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身雖至家，溫馨無比，可打開手機刷上一陣子，時間和空間便開始模糊，今夕何夕，此地何地，手機使我們既在此處又不在此處，既在此時也不在此時。逝世於2016年的意大利文學家、思想家翁貝託·埃科（Umberto Eco）見證了智能手機的興起浪潮，他或許無法想象今天手機無孔不入、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但他早已對手機翻起了白眼，曾在數篇專欄文章中抨擊這一吞噬人類自由的罪惡發明。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少數擁有手機的人開始打破火車上的寧靜，埃科就憤然寫過專欄，稱手機這種物件，只配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管道工人和偷情者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使用手機的行為都是自降身份。如今，當手機的功能發生根本性變化，變身成為一臺小型的便攜式電腦，人就更加離不開手機了。他引用了《你在何處？手機本體論》一書的觀點，認為手機對人類生活造成的“閹割”，尤其是它剝奪了人類獨處的機會和反思自身的可能，此外，還讓人們無法擺脫那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當下。
除了這篇《手機新語》，埃科還曾在專欄文章中提到羅馬的一則新聞，一個摩洛哥男子吞下了一隻諾基亞手機，這是一起報復事件，手機被硬生生塞進了男子的喉嚨。埃科聯想到了黑手黨最具侮辱性的懲罰手段——“口中的石塊”，“口中的手機”這一新懲罰手段讓他感到新奇，埃科寫到：“新型的犯罪已經擺脫了鄉村特色，越來越具有城市化和科技化色彩。被害者不再被五花大綁，而是被弄成一個‘機器人’。”在另一篇文章《進化：單手操控一切》裡，我們也能夠看到他對於手機時代的憂心忡忡。一方面，人類已經進化出了單手操作的功能，比如單手寫字，但手機把我們拉回了雙手並用的階段；此外，手機所擅長的快速而淺表的查詢，也漸漸消磨了人們檢索資料和組織語言的能力；最後也是最可怕的一點，手機癮患者已經放棄了各種隱私權，將自己完完全全暴露於老大哥的目光之中，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和一句“混蛋”也逃不過竊聽或監視。
埃科這幾篇專欄文章，收錄於日前新出版的《帕佩撒旦阿萊佩》一書中文版中。除了手機，他還寫到了這個倒退的年代、老年與青年的價值、網絡文化、陰謀論、大眾媒體等等，當然也有他最愛說的、關於書籍的故事。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帕佩撒旦阿萊佩》一書中節選了《手機新語》一文。正好趕上你捧著手機讀這篇文章，不妨一起聽聽這位智慧老頭的手機意見。
《手機新語》
文 | [意]翁貝託·埃科 譯 | 李婧敬 等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手機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然而，這為數不多的手機持有者已經將火車上的旅途攪擾得嘈雜不堪。當時，我曾憤然寫過一篇專欄，說手機這種物件，只配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管道工人（由於身體狀況和工作性質的關係，這兩類人都必須隨叫隨到）和偷情者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使用手機的行為——尤其是在火車或飛機上通過手機就一些原本不應被他人聽見的事情（如個人行跡、某金屬型材、銀行按揭事宜）高談闊論——都是自降身份的表現：真正的大人物根本不帶手機，他們有祕書隨時通報往來信息。所以說，需要使用手機的，要麼是中層職員（必須隨時隨地迴應領導的指示），要麼是小業主（銀行需要時不時地聯繫他，通知他的賬戶赤字）。
至於偷情者，到目前為止，他們與手機的關係至少發生了兩次重要變化。起初，他們不敢使用這種極為私密的聯絡工具，因為一旦買了手機，其配偶便可將其視為偷情的鐵證。後來，情況發生了反轉，鑑於手機已經成為人手必備的工具，那麼使用手機進行聯絡的行為也就失去了證實姦情的作用。如今，情人們大可坦然使用手機，只要偷情對象不是公眾人物——否則，他們的通話必然會被竊聽。但無論如何，手機使用者的草根身份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至今沒見過任何一張“小布什接聽手機”的照片）。然而，手機的確變成了一種母親與子女之間（過度）聯絡的工具、高中畢業會考的作弊工具和攝影強迫症患者的拍照工具。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拋棄了戴手錶的習慣，他們更喜歡通過手機來掌握時間；人們發明了短信，還有每分鐘更新一次的各類手機報；此外，還能通過手機上網收發郵件。論及手機最精妙的功能，就在於它幾乎成了一臺便攜式電腦——從社會意義和科技手段來看，這是一項根本性的變化。
離了手機，人們還能活嗎？“因手機而生存”體現了與當下緊貼的心態，也表達了與人保持聯繫的急切渴求，卻剝奪了一切獨處和自省的空間。心中存有自由的人（無論是外部環境的自由還是內心世界的自由）會利用科技手段提供的種種便利，卻獨獨不會使用手機。當他們打開手機時，至多是為了叫一輛出租車，或是告訴家裡人火車晚點了三個小時，絕不是等著被別人呼叫（所以他們大多數時間都關機）。每當有人批評我關機的習慣時，我總會向他們講述一個沉重的事實：四十年前（那時還沒有發明手機），當我的父親去世時，我正在外地，因此，當我得到消息時，已經晚了好幾個小時。然而，晚的這幾個小時並沒有對事情的發展造成任何改變。即使我在十分鐘之內就得知了父親去世的消息，事情也不會有任何變化。換言之，通過手機實現的即時通訊與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並沒有多大關係，對研究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學者來說，手機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樣，對那些正為上帝是否存在而絞盡腦汁的人而言，手機也幫不上什麼忙。
這麼說，對於哲學家而言（除非他想用書包裝下三千本關於馬勒伯朗士的文獻），手機是毫無價值的了？非也！恰恰相反，許多科技創新成果深深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以至於成為哲學探討的論題——文字的發明引發了從柏拉圖到德里達無數哲學家的思考，而紡織機的發明則是馬克思探討的重要對象。令人費解的是，有許多看似重要的發明卻鮮有相關的哲學思考，例如汽車和飛機（當然，它們改變了人類對速度的衡量尺度）。這其中的緣由或許是因為汽車、飛機等工具只在特定時刻被使用（除非我們是出租車司機、卡車司機或飛行員），而文字和那些與日常勞作相關的機器則對人類生活的每時每刻都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最近，毛裡奇奧·費拉里斯專門寫了一部談論手機的書，題為《你在何處？手機本體論》（邦皮亞尼出版社，2011）。儘管標題可能會令人產生誤會，以為本書是一部異想天開的調侃之作，但事實上，作者進行了一系列非常嚴肅的思考，並讓讀者與他一道進行了一場陷阱遍佈的哲學遊戲。由於手機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因此已成為一件“在哲學層面上非常有趣”的事物。它集掌上記事本、微型電腦和上網功能於一身，正在由“口頭聯絡工具”逐漸轉變為“書面聯絡工具”。此外，它還是一種無所不能、善解人意的“記錄工具”。想想看，那些與德里達有著相同志趣的人，一聽到“書寫”“記錄”“註冊”等詞彙，大概立馬就會豎起耳朵吧。
該書的前一百頁是從人類學的角度談論手機——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部分相當有意思。作者指出：“使用固定電話聯絡”和“使用手機聯絡”是有著實質性差別的。例如，在固定電話裡，人們往往問某某在不在家；但如果用手機通話，人們通常都知道接電話的人是誰（除非手機被人偷了），以及他是否在聽電話（這改變了人們的隱私狀況）。再比如說，通過固定電話，人們可以知道接聽者身在何處，但手機通話卻無法告訴我們對方究竟在哪裡（假如對方使用的是國外通訊公司的網絡，那麼當他說出“我就在你背後”時，這句話也已繞地球跑了半圈了）。然而，我們雖然不知道通話者身在何處，通訊公司卻對我們雙方所處的位置瞭如指掌——所以說，手機雖然令人類擺脫了其他個體的控制，卻將自身徹底暴露於奧威爾所說的《老大哥》真人秀的狀態之中。
對於新一代“手機人類”，我們可以進行一系列悲觀主義思考（充滿矛盾色彩，因此格外靠譜）。有了手機，甲乙兩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也將發生改變。此種交流將不再侷限於兩人之間，因為談話會隨時被第三個人的手機通話打斷。如此，甲乙兩人的交流要麼是斷斷續續地進行，要麼就會徹底結束。這樣看來，手機這種主要的“聯絡工具”（令我隨時出現在他人面前，也令他人隨時出現在我面前）同時也會成為一種“阻聯工具”（甲可以與所有人保持聯繫，唯獨與對面的乙無法順暢溝通）。在所有針對手機的樂觀主義思考中，我最喜歡日瓦戈醫生的例子。在電影裡，日瓦戈醫生在電車上看到了多年不見的護士拉拉，卻沒能及時下車與她相見，結果抱憾而終。假如他們兩人都有手機，這個悲慘的故事又會有怎樣的結局呢？費拉里斯在手機帶來的利與弊之間來回搖擺（也屬正常），時而分析它給人類帶來的機遇，時而探討它對人類生活造成的“閹割”，尤其是它剝奪了人類獨處的機會和反思自身的可能，此外，還讓人們無法擺脫那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當下。不是任何轉變都能帶來解放。
行文至三分之一處，費拉里斯話鋒一轉，由手機轉到近幾年來他持續關注的其他論題上面，包括對他所屬流派的前輩（從海德格爾到伽達默爾和瓦蒂莫）的反駁、對後現代哲學的反駁、對其他某些不成形的理論的反駁，以及對如“自然之鏡”般與真理完全相符的知識的堅定維護。當然，他的論證過程並非完全值得信賴，我的確沒能環環相扣地跟上他的思路，弄明白費拉里斯是如何構建起被他稱為“弱文本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的。
如何能夠從手機延伸至真理的問題？基於三種不同的客體：物理客體（如椅子、勃朗峰）、理想客體（如畢達哥拉斯定理）、社會客體（如《意大利共和國憲法》、為自己在酒吧的消費買單的義務）。前兩種客體的存在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而第三種客體的效力發揮則基於某種“記錄”和“註冊”行為。費拉里斯正想嘗試創建某種自然的“記錄”和“註冊”行為，手機恰好成為實現這一行為的不二之選。
書中還有不少精妙的觀點，例如探討“記錄”行為（如銀行賬戶、法律和任何形式的個人數據採集）和“交流”行為之間的差異的段落。費拉里斯對於“記錄”行為的探討相當精彩，但對於“交流”行為的分析則略顯籠統（套用他在前一部作品中所說的，就像是在宜家家居購物）。鑑於專欄篇幅有限，在此我就不展開深入的哲學探討了。
某些讀者可能心生疑問，即使從分析“書寫”或“簽名”行為出發，也能得出類似的結論，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從“手機”開始探討呢？毫無疑問，哲學家自然可以從一條蠕蟲身上獲得靈感，進而擴展到整個形而上學，但是，本書的最大亮點或許並不在於費拉里斯是通過手機展開了本體論思考，而在於通過他的本體論思考，作者本人和讀者都真正地理解了手機。
二〇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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