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港獨”分子，操盤反華事件……扒開這些美國非政府組織的“畫皮”

深海區工作室特約撰稿人 熊佳

前不久香港不安寧，7月1日更發生了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惡性事件。現在的信息表明，這是由香港反對派、“港獨”分子與西方反華勢力聯手發動的一場亂港、禍港事件。而在幕後的西方反華勢力中，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NGO）扮演了操盤手的角色，還為衝在臺前的“泛民”進行組織、策劃、培訓、資金和物質供應、輿論引導等一條龍服務，其中核心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NED是美國“第二中情局”？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稱“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的成立源自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的演講，提出要在全球“推廣民主”。1983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3130萬美元正式成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並且依據《美國國內稅收法》第501條第3款，讓其享受免稅待遇。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宗旨是以非政府組織渠道對海外“民主”運動進行支持，推行美國的價值理念，扶植親美勢力，擴大美國在這些地區的有效影響，確保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利益。基金會的活動只受國會監督，理事會成員不由總統提名。

表面上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美國200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一個，但該基金會歷任主要負責人都有官方背景或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首任代理主席為當時的國會眾議員法塞爾，首任主席為前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約翰•理查德森，現任主席卡爾•格什曼曾是美前駐聯合國高級顧問。該基金會最高決策機構董事會23名成員中，有3名參議員、2名眾議員、5名前議員，還有5名前駐外大使。

國家民主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關係更是密切。據俄羅斯媒體披露，例如該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小沃爾特·雷蒙德，1970-1982年間一直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至於該基金從事的活動，其創始人之一的艾倫·溫斯頓曾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過的”。由此可見，國家民主基金會實際上就是一個換了馬甲的中央情報局。但由於其有非政府組織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所以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國家民主基金會比祕密支援更可靠”。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國家民主基金會運營的資金主要來自美國議會審批的政府撥款。1984-1990年，國家民主基金會每年從美國新聞署那裡領1500-1800萬美元；1991-1993年，每年可領到2500-3000萬美元。但是在1993年，美國眾議院投票決定取消對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使得國家民主基金會面臨斷頓。所幸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成員大都是美國官方人員，人脈很廣，再加上該基金會又有眾多的支持者，因此最終得以繼續吃美國的財政飯，而且獲得的撥款還增加到了每年3500萬美元，具體負責撥款的政府部門也換成了美國國際開發署。201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進一步增加了對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例如2004年為7900萬美元，2005年為1.13億美元，2006年為1.09億美元，2007年為1.06億美元，2008年為1.34億美元，2009年為1.31億美元，2010年為1.35億美元，2011年到現在基本上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上。

除了美國政府撥款，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還多了兩個資金渠道，一個是美國國會對外民主項目資助，近年來每年近2000萬美元；另一個是美國國務院人權民主基金撥款。此項撥款始於1999年，當時只有165萬美元，以後逐年遞增，到現在達到1000萬美元左右。此外，該基金還接受其他機構（包括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會、約翰·奧林基金會、布萊德雷基金會等）的捐款，只是份額很少。

國家民主基金會拿到資金之後，再轉撥給旗下的4家非政府組織，即負責多元化與“自由公正”選舉的國際共和學會（IRI）與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NDI），負責自由市場經濟改革的國際私有企業中心（CIPE），以及負責建立獨立工會組織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CILS）。此外，國家民主基金會每年還將多項經費提供給亞洲、中東歐、拉美、中東、非洲以及前蘇聯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對這些地區美國看不順眼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

向中國滲透

中國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重要目標。近年來，民主基金會每年用於中國活動項目的預算都在600萬美元以上，其中針對中國內地的預算就接近500萬美元，用於支持中國企業、學術機構、媒體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並頻頻資助境內外的“民運”、“藏獨”、“疆獨”等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針對中國內地的項目，主要採取由基金會資助課題合作、項目研發、人才交流、專題報告等方式，重點是中國內地學界。從該基金會網站發佈的預算情況看，資金往往經由美國商會、勞聯-產聯等機構，流向中國內地。它通過委託這些機構舉辦研討會、邀請中國內地學者訪問、派遣美國學者訪華以及通過雜誌發表中國內地學者論文等方式，實施滲透計劃。如曾撥款3.65萬美元資助北京某文化傳播公司，用於“資助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研究與保護”；在2009年之前曾多年向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於1994年，2005年初更名為北京知愛行信息諮詢中心，2007年中更名為北京知愛行信息諮詢有限責任公司）提供資助達25萬美元以上。由於該基金會針對中國內地開展的所有活動都是通過民間渠道進行，以市場化手段操作，因而帶有很強的隱蔽性。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中國內地學界的資金投入，並不期望獲取多少有價值的情報，而是想把握中國內地學界關注的是什麼，努力尋求中國內地學界按照美國劃定的路線圖思維，增加美國對中國未來走向的確定性。也就是說，該基金會致力於長期改造中國內地學界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系統工程。

該基金會對“民運”、“藏獨”、“疆獨”等勢力的資金投入每年在100萬美元以上，進行赤裸裸的顛覆活動。在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背後，都有該基金會的影子。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針對香港的活動項目主要是由其下屬的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和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負責，長期資助香港“民主黨”、“思想政策研究所”、“新力量網絡”、“香港職工聯盟”、“香港人權監察”等非政府組織，專門培訓“港獨”分子如何上街鬧事，事後如何逃避追責，如何嫁禍他人，如何惡人先告狀。從2003年至今，香港每次大型街頭運動都少不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幕後的組織、策劃、指揮、資金和物質提供。

培養“港獨”骨幹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重要工作。除了像李柱銘、陳方安生這類“港獨”大佬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之外，一些草根“港獨”分子也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扶持起來的。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中“一戰成名”的香港前“學生運動領袖”黃之鋒就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精心培植的“港獨”骨幹。2012年11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款10萬美元，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琳交給黃之鋒，作為活動經費。2014年3月，美國勢力又通過“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港元。不僅如此，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還向黃之鋒承諾，如被警方檢控，將獲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留學等等，為其安排好了“後路”。有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大力撐腰，黃之鋒的“港獨”活動愈加活躍，不僅在政治上指向性更明確，而且與其他“港獨”組織相勾連。

黃之鋒，男，1996年10月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其父黃偉明是公民黨的一員。黃之鋒是“學民思潮”的召集人之一。也曾為“佔中”發起人之一。

有著“播獨”溫床之稱的香港大學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滲透的重點。多年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一直通過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資助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非法“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曾擔任該中心管理層成員。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著多年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顛覆和“顏色革命”的豐富經驗，對街頭政治這一套做法玩得很嫻熟。2003年阻撓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50萬人街頭運動，就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幕後組織、策劃和指揮的。由此可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已經成為影響香港穩定的最大黑手，其危害性遠超那些臺前的“港獨”分子。

不安分的索羅斯基金會

被稱為“金融大鱷”的美籍匈牙利猶太人喬治·索羅斯一直有著雙重身份，一方面是國際金融家，另一方面是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其掌控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SF）目前有37個地區辦公室，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項目。開放社會基金會稱，他們致力於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體制，政府值得信任，並且開放全民參與”。

喬治·索羅斯

但實際上，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所進行的活動大都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通過在其他國家教育、媒體、醫療衛生、法制、藝術、交通、經濟和人權等領域進行的援助和扶貧等活動，大肆輸出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尤其是在所在國的“街頭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之前東歐國家頻繁發生的“顏色革命”，就與索羅斯基金會有著很大關係。正因如此，近年來索羅斯基金會在很多國家的活動受挫，例如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都取消了該基金會的註冊資格。2015年，索羅斯基金會在俄羅斯被禁。俄方稱其為“不良分子”，對俄羅斯的安全和憲法秩序構成威脅。2017年11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指責索羅斯試圖分裂土耳其，隨後索羅斯基金會決定停止在土耳其的運營。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一直指責索羅斯基金會及其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操控移民和陰謀破壞歐洲的文化結構。2018年初，匈牙利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宣佈了“阻止索羅斯”的一攬子法案。在此情況下，索羅斯基金會在同年5月15日發表聲明撤出匈牙利。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

對於中國，索羅斯基金會很早就將鱷魚爪伸進了非政府領域。1986年初，索羅斯基金會曾向當時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願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此後，他將這種想法付諸實施，計劃在中國籌建索羅斯基金會中國分部。截至1989年，索羅斯已向中國相關機構提供了250萬美元捐款。1989年，索羅斯基金會撤離中國。

2004年之後，索羅斯基金會又開始悄然進入中國，行為模式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相似，也是通過民間渠道進行，以市場化手段操作，向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款項，主要集中於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訴訟、環境保護以及艾滋病防治等領域。據報道，索羅斯基金會僅在2005年就向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了近200萬美元，前面提到的“知愛行”也是其中之一，在2005年共得到了索羅斯基金會23.5952萬美元的資助。除了直接資助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索羅斯還通過其他境外組織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進行資助。此外，索羅斯基金會還在公共健康、信息與課題組與中國的一些大學進行合作，開展學術討論和課題項目研究。

索羅斯基金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活動近年來很是活躍，而且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一樣重點滲透香港大學。2017年3月香港《大公報》翻查DC Leaks網上公開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內部機密文件，獨家披露了索羅斯基金會從2015年起活躍於戴耀廷現職的港大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以及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合辦多個工作室、“公民領袖計劃”、“人權獎學金”及環球學術研討會等，並且還出資給戴耀廷出版書刊。在香港“街頭政治”的背後，索羅斯基金會顯然脫不了干係。

全美國際事務民主研究協會對於香港大學的滲透力度不亞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索羅斯基金會，例如港大的“民意研究所”就是由全美國際事務民主研究協會出錢資助，並提供技術支持。而這個“民意研究所”，完全是奔著政黨發展和城市政治而去。全美國際事務民主研究協會與美國政界的關係很密切，例如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就曾擔任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主席。

小心才不會出大錯

美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到底有多少呢？我國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曾在2012年3月30日發佈了一份長達110頁的《美國NGO（非政府組織）在華慈善活動分析報告》，首次通過大量文獻信息和數據調查，描述並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美國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的基本情況。根據這份報告，自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在華活動的非政府組織總數達1000家之多。

比較知名的除了上述幾家之外，還有亞洲基金會、美國民主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美國發展基金會、團結中心、國際關懷、美國家庭健康國際、美國特靈格研究中心、默沙東艾滋病基金會、孟山都基金會、可口可樂基金會、花旗集團基金會、陶氏化學公司基金會、柯達慈善信託基金、摩根大通基金會、摩托羅拉基金會、加州聯合石油公司基金會、德意志銀行美國基金會、世界宣明會（美國）、德國米索爾基金會、德國基督教發展服務社等。

雖然美國非政府組織名義上都不是官方機構，但它們實際上都無法割斷與美國政府、企業或宗教界的聯繫。例如亞洲基金會是美國國會在1954撥款成立的，美國眾議院曾在1983年關於《公法》的決議中專門列有關於亞洲基金會的條款，對亞洲基金會的工作予以肯定和表揚，從中可以看出亞洲基金會複雜的政治背景。

據《美國NGO（非政府組織）在華慈善活動分析報告》顯示，美國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主要是通過捐贈進行。在30年時間裡，美國非政府組織通過捐贈輸入中國的資金約為200億元人民幣，其中82%流入高等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及政府機構。也就是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主要資助對象並非中國的民間組織，而是體制內機構，這不禁讓人浮想聯翩。對此，《美國NGO（非政府組織）在華慈善活動分析報告》主編劉佑平表示，“這200億元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比美國企業2萬個億的影響還要大。”

對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既不能視之為洪水猛獸，也不可能掉以輕心。要想讓在華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真正將心思放在幫助中國上，而不是搗亂上，最關鍵的還是要實行依法監管。2016年4月28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2017年1月1日開始正式生效。這項法律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包括慈善及環保團體，在中國要向警方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非政府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而由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主要是通過捐贈在華開展活動，因此有必要對資金來源和去向進行有效監管。

編輯：王若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