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先生
2019年1月16日朱洪在《中華讀書報》發表《范文瀾晚年是否放棄闢佛之論？》一文，對我在2015年11月9日在《文匯讀書週報》所發《師緣十載漫思憶——讀〈吳江文稿〉及其他》一文中涉及範老闢佛論的部分提出質疑。我之所以沒有立即答覆，是因為朱文第一部分已全文引用拙文有關範老闢佛論的全部論點和論據；第二、六部分又重複解析拙文主旨，並一廂情願臆測範老言行，卻提不出有力證據。第三、四、五、七、八部分，則以趙樸（初）老在1984-1998年間的九次內容完全重複的談話為依據，臆斷範老的悔意——
他從前沒有讀過佛學，他寫的《中國通史》關於批判佛學的部分，都是找別人寫的，因為他沒有讀過佛學，所以他不寫，請人家寫，後來他自己讀佛學……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必須補課讀佛學，而且寫筆記。（朱文之5）
梁武帝了不起呀，范文瀾先生他在歷史書裡罵了梁武帝，後來他承認不對了。范文瀾說他不懂佛教，涉及佛教的東西是請別人寫的，這是范文瀾先生自己說的話。（朱文之4）
范文瀾先生在“文革”初期放棄全面“闢佛”的觀點，可謂是“頂風作案”，突破了“極左”的政治環境藩籬。（朱文之8）
朱文洋洋灑灑寫了一整版，實則二千字就能交代清楚。其上述論斷的唯一依據，就是趙樸老的那些重複的談話，而這些談話的唯一依據，就是據所謂範、周談話十多年後周建（人）老寫給趙樸老的兩封信中的片言隻語。因此，公佈周建老的兩封信原件是完全必要的。當然，即使全文公佈，它依然是個孤證。
我在1979年參加中央紀委瞿秋白案複查時，當面請教九十高齡的周建老（1889年出生），他女兒周曄始終陪伴在側。當他們知道我曾在近代史所通史組工作時，便說到範老生前與他們的交誼，卻未談及範老對佛教認識的“改變”。周建老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記憶力衰退，對人事、地點、時間等往往說不清楚，多半是周曄在旁加以補充或糾正。周建老寫給趙樸老的兩封信，應當與此同時或者更晚（據朱文所引，趙談此信最早是1984年9月）。孤證不立，何況兩封信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
周建老對範老史學思想（包括對佛教的認識）的瞭解，我不認為會比長期跟隨範老編著《中國通史簡編》的同事，諸如王崇武、王忠、蔡美彪、張遵騮、王其榘、卞孝萱、餘元安、喻松青、潘汝暄等了解得更多更深更全面更準確。我到通史組雖晚，與範老接觸不多，但對“文革”初期的情形，卻比周建老更為清楚。李新先生當時是通史組組長，是範老從中國人民大學調來協助修史的，他們之間無話不談。範老如果對佛教認知有改變，從闢佛到贊佛，絕不可能對李新和通史組同事祕而不宣。1968年夏，李納向範老傳達毛澤東請範老續寫《中國通史簡編》的指示後，範老如已放棄闢佛之論，更不會隱瞞自己的新觀點，讓助手們繼續他的闢佛之“誤”；“1969年7月，範老病重住院，在醫院中仍然找同志們商談以後的編寫計劃”（蔡美彪《回憶範老論學四則》，近代史所編《回望一甲子》，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七五四頁），卻未曾談及對闢佛論的悔意與修改。如果助手們已經知道範老有正“誤”之意，卻在後來各版通史中依舊保留闢佛原貌，一字不易，那將會怎樣的不堪，他們何以面對已逝的範老，何以面對廣大的讀者，又何以面對被範老視為“天縱之聖”，一直關注續寫通史的毛澤東主席呢？！請問朱洪先生，難道這是“很正常的”嗎？
"范文瀾先生
2019年1月16日朱洪在《中華讀書報》發表《范文瀾晚年是否放棄闢佛之論？》一文，對我在2015年11月9日在《文匯讀書週報》所發《師緣十載漫思憶——讀〈吳江文稿〉及其他》一文中涉及範老闢佛論的部分提出質疑。我之所以沒有立即答覆，是因為朱文第一部分已全文引用拙文有關範老闢佛論的全部論點和論據；第二、六部分又重複解析拙文主旨，並一廂情願臆測範老言行，卻提不出有力證據。第三、四、五、七、八部分，則以趙樸（初）老在1984-1998年間的九次內容完全重複的談話為依據，臆斷範老的悔意——
他從前沒有讀過佛學，他寫的《中國通史》關於批判佛學的部分，都是找別人寫的，因為他沒有讀過佛學，所以他不寫，請人家寫，後來他自己讀佛學……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必須補課讀佛學，而且寫筆記。（朱文之5）
梁武帝了不起呀，范文瀾先生他在歷史書裡罵了梁武帝，後來他承認不對了。范文瀾說他不懂佛教，涉及佛教的東西是請別人寫的，這是范文瀾先生自己說的話。（朱文之4）
范文瀾先生在“文革”初期放棄全面“闢佛”的觀點，可謂是“頂風作案”，突破了“極左”的政治環境藩籬。（朱文之8）
朱文洋洋灑灑寫了一整版，實則二千字就能交代清楚。其上述論斷的唯一依據，就是趙樸老的那些重複的談話，而這些談話的唯一依據，就是據所謂範、周談話十多年後周建（人）老寫給趙樸老的兩封信中的片言隻語。因此，公佈周建老的兩封信原件是完全必要的。當然，即使全文公佈，它依然是個孤證。
我在1979年參加中央紀委瞿秋白案複查時，當面請教九十高齡的周建老（1889年出生），他女兒周曄始終陪伴在側。當他們知道我曾在近代史所通史組工作時，便說到範老生前與他們的交誼，卻未談及範老對佛教認識的“改變”。周建老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記憶力衰退，對人事、地點、時間等往往說不清楚，多半是周曄在旁加以補充或糾正。周建老寫給趙樸老的兩封信，應當與此同時或者更晚（據朱文所引，趙談此信最早是1984年9月）。孤證不立，何況兩封信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
周建老對範老史學思想（包括對佛教的認識）的瞭解，我不認為會比長期跟隨範老編著《中國通史簡編》的同事，諸如王崇武、王忠、蔡美彪、張遵騮、王其榘、卞孝萱、餘元安、喻松青、潘汝暄等了解得更多更深更全面更準確。我到通史組雖晚，與範老接觸不多，但對“文革”初期的情形，卻比周建老更為清楚。李新先生當時是通史組組長，是範老從中國人民大學調來協助修史的，他們之間無話不談。範老如果對佛教認知有改變，從闢佛到贊佛，絕不可能對李新和通史組同事祕而不宣。1968年夏，李納向範老傳達毛澤東請範老續寫《中國通史簡編》的指示後，範老如已放棄闢佛之論，更不會隱瞞自己的新觀點，讓助手們繼續他的闢佛之“誤”；“1969年7月，範老病重住院，在醫院中仍然找同志們商談以後的編寫計劃”（蔡美彪《回憶範老論學四則》，近代史所編《回望一甲子》，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七五四頁），卻未曾談及對闢佛論的悔意與修改。如果助手們已經知道範老有正“誤”之意，卻在後來各版通史中依舊保留闢佛原貌，一字不易，那將會怎樣的不堪，他們何以面對已逝的範老，何以面對廣大的讀者，又何以面對被範老視為“天縱之聖”，一直關注續寫通史的毛澤東主席呢？！請問朱洪先生，難道這是“很正常的”嗎？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
至於趙樸老斷言《中國通史簡編》中佛教部分不是範老所寫，是他人寫的，卻又把闢佛論加之於範老，就更讓人莫名其妙。他一再說，這是“范文瀾先生自己說的話”，“而且寫筆記”。範老身邊的助手們卻沒有一個人聽到範老說的話，範老逝世後所遺文字中也未見到這些“筆記”（範老文稿，存於近代史所檔案館）。朱文中這些繪聲繪色的說辭，人們除了用“子虛烏有”四字予以判定，還能說什麼呢？不知朱洪在構築這些說辭時，是否讀過範老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如果讀過，他應當看到範老於1965年4月寫的如下文字——
本書（第三編）第七章中第一、第二兩節（即有關佛教的兩節——筆者）是張遵騮同志費五、六年功夫，分類錄出上百萬的佛教資料，我才有憑藉寫成這兩節。”（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二頁）
這段文字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國通史簡編》中有關佛教的兩節文字，是依據張遵騮所提供的百萬字資料由範老親筆寫成。面對範老與趙樸老截然相反的說法，人們應該作出怎樣的判斷，是不言自明的。如依趙樸老之見，佛教部分不是範老所著而由他人代寫，那麼，這人當非張遵騮莫屬。
然而，這種可能是沒有的。理由有二：其一，德高望重的範老不會掠人之美為己用，範老在出版說明中明白寫出張遵騮是資料的提供者、整理者，而非撰寫者。通史組其他同事，各有分工，不會參與佛教章節的撰寫；其二，張遵騮是清末大吏張之洞曾孫，夫人王憲鈿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自殺殉國的名臣王懿榮的曾孫女，兩夫妻都是好人、文化人，卻不無“文化遺民”色彩。張遵騮舊學根柢深厚，富有才華。青年時代美風儀，慷慨好義，樂善好施，嫉惡如仇，家國情懷強烈。但在經歷鼎革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已經完全變樣。低眉順眼，謹小慎微，言行常帶驚悚狀，沒有留下多少著述。（參見李大興《在生命這襲華袍背後》，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一四四頁、一九六頁）政治學習時，偶爾發言，多為隨風表態。顯而易見，範老通史中佛教文字，斷非幾乎是夾著尾巴做人的張先生手筆。
黎澍先生是文章大家，生前一再讚揚範老史筆與文風，說“範老的通史寫得流暢生動，使人愛讀，尤其是唐代文化部分，特別是佛學，很深的道理用平實易懂的話語寫出來，那是很少人能寫得出來的”。（《蔣大椿先生訪談錄》，《回望一甲子》，第四五二頁）讀者如果細讀《中國通史簡編》，便會相信，那深刻厚重又明白曉暢，雄辯自信又幽默風趣的文字，不是他人文字能夠替代的。佛教之論，尤其彰顯範老作為革命者兼學問家著述中的啟蒙性、批判性，以及個性的鋒芒和沖決的力量；從文風到詞采，論佛兩節，與前後各章節文字一脈相承，一氣呵成，行雲流水，毫無滯礙，哪裡會有他人插入之筆？！
2019年7月29日，是範老逝世50週年，謹以此文作為對範老的心祭與永懷。
作者：陳鐵健編輯製作：薛偉平責任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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