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時代要發展成什麼樣子才叫文明？有沒有固定標準？｜文史宴'

文/桓大司馬

今天，大司馬準備談一談石器時代與文明的分界線問題，這涉及到各文明擁有多少年文明史，估計也是很多朋友關心的問題。

大家知道250萬年前南方古猿邁進人的門檻後，人類就進入了漫長的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的主角先後有能人、匠人、直立人、尼人、智人等，所有現代人的祖先智人在大約十萬年前才登場，相當於一個電影放到尾聲甚至彩蛋裡才出場。

不過在尾聲和彩蛋出場的角色，一般會是下一部電影的主角，智人亦然。他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出場以後迅速搶戲，並且直接籌拍了第二部電影——新石器時代。

七萬年前印度尼西亞的多巴火山大爆發，巨量的煙塵遮住陽光，導致氣溫驟降，原始時代的人類完全無法抗衡大自然的偉力，此前演化出來的智人以外的人種大部分覆滅，就是開始走出非洲的智人也被幹掉了一大半，只剩下幾千人躲在東南非洲苟延殘喘。

差點滅絕人類的多巴火山大爆發

然而，與此同時，不知是神的點化還是險惡環境中緊密合作的催化（原因至今沒有定論），這些智人經歷了認知革命，從此思維變得縝密和發達，語言變得豐富和準確，當冰期過後，他們走出非洲，從採集而農耕，從狩獵而畜牧，從竹籃而陶器，從洞穴而房屋，在距今一萬年左右，世界各地陸續進入以定居和生產而非攫取食物的新石器時代。

進入新石器時代後，全球的史前文化不斷髮展，人類農牧技術提升，宗教藝術覺醒，最終跨進了文明時代。所謂文明是指社會進步到一定程度的狀態，那麼史前文化與文明之間，應該有一條怎樣的分界線？過了這條線才叫文明，沒過的只能叫史前文化。

關於這條線的討論，在歷史上可謂汗牛充棟。英國史前考古學巨擘戈登·柴爾德提出了“城市革命”的概念，認為城市可以作為文明的同義詞。他對城市的定義有十條標準，我們可以看一看：

①人口必須達到數千到數萬；

②出現社會分工和手工業專門化，縱然大部分人仍是農民；

③在日常使用之外生產出盈餘的財富，由神祇或國王控制；

④存在大型紀念性公共建築如大神廟，一般附有大型糧倉（即祭司掌握資源）；

⑤社會階級分化，祭司或王成為統治者，人民成為被統治者；

⑥採用文字系統和數字符號；

⑦有代數、幾何、天文等精確和預測性的科學；

⑧有專門的藝術家，進行雕塑或繪畫；

⑨有經常性的對外貿易，包括奢侈品（用於禮儀活動）和手工業原料（用於手工業生產）；

⑩出現地緣而非血緣的國家組織（即血緣氏族解體，不同氏族的成員打散居住在某地，通過交流形成新的地緣共同體）。

這個標準可以說非常全面，也總結得很好，所以影響深遠。不過後來有人基於柴爾德的理論提出了簡化版的標準，更加方便比較。

史前考古巨擘柴爾德

美國的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在1958年提出，文明社會必須滿足三個標準中的兩個：（1）五千人以上的城市；（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在其名著《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學》中廣為宣傳，成為了主流認知。

不過，中國考古學界的夏鼐先生參考中國的情況，提出了城市、文字、青銅器三標準，用青銅器替換了克拉克洪的禮儀中心，作為文明的必要條件，在國內產生深遠影響。大司馬認為夏鼐先生真是獨居慧眼，根據中國的情況，對文明內核的把握更為精準，具體理由下文詳談。

我們可以看看克拉克洪和夏鼐提的三標準的內涵。

第一個標準，五千人以上的城市。這個標準其實指向了經濟發展程度、政治完善程度，以及宗教呈現程度，下面大司馬將給大家闡述。

經濟上，只有當農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盈餘的產品可供貿易時，才會有貿易的中心——城市，有脫離氏族的人專門從事商業，通過地緣而非血緣結合在一起，城市這個概念的重點是“市”而非“城”，或至少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城牆，卻沒有或幾乎沒有商業，甚至城牆圍住的區域不是市場而是農田，或者只是多個血緣氏族的共同堡壘，血緣氏族仍然劃地聚居，血緣壁壘都沒有打破，那要說是城市就很勉強。很遺憾，我國這些年發現的“古城”基本上都是有城而無市，而且血緣氏族聚族而居，“城”是他們共同的堡壘，卻非深度交流的地方。

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了殷商乃至西周，其商業以貴族的少量奢侈品貿易為主，平民商業縱有也微不足道，可以說血緣氏族的頑強和商業的萎縮是中國上古社會的特色，也就是說，上古那些“古城”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不樂觀。

政治上，必須有協調矛盾的政府，才有可能讓沒有血緣組織的幾千幾萬人聚集在一起而不出亂子。血緣組織內部成員相對較少且大家較親，矛盾一般在組織內部即可解決了，不需要專門的脫產人員從事政治，而血緣組織打破以後，大家既沒有親戚關係作為矛盾的緩衝，人數又大大增多，自然就需要專業政治人員來協調。在這方面，中國的“古城”因為只是多個氏族的共同壁壘或堤壩，城內各氏族聚族而居，交流不多，首領只需要協調族長之間的關係即可，所以政治不算太發達。

宗教上，必須要有大型禮儀建築和宗教祭司，才能讓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願意接納彼此為共同體成員，所以所有的上古文明都是神道設教，沒有宗教就沒有文明。這方面中國的“古城”操作特別突出，城主也就薩滿祭司主要將薩滿教的天地分多層概念拿過來進行秩序分層，利用各氏族首領距離城主血緣的遠近來確定地位高下，各氏族內部也照此辦理，根據與氏族首領的血緣遠近來確定氏族成員地位高下。這種玩法是很機智的，可以管理比一般文明多得多的人，“城址”的面積一般也比兩河流域和埃及要大得多。但正因為宗教直接針對的對象僅是各氏族首領而非所有階層的民眾，所以其宗教建設不需要太複雜，宗教理論水平一直未能提高。

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

宗教控制力強是中國上古文明的特色

第二個標準，文字。這個體現的是社會發達的程度，一個社會要發達到一定程度才有使用文字的必要，否則沒有這個需要的話就不會催生文字。

大司馬舉個例子，西亞兩河流域和中國都有用來在塑造成型但尚未燒製的陶器雛形上印花紋的陶拍，但是隨著兩河流域六七千年前商業的發達，他們很自然而然的想到把有花紋的陶拍加以改造，製造有獨特花紋的個人印章，後來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繁榮又製造出能夠記賬的花紋，這樣就催生了文字，而中國同期除了貴族小規模的奢侈品交換基本沒有商業，所以陶拍固然一直有，但我們就一直沒有將陶拍催化成記賬工具的動力。

陶拍裡面蘊含著文字的奧祕

陶拍催生的印章

中國文字的出現也是既有特色。因為中國的血緣氏族遲遲沒有打破，最初在七千年前賈湖骨笛上的記號、六千年前仰韶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五千年前凌家灘文化的符號、接近四千年前二里頭文化的符號，全部都是為了區別氏族，而且因為是不同地域和系統的氏族，在凌家灘文化之前，這些符號之間並沒有形成明顯的傳承關係，從凌家灘文化開始，到二里頭乃至甲骨文，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但甲骨文之前的符號無法解讀，是不可以稱為文字的。最終，是在宗教一支獨大的情況下，在區別氏族的符號的基礎上，為了記錄占卜的結果而創造了文字。

仰韶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至於克拉克洪的第三個標準禮儀中心，其實跟他的第一個標準部分重合了，因為在上古時代沒有宗教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且也沒有發現過。所以夏鼐先生提出以青銅器替代禮儀中心就非常具有真知灼見了。因為上古時代冶銅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礦石辨認、高爐溫、陶器基礎等方面的技術支持，以及巨大的人力來開採孔雀石等銅礦石和參與冶銅，而管理這些人又需要政治能力，所以出現青銅器就意味著該文明在技術積累和組織度上都達到了一定程度。

城市、文字、青銅器這三個標準，符合兩個即可視為文明，大司馬是非常認同的。像祕魯文明，沒有文字，但是有用來結繩記事能表達很複雜意蘊的奇普，作為文字的替代品雖不理想但也可通融；埃及文明的城市，“市”發達而“城”不太發達，城牆規模有限，說是文明也沒問題；中國的二里頭文化也沒有文字，但是有了比較複雜的刻畫符號，雖不理想也可通融，稱為文明也是當之無愧的。

二里頭時代出土的青銅爵

最近國內學界有人提出了新的“文明四標準”，即（1）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發展基礎之上的生產力。（2）普遍發現社會階層和階級明顯分化。（3）城市的形成。（4）王權的存在。

這個提法爭議很大。不過，文明標準當然不是一言堂，是可以討論也可以更改的，但是關鍵要看你想做什麼。

我們可以看見，根據這四個標準，第一點其實很模糊放之四海而皆準；第二點中國因為宗教發達階級分化很早且很懸殊；第三點中國有很龐大而雄偉的“城”，儘管基本沒有“市”，說是城市很勉強；第四點因為宗教祭司權力巨大導致首領在五千年前就擁有類似王權的權力，所以可以把中國文明的年代提前。

這個“四標準”在夏鼐的三標準中其實只取了城市一項，規避了需要社會十分發達才能產生的文字，和技術強大才能產生的青銅器，這樣就可以發揚中國上古時代宗教發達的優點，避開經濟低下的缺點，可以把中國文明與兩河流域、埃及文明的時間距離從接近兩千年拉近到一千年多一點。

不過這樣做的意義不大。因為如果改標準是為了給自家文明掙面子，那大家都可以改。比如法國可以說繪畫藝術是進入文明的標準，那麼法國肖維巖洞35000年前就有了動物壁畫，按照這個標準法國的文明史有35000年，甩埃及、兩河三萬年；巴勒斯坦可以說城牆是進入文明的標準，那麼巴勒斯坦在10000年前就有了耶利哥古城（有城牆，但其他方面不達標），按照這個標準巴勒斯坦的文明史有10000年，甩埃及、兩河5000年，但這樣做有什麼意思呢？

3.5萬年前法國肖維巖洞藝術高超的史前壁畫

我們瞭解史前史，主要還是為了瞭解各文明生成的機制，而不是滿足自己。

總體上來說，中國上古時代比同期的兩河流域滯後兩千年左右，這個是客觀事實。但這一點並不丟人，當中國進入二里頭文明的時刻，西歐和美洲離文明時代都還差得很遠，4000年前他們比中國差距明顯，但這完全沒有妨礙英美近世的崛起嘛。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