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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很多人命運的轉折點，更是無數人難以忘記的青春記憶。1978年，30歲的樑箏挺著5個月大的身孕走進了考場，懷孕8個月的時候，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大學錄取通知書。1973~1975年間，她在阿榮旗插隊，曾三次被推薦上大學，未能如願。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在北京錄取通知書截止發放的13天后，招生委員會為她一人加發了北京第二醫學院錄取通知書，“上大學才圓了我的醫生夢”，她說高考改變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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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78、79級的大學生通常被稱為“新三屆”。1978年4月，蔣超作為高考恢復後的第一撥“老三屆”考入清華大學水利系，那年他整整30歲，與班級年齡最小的同學相差11歲。高考恢復的那一瞬間，大家都很興奮。“光我們單位報名高考的就有1000多人，最後只有7人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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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高考的總分是400分，我考了320多。我還記得數學卷子最後是一道15分的幾何題，由於高三的課程沒有讀，我只把圖式畫出來了，最後我得了86分”蔣超笑道。如今，蔣老已退居二線，除了負責《中國水利史典》的編纂之外，他還會參加和專業相關的學術會議、審稿等，去年剛剛完成了專著《鄭國渠》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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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斌，68歲，參加高考的時候28歲，那時的他，已經有一個東北妻子，是一個1歲孩子的父親。由於農村閉塞，基本沒有複習資料，“一個知青點的同學從北京給我郵了幾本書，作為參考資料，自己在家裡看書、複習，也沒有老師指導，自己能看多少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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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斌至今記得當年的試題，“我記得當時的語文作文題是：每當我唱起東方紅。數學題有一道附加題是定積分的，用來考察學生們是不是自學了大學知識”。1979年12月份，趙志斌從學校畢業，由於老婆孩子在農村，也沒什麼工作，他就先回到農村了。一月份學校給他郵寄了工資，通知他去學校當老師，後來他就留校了。算起來，從1968年下鄉到東北，到1993年6月回北京落戶，他總共在東北待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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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系教授，1977年參加高考。當年，他的第一志願是北大經濟系。“當時想法很單純，經濟建設是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事這個行業，能符合國家需要”。其實，牛軍那時的興趣是文學評論，掂量之後，他把這個專業放在了第三志願。出結果時，北大經濟要分很高，牛軍雖然成績很不錯，還是不幸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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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正在覆校，考分較高的牛軍被選中，大家都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校的老師也很認真負責。有件事讓牛軍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發燒了，沒去上課，之後老師還特意到我的宿舍，為我補課。”1982年，牛軍從人大黨史專業畢業，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後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2001年被調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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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友進，祖籍浙江鎮海，在北京長大。1977年12月，賀友進在北京參加了高考，“我當時才高二，心態比較放鬆，想著考不上明天還年以再考。”考試結束後不久，他就知道自己落榜了，“我們那屆高二學生，就一 個考上的。”有了第一次的經驗，1978年第二次參加高考的賀友進，如願考上了北京郵電學院（現北京郵電大學）。回想40年前的那場考試，他覺得自己很幸運，“ 在最好的年紀趕上了恢復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