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楊旭東走出看守所，作為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裡，他累計與重刑犯開展談話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
"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楊旭東走出看守所，作為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裡，他累計與重刑犯開展談話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
監區辦公室內掛著手銬等戒具。
"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楊旭東走出看守所，作為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裡，他累計與重刑犯開展談話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
監區辦公室內掛著手銬等戒具。
每個監區門口都張貼著勸導向善的宣傳畫。
"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楊旭東走出看守所，作為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裡，他累計與重刑犯開展談話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
監區辦公室內掛著手銬等戒具。
每個監區門口都張貼著勸導向善的宣傳畫。
投送監獄前，在押人員留給管教民警的信件，寫著“不要忘記我”。
早上是重刑犯監區最安靜的時候，重刑犯依法加戴腳鐐，整條通道的監室都聽得見鐵質的腳鐐撞擊地面的響聲。每天早晨，像醫生查房一樣，楊旭東要進入監室檢查，觀察在押人員的氣色，細緻檢查死刑犯的腳鐐，以發現他們情緒的蛛絲馬跡，防止發生意外。
有需要進行律師會見的、面臨開庭的重刑犯，也將由楊旭東帶著法警，路過一個個監室“提人”，所有情況裡，死刑犯最不願意面對的是執行死刑。
杭州市看守所分為男性監區、女性監區，每個監區內有數量不等的監室，為了安全，每個監室內有數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員。楊旭東是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裡，他累計與重刑犯開展談話7000人次以上。
幾年時間裡，管教的工作都在為整個訴訟服務，讓重刑犯平復心態、接受法律賦予他們的判決結果。
穿黃色衣服的人
看守所有嚴格的安全系統，進入看守所需要通過武警站崗的A、B兩道鐵門，這一項目被叫做“鐵桶工程”，除此以外，牆上有高壓電網，進入監區則需要通過掌紋鎖，監室大門也有鎖封閉著。
一進監區大門，消毒水的氣味從鼻子湧進來。2004年，楊旭東剛從特警支隊調職到看守所的時候，舊看守所建在山邊，七層樓高。南方空氣潮溼，到處是氤氳的水汽。抬頭往上看，灰色的牆面、狹窄的天空，圍牆上裝有高壓電網，站在最底層，像掉進井裡被困住的青蛙。
搬遷到現在的地址後，看守所變大了，園區內種著樹，到處顯得寬敞明亮。不過，對在押人員來說，監室永遠是七八米高的牆壁，和從屋頂上鑽出來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每天，在押人員有兩小時的室外活動時間，三十多平米的場地成了他們和外界接觸的日常空間。
還未判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關押在看守所，重刑犯監區的則大都是刑期長或已判決死刑的，等終審判決結果下來，他們或被送往監獄服刑，或直接被執行死刑。因此，重刑犯監區關押的也是最難管理的在押人員之一。
在押人員的衣服用顏色標記身份，以便對在押人員進行安全風險等級評估。綠色是疾病人員的標誌，紅色意味著新進入人員，黃色是最糟糕的顏色，穿黃色的都是重刑犯。
到了看守所，楊旭東會問在押人員三個問題：
你是什麼身份？
你為什麼被抓進來？
你來這裡是幹什麼的？
這三個問題的標準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為涉嫌犯罪被抓進來，我是來改正錯誤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楊旭東發現，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現得和別人不一樣來引起民警的關注，這樣能被叫去談話。
和重刑犯談話
在重刑犯監區工作的時候，談話是楊旭東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後、傍晚下班前，楊旭東都要去監室查監，觀察在押人員的氣色，以發現他們情緒的蛛絲馬跡。有一次，有個在押人員看見楊旭東到監室門口，把腦袋低下來了。楊旭東找他談話，又向同監室的人打聽，才知道他看見自己家裡的來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沒給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來信都要經過民警的檢查，透露案情的、影響在押人員情緒的會被暫時扣留，由相關部門進行審查，而對在押人員來說，這是他們和家人直接聯繫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來的東西也要經過嚴格安檢，帶鐵絲的、硬塑料的、內衣的鋼圈，都要被處理掉。
為了安全，監室內取消了高臺，勺子換成了特製的硅膠軟勺，筆用的是定製的紙殼。
楊旭東最擔心意外事故，“這會影響到審判和執行的程序。”
每個監室口都有兩間談話室，看起來像普通辦公室，有辦公桌、旋轉座椅和電腦、書櫃，唯一不一樣的是中間透明硬玻璃的牆面和正對面白色的談話椅。透明牆面是方便隔壁房間的人隨時觀察動態，而談話椅是在押人員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鐵質的談話椅扶手旁邊掛著手銬，在押人員們坐在上面，要用手銬把他們和椅子臨時固定在一起，以確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長李紅覺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會大媽，“調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個個地談話，瞭解案情、瞭解家裡的情況、身體情況，如果情緒不穩定還要開導安撫。”
通過談話，民警留意在押人員的情緒，監控室的黑板上，記錄著要重點觀察的在押人員，收到裁決書的、律師會見的、判決剛下來的。有在押人員告訴民警張軍，他討厭自己的父母，覺得他們對自己毫不關心，法院開庭的時候，他要求父母離場才願意開口，但是他信任張軍。有在押人員告訴張軍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隱祕的初戀、小時候和父親的仇恨……民警成了他們的傾訴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監控視頻。張軍發現，在押人員也會躲在被子裡哭，會把家裡的來信翻來覆去地看。
張軍遇到過一個被判處死刑的殺人犯，每天蜷在被子裡哭，還企圖自殺。張軍找他談話，反反覆覆勸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兩個小時才能讓他冷靜下來。管教的談話是為了讓他們“放鬆一點”，從案子、對家庭的思念裡掙脫出來。
並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願意談話。為了在談話時讓在押人員開口，有民警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員找來了佛經，有民警為了聾啞在押人員學啞語，有民警學了醫務知識和畫畫，楊旭東曾經輾轉要來在押人員兒子的照片，還自己掏錢給他們買蘋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國琴在看守所裡給在押人員過生日。
那是個特殊的生日會，半個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媽媽給女兒寫信，在信裡“希望管教能給她一個擁抱”。杭國琴買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會議室裡組織同監區十多個在押人員一起給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給杭國琴寫信，說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獄後，“我會第一時間請你吃蛋糕”。
女性監區關押的在押人員比男性監區少一些，男性監區的牆上寫著《論語》、《弟子規》，女子分所的牆上寫的都是和“愛”相關的主題，教導她們“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有一面通往監室的牆，用三十多種字體寫了“愛”，拼成一個巨大的愛心。
女警們能說上來每個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齡、家庭成員，有個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剛生下來兩天就把孩子丟到外面，最後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殺人罪，送到看守所裡的時候還沒出月子，民警給她準備了紅糖、紅棗，每天有雞蛋湯喝。
在看守所裡，在押者在極度的恐懼情況下容易生病，感冒、發燒、心慌。有的在押人員不願意配合治療，“治不治也沒什麼意義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樣勸說他們，在法律上，死刑複核還未通過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權。去年，看守所關押了幾個在押人員，向管教反映沒有書看。每個季度，在押人員還有一次買書的機會，可以自己從送來的書單裡勾選書目。
死刑案件都必須經過三級法院的審判和複核，流程複雜，在看守所關押的時間長達數年。按照規定，民警需要對重刑犯進行每月至少兩次的談話，這意味著每個死刑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從入所，到判決、執行死刑，管教民警要進行一百多次談話，楊旭東覺得，對他們甚至比自己的兒子都關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難管理的是，他們已經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紅勸他們，法律沒有最後裁定，就還有希望。
有個女性在押人員，因為販毒進了看守所，自認為不嚴重，幾年就能出去。一審開庭後，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從法庭送回來的時候垂著頭，步子緩慢，別人叫她也沒反應。
李紅每天去看看她，監室裡，大家都在看書，只有她坐在監室內一動不動。李紅找她談話，坐在椅子上，她耷拉著頭，只願意“嗯”幾聲。李紅著急，擔心她尋短見。最後從同監室的在押人員那裡得知，她經常提到自己的小兒子。李紅找了她的丈夫，小兒子還不會寫字，給她在紙上畫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紅順勢勸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兒子，積極改造，主動立功，說不定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監獄的時候，在押人員往往會感謝自己的管教。各個監區各有分別，剛入所進入過渡監區，而根據疾病情況或身體狀況，有專門的艾滋病監區，等判決下來、還未進入監獄前，有已決監區。所以，在押人員往往待過多個監區，由不同民警管理過。在送往監獄時，會挨個叫出來民警的名字，對他們表示感謝。
李紅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幫到她們。她記得一個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時候，不願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線。李紅帶著民警、還有她的律師輪番勸她，勸了兩個多月，從她的男朋友談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經歷，王琪表現得也挺配合，什麼都願意聊，唯獨問到案情，低著頭不說話。
後來，李紅打聽到，女孩家庭環境複雜，小時候，被父母送了人，由養父母帶大。李紅找到了她的養父母，拿了幾張她小時候的照片。李紅告訴王琪，她被捕後，養母生了場病，每天哭著說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當天晚上檢查監室的時候，王琪主動向李紅報告，願意揭發自己的上下線。
因為立功，王琪從死刑改判為死緩。
按照法律規定，死刑犯需要戴著鐵質腳鐐，宣佈改判那天，李紅帶著另一個民警，把王琪的腳鐐卸掉了。
李紅覺得自己像老師，“管的是特殊的學生，表現好我們要表揚，表現差也要嚴格懲罰。”
“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判決後，死刑犯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但要到哪一天被執行死刑，就連看守所民警也得當天才知道。
死刑犯執行當天，楊旭東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來後，一起去監區“提人”。押解警車有面包車大小，看起來莊重、嚴肅，送死刑犯走完最後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員更敏感，民警忽然對他態度變好了、變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緊張。曾經有個生了病的重刑犯，為了他的身體好，民警經看守所所長審批同意給他加一個雞蛋，結果他看著雞蛋不願意吃，哭著問，“是準備送我上路了嗎？”
有個死刑犯一審被判處死刑後，心裡感到絕望，時常頂撞民警、違反規定，一次，大叫著問民警，“我已經這樣了，還要怎麼樣？”楊旭東找到了他的家人，勸說家人給他寫信，還在他生日的時候買了個小蛋糕。直到一年後執行，這個死刑犯再也沒有違反監室規定。他給楊旭東留了一封信：“謝謝楊管教，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在看守所裡，民警扮演著家長的角色。艾滋病監區的在押人員給楊旭東起外號叫“楊媽媽”，另一位姓錢的民警是“錢嬤嬤”，曾經，有個年輕的重刑犯持續不聽管教，楊旭東輾轉找到了他的母親，進入看守所以後，母親不願意再見他。
楊旭東把其母說動了，兩個人見了一面，從此那個小夥子願意聽話了。
楊旭東和同事們管理的在押人員裡，有部分是年輕人。談話的時候，張軍發現，他們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楊旭東記得一個因為搶劫入獄的年輕人張歡(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時間裡，疼愛他的姥姥、姥爺相繼去世，楊旭東給他的媽媽打電話，希望能來看看他，讓他對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貴的東西，民警們鼓勵家人多來看望在押人員，李紅髮現，有在押人員收到了家裡送來的衣服會開心，連續幾天都表現得積極主動。
張歡被帶離監室的時候是個冬天，楊旭東聽到消息跑過去，看到了押解警車前的張歡，張歡眼眶紅了，離著楊旭東幾米遠，喊著請求他，“如果我以後能有個墳，希望楊隊有空來看看我。”
那是楊旭東和張歡的最後一面。
人生終點，法律裁定
“整個法律有訴訟過程，我們要保證在看守所羈押期間不出問題。”楊旭東說，五年前，他遇到過一位因販毒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時，前來對接的民警提醒楊旭東：“這人身體不好，之前住院時企圖挾持護士，你們當心點。”
洪方是艾滋病人，楊旭東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監區，身上穿防護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監室裡的在押人員不願意理他，低著頭沒人說話。兩個多月時間裡，艾滋病監區成了最難管理的。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員的關係，民警們開了個會，決定要從心裡放下對艾滋病的恐懼，要“零距離”管理，親手給他們剪指甲、理髮，每天進監室裡面對面談話。
此後，他們脫了防護服，只戴著手套進監區。
用了一年時間，楊旭東干脆把手套脫了，現在，進艾滋病監區和進別的監區沒什麼兩樣。
2018年，因為艾滋病併發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異常，住了好幾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醫回來，楊旭東都會去看看他——臉色越來越黑，瘦了，臉上能看出來骨骼的形狀，連吃飯也變少了。但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只要他的死刑複核程序還沒下來，他就是個病人，必須全力給他治病。”生病以後，民警圍著他跑。一個司機，一個保安，加上至少三個民警輪班看護，從早到晚。
最後，洪方在HIV病毒終結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執行死刑，他的人生終點是法律裁定的。
楊旭東記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販陳凱(化名)，他的案件證據確鑿，他卻堅持不肯認罪，一審判決死刑後，陳凱不願意接受，一直堅持上訴，直到案件由高級法院發回重審。
陳凱在押的時間裡，楊旭東和他談話上百次，“比我跟我兒子聊得都多”。陳凱在監室裡表現得規規矩矩，楊旭東已經習慣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時候能看見他。突然，重審結果下來了，依舊是死刑。
執行死刑當天，楊旭東接到通知，去監室看了陳凱最後一眼。他剛吃過早飯，像往常一樣，盤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楊旭東走到門口，透過鐵門，陳凱抬頭看了看他，又低下了頭。
腳鐐碰在地上的聲音又一次響起了。
新京報記者 衛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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