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王維、高適都為之留下詩篇的淇河，今天已是北方難得一見的清水河'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沿淇河而行》
淇河，舊稱淇水。《詩經》中《邶》《鄘》《衛》三風，直接提及淇水的詩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衛地生活密切相關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儘管比古淇水的長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國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緻和遺蹟，引人遙想那個古老的時代。
主筆/丘濂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沿淇河而行》
淇河，舊稱淇水。《詩經》中《邶》《鄘》《衛》三風，直接提及淇水的詩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衛地生活密切相關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儘管比古淇水的長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國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緻和遺蹟，引人遙想那個古老的時代。
主筆/丘濂
淇河的許家溝河段有溫泉，鴨子吃了水裡的礦物質可下“纏絲鴨蛋”（視覺中國供圖）
溫潤年代
前邊便是淇河了。
轉過一片竹林，空氣陡然變得清涼，視野也豁然開朗，讓我看清了它的面貌：這是一條從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綠河流。靠近岸邊的地方清淺可見碎石，河水的中間則有幾塊翡翠色，那是深度發生了變化。不遠處橫亙著幾處不到半米的斷坡，讓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發出了嘩嘩的聲響。《詩經·衛風·氓》中寫“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溼了車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樣子卻像是詩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鶴壁市一個叫作竹園的小村。這裡也是我踏訪淇河的起點。發源于山西省陵川縣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漸擺脫了太行山脈的束縛，開始進入到平原地帶。《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便發生在地處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區。這座古意盎然的村莊，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間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於同一條直線上，當地稱“九門相照”。即便已經開發旅遊，仍有著屬於鄉村的寧靜。“竹園”得名於過去這裡廣泛生長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訴我，本地優質的竹材還成為了修建紫禁城時的建築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們想到的多是長江以南連片的竹林，並不覺得它會是中原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問果然。此時目之所及，纖細的剛竹都是近兩年才栽種起來的，為的就是恢復《詩經》以及歷代文學作品在歌詠淇河時，所描繪的樣子。
與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詠物的象徵。《詩經》中七次詠及竹，《衛風·淇奧》更是對竹子的樣貌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奧”作河水彎曲處來講。全詩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來起始，表面寫的是在淇河拐彎處，竹子鬱鬱蔥蔥的狀態，實則是以竹子來起興，講君子儀態美好，令人難忘。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梅、蘭、竹、菊早已不是簡單的植物，而是各自對應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為託物言志的象徵。以竹子來喻謙謙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這篇《淇奧》。由《左傳》中季札觀樂時，對於《衛風》的評價可知，《淇奧》是在讚美衛武公的美德。《詩經》研究者李山推測，它屬於《衛風》中較早的篇章，時間在兩週之交——太戎殺周幽王，衛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為公，衛國因此會流傳有頌歌。“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等詩句則說明，詩篇的寫制和配樂，有可能是為衛武公乘車出行而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沿淇河而行》
淇河，舊稱淇水。《詩經》中《邶》《鄘》《衛》三風，直接提及淇水的詩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衛地生活密切相關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儘管比古淇水的長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國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緻和遺蹟，引人遙想那個古老的時代。
主筆/丘濂
淇河的許家溝河段有溫泉，鴨子吃了水裡的礦物質可下“纏絲鴨蛋”（視覺中國供圖）
溫潤年代
前邊便是淇河了。
轉過一片竹林，空氣陡然變得清涼，視野也豁然開朗，讓我看清了它的面貌：這是一條從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綠河流。靠近岸邊的地方清淺可見碎石，河水的中間則有幾塊翡翠色，那是深度發生了變化。不遠處橫亙著幾處不到半米的斷坡，讓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發出了嘩嘩的聲響。《詩經·衛風·氓》中寫“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溼了車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樣子卻像是詩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鶴壁市一個叫作竹園的小村。這裡也是我踏訪淇河的起點。發源于山西省陵川縣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漸擺脫了太行山脈的束縛，開始進入到平原地帶。《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便發生在地處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區。這座古意盎然的村莊，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間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於同一條直線上，當地稱“九門相照”。即便已經開發旅遊，仍有著屬於鄉村的寧靜。“竹園”得名於過去這裡廣泛生長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訴我，本地優質的竹材還成為了修建紫禁城時的建築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們想到的多是長江以南連片的竹林，並不覺得它會是中原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問果然。此時目之所及，纖細的剛竹都是近兩年才栽種起來的，為的就是恢復《詩經》以及歷代文學作品在歌詠淇河時，所描繪的樣子。
與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詠物的象徵。《詩經》中七次詠及竹，《衛風·淇奧》更是對竹子的樣貌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奧”作河水彎曲處來講。全詩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來起始，表面寫的是在淇河拐彎處，竹子鬱鬱蔥蔥的狀態，實則是以竹子來起興，講君子儀態美好，令人難忘。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梅、蘭、竹、菊早已不是簡單的植物，而是各自對應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為託物言志的象徵。以竹子來喻謙謙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這篇《淇奧》。由《左傳》中季札觀樂時，對於《衛風》的評價可知，《淇奧》是在讚美衛武公的美德。《詩經》研究者李山推測，它屬於《衛風》中較早的篇章，時間在兩週之交——太戎殺周幽王，衛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為公，衛國因此會流傳有頌歌。“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等詩句則說明，詩篇的寫制和配樂，有可能是為衛武公乘車出行而作。
從桑園村俯瞰淇河。淇河是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視覺中國供圖）
相傳，衛武公時期，修建了作為皇家園林的淇園，竹子是其中最為主要的植物。南朝人任昉在《述異記》中就說：“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但淇園的位置則爭議不下。一種說法是，就在後世修建的武公祠附近。清代尚書杜臻所撰《衛武公祠碑記》中寫：“公祠建於淇縣西北，山行六七裡，峰迴路轉，若天設地藏之祠。東北岸建有斐亭，為淇園故址。”那裡在“文革”時修建奪豐水庫已經被淹沒，現在只能欣賞到水庫形成的平靜湖面，偶爾水淺時，還能看見武公祠殘餘的地基。不過，在淇河文化研究網的創辦人姚慧明看來，淇園應當是很大一片面積，佔據了淇河流經鶴壁形成的鈍角形大彎曲，那也就是《詩經》裡所說的淇奧，衛武公祠周邊只是淇園的中心位置。他的依據是，《淇縣誌》裡記載，一位明朝的縣令曾經把一塊寫有“淇奧”的石碑立在彎曲處的高村一帶。
總之，繁茂的竹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是淇河河畔十分動人的景色，直到清代的詩歌中都還能看到淇竹的存在，儘管它的茂盛程度必定大不如從前。它長勢的逐漸衰弱，是人為與自然共同造就的結果。姚慧明告訴我，歷史上淇河之竹曾遭到多次大規模砍伐。比如在漢武帝時，黃河決口入瓠子河，漢武帝命人伐取淇竹，將它們編成籃筐後裝上石子，用來阻塞洪水；漢朝河內太守寇恂也曾伐淇園之竹，造箭百萬，支援劉秀北征燕、代；到了北宋，金軍佔領中原之後，在太行山一帶濫伐林木燒炭，就涉及對淇竹的毀壞。
而氣候變化是另一重原因——依照氣候學家竺可楨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來看，歷史上中國氣候變化的整體趨勢是，溫暖期越來越短，溫暖程度越來越低；寒冷期越來越長，寒冷程度越來越強。《詩經》橫跨的時代，正好屬於氣候的溫暖期，雖然西周初年的一兩個世紀出現溫度下降，但很快就回暖。當時的氣溫讓黃河流域接近溫潤的亞熱帶氣候，因此竹子廣泛分佈，後來竹子生長的區域則向南移動了。沿著竹園附近的淇河稍走幾步，我就發現，疏於澆水維護的竹林便呈現枯黃打蔫的樣子，今天再造的竹林必須靠人工澆灌來維護。
衛地想象
淇河的中下游流域，兩岸的遺蹟密佈。上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下到明清之際的碑刻，幾乎每五公里就會有這麼一個地方。這條景色秀麗而水流又相對舒緩的河流，被不同時期活動的人類所青睞。
順淇河而下，辛村就位於淇河中游一個小小的拐彎旁。外表看上去，它是由麥地和村舍構成的一座平淡無奇的村莊，只是臨著淇河的位置，有些未經修飾的自然野趣。然而，看不到的地下世界才是這裡的價值所在。2017年，隨著公路拓寬工程，辛村遺址開始了第二次搶救性發掘，考古隊員們找到了青銅和制骨作坊區。根據鑄造銅器的陶範以及相伴骨製品出土的陶器樣式來判斷，青銅作坊是在西周早期使用，中斷了一段時間後，在春秋中晚期重啟；制骨作坊則是在西周早期和中期運轉。
在考古隊的駐地，負責人高振龍帶我觀看擺放在桌子上的出土成果。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個擺放在盒子裡的麋鹿角，以及用鹿角打磨而成的一枚枚纖細的簪子。數千年的光陰過去了，簪子仍閃爍出柔和的光澤，緻密的紋路清晰可見。衛國曆史始自公元前1042年“康叔封衛”，終於公元前209年，是西周分封諸侯國中存在最久的國家。由《史記·衛康叔世家》可知，其中有383年都是定都在“河、淇間故地”。這些作坊正是衛國人在使用，他們在附近取材，再將它們加工製作。麋鹿是一種喜歡平原湖沼的溼地鹿類。不難推測，當時的衛地水草豐美，就好比現在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成群麋鹿就在這裡漫步。
自然環境外，地下文物還反映出衛國的何種風貌？這還要從辛村遺址最初的發掘說起。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這裡發現的衛國貴族墓葬曾經震動全國。當時主持第一次發掘工作的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家郭寶鈞曾這樣描述村莊的景色：“靠近淇水北岸，隔岸和浮山相望。淇水自西北寒波洞來，到村西折而東流。兩岸斷崖百尺，怪石聳立，波浪翻騰，風景尤佳。”辛村地勢北面較高，多年雨水繞村兩側衝刷出壕溝，之後注入淇河。當年村民在壕溝較淺處鑿窯洞作為居室，致使古墓文物大量露出，那便拉開了辛村考古的序幕。
30年代的發掘，共發現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54座。隨葬青銅器的銘文中，有“衛侯”“衛師”“成周”“侯”等字樣，判斷是衛國貴族墓地無疑。這批文物幾乎全部都被運送到臺灣，少數在海外收藏。其中一件頗為重要的文物叫作康侯簋，藏於大英博物館，曾於2017年來到國家博物館展覽。它是一件莊嚴肅穆的青銅重器，應為康叔的兒子為紀念亡父所鑄造。器底的銘文記載了周王伐商，康叔封衛的經過。凝練的24個字，背後訴說的是這樣一段歷史：周武王打敗殷紂王之後，聽從周公旦“以商治商”的建議，將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繼續封在殷商故地，同時派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鎮守北邊的邶、東部的衛，以及西南部的鄘，共同來監督武庚，稱作“三監”。等到周成王繼位，三監因對周公旦攝政不滿，煽動武庚叛亂。最後“三監之亂”被平定，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一個被貶，一個被流放。周成王重新將自己的九叔康叔分封至此。之後殷商故地統稱為衛，結束了邶、鄘、衛並列的局面。
因此，儘管《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作為獨立部分出現，實際都寫的是衛地發生之事。在《詩經·國風》的160首詩篇中，衛地詩歌佔到39首。淇河文化研究會祕書長任慧生告訴我，之所以衛地詩歌如此龐大，一個原因是采詩時，涵蓋了三個地區不同的風調詩歌。另外就是，衛地是周天子分外看中的地方。它是軍隊“殷八師”的駐地，功能上既要控制殷商遺民，又要防範東夷的西侵。它獨特的政治和軍事地位導致了日常發生的事件多，題材格外豐富。比如，為鞏固國家安全而進行的政治聯姻便產生了思鄉詩這種題材。不但有客居在衛國的宋國人思念本國，就像《衛風·河廣》中寫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還有嫁到許國的衛國貴族思念故土。另一首推測作者為許穆夫人的《衛風·竹竿》就懷念了她在淇水邊的時光：“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國的貴族墓葬和工坊區相繼出現，為衛城的定位提供了座標。現存於鶴壁淇縣縣城有1.6公里長的夯土城牆，暫時被認定為衛國故城。上世紀9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經對城牆的一段做解剖，認為裡面的陶片對應的時代是春秋晚期，那時衛國的都城已經遷到了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陽。由於那段故城遺址是在城市中間，不能深入展開更大範圍的考古工作，當地立下牌子一直稱它為衛國故城。對於高振龍和他的同事來說，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就是要看看辛村遺址附近有沒有可能發現城牆和宮殿的痕跡。“鑄銅工作是在王室的監控下進行的，這就說明王城離作坊一定很近。”高振龍說。《詩經》中《衛風·氓》的篇章中，有“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的詩句，說的是衛國女子登上高牆，看看心上人是否乘車歸來。這也讓高振龍確信，衛城一定存在過高大的城牆，即使坍塌不再，也能找到殘存的地基。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沿淇河而行》
淇河，舊稱淇水。《詩經》中《邶》《鄘》《衛》三風，直接提及淇水的詩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衛地生活密切相關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儘管比古淇水的長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國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緻和遺蹟，引人遙想那個古老的時代。
主筆/丘濂
淇河的許家溝河段有溫泉，鴨子吃了水裡的礦物質可下“纏絲鴨蛋”（視覺中國供圖）
溫潤年代
前邊便是淇河了。
轉過一片竹林，空氣陡然變得清涼，視野也豁然開朗，讓我看清了它的面貌：這是一條從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綠河流。靠近岸邊的地方清淺可見碎石，河水的中間則有幾塊翡翠色，那是深度發生了變化。不遠處橫亙著幾處不到半米的斷坡，讓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發出了嘩嘩的聲響。《詩經·衛風·氓》中寫“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溼了車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樣子卻像是詩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鶴壁市一個叫作竹園的小村。這裡也是我踏訪淇河的起點。發源于山西省陵川縣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漸擺脫了太行山脈的束縛，開始進入到平原地帶。《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便發生在地處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區。這座古意盎然的村莊，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間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於同一條直線上，當地稱“九門相照”。即便已經開發旅遊，仍有著屬於鄉村的寧靜。“竹園”得名於過去這裡廣泛生長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訴我，本地優質的竹材還成為了修建紫禁城時的建築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們想到的多是長江以南連片的竹林，並不覺得它會是中原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問果然。此時目之所及，纖細的剛竹都是近兩年才栽種起來的，為的就是恢復《詩經》以及歷代文學作品在歌詠淇河時，所描繪的樣子。
與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詠物的象徵。《詩經》中七次詠及竹，《衛風·淇奧》更是對竹子的樣貌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奧”作河水彎曲處來講。全詩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來起始，表面寫的是在淇河拐彎處，竹子鬱鬱蔥蔥的狀態，實則是以竹子來起興，講君子儀態美好，令人難忘。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梅、蘭、竹、菊早已不是簡單的植物，而是各自對應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為託物言志的象徵。以竹子來喻謙謙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這篇《淇奧》。由《左傳》中季札觀樂時，對於《衛風》的評價可知，《淇奧》是在讚美衛武公的美德。《詩經》研究者李山推測，它屬於《衛風》中較早的篇章，時間在兩週之交——太戎殺周幽王，衛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為公，衛國因此會流傳有頌歌。“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等詩句則說明，詩篇的寫制和配樂，有可能是為衛武公乘車出行而作。
從桑園村俯瞰淇河。淇河是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視覺中國供圖）
相傳，衛武公時期，修建了作為皇家園林的淇園，竹子是其中最為主要的植物。南朝人任昉在《述異記》中就說：“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但淇園的位置則爭議不下。一種說法是，就在後世修建的武公祠附近。清代尚書杜臻所撰《衛武公祠碑記》中寫：“公祠建於淇縣西北，山行六七裡，峰迴路轉，若天設地藏之祠。東北岸建有斐亭，為淇園故址。”那裡在“文革”時修建奪豐水庫已經被淹沒，現在只能欣賞到水庫形成的平靜湖面，偶爾水淺時，還能看見武公祠殘餘的地基。不過，在淇河文化研究網的創辦人姚慧明看來，淇園應當是很大一片面積，佔據了淇河流經鶴壁形成的鈍角形大彎曲，那也就是《詩經》裡所說的淇奧，衛武公祠周邊只是淇園的中心位置。他的依據是，《淇縣誌》裡記載，一位明朝的縣令曾經把一塊寫有“淇奧”的石碑立在彎曲處的高村一帶。
總之，繁茂的竹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是淇河河畔十分動人的景色，直到清代的詩歌中都還能看到淇竹的存在，儘管它的茂盛程度必定大不如從前。它長勢的逐漸衰弱，是人為與自然共同造就的結果。姚慧明告訴我，歷史上淇河之竹曾遭到多次大規模砍伐。比如在漢武帝時，黃河決口入瓠子河，漢武帝命人伐取淇竹，將它們編成籃筐後裝上石子，用來阻塞洪水；漢朝河內太守寇恂也曾伐淇園之竹，造箭百萬，支援劉秀北征燕、代；到了北宋，金軍佔領中原之後，在太行山一帶濫伐林木燒炭，就涉及對淇竹的毀壞。
而氣候變化是另一重原因——依照氣候學家竺可楨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來看，歷史上中國氣候變化的整體趨勢是，溫暖期越來越短，溫暖程度越來越低；寒冷期越來越長，寒冷程度越來越強。《詩經》橫跨的時代，正好屬於氣候的溫暖期，雖然西周初年的一兩個世紀出現溫度下降，但很快就回暖。當時的氣溫讓黃河流域接近溫潤的亞熱帶氣候，因此竹子廣泛分佈，後來竹子生長的區域則向南移動了。沿著竹園附近的淇河稍走幾步，我就發現，疏於澆水維護的竹林便呈現枯黃打蔫的樣子，今天再造的竹林必須靠人工澆灌來維護。
衛地想象
淇河的中下游流域，兩岸的遺蹟密佈。上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下到明清之際的碑刻，幾乎每五公里就會有這麼一個地方。這條景色秀麗而水流又相對舒緩的河流，被不同時期活動的人類所青睞。
順淇河而下，辛村就位於淇河中游一個小小的拐彎旁。外表看上去，它是由麥地和村舍構成的一座平淡無奇的村莊，只是臨著淇河的位置，有些未經修飾的自然野趣。然而，看不到的地下世界才是這裡的價值所在。2017年，隨著公路拓寬工程，辛村遺址開始了第二次搶救性發掘，考古隊員們找到了青銅和制骨作坊區。根據鑄造銅器的陶範以及相伴骨製品出土的陶器樣式來判斷，青銅作坊是在西周早期使用，中斷了一段時間後，在春秋中晚期重啟；制骨作坊則是在西周早期和中期運轉。
在考古隊的駐地，負責人高振龍帶我觀看擺放在桌子上的出土成果。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個擺放在盒子裡的麋鹿角，以及用鹿角打磨而成的一枚枚纖細的簪子。數千年的光陰過去了，簪子仍閃爍出柔和的光澤，緻密的紋路清晰可見。衛國曆史始自公元前1042年“康叔封衛”，終於公元前209年，是西周分封諸侯國中存在最久的國家。由《史記·衛康叔世家》可知，其中有383年都是定都在“河、淇間故地”。這些作坊正是衛國人在使用，他們在附近取材，再將它們加工製作。麋鹿是一種喜歡平原湖沼的溼地鹿類。不難推測，當時的衛地水草豐美，就好比現在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成群麋鹿就在這裡漫步。
自然環境外，地下文物還反映出衛國的何種風貌？這還要從辛村遺址最初的發掘說起。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這裡發現的衛國貴族墓葬曾經震動全國。當時主持第一次發掘工作的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家郭寶鈞曾這樣描述村莊的景色：“靠近淇水北岸，隔岸和浮山相望。淇水自西北寒波洞來，到村西折而東流。兩岸斷崖百尺，怪石聳立，波浪翻騰，風景尤佳。”辛村地勢北面較高，多年雨水繞村兩側衝刷出壕溝，之後注入淇河。當年村民在壕溝較淺處鑿窯洞作為居室，致使古墓文物大量露出，那便拉開了辛村考古的序幕。
30年代的發掘，共發現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54座。隨葬青銅器的銘文中，有“衛侯”“衛師”“成周”“侯”等字樣，判斷是衛國貴族墓地無疑。這批文物幾乎全部都被運送到臺灣，少數在海外收藏。其中一件頗為重要的文物叫作康侯簋，藏於大英博物館，曾於2017年來到國家博物館展覽。它是一件莊嚴肅穆的青銅重器，應為康叔的兒子為紀念亡父所鑄造。器底的銘文記載了周王伐商，康叔封衛的經過。凝練的24個字，背後訴說的是這樣一段歷史：周武王打敗殷紂王之後，聽從周公旦“以商治商”的建議，將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繼續封在殷商故地，同時派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鎮守北邊的邶、東部的衛，以及西南部的鄘，共同來監督武庚，稱作“三監”。等到周成王繼位，三監因對周公旦攝政不滿，煽動武庚叛亂。最後“三監之亂”被平定，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一個被貶，一個被流放。周成王重新將自己的九叔康叔分封至此。之後殷商故地統稱為衛，結束了邶、鄘、衛並列的局面。
因此，儘管《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作為獨立部分出現，實際都寫的是衛地發生之事。在《詩經·國風》的160首詩篇中，衛地詩歌佔到39首。淇河文化研究會祕書長任慧生告訴我，之所以衛地詩歌如此龐大，一個原因是采詩時，涵蓋了三個地區不同的風調詩歌。另外就是，衛地是周天子分外看中的地方。它是軍隊“殷八師”的駐地，功能上既要控制殷商遺民，又要防範東夷的西侵。它獨特的政治和軍事地位導致了日常發生的事件多，題材格外豐富。比如，為鞏固國家安全而進行的政治聯姻便產生了思鄉詩這種題材。不但有客居在衛國的宋國人思念本國，就像《衛風·河廣》中寫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還有嫁到許國的衛國貴族思念故土。另一首推測作者為許穆夫人的《衛風·竹竿》就懷念了她在淇水邊的時光：“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國的貴族墓葬和工坊區相繼出現，為衛城的定位提供了座標。現存於鶴壁淇縣縣城有1.6公里長的夯土城牆，暫時被認定為衛國故城。上世紀9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經對城牆的一段做解剖，認為裡面的陶片對應的時代是春秋晚期，那時衛國的都城已經遷到了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陽。由於那段故城遺址是在城市中間，不能深入展開更大範圍的考古工作，當地立下牌子一直稱它為衛國故城。對於高振龍和他的同事來說，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就是要看看辛村遺址附近有沒有可能發現城牆和宮殿的痕跡。“鑄銅工作是在王室的監控下進行的，這就說明王城離作坊一定很近。”高振龍說。《詩經》中《衛風·氓》的篇章中，有“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的詩句，說的是衛國女子登上高牆，看看心上人是否乘車歸來。這也讓高振龍確信，衛城一定存在過高大的城牆，即使坍塌不再，也能找到殘存的地基。
黃河故道已經成了麥地（朱墨 攝）
滄海桑田
淇河下游的流向與《詩經》時代已經相去甚遠。綜合《漢書·地理志》和北魏《水經注》等書的敘述，姚慧明考證出當時淇河的去向：古淇水並非在今鶴壁浚縣的淇門注入衛河，而是繼續南流至浚縣申店，折向東北流，經浚縣官莊後，流經同山、白祀山、枉人山之東，至蔣村，再往前行在大伾山東北方向入古黃河，要長於今天40餘公里。東漢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為了通糧道而遏淇水入白溝（今天衛河），從此淇水才成為了衛河支流。
我們一路驅車前往淇門村，想看淇河與衛河交匯處的景象。那是在村中的麥地旁，兩條河呈丁字形平靜地融合在一起。陪同我的浚縣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劉會喜說，以前衛河有汙染，兩河在一起會有涇渭分明的感覺，現在則難以分辨了。
淇河入黃河，顏色對比應該更為強烈，不過那隻存在於想象之中。站在大伾山上，我向東遠望，黃河故道已經是街道的一部分，完全不見任何痕跡。這座135米高的石頭山上寺廟洞閣棋佈，摩崖碑刻林立，最為有名的是一尊北魏時期以整面山崖雕刻而成的大佛。它還有個名字叫作“鎮河將軍”，正是為鎮壓黃河氾濫的洪水而刻。為了讓我清晰感受到黃河故道的樣子，劉會喜繼續帶我來到浚縣的角場營村。這裡原來的黃河堤岸上因為建有一座黃花寺，還保持著高於地面的樣子。其他地方的河堤則都在1949年之後挖來取土燒磚，已經平掉。據說堤岸裡的黃河水曾有十里之寬闊，而後來黃河改道南移，河底則變為無垠的麥地。微風吹動下，金黃的麥浪翻滾著——再有一星期，就要開始收穫。
古淇水的流向確定了，頓丘的位置也就明晰起來。《衛風·氓》中有“送子涉淇，至於頓丘”的描寫，講女子對男子依依不捨，一直送他穿過淇水，到達頓丘這個地方。頓丘必定就在淇水邊上。任慧生對我說，河南濮陽的清豐縣雖然古稱頓丘，但完全不靠淇水，可以排除。《水經注》提供的線索是頓丘“在淇水之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說是在浚縣（古稱黎陽）的西邊。綜合考慮，頓丘可能就在今天的浚縣屯子鎮蔣村一帶。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來浚縣考察古河道，初步結論是屯子鎮應當為頓丘，因為在那裡做地層恢復，大概比地面要高出4米，符合“丘”的地貌，蔣村的位置則為頓丘故城。他在村中的田地裡看到大量春秋戰國至秦漢的殘磚破瓦，更加認為確實有城的存在，而非普通的居民點。當我們到達蔣村時，村民也給我們展示了那些殘片。就在村裡一排挖地基取土而形成的土堆裡，隨手就可以翻撿出帶著花紋的瓦片。這裡已經全然找不到《詩經》當中臨水的環境了，最近的衛河離它還有兩公里左右。
隨著地形地貌一去不復返的還有當地的民風。包括《衛風·氓》在內，《邶》《鄘》《衛》三風中表現婚姻愛情的詩歌有12首，佔到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與此相仿，《鄭風》中婚戀題材的詩歌有14首，達到整體詩歌的一半。同樣都產生於殷商故地，它們被統稱為“鄭衛之聲”，是和周王朝正統雅樂相對的民間音樂。孔子以“淫”字來做負面評價，一是指兩地詩歌表達男女情感的內容太多，有悖於周禮中正平和的抒情要求。這就要追溯到殷商時期，在“桑間濮上”自由結合的傳統。二是指在音樂表現形式上的過度。鄭衛之地繼承了商代的音樂，和詩歌相配合的音樂音域廣闊，節奏變化頻繁複雜，又有各種技巧來雕琢，和周代禮樂相異。不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鄭衛詩歌坦蕩與真摯，無論是愛慕還是愁思，都直抒胸臆，這才是它的難能可貴之處。《詩經》研究者李山向我形容：“周人來自高地，多保守而理性；商人居住在平原，就奔放而浪漫。”今日我們在閱讀《詩經》時，無法感知音樂的風調，卻依然能在文字中體會這種浪漫之風。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標題《沿淇河而行》
淇河，舊稱淇水。《詩經》中《邶》《鄘》《衛》三風，直接提及淇水的詩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衛地生活密切相關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儘管比古淇水的長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國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緻和遺蹟，引人遙想那個古老的時代。
主筆/丘濂
淇河的許家溝河段有溫泉，鴨子吃了水裡的礦物質可下“纏絲鴨蛋”（視覺中國供圖）
溫潤年代
前邊便是淇河了。
轉過一片竹林，空氣陡然變得清涼，視野也豁然開朗，讓我看清了它的面貌：這是一條從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綠河流。靠近岸邊的地方清淺可見碎石，河水的中間則有幾塊翡翠色，那是深度發生了變化。不遠處橫亙著幾處不到半米的斷坡，讓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發出了嘩嘩的聲響。《詩經·衛風·氓》中寫“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溼了車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樣子卻像是詩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鶴壁市一個叫作竹園的小村。這裡也是我踏訪淇河的起點。發源于山西省陵川縣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漸擺脫了太行山脈的束縛，開始進入到平原地帶。《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便發生在地處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區。這座古意盎然的村莊，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間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於同一條直線上，當地稱“九門相照”。即便已經開發旅遊，仍有著屬於鄉村的寧靜。“竹園”得名於過去這裡廣泛生長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訴我，本地優質的竹材還成為了修建紫禁城時的建築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們想到的多是長江以南連片的竹林，並不覺得它會是中原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問果然。此時目之所及，纖細的剛竹都是近兩年才栽種起來的，為的就是恢復《詩經》以及歷代文學作品在歌詠淇河時，所描繪的樣子。
與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詠物的象徵。《詩經》中七次詠及竹，《衛風·淇奧》更是對竹子的樣貌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奧”作河水彎曲處來講。全詩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來起始，表面寫的是在淇河拐彎處，竹子鬱鬱蔥蔥的狀態，實則是以竹子來起興，講君子儀態美好，令人難忘。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梅、蘭、竹、菊早已不是簡單的植物，而是各自對應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為託物言志的象徵。以竹子來喻謙謙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這篇《淇奧》。由《左傳》中季札觀樂時，對於《衛風》的評價可知，《淇奧》是在讚美衛武公的美德。《詩經》研究者李山推測，它屬於《衛風》中較早的篇章，時間在兩週之交——太戎殺周幽王，衛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為公，衛國因此會流傳有頌歌。“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等詩句則說明，詩篇的寫制和配樂，有可能是為衛武公乘車出行而作。
從桑園村俯瞰淇河。淇河是北方難得的一條清水河（視覺中國供圖）
相傳，衛武公時期，修建了作為皇家園林的淇園，竹子是其中最為主要的植物。南朝人任昉在《述異記》中就說：“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但淇園的位置則爭議不下。一種說法是，就在後世修建的武公祠附近。清代尚書杜臻所撰《衛武公祠碑記》中寫：“公祠建於淇縣西北，山行六七裡，峰迴路轉，若天設地藏之祠。東北岸建有斐亭，為淇園故址。”那裡在“文革”時修建奪豐水庫已經被淹沒，現在只能欣賞到水庫形成的平靜湖面，偶爾水淺時，還能看見武公祠殘餘的地基。不過，在淇河文化研究網的創辦人姚慧明看來，淇園應當是很大一片面積，佔據了淇河流經鶴壁形成的鈍角形大彎曲，那也就是《詩經》裡所說的淇奧，衛武公祠周邊只是淇園的中心位置。他的依據是，《淇縣誌》裡記載，一位明朝的縣令曾經把一塊寫有“淇奧”的石碑立在彎曲處的高村一帶。
總之，繁茂的竹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是淇河河畔十分動人的景色，直到清代的詩歌中都還能看到淇竹的存在，儘管它的茂盛程度必定大不如從前。它長勢的逐漸衰弱，是人為與自然共同造就的結果。姚慧明告訴我，歷史上淇河之竹曾遭到多次大規模砍伐。比如在漢武帝時，黃河決口入瓠子河，漢武帝命人伐取淇竹，將它們編成籃筐後裝上石子，用來阻塞洪水；漢朝河內太守寇恂也曾伐淇園之竹，造箭百萬，支援劉秀北征燕、代；到了北宋，金軍佔領中原之後，在太行山一帶濫伐林木燒炭，就涉及對淇竹的毀壞。
而氣候變化是另一重原因——依照氣候學家竺可楨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來看，歷史上中國氣候變化的整體趨勢是，溫暖期越來越短，溫暖程度越來越低；寒冷期越來越長，寒冷程度越來越強。《詩經》橫跨的時代，正好屬於氣候的溫暖期，雖然西周初年的一兩個世紀出現溫度下降，但很快就回暖。當時的氣溫讓黃河流域接近溫潤的亞熱帶氣候，因此竹子廣泛分佈，後來竹子生長的區域則向南移動了。沿著竹園附近的淇河稍走幾步，我就發現，疏於澆水維護的竹林便呈現枯黃打蔫的樣子，今天再造的竹林必須靠人工澆灌來維護。
衛地想象
淇河的中下游流域，兩岸的遺蹟密佈。上到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下到明清之際的碑刻，幾乎每五公里就會有這麼一個地方。這條景色秀麗而水流又相對舒緩的河流，被不同時期活動的人類所青睞。
順淇河而下，辛村就位於淇河中游一個小小的拐彎旁。外表看上去，它是由麥地和村舍構成的一座平淡無奇的村莊，只是臨著淇河的位置，有些未經修飾的自然野趣。然而，看不到的地下世界才是這裡的價值所在。2017年，隨著公路拓寬工程，辛村遺址開始了第二次搶救性發掘，考古隊員們找到了青銅和制骨作坊區。根據鑄造銅器的陶範以及相伴骨製品出土的陶器樣式來判斷，青銅作坊是在西周早期使用，中斷了一段時間後，在春秋中晚期重啟；制骨作坊則是在西周早期和中期運轉。
在考古隊的駐地，負責人高振龍帶我觀看擺放在桌子上的出土成果。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個擺放在盒子裡的麋鹿角，以及用鹿角打磨而成的一枚枚纖細的簪子。數千年的光陰過去了，簪子仍閃爍出柔和的光澤，緻密的紋路清晰可見。衛國曆史始自公元前1042年“康叔封衛”，終於公元前209年，是西周分封諸侯國中存在最久的國家。由《史記·衛康叔世家》可知，其中有383年都是定都在“河、淇間故地”。這些作坊正是衛國人在使用，他們在附近取材，再將它們加工製作。麋鹿是一種喜歡平原湖沼的溼地鹿類。不難推測，當時的衛地水草豐美，就好比現在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成群麋鹿就在這裡漫步。
自然環境外，地下文物還反映出衛國的何種風貌？這還要從辛村遺址最初的發掘說起。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這裡發現的衛國貴族墓葬曾經震動全國。當時主持第一次發掘工作的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家郭寶鈞曾這樣描述村莊的景色：“靠近淇水北岸，隔岸和浮山相望。淇水自西北寒波洞來，到村西折而東流。兩岸斷崖百尺，怪石聳立，波浪翻騰，風景尤佳。”辛村地勢北面較高，多年雨水繞村兩側衝刷出壕溝，之後注入淇河。當年村民在壕溝較淺處鑿窯洞作為居室，致使古墓文物大量露出，那便拉開了辛村考古的序幕。
30年代的發掘，共發現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54座。隨葬青銅器的銘文中，有“衛侯”“衛師”“成周”“侯”等字樣，判斷是衛國貴族墓地無疑。這批文物幾乎全部都被運送到臺灣，少數在海外收藏。其中一件頗為重要的文物叫作康侯簋，藏於大英博物館，曾於2017年來到國家博物館展覽。它是一件莊嚴肅穆的青銅重器，應為康叔的兒子為紀念亡父所鑄造。器底的銘文記載了周王伐商，康叔封衛的經過。凝練的24個字，背後訴說的是這樣一段歷史：周武王打敗殷紂王之後，聽從周公旦“以商治商”的建議，將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繼續封在殷商故地，同時派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鎮守北邊的邶、東部的衛，以及西南部的鄘，共同來監督武庚，稱作“三監”。等到周成王繼位，三監因對周公旦攝政不滿，煽動武庚叛亂。最後“三監之亂”被平定，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一個被貶，一個被流放。周成王重新將自己的九叔康叔分封至此。之後殷商故地統稱為衛，結束了邶、鄘、衛並列的局面。
因此，儘管《詩經》中，《邶》《鄘》《衛》三風作為獨立部分出現，實際都寫的是衛地發生之事。在《詩經·國風》的160首詩篇中，衛地詩歌佔到39首。淇河文化研究會祕書長任慧生告訴我，之所以衛地詩歌如此龐大，一個原因是采詩時，涵蓋了三個地區不同的風調詩歌。另外就是，衛地是周天子分外看中的地方。它是軍隊“殷八師”的駐地，功能上既要控制殷商遺民，又要防範東夷的西侵。它獨特的政治和軍事地位導致了日常發生的事件多，題材格外豐富。比如，為鞏固國家安全而進行的政治聯姻便產生了思鄉詩這種題材。不但有客居在衛國的宋國人思念本國，就像《衛風·河廣》中寫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還有嫁到許國的衛國貴族思念故土。另一首推測作者為許穆夫人的《衛風·竹竿》就懷念了她在淇水邊的時光：“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國的貴族墓葬和工坊區相繼出現，為衛城的定位提供了座標。現存於鶴壁淇縣縣城有1.6公里長的夯土城牆，暫時被認定為衛國故城。上世紀9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經對城牆的一段做解剖，認為裡面的陶片對應的時代是春秋晚期，那時衛國的都城已經遷到了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陽。由於那段故城遺址是在城市中間，不能深入展開更大範圍的考古工作，當地立下牌子一直稱它為衛國故城。對於高振龍和他的同事來說，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就是要看看辛村遺址附近有沒有可能發現城牆和宮殿的痕跡。“鑄銅工作是在王室的監控下進行的，這就說明王城離作坊一定很近。”高振龍說。《詩經》中《衛風·氓》的篇章中，有“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的詩句，說的是衛國女子登上高牆，看看心上人是否乘車歸來。這也讓高振龍確信，衛城一定存在過高大的城牆，即使坍塌不再，也能找到殘存的地基。
黃河故道已經成了麥地（朱墨 攝）
滄海桑田
淇河下游的流向與《詩經》時代已經相去甚遠。綜合《漢書·地理志》和北魏《水經注》等書的敘述，姚慧明考證出當時淇河的去向：古淇水並非在今鶴壁浚縣的淇門注入衛河，而是繼續南流至浚縣申店，折向東北流，經浚縣官莊後，流經同山、白祀山、枉人山之東，至蔣村，再往前行在大伾山東北方向入古黃河，要長於今天40餘公里。東漢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為了通糧道而遏淇水入白溝（今天衛河），從此淇水才成為了衛河支流。
我們一路驅車前往淇門村，想看淇河與衛河交匯處的景象。那是在村中的麥地旁，兩條河呈丁字形平靜地融合在一起。陪同我的浚縣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劉會喜說，以前衛河有汙染，兩河在一起會有涇渭分明的感覺，現在則難以分辨了。
淇河入黃河，顏色對比應該更為強烈，不過那隻存在於想象之中。站在大伾山上，我向東遠望，黃河故道已經是街道的一部分，完全不見任何痕跡。這座135米高的石頭山上寺廟洞閣棋佈，摩崖碑刻林立，最為有名的是一尊北魏時期以整面山崖雕刻而成的大佛。它還有個名字叫作“鎮河將軍”，正是為鎮壓黃河氾濫的洪水而刻。為了讓我清晰感受到黃河故道的樣子，劉會喜繼續帶我來到浚縣的角場營村。這裡原來的黃河堤岸上因為建有一座黃花寺，還保持著高於地面的樣子。其他地方的河堤則都在1949年之後挖來取土燒磚，已經平掉。據說堤岸裡的黃河水曾有十里之寬闊，而後來黃河改道南移，河底則變為無垠的麥地。微風吹動下，金黃的麥浪翻滾著——再有一星期，就要開始收穫。
古淇水的流向確定了，頓丘的位置也就明晰起來。《衛風·氓》中有“送子涉淇，至於頓丘”的描寫，講女子對男子依依不捨，一直送他穿過淇水，到達頓丘這個地方。頓丘必定就在淇水邊上。任慧生對我說，河南濮陽的清豐縣雖然古稱頓丘，但完全不靠淇水，可以排除。《水經注》提供的線索是頓丘“在淇水之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則說是在浚縣（古稱黎陽）的西邊。綜合考慮，頓丘可能就在今天的浚縣屯子鎮蔣村一帶。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來浚縣考察古河道，初步結論是屯子鎮應當為頓丘，因為在那裡做地層恢復，大概比地面要高出4米，符合“丘”的地貌，蔣村的位置則為頓丘故城。他在村中的田地裡看到大量春秋戰國至秦漢的殘磚破瓦，更加認為確實有城的存在，而非普通的居民點。當我們到達蔣村時，村民也給我們展示了那些殘片。就在村裡一排挖地基取土而形成的土堆裡，隨手就可以翻撿出帶著花紋的瓦片。這裡已經全然找不到《詩經》當中臨水的環境了，最近的衛河離它還有兩公里左右。
隨著地形地貌一去不復返的還有當地的民風。包括《衛風·氓》在內，《邶》《鄘》《衛》三風中表現婚姻愛情的詩歌有12首，佔到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與此相仿，《鄭風》中婚戀題材的詩歌有14首，達到整體詩歌的一半。同樣都產生於殷商故地，它們被統稱為“鄭衛之聲”，是和周王朝正統雅樂相對的民間音樂。孔子以“淫”字來做負面評價，一是指兩地詩歌表達男女情感的內容太多，有悖於周禮中正平和的抒情要求。這就要追溯到殷商時期，在“桑間濮上”自由結合的傳統。二是指在音樂表現形式上的過度。鄭衛之地繼承了商代的音樂，和詩歌相配合的音樂音域廣闊，節奏變化頻繁複雜，又有各種技巧來雕琢，和周代禮樂相異。不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鄭衛詩歌坦蕩與真摯，無論是愛慕還是愁思，都直抒胸臆，這才是它的難能可貴之處。《詩經》研究者李山向我形容：“周人來自高地，多保守而理性；商人居住在平原，就奔放而浪漫。”今日我們在閱讀《詩經》時，無法感知音樂的風調，卻依然能在文字中體會這種浪漫之風。
浚縣屯子鎮蔣村一帶，《詩經》中的“頓丘”所在。這裡同時發現有大量漢墓（朱墨 攝）
詩意綿延
時移世異，淇河則秀美如常。在我看來，今天鶴壁境內82公里的淇河，風景最佳的一段要算從溼地公園到淇水詩苑的沿途。這段淇河連接了鄉村與城市，旁邊鋪設有步道，可供人們與河水親近。鶴壁市專門設置了淇河生態保護建設辦公室，把控淇河水質，所以它仍是北方一條少有的清水河。之前一直是開車觀看淇河，配合短暫步行。這天下午，我決定從溼地公園開始沿河徒步。雖然驕陽似火，但沿著岸邊一路河水潺潺，蟲鳴鳥叫，又伴著植物散發出來的清香，令人心曠神怡。
《詩經》之後，淇河繼續出現在歷代文人墨客的筆下。姚慧明也是《淇河古詩三百首》的主編，這本書精選了從先秦到清代有關淇河的詩歌。他對我講，因為淇河在《詩經》中分量很重，後世詩人會把它作為符號來用，其實未必來過淇河。“好比在南北朝宮廷貴族的‘宮體詩’中，提到淇水是為了表達一種愛情的意味。其實他們當時生活在南京，並沒有真正來過。宋元明清的詩歌中經常會有‘淇竹’和‘衛武公’，比如形容一處竹子繁茂，可以和淇奧的竹子相媲美，因為《衛風·淇奧》的竹子意象出名，或者以衛武公的德行來勉勵自己。”倒是有一個朝代例外，那就是唐朝。“李白、王維、岑參和高適等人都的確來到過淇河並留下了詩篇。淇河成為了唐朝文人的旅遊勝地。”
唐朝是個旅遊發達的年代，文人便是其中的中堅力量。著有《唐代旅遊研究》的學者王玉成分析說，唐代文人熱衷於旅遊是基於以下幾點：首先是社會穩定促進了航運事業的發展，一個發達的水路交通網為文人出行提供了便利；另外，唐政府網羅天下英才的國策調動了唐代士子入仕的激情，士子會通過遊歷和結交，來提高知名度以獲得引薦，政府實際能提供的平臺有限，也致使文人士子常年奔波於干謁求仕的旅途中；而受到魏晉遺風的影響，一部分人失意後，便徹底寄情于山水，陶醉於自然。
從幾位唐代詩人留下詩篇的年代來看，他們來到淇河時都屬於人生不如意的階段：李白寫下“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的公元744年，正是他離開長安，與杜甫和高適一起暢遊樑宋（今天河南以商丘為中心的地區）的時期。就在前一年，他在喝得酩酊大醉之際，還在大殿上抬起腳讓高力士脫靴。這便引發宮人讒謗，玄宗疏遠。岑參寫“熊生尉淇上，開館常待客”，是為了記錄與淇上縣尉熊曜一起泛舟淇水的所思所感。他對主人表達著感激之情，同時也悲嘆“只曾效一官，今已年四十”的境遇。
大概是淇河的美景給予了落魄文人以慰藉，否則他們也不會乾脆選擇此地來居住。公元727年，王維辭掉濟州司倉參軍的職務來到淇水邊隱居了兩年。《淇上田園即事》一詩中，王維就呈現了田園牧歌般的生活景象：“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荊扉乘晝關。”公元735年，高適在長安科舉落第後，第二年也曾在淇河畔小住。他在《淇上別業》中寫：“依依西山下，別業桑林邊。庭鴨喜多雨，鄰雞知暮天。”那就是他隱居環境的寫照。
姚慧明對我說，雖然無法確證他們究竟隱居在哪裡，但是詩人們對於山和水的描述，很像是淇河邊許家溝村附近的景象。許家溝的淇河河段，河面寬闊而平靜，能看到岸邊的溫泉泉眼汩汩地將水注入河中，冬日的清晨還可見水面上漫漫霧氣。歷史上，淇河沿途有多處泉水匯入，後來隨著周邊工業和生活用水的加大，泉眼都紛紛乾涸了。就像《邶風·泉水》中提到的肥泉，“毖彼泉水，亦流於淇”，現在已經完全消失，旁邊空留一個龍王廟，提示著人們泉水的存在。因此為了這道溫泉景觀，就頗值得前往。有意思的是，當我到達許家溝的時候，正趕上農民在趕鴨子上岸歸巢。原來，鴨子吃了含有礦物質的溫泉水和水裡的生物後，會下一種蛋黃上帶有色環的“纏絲鴨蛋”。就在這個區域，農民一直有養鴨的習慣，以提供給市場這種獨特的淇河特產。面前蹣跚而行的鴨群、旁側靜臥的黃狗，近處的淇河水，以及遠處的山，這些鄉野意趣疊加在一起，彷彿給了我一個進入唐代田園詩的通道。
傍晚時分，我終於一路走到了淇水詩苑。這處2.5公里長的街心公園，一邊臨著淇河，另一邊樹木參天，濃蔭掩映著一條歷代詩歌長廊。歡聲笑語傳到耳邊，那是在淇河裡游水嬉戲的孩子們，正在享受這日落之後難得的涼爽。從古至今，淇河都未遠離過人們的生活。
(實習記者黃晏浩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韋力、蕭馳、餘節弘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