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元顯成為帝國執政官之後，自以為做得不錯。因為他不但把不服自己的地方大佬全部打敗，更在中央政府一家獨大。
從表面上看，司馬元顯的權力已經達到了頂峰。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一個事實：司馬元顯的權力並沒有擴張多少。
先看地方政府：王恭雖然倒臺，但劉牢之崛起了；殷仲堪雖然倒臺，但桓玄崛起了。
再看中央政府：司馬元顯一系獨步朝堂。從樂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司馬元顯實力大增；從悲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司馬元顯進一步被孤立。
謝安被排擠出局，標誌著東晉士族政治走過了它最輝煌的階段；司馬元顯崛起，標誌著東晉士族政治逐漸走向末路。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後，司馬皇族逐漸拋棄了自己豪門士族的身份，開始大規模集權。無論是中央高官還是地方要員，我們都看不到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豪門士族代表了。
在東晉帝國的視力範圍內，豪門士族依然在鼓吹門第和血統的重要性，但他們已經無法阻止皇權的復興，更無法阻止寒族子弟暫露頭角。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前，東晉地方政府最有權勢的三個人是王恭、殷仲堪和庾楷，這三個人都是根正苗紅的豪門士族。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後，東晉地方政府最有權勢的三個人是桓玄、劉牢之和司馬尚之兄弟。從家庭出身來看：劉牢之和豪門士族完全不沾邊，司馬尚之兄弟和桓玄的家庭出身雖然與豪門士族有關，但司馬尚之兄弟是皇族成員，而桓玄是地方豪強（桓玄獲取權力的方式，並不為豪門士族所認可）。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前，拋開皇族成員不算，東晉中央政府最有權勢的兩個人是王珣和王國寶，這三個人也是根正苗紅的豪門士族。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後，東晉中央政府已沒有一個值得稱道的豪門士族代表了。
這只是東晉士族政治一蹶不振的開始，幾年之後，整個江南地區的軍政要員，連一個所謂的豪門士族代表都看不到了。
很多人看到劉裕、何無忌和劉毅等寒門子弟，率領一群烏合之眾就能闖入朝堂，佔據核心地位，總會認為他們英勇無敵。其實，這一切都建立在東晉士族政治日漸衰弱的基礎之上，往前推個二三十年，他們就算再英勇無敵，也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早在劉裕、何無忌和劉毅等人之前，就已經有一個寒門子弟，率領一群烏合之眾，成為了東晉的風雲人物，他的名字叫孫恩。
孫恩有多草根呢？他不但不是豪門士族出身，就連劉裕等人都比不上。因為劉裕等人好歹還是軍隊中的高級將領，而孫恩只是一個被政府通緝的逃犯。
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於海。——《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
孫恩在被通緝之前，只是五斗米道的一個道士，《晉書》對他的稱呼是“妖賊”。
孫恩造反之後，先是殺死了王氏代表人物王凝之，隨後又殺死了謝氏代表人物謝琰。雖然孫恩最終失敗了，但他把東晉攪了個天翻地覆。孫恩失敗之後，他的後繼者盧循和徐道覆，更是殺死了何無忌，把劉毅打得大敗，最後與劉裕打得旗鼓相當。
如果用英雄史觀來分析問題，我們在說到劉裕崛起時，總會過分強調他的個人能力，而不是從社會背景去分析劉裕的成功。
在東晉末期，寒門子弟一個接一個地崛起於歷史舞臺，從最初的劉牢之，到後來的孫恩，以及再之後的劉裕、劉毅、何無忌、盧循和徐道覆等人。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絕不是用某人英勇無敵就能解釋得通的，因為這根本不是偶然現象。
東晉士族政治穩定之時，通常會造成一種局面：帝國的政治生態帶有強烈的“民主共和”色彩。
在成熟的東晉士族政治下，沒有人可以隻手遮天，帝國主要的軍政事務，都是由眾多豪門士族的代表人物共同決策的。
在這種背景下，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宣洩的渠道會非常多。因為這個社會絕不是某個人或某股力量一手掌控的。
在這種背景下，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絕不會想到使用“聚眾造反”這麼極端的方式來宣洩。而是通過支持某個豪門士族的方式，來謀求自己的現實利益。
可隨著豪門士族的衰弱，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之後，已經無法通過支持某個豪門士族的方式來謀求利益了。
因為當時的豪門士族，已經被某個強勢人物壓制得自身難保，哪有維持平衡的能力呢？
司馬元顯成為執政官之後，就開始完全無視東晉士族社會的遊戲規則。而面對這個無法無天的少壯皇族，那些豪門士族的代表人物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憑心而論，我非常理解司馬元顯試圖集權的想法。但司馬元顯過於年輕，做事情非常急躁。如果他的動作能夠溫柔一點，結果可能會變得不同。
史書在寫到孫恩叛亂的背景時，是這樣記錄的：司馬元顯既嚴厲又刻薄，從不把別人的性命當回事。調發東方各郡中的奴僕放免為佃客的人，稱為“樂屬”，遷移安派到京城來抵充兵役，東方各郡群情喧然，他們都感到困苦。
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晉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三十四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豪門士族強盛的時期，肯定會有強勢的豪門士族代表人物站出來領銜反對司馬元顯。但在哪個豪門士族早已衰弱的時期，他們縱然對司馬元顯有萬般不滿，卻也沒人敢帶頭站出來反抗。
在這種背景下，孫恩橫空出世。孫恩領導的這次叛亂，可以稱之為“東晉版黃巾叛亂”，只不過規模比起漢末的正版叛亂小了許多。
那些利益受損的人，通過支持孫恩造反來宣洩自己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面對這種如火如荼的造反行徑，豪門士族的心情肯定是極度矛盾的。
他們不願意支持孫恩，因為這種行為必然會威脅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又不得不支持孫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司馬元顯有所收斂。
如果豪門士族階層的利益一致，那麼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縱使有再多不滿，也很難有一個宣洩的渠道。比如說“士庶天隔”，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肯定有許多不滿，但那又能怎樣呢？誰敢公然反對呢？
如果豪門士族階層的利益出現巨大分歧，那麼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的不滿情緒，相對就容易宣洩出來。至少在這種情緒醞釀之時，會變得相當容易和迅速。因為在人們紛紛發表“反動”言論並做出各種串聯的時候，各地的豪門士族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有甚者還會煽風點火。
因為各地的豪門士族都無力或也不敢反對中央政府，所以他們就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迫使中央政府的執政官改變決策。
但民心好利用，卻難以控制。當豪門士族階層發現民心已難以控制之時，一切都已經晚了，這就是孫恩叛亂可以迅速出現並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孫恩畢竟是體制外的力量，他無法與東晉利益集團融合在一起。東晉的利益集團為了給司馬元顯造成壓力，或許會有意無意地默許和縱容孫恩的造反行為，卻絕不會真正支持孫恩推翻東晉。
東晉的利益集團，不但包括那些豪門士族，還包括那些體制內獲利的寒門子弟（主要以北府兵將領為主），他們的合力是極其強大的。
在這種背景下，孫恩縱然可以稱雄一時，卻還是免不了走向失敗。史書記載孫恩投海自盡，他的信徒們卻認為孫恩獲得了永生，稱他為“水仙”。
據說，在今天的浙江臨海，還有“水仙廟”，就是用來供奉孫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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