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3月，清朝軍隊在鎮南關取得了對法國軍隊的大捷，這是“鴉片戰爭”以後清軍對外國侵略軍少有的一場大勝仗。
這次戰爭中，年近七十的老將馮子材是前敵主帥，他身先士卒，是戰役勝利的關鍵人物，史載“諸軍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陣，皆感奮，殊死鬥。關外遊勇客民亦助戰，斬法將數十人，追至關外二十里而還”。
大清朝野為這次難得的勝利彈冠相慶，馮子材的赫赫威名亦傳遍神州，成為人人敬仰的“戰神”。按慣例仗打贏了，就要保舉有功人士。對有功將士的獎賞分兩個序列，武職在兵部，文職在吏部。可在保舉有功人士的過程中，受到了吏部胥吏的勒索。據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趙鳳昌記載：
馮尤能廉儉自勵，統領月薪八百兩，不多取一分。向來統領在各營撥或三十名、五十名額餉充親兵用，馮從未撥扣，故各營悅服。兩子相榮、相華，派管帶，均隨眾衣冠入見，與部下一律。戰功開保文職，應候吏部核准，部胥徑函所保之員索費，此亦各軍常用。馮乃大怒，即特參吏部尚書。以提督核部臣，更前所未有，均足見其拙直之性，非人可及。
當時各個衙門的胥吏的能量極大，官員流動比較頻繁，他們未必熟悉具體事務，也不願意去做那些瑣事，因此政務悉被胥吏操縱。胥吏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雁過拔毛，將手中的權力用足，以求利益最大化。吏部、兵部在文武官員的升遷、保舉上做文章，戶部則是在報銷費用中揩油，刑部吃案子，工部吃工程，最窮的禮部，也會在高官的諡號上敲一筆。淮軍名將、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死後，禮部胥吏曾暗示他的家人，擬劉的諡號為“莊肅”，但需要給錢。其家人不通味，捨不得破費，結果“莊肅”變成了“壯肅”。曾國藩的湘軍攻陷天京，挽清廷於即倒。戰後要報銷打仗所花的鉅額軍費，戶部胥吏摩拳擦掌，準備大大地發一筆財，已經派人和湘軍商量此事。後來老佛爺格外開恩，下旨免了湘軍的報銷，讓曾國藩等湘軍將帥感恩涕零。
如趙鳳昌在文中所說的那樣，部吏勒索辦事的各級官員，是“各軍常用”，即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潛規則，所以吏部的胥吏才敢公然給各位被保舉的官員去函索賄。這樣的大勝仗，保舉的有功者，朝廷肯定是照準，但需要具體職能部門去核準才算數，吏部的胥吏便有了尋租的空間。如果不出錢，對不起，你就慢慢等著吧。多數人也願意花這筆錢，讓這些閻王身邊的小鬼給自己痛痛快快辦事。
可以說，各個環節的貪腐已經成了大清政治運行的潤滑劑。只有馮子材這樣的拙直之人，資格老，功勳大，才不管這類潛規則，不怕得罪人，以一個提督的身份，上書參劾吏部尚書。這種事一旦被挑明，那麼皇帝必定會要求有關部門嚴查。
最後結果是怎樣呢？當時的吏部尚書是徐桐，漢侍郎是許應騤，皇帝下旨要查這件事，他們不得不有所行動，給上面一個交待。於是那位寫信索賄的胥吏自然要被抓出來“頂鍋”。可抓這麼一個胥吏，也不是很順利的事。吏部司務廳（大概相當於辦公廳）掌印官何平齋奉命來辦此事。此人心思縝密，辦事很有章法。尚書和侍郎先告訴他索賄的胥吏叫“沈錫晉”，何平齋說，“部吏寫信索賄，留的肯定是假名（這種信會留假名，但姓氏不會變，否則送錢人無法確認是否送錢到“沈府”），在衙門內找不出的，須得知道他的地址。”一般而言，索賄的函中會留有自己的住址方便人家送錢。於是尚書告訴他此人住“炭兒衚衕”。何平齋又說，我一個人不能獨自去辦此事，須與滿掌印一起來辦才行。
清代六部衙門的堂官和各司、廳，都是滿漢雙首長制。這種得罪人的事稍不注意，就會引火燒身，何平齋拉上滿族掌印官，也是為了分擔責任。於是尚書派滿掌印惠森同行。
兩位掌印官到了該胥吏居住的炭兒衚衕，找到坊官——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街道辦事處主任、派出所長一類的基層官員，讓他帶路去抓人。這坊官先是百般推託，被何平齋嚇唬一通，說這是朝廷的命令，要求抓人，你作為坊官，不可能不認識在吏部做胥吏的戶主，你敢抗命麼？
推託不成，坊官又說炭兒衚衕有兩位姓沈的，不知道哪一位是部吏。何平齋知道這又是謊言，大怒，訓斥道：“你既然知道有兩個姓沈的，則哪一個是部吏，你豈能不知？”且進一步嚇唬坊官，這是欽犯，如果你得了好處通風報信，就治你的罪。不得已，坊官帶領公差前去包圍了沈宅，胥吏正好躲在家中，坊官派人闖進門，從床底下將其拿獲。
不要以為在堂堂京師，捉拿一位公然索賄的部吏容易。在此之前，戶部發生一件類似的案子，皇帝面諭戶部侍郎去密捕犯事的胥吏。該侍郎一人到了戶部衙門，搬一條凳子坐在衙門口，禁止人出入，然後派人進衙門搜捕，卻因為不知道犯事胥吏的真名，讓案犯溜之大吉。於是京師坊間有段子言：“戶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
何平齋這事辦得漂亮，但他一點也高興不起來，說：“此亦偶然事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巧也。”可見他清楚地知道各部胥吏索賄是公開的祕密，而碰上馮子材這樣較真的人，不惜彈劾吏部尚書，而讓皇帝批示才將索賄者捉拿，是偶然事件。對多數部吏而言，向來辦事的官員索賄，沒有什麼風險。
大清的官場，能有幾個馮子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