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宋、南明，是三個都位於長江以北、且都主要由漢人組成、與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處在對峙狀態的偏安政權。三者在歷史上的境遇有著很大的相似度，那麼從歷史視角來看，將此三個政權放在所處的環境裡平行對比，究竟哪一個是做得最好的？

國祚與疆域的比較

最為直觀的可以從國祚和疆域說起。

東晉支持了一百零三年，在與前秦對峙時，東晉的邊界由揚州向西，往荊州，再往瀘州，即今日重慶一帶延伸，淝水之戰後又收復了黃河以南的故土；南宋支持了一百五十二年，北部疆界則是淮水——渭水，西至成都；南明前期曾控制了江淮、江南和西南大部分地區，後來清軍入侵，明軍全程潰逃，僅僅四十年就在大陸無容身寸土。

這是三者的基本情況，嘗試取個平均值來看，南宋和東晉其實不相上下，短命的南明雖然開始的疆域是最大的，但總體上根本不能與前兩者相較。

但國祚與疆域的比較是果，以下四個維度的比較才是因。

東晉版圖

政治體系方面的比較

政治情況上，首先東晉和後兩個政權有著很大不同。

晉代承襲三國，雖然三國的時間持續不長，但基本能說明從三國起到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特點：沒有一個強力的統一的中央權力，皇帝還不是最高政治舞臺上絕對的主角，世家大族才是——即後世所稱的“士族”。

南宋和南明則不存在這種局面了，皇權在統治中的比重佔絕對的主體地位。

內在體制的不同發展出不同的政治生態。東晉的士族政治類似西方的貴族政治，是在本就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裡挑選官吏，所以出現了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名門。東晉的政治鬥爭也主要發生在士族之間。而當時的名門子弟中，才貌雙全、具有文韜武略的風流人物大有人在，東晉著名的淝水之戰也是謝氏子弟的功業。所以即使東晉一百年換了十一個皇帝，平均下來幾年就換一次代，士族也仍然能在皇室不濟的時候維持國家運行。

南宋以後則不然，君主專制早已發展成熟，所以除去亡國的宋懷宗只在位七年以外，其他皇帝都統治了十年以上，基本都是幾十年，這是南宋維持穩定的首要條件；在君主專制下，南宋的統治集團是由文官組成的，而這些文官的生殺予奪都取決於朝廷，絕無所謂有權有勢的家族能夠與朝廷硬抗；南宋的政治鬥爭則發生在士人形成的黨派之間，黨派雖然也是一個官僚與官僚形成的組織，但在培養人才、形成家學家風這方面，則遠不可以與士族相較。

不過，士族政治終歸是造成了權力的分散而非凝聚，這對於一個國家的穩定而言，是在根基上埋下了禍患，導致統治階層其實是一個聯盟而非一個整體。

東晉最終亡於用士族大將鎮守重要地區，掌兵廢除皇帝，基本歸於內因；而南宋的文官體制雖然深受制於皇權，不適合創造人才，但卻遠比士族可靠。南宋的滅亡更主要是因為蒙元，其次是軍事弊端，但政治體制上，南宋的政治體制比東晉更對維持國家運行有利。

南明的政治體制其實也很完善，與宋制相差不大，但南明諸王林立，諸王之上卻沒有掌權者，諸王之間甚至還自相殘殺，政治上實在沒什麼建樹。

南宋版圖

經濟方面的比較：

經濟發展方式上，東晉與南宋也情況相異。

東晉時漢人南遷史尚處於早期，在孫吳時代的開發和北人攜帶農業技術南遷後，南方的土地才得到開發。即便如此，東晉時南方的經濟情況也不能與北方相較。

南宋則相較之下十分優秀，不僅農業上長江中下游平原在先進的農業技術下成為了產糧重地，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稱，而且商業發展異常繁榮。南宋內地從城市到鄉村，集市處處可見，像臨安這樣的大都市幾乎全天都有商業活動：

“臨安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夢樑錄》）。

更可貴的是南宋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促進了工商業發展，還促進了南宋的對外聯繫，對比起南明對外聯繫基本只限逃命以外，這是多麼有利且明智的做法。總之，經濟上，南宋可謂毫無爭議地拔得頭籌。

文化方面的比較

文化上東晉和南宋則難以分出高下，一方面是都有著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則都有著審美價值。 東晉之前只經歷過西晉短暫而黑暗的統一，西晉在文化上除了打壓和抑制，並沒有改變從漢末亂世以來的文化風氣。總體上，東晉的文化風格是混亂、消極、但自由而且深刻的。

在經歷過漢朝的文化一統和對儒家的過分信仰以後，漢末以來，讀書人都不得不在戰亂中重新思考人生和現實——“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即使是在“今日良宴會”時，亂世中人也如此悲觀。所以，入世者重新鑽研起百家學說，如用法家、兵家的建議適應割據閥族擴展征戰和鞏固統治的需要；也有出世者選擇鑽研道家學說來維持內心的寧靜。

東晉時戰亂減少，則高門之中尊尚道家之風盛行，一時隱逸、清談成為上層社會的風尚。在不否認儒家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高潔傲岸的隱士人格也逐漸被推崇。

而道家本身的重點就在於多以天的視角來觀察萬物，所以老子講“道法自然”，莊子講“萬物與我為一”，天與人之間本就有無窮的哲學關係可供研討，故出現了對老莊、《易》解說與研究的玄學，謝安、陶淵明皆對此有所造詣，竹林七賢都善於玄學清談。

除了哲學上難得的發展，東晉的書法藝術可謂獨樹一幟，著名的琅琊王氏一項聞名的技能就是書法漂亮，可謂家傳，王羲之、獻之皆出於此。此外佛教講經的興起也是在東晉末年，對於佛教的傳播與融入也十分重要。

南宋時，整個民族的文化性格基本已經定型，而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社會背景下，思想總體上是統一、中庸、精細、經世致用的。儒學作為官學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已經再度上升，所以思想上的集成主要是針對儒家，從而出現了朱熹這樣對儒家思想進行解釋、分析、整理的大成者。但處於君主專制成熟環境下，思想失去了自由的土壤，也失去了避免往不自由方向發展的自由，儒學雖然變細緻了但也變得刻板，且功利，因為東晉時文化和政治還沒有科舉制誕生後那樣關係緊密。

而南宋的娛樂文化則是宋詞，但宋詞在本質上只能從屬於詩歌，它誕生和發展的資歷使它不足以達到詩的深度和高度，所以即便宋詞在語言和韻律上工筆精巧，但其普世價值卻不一定能和言語粗糲的晉詩相較，畢竟一個兩個蘇軾、辛棄疾，確實不能改變宋詞的性質。

總之，南宋的文化雖然確實繁盛美麗一時，但許多隻用於穩固一兩個朝代的思想，如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卻要我們花數十年、百年的時間去糾正和擺脫其桎梏。一定要判斷價值的話，東晉在文化發展實質上的貢獻勝於南宋。

軍事方面的比較：

最後則是由前面幾個因素所共同影響的軍事情況。軍事上若要比較，東晉卻比南宋做的要好。

淝水之戰，東晉以弱勝強；祖狄、周訪、周撫、陶侃等將領也打下過一系列勝仗，而且東晉比起南宋從無對外一讓再讓；南宋則一直處於守勢，對外納貢稱臣，難得戰勝一次也訂下澶淵之盟妥協。南明則一敗塗地，內部殘殺，不提。

何以致斯？

政治和文化為兩個主要原因。

政治原因上，兩個朝代都承前制，而晉朝是世兵制為主，募兵制只補充兵力；世兵制是由於長年戰亂出現專司作戰的“軍戶”，子承父業，甚至祖孫三代都為兵；這樣能保持很多勢力穩定的作戰力量；而且士族政治下，兵權外重內輕，地方將兵之間有相對穩定的關係；所以軍隊戰鬥力強，且大頭本就在地方上，作戰應對及時。

而南宋承北宋，對於軍事政策採取了強幹弱枝的做法，在中央囤積大批禁軍時削弱地方軍，而且將領經常調任輪換，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北宋的做法又是承唐的，在全國改為以募兵制為主以後，帶出了一大批驕兵悍卒，儘管宋朝在軍隊上的支出也相當大。

文化原因上，東晉距離頻繁征戰的漢末三國不遠，秦漢尚武之風尚未散盡，而掌權者也大多是手握兵權的武將，所以當時武功仍然受人崇尚；東晉的武將得以憑藉武功受人尊崇，謀得地位，自然有帶領兵士不斷嘗試北伐的慾望，東晉由此在許多戰事上佔有主動地位。

而南宋在經歷北宋的重文抑武以後，武將的地位已深受打擊，民間尚武之風也基本不復，招募去的兵士大多隻是以混飯吃為目的。全國不思武事，南宋武將如岳飛等人的下場也看到了，南宋整個怕戰的習性不可轉變；所以澶淵之盟雖然也不失為合理的決定，但意味著南宋放棄了主動反攻的意圖。

總結：

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個維度比較下來，南明首先三振出局，而東晉和南宋各有可圈可點之處。

若再把東晉和南宋直接對峙一番，要麼百年內東晉打下南宋，否則就大概要看著東晉自己玩完了。

若以現實的眼光來看，擁有成熟穩定的政治經濟基礎的南宋應當還是最強的；但以理想的視角而言，精神自由、尚未被文弱和教條束縛的東晉，可為三朝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