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大家介紹資中筠先生的一篇歷史雜文《方孝孺與布魯諾之死》，捍衛真理，而非捍衛死理。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態，

泰山之上，

羽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魯諾他們兩個相隔千萬裡，時差二百年，卻都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極刑（方孝孺被“磔於市”，也就是當眾凌遲處死，布魯諾則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二是他們二人的事蹟在我中學時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慘烈。但是現在細想他們各自所殉的“道”是什麼，引起對中國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異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允炆的老師。由於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後由皇太孫繼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當然地成為顧命老臣之一，儘管他年齡並不老（死時才四十五歲）。建文四年，燕王棣打到南京，是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從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樂帝，惠帝則“不知所終”。當時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邊的，有死保舊皇帝的，後者當然都被殺或自殺，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滅族”的不計其數。到那時為止，最重的刑律是滅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處是“滅十族”，那第“十”族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學生。據史書載，僅方一案，受株連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記得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一段時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們都對方孝孺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由衷敬佩。這也是傳統氣節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斯時也，文藝復興的朝陽升起在歐洲上空，驅趕著中世紀的黑暗。布魯諾的一生既坎坷又豐富，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才華橫溢，著述甚豐。他的宇宙觀與庫薩和哥白尼一脈相承，並發展了哥白尼的學說，提出了宇宙無限論。在當時，他所堅持的宇宙觀，既不容於舊的天主教，也不容於堅持亞里斯多德教條的新教。

與方孝孺株連學生相反，布魯諾是被他的學生出賣的。學生對老師產生種種不滿，向宗教法庭告發他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遂於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他受到嚴厲得多的羅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七年，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後終於被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給夾住。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見株連到其他人。

從方孝孺到布魯諾殉難的200年中，歐洲完成了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發生了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結束了神權統治，民族國家成型，為17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掃清障礙。

反觀這200多年的中國，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還是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明朝在內部殺戮、爭鬥中，在宦官、權臣、昏君專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諫之士人頭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士大夫或殉舊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重複著大同小異的歷史，憑據的還是大同小異的道統。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裡略來說，地球就是圍著太陽轉，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這就是科學。

方孝孺維護的是什麼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當皇帝，這裡面有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於國於民究竟有什麼區別？何況這甚至不是改朝換代，明朝還是朱家天下。朱棣說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說你姓方的管不著。可是至少從秦統一中國的兩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國士大夫為帝王的“家事”操心，獻出理想、忠誠，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

自從與西方邂逅吃了大虧之後，中國人一直在思考中國為什麼落後，以及從何時開始落後的。許多人不甘心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科學精神這一事實，總是舉出四大發明，還有古代諸多精湛技術的創造。事實上早已有人指出，技術不等於科學，因為沒有理論，不能舉一反三，無法普及。技術只是手段。印刷術和紙的發明確實偉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來的書傳播什麼思想。古代歐洲哲人著迷於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奧祕，不惜為與人間利害無關的真知而獻身，中國人缺的就是這種求真知。不論是一國之內還是國家之間，都有許多勾心鬥角的“謀略”，也出現形形色色的“謀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歷史上學而仕者只是少數，有大批超越於政治的獨立知識分子，而中國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貢獻給政治，而政治又等同於朝廷。

布魯諾和方孝孺的差別是他們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別。誰也不能否認我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我華夏民族智慧高度發達，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歸決定了不同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