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說，《特赦1959》這個電視劇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和之前的《停戰之後》等同題材的影視劇相比，也有一些問題。
可以看得出來，《特赦》是很想極力的表現得中立一些的，不想矮化這些被俘的國軍高級將領，乃至於再有些地方甚至是再刻意的拔高，以為之後的轉化做好鋪墊。比如這些人一開始都有些頑固不化的思想，在之後主要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基本上完成了這個轉化。
但是實際上，國軍將領本身也是每個人的經歷，性格都不相同，有些人比較頑固，有些人比較靈活，有些人在戰後擔心共產黨會像他們以前對待被俘的共產黨那樣對待他們，也就是把他們殺掉，所以在等著給蔣家王朝當忠臣義士。也有些人因為在不同時期有過這樣那樣的劣跡，是比較擔心自己會被殺的。
但大多數這種將領再被俘後很快就意識到，共產黨比他們想象的要寬宏大度的多，並不是要殺他們，而是希望對他們進行一番改造和教育之後，就讓他們做別的工作，能夠自食其力，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大多數人對教育改造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逐步轉變了思想，才得到了新生。
總體來說，《特赦1959》這個電視劇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和之前的《停戰之後》等同題材的影視劇相比，也有一些問題。
可以看得出來，《特赦》是很想極力的表現得中立一些的，不想矮化這些被俘的國軍高級將領，乃至於再有些地方甚至是再刻意的拔高，以為之後的轉化做好鋪墊。比如這些人一開始都有些頑固不化的思想，在之後主要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基本上完成了這個轉化。
但是實際上，國軍將領本身也是每個人的經歷，性格都不相同，有些人比較頑固，有些人比較靈活，有些人在戰後擔心共產黨會像他們以前對待被俘的共產黨那樣對待他們，也就是把他們殺掉，所以在等著給蔣家王朝當忠臣義士。也有些人因為在不同時期有過這樣那樣的劣跡，是比較擔心自己會被殺的。
但大多數這種將領再被俘後很快就意識到，共產黨比他們想象的要寬宏大度的多，並不是要殺他們，而是希望對他們進行一番改造和教育之後，就讓他們做別的工作，能夠自食其力，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大多數人對教育改造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逐步轉變了思想，才得到了新生。
也有一些將領實際上在解放戰爭後期本身就已經比較沒有信心了，是準備投降的，只是沒有找到更好的機會，所以才稀裡糊塗的當了俘虜。比如文強，也就是劇中的劉安國的原型，雖然也一直比較頑固，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對蔣特別忠誠，而是因為他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撒嬌一樣的認為毛週一定會記得他，對他有什麼特殊待遇。
還有一些人隊蔣的感情是比較複雜的。比如廖耀湘，雖然也是黃埔六期出身，抗戰期間火箭速度上升，被委以重任，但他和蔣之間本身也是有矛盾的。在1948年初新五軍被解放軍殲滅後，國軍統帥部認為是廖耀湘不肯救援，蔣在東北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時曾經說過，要軍法從事，追究責任。而且廖耀湘本人在遼瀋戰役期間又反對出遼西救援錦州，和蔣的矛盾是比較深的。
杜聿明和蔣之間其實也是又比較深的矛盾的。杜聿明在東北本來打得還不錯，蔣臨時撤換了他，換上陳誠，後來陳誠不行，又換成衛立煌，預訂杜聿明是要取徐州指揮徐蚌會戰的，但是卻臨時被將拉到東北去了。杜聿明回到徐州時戰局已經比較糟糕，所以杜聿明提出打就不能撤，撤就不能打得主張，蔣本來同意了，結果杜聿明撤離徐州後，將卻嚴令改變計劃，救援黃維兵團，導致杜聿明集團被包圍。
總體來說，《特赦1959》這個電視劇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和之前的《停戰之後》等同題材的影視劇相比，也有一些問題。
可以看得出來，《特赦》是很想極力的表現得中立一些的，不想矮化這些被俘的國軍高級將領，乃至於再有些地方甚至是再刻意的拔高，以為之後的轉化做好鋪墊。比如這些人一開始都有些頑固不化的思想，在之後主要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才基本上完成了這個轉化。
但是實際上，國軍將領本身也是每個人的經歷，性格都不相同，有些人比較頑固，有些人比較靈活，有些人在戰後擔心共產黨會像他們以前對待被俘的共產黨那樣對待他們，也就是把他們殺掉，所以在等著給蔣家王朝當忠臣義士。也有些人因為在不同時期有過這樣那樣的劣跡，是比較擔心自己會被殺的。
但大多數這種將領再被俘後很快就意識到，共產黨比他們想象的要寬宏大度的多，並不是要殺他們，而是希望對他們進行一番改造和教育之後，就讓他們做別的工作，能夠自食其力，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大多數人對教育改造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逐步轉變了思想，才得到了新生。
也有一些將領實際上在解放戰爭後期本身就已經比較沒有信心了，是準備投降的，只是沒有找到更好的機會，所以才稀裡糊塗的當了俘虜。比如文強，也就是劇中的劉安國的原型，雖然也一直比較頑固，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對蔣特別忠誠，而是因為他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撒嬌一樣的認為毛週一定會記得他，對他有什麼特殊待遇。
還有一些人隊蔣的感情是比較複雜的。比如廖耀湘，雖然也是黃埔六期出身，抗戰期間火箭速度上升，被委以重任，但他和蔣之間本身也是有矛盾的。在1948年初新五軍被解放軍殲滅後，國軍統帥部認為是廖耀湘不肯救援，蔣在東北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時曾經說過，要軍法從事，追究責任。而且廖耀湘本人在遼瀋戰役期間又反對出遼西救援錦州，和蔣的矛盾是比較深的。
杜聿明和蔣之間其實也是又比較深的矛盾的。杜聿明在東北本來打得還不錯，蔣臨時撤換了他，換上陳誠，後來陳誠不行，又換成衛立煌，預訂杜聿明是要取徐州指揮徐蚌會戰的，但是卻臨時被將拉到東北去了。杜聿明回到徐州時戰局已經比較糟糕，所以杜聿明提出打就不能撤，撤就不能打得主張，蔣本來同意了，結果杜聿明撤離徐州後，將卻嚴令改變計劃，救援黃維兵團，導致杜聿明集團被包圍。
還有一個問題在於，這些人在不同時期得回憶其實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之後，由於環境開始變得寬鬆，社會上也以曾經有過地富反壞右祖上為榮，這些人也不再忌諱順他們與蔣的關係了。所以，有些人對蔣的評價比以前高一些了，乃至有些故意誇大他們與蔣的關係的密切程度。有些人也另外以個人名義出版了回憶錄，就出現了很多前後不一樣的情況，乃至讓人覺得他們之前的心服口服其實也是形勢所迫，內心並不以為然。
這其實是回憶錄的正常狀態，所有人都這樣。同樣的經歷，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下，回憶起來的時候會完全不一樣。所以史學界一般都對回憶錄的資料價值是有所保留的。而《特赦》似乎就是過多參考了這些人在八十年代以後的回憶錄的敘述，而沒有意識到回憶錄也可能是存在誤導的。
說到底，他們這些人在國民黨中本來就已經是精英了，在當時的中國也是精英中的精英，絕大多數人其實腦子是比較好用的，比較靈活，也很會對形勢進行分析判斷並做出相對應的行動來跟上時代。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他們這些人也不會傻到頑固到底，非要哭著喊著給那個畢竟東流去的時代殉葬。既然已經到了功德林，當然想得更多的是怎麼能夠做一點有積極意義的事，改善自己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