新添加了進來。
這是一個與現實接軌的決定。儘管蘭德早在1982年就去世了，在有生之年，她的思想總是一會兒被人們揶揄，一會兒又受人追捧，但是現在，我們真正迎來了屬於蘭德的時刻。她一直被宣傳為一位硬派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她還倡議一種被稱為“自私的德性”的哲學，在保守派陣營中，從來不乏蘭德的追隨者。共和黨派人士保羅·萊恩和美國的眾議院議長，就是典型的蘭德迷。他甚至將蘭德的鉅著《阿特拉斯聳聳肩》（還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發給了每一位新來的員工，這一事蹟廣為流傳。關於他同事蘭德·保羅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據說“蘭德”這個名字起源於他的父親羅恩·保羅對安·蘭德的崇拜，儘管後來這一傳聞被證實是杜撰的，但保羅依然宣稱自己是安·蘭德的忠實粉絲。
在英國，同樣也有一些人將蘭德視為精神領袖。英國社區大臣薩吉德·賈偉德每年都要將《源泉》庭審一幕的內容讀上兩遍，自從他成年以後，他就一直在堅持這個習慣。在學生年代，他甚至將這段話讀給了他現在的妻子，這一舉動最後倒是沒有成為習慣，因為據賈偉德自己向《觀察者》雜誌透露，他的妻子說如果他再這麼做，她就甩了他。與此同時，保守黨議員丹尼爾·漢南——促成英國脫歐成功的聰明推動者——在其布魯塞爾的辦公桌上也放置了一張蘭德的照片。
因而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保守黨派對蘭德的喜愛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蘭德所推崇的個人主義哲學——儘管崎嶇不平，在困難面前也不畏縮不妥協，以及那種對國家和公司內部盛行的懶惰、隨波逐流之風的鄙視態度，如今在白宮內部也收穫了一個支持者。不僅如此，有一派新的支持者聯盟正圍繞著蘭德逐漸形成，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影響力甚至使大多數政客都相形見絀，他們是一群技術大亨。
那麼，今年英國高中課程大綱上的新成員到底是誰呢？是那位被傳記作家譽為“市場女神”的人嗎？
安·蘭德，原名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1905年出生於俄國的聖彼得堡。她曾親眼目睹父親陷入赤貧，整個家庭瀕臨餓死，而這一切都是蘇維埃革命造成的。這一段經歷促使她憎惡一切集體之善（collective good）的概念，尤其是當國家淪為追求平等的工具。
1926年安·蘭德逃到了美國，作為一個資深電影迷，她很快在好萊塢找到了工作。蘭德甚至還在雷電華電影公司的服裝部門待過很短一段時間，也曾在塞西爾·B·戴米爾拍攝的電影《萬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中擔任臨時演員。但是，寫作才是她的激情所在。蘭德接下來開始為百老匯的戲劇、電影寫劇本，一直到小說《源泉》的出現，這一工作才獲得了突破性進展。
《源泉》出版於1943年，故事的主人公是霍華德·洛克，他是一位致力於追求自我理想的建築師，他寧願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建築被炸燬，也不願意接受任何有損於設計完美的折衷方案。他的身邊人卻是一群平庸之輩——要麼是毫無希望的政府官員說著些服務於大多數的空話，要麼就是公司裡的寄生蟲，從他人的工作成果和遠見卓識中分一點兒羹。
1957年，由“企鵝古典系列”推出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了，這一版本長達1184頁。在這本書裡，洛克讓位於約翰·高爾特，後者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天才，他引導身邊一群“有才能的人”組織罷工，離開了他們生活的地方，從而剝奪了推動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這些小說以及蘭德後來所寫的散文以及舉辦的講座，都在不厭其煩地闡釋她的哲學思想，她將同霍布斯、伯克一起共同走進英國高中生的課堂。她所說的客觀主義哲學，被提煉為一句話——“人應該為自己而活，個人對自身幸福的追求應當成為最高的道德目標。無論什麼時候，個人都不應該為了他人犧牲自己，也不應該為了自己而犧牲他人”——這是蘭德的畢生信念。關於她還有許多可供談論的空間。蘭德曾公開聲明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她對一切並非植根於親眼目睹的知識都持輕蔑態度，對所謂的“本能”或“直覺”，或者任何形式的“憑感覺就能知道”的那一類事物，更是不抱絲毫耐心。
《源泉》書稿在出版之前曾多次遭到拒絕，出版後獲得的評論也褒貶不一，但它最終成了一部口碑之作。隨著《源泉》的出版，接下來幾年，蘭德身邊聚集了一批狂熱的推崇者（頗為諷刺的是，這群人和她書中寫到的“大多數者”非常接近）。她的作品特別能夠激起一類閱讀群體的共鳴：青年、男性，所有渴望尋求道德確信理念的人。正如2009年《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所說：“大多數讀者都會完成他們邁向高爾特峽谷之旅的初試和告別。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一書中，高爾特峽谷是一片峽谷幽深的天堂，金晃晃的美元標誌在那裡聳立著，如同一根五月柱，重生的資本家們聚集在一起。這種感覺夾在離開中土世界的喜悅和前去讀大學的興奮之間。”
當然，客觀主義也並非一路暢通無阻。早期最有影響力的蘭德支持者可能就是艾倫·格林斯潘了，他後來擔任美聯儲的主席長達19年。上個世紀50年代，格林斯潘正是蘭德擁護者中的一員，他還作為悼唁者於1982年參加了蘭德的葬禮。在那場葬禮上，有一個花環被裝飾成了6英寸高的美元標誌形狀，這一標誌如今被視作“蘭德主義”的象徵。
格林斯潘是連接第一個蘭德時代和我們所理解的第二個蘭德時代之間的紐帶。第二個蘭德時代即“撒切爾—里根時代”，在這期間，自由放任主義、自由市場理論的哲學正從陰晴不定卻又無比執著的右翼經濟家手中，轉變為整個英美資本主義的執政信條。1987年格林斯潘被羅納德·里根任命為美國中央銀行行長，他堅定地相信市場的力量，認為市場在不受阻礙的情況下，是管理和分配一個社會資源的最好途徑。在2008-2009年經濟大崩潰之後，格林斯潘應該會重新思考這一命題。畢竟，它依賴的是經濟行為者自身的理性，即經濟行為者總是會根據自身的利益作出合理的選擇。這種將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非出於利他主義或任何其他非物質動機的做法，正是蘭德思想的中心原則所在。
說得更加坦率一點，之所以在80年代美國共和黨和英國保守黨開始相互贈送《阿特拉斯聳聳肩》，是因為蘭德似乎為當時盛行的風氣注入了精神力量。她對“理性自私的道德”和“自私的德行”的堅持，聽上去如同“貪婪即善”的升級版——這條標語來自於奧利弗·斯通的電影《華爾街》，它定義了那個時代，蘭德也成為了高中課程版的哥頓·蓋柯。
第三個蘭德時代是伴隨著金融危機和奧巴馬政府而來的。以茶黨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因奧巴馬擴大國家行政權力的舉措感到非常不安，他們要求返回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古老信條之中。蘭德的傳記作家珍妮弗·伯恩斯告訴美國的《石英》雜誌：“在自由主義佔支配地位的時刻，人們總是會回到蘭德那兒，因為他們將《阿特拉斯聳聳肩》看作一個預言，它預示了當政府被給予太多權力時，局勢會走向何方。”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一位極端自由主義者和擁護蘭德的德州國會議員，羅恩·保羅在2012年總統競選活動中爭奪共和黨黨內提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它也是這一年總統競選活動的成功範例之一。羅恩·保羅是參議院蘭德·保羅的父親，他此次的反抗之舉，為我們提前揭示了2016年總統競選活動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像安·蘭德一樣，羅恩·保羅也相信，國家的角色應當被縮減，只需要提供一支軍隊、一組警備力量和一個法院系統，國家並沒有太多要做的事情。
但是蘭德也給美國共和黨派人士帶來了一些麻煩。她是一個虔誠的無神論者，對抽象的神祕主義宗教非常鄙視，這讓她不那麼受歡迎。如果撇開這一點，共和黨派人士應該會熱切地擁護她留下的一切遺產。因為對共和黨來說，那些有著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只有通過與社會保守黨，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合作，才能殺出一條路。這一困境在保羅·萊恩身上也顯現了出來。2012年保羅·萊恩被提名為米特·羅姆尼的競選搭檔，他更傾向於說自己的哲學觀點是受託馬斯·阿奎那的影響，以此降低蘭德的作用，通過這種方式，他的競選進展迅速。
當前局勢又在以怎樣的方式形成第四個蘭德時代呢？推崇蘭德的政治家們已準備就緒，萊恩受到了內閣的追捧，而他的內閣中就有許多客觀主義者。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宣稱《阿特拉斯聳聳肩》是他最喜愛的書，而特朗普在勞工部長一職上的首選安德魯·普斯德，則是一家連鎖餐廳的CEO，這家餐廳為洛克資本集團所持有，這一資本集團的私募基金正是取名於《源泉》一書的主人公霍華德·洛克。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蓬佩奧更是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在他身上留下了真切的影響”，他本人是一名保守黨。
當然，這些都只能說明這些人有多像他們的老闆特朗普。特朗普出了名地不愛讀書，他僅僅談到過自己喜歡的三本小說，其中一本就是《源泉》。他去年說道：“它同生意、美、人生和內心感情都有關係，這本書關聯一切。”
研究蘭德的學者發現，特朗普的這一歸屬感很令人困惑。在並不只是因為，在2016年他對選民的承諾中不包含建設一個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相反，他還保證要使政府在市場中扮演一個介入性更強的角色，諸如協商貿易條約、提高就業。特朗普還公然侵犯大公司的利益，強制福特或空調產商開利將工廠保留在美國。這一行為正是蘭德所害怕的大政府對資本主義自然運行節奏的干涉。
那麼，為什麼特朗普要宣稱自己是受蘭德的影響呢？答案自然是蘭德吹捧了一批強勢的男性資本主義企業家、在行動上勝於弱者的人和吹毛求疵的官員，這些人都具有做實事的氣魄。正如珍妮弗·伯恩斯所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蘭德都受到破壞者、企業家和創業投資者的喜愛，這些人視自己為塑造未來、承擔風險和敢闖敢衝的一類人物，他們所依賴的唯有自己的本能、直覺和知識，並且絲毫不墨守成規。”
這就將我們帶入了一輪新的蘭德主義熱潮之中，並和以往的政治及傳統保守主義區別開來。這群人是硅谷鉅子，是創業大牛，是洛克及高爾特之輩的青年骨幹，他們在天賦的驅使下不計後果，企圖重塑世界。
因此，當《名利場》調查了數字時代的產業大亨並指出他們中許多人都視蘭德為指路明燈時，這一結論也就沒什麼值得我們驚訝的了。雜誌認為，蘭德可能是“工業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Uber的CEO崔維斯·卡蘭尼克2015年在為自己的推特賬號選頭像的時候，他選擇了《源泉》一書的封面。Facebook的首位重要投資者彼得·泰爾也是一個蘭德迷，彼得·泰爾不僅在硅谷如魚得水，他和特朗普的關係也非常好。與此同時，蘋果的合創者斯蒂芬·沃茲尼亞克也說喬布斯視《阿特拉斯聳聳肩》為“人生的嚮導”之一。
相較於黨派上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來說，蘭德對這群偉大人物所起到的影響，更多集中於鼓勵個人不計後果、堅定決心並勇敢追求夢想方面。難怪科技公司並不介意摧毀，比如說出租車行業和傳統新聞媒體。這些顧慮都不在位居頂層、年輕強勢的人們思考的範圍之內，即便只是去聽一聽這些顧慮，都有悖於他們自己那純粹而單一的偉大遠景，無異於是在打破蘭德立下的重要原則。因此，有遠見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為他人犧牲自我。
逝世35年之後，蘭德再一次復活了。在華盛頓和舊金山，她仍然在為我們這個時代制定規則。她的哲學譴責利他主義，將個人主義提升至信仰的高度，還為野蠻的利己主義製造了一張虛假的道德通行證。其意識形態能在今天大行其道並不是什麼值得震驚的事情。只要還有人感受到騷動不安的貪慾，還有人渴望未經檢查的權力，只要還有人跪拜在這二者腳下並絲毫不帶悔恨，蘭德的思想就永遠能找到合適的聽眾，這也便意味著，她的思想永遠都能流行。
（翻譯：朱瑾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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