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璐
文｜馮璐
《伏爾泰肖像》，1724-1725，尼古拉·德·拉吉利耶
1727年，伏爾泰參加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舉行的牛頓的葬禮，原來一個科學家可以在教士中受到如此程度的歡迎！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誠摯地讚美英國，這個“喜愛自由、知識淵博、富於機智、輕視生死的國家——一個哲學家的國家”。
在結束流放生涯回國時，伏爾泰的行囊中塞滿了牛頓和洛克的書籍。之後的20年，他將不時把這些思想介紹給法國，並運用其中的知識，應對源源不斷的挑戰和質疑。
與相對自由寬鬆的英國不同，天主教在當時的法國是重要而無所不在的存在，甚至可以說，天主教代表著一種政治制度而非單純的宗教本身。儘管從國家層面上，教士和貴族被區分為第一和第二等級，但高級教士事實上屬於貴族的一支，通常由封主提名，經過教廷同意，最終由國王任命。在長子繼承製的傳統中，顯貴家族為了不致因家產鬧得四分五裂，通常會給幼子安排一個主教或修道院院長的職務。大革命爆發時，全法130個主教中僅有一人出身平民。若能被分到富足的教區，這些主教的年金會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數百萬裡弗爾，相對“貧困”的每年也至少能有10餘萬里弗爾入賬。從國家財產的分佈上講，教會儼然是僅次於國王及其軍隊的最富有階層。據統計，伏爾泰時代的教會擁有6%—10%的全國土地，總資產約佔國家財富的1/3。
底層人民害怕教士，連國王也不得不受他們的擺佈。路易十五曾試圖取消教會免於課稅的特權，以固定額度的所得稅代替認捐制，竟遭到教士們的聯合抵制，聲稱國王的敕令將他們“敬愛國王而送出的禮物”，降級為“屈服的貢獻”。伏爾泰借發行《聖哲與人民之聲》的小冊子，鼓勵國王對教會樹立權威，以防止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但路易十五深知自己至少有一半的權威是藉助教會對他的認可和人民對超自然的恐懼，最後，不但國王做出了退讓，連伏爾泰的小冊子也被禁止發行。
文｜馮璐
《伏爾泰肖像》，1724-1725，尼古拉·德·拉吉利耶
1727年，伏爾泰參加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舉行的牛頓的葬禮，原來一個科學家可以在教士中受到如此程度的歡迎！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誠摯地讚美英國，這個“喜愛自由、知識淵博、富於機智、輕視生死的國家——一個哲學家的國家”。
在結束流放生涯回國時，伏爾泰的行囊中塞滿了牛頓和洛克的書籍。之後的20年，他將不時把這些思想介紹給法國，並運用其中的知識，應對源源不斷的挑戰和質疑。
與相對自由寬鬆的英國不同，天主教在當時的法國是重要而無所不在的存在，甚至可以說，天主教代表著一種政治制度而非單純的宗教本身。儘管從國家層面上，教士和貴族被區分為第一和第二等級，但高級教士事實上屬於貴族的一支，通常由封主提名，經過教廷同意，最終由國王任命。在長子繼承製的傳統中，顯貴家族為了不致因家產鬧得四分五裂，通常會給幼子安排一個主教或修道院院長的職務。大革命爆發時，全法130個主教中僅有一人出身平民。若能被分到富足的教區，這些主教的年金會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數百萬裡弗爾，相對“貧困”的每年也至少能有10餘萬里弗爾入賬。從國家財產的分佈上講，教會儼然是僅次於國王及其軍隊的最富有階層。據統計，伏爾泰時代的教會擁有6%—10%的全國土地，總資產約佔國家財富的1/3。
底層人民害怕教士，連國王也不得不受他們的擺佈。路易十五曾試圖取消教會免於課稅的特權，以固定額度的所得稅代替認捐制，竟遭到教士們的聯合抵制，聲稱國王的敕令將他們“敬愛國王而送出的禮物”，降級為“屈服的貢獻”。伏爾泰借發行《聖哲與人民之聲》的小冊子，鼓勵國王對教會樹立權威，以防止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但路易十五深知自己至少有一半的權威是藉助教會對他的認可和人民對超自然的恐懼，最後，不但國王做出了退讓，連伏爾泰的小冊子也被禁止發行。
《在伏爾泰的悲劇〈扎伊爾〉中飾演奧斯曼的演員勒肯》，1767，西蒙·貝爾納德·勒諾瓦，布面油
1732年，《扎伊爾》在法蘭西劇院上演。少女扎伊爾尚在襁褓時即被穆斯林俘虜，她在伊斯蘭信仰的教養中長大，與奧斯曼蘇丹深愛著彼此。善良的扎伊爾懇求蘇丹釋放一批基督徒俘虜，卻意外在被釋放的俘虜中發現了自己的父兄。篤信基督的兄長不能接受自己的妹妹信奉異教，堅持要求她受洗，於是二人祕密傳遞紙條約定了受洗的時間和地點。紙條落入蘇丹手中，不知內情的蘇丹誤以為扎伊爾背叛了他的愛情，趕到約會地點刺殺了扎伊爾，又在誤會解開後自殺殉情。
伏爾泰以明顯的偏愛，將信仰伊斯蘭教的主角們塑造得善良敦厚，其用意不言自明。但這出《奧賽羅》的模仿之作受到了如此熱烈的歡迎，是伏爾泰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扎伊爾》被譯成英、德、意等語言，在歐陸的各個地區上演，劇團到楓丹白露宮為王家演出時，連王后也流下了傷感的淚水，直至伏爾泰去世，《扎伊爾》一直是他最受歡迎、也是他最心愛的悲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已憑藉《扎伊爾》的成功被視為高乃依繼承者的伏爾泰，會突然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國王和政府。1734年初，一本名為《哲學通信》的書開始在巴黎悄悄流傳，伏爾泰在書中對法國貴族的高高在上百般嘲諷：“我倒真不明白，一個塗粉抹彩的貴族，他知道國王確切的起臥時間，他在國王面前雖然擔任奴僕的角色，卻裝扮著很偉大的神態⋯⋯”更要命的是，伏爾泰在書中刻意誇大了英國的分權和自由，不無惡意地強調“沒有任何人能免於繳納課稅”，慫恿法國人反抗國家和教會：
“事實上，英國的憲法已臻於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恢復了在幾乎各個王朝中受到剝奪的自然權利。這些自然權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與財產自由、新聞自由、由獨立人士組成的陪審團審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權利、嚴格依據法律條文接受審判的權利及絲毫不受煩擾地公開表明他所願信仰宗教的權利⋯⋯”
國王和教會覺得不能再繼續任由伏爾泰肆意“誹謗”，很快，這本書的印書商就被送進了巴士底獄，國王下達祕密逮捕令，無論在何處發現伏爾泰都立即逮捕。迫於壓力，伏爾泰公開否認自己是《哲學通信》的作者，並攜女友夏特萊夫人歸隱她在香檳省的田莊，開始了15年隱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