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俄抗美？德國前總理每一次發言都戳美國心坎上，特朗普成目標

文/楊斌國

6月15日，德國《圖片報》報道稱，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說，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完全是合法的。施羅德不但指出：“克里米亞很久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蘇聯時期克里米亞的領土編入哪裡並不重要。但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還明確歷史觀點說，當赫魯曉夫把克里米亞半島轉交給烏克蘭加盟共和國時，這是由於蘇聯管理國家的方法特點決定的。

作為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並不是第一次發表該觀點。根據德國媒體的報道，2017年6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會上就曾發言，應該與俄羅斯建立“理智”關係。只有與俄羅斯這個"大鄰國"建立"理智關係"，"歐洲的和平穩定"才能成為可能。施羅德強調，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德國應在國防和貿易問題上與美國對抗。

楊斌國評論：施羅德作為德國前總理，在歐洲和世界上都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力。事實上施羅德的言論在德國並不代表少數，即便在政壇精英一族也頗有類似看法。有人說“稜鏡門”改變了美國與德國、甚至是與歐洲的關係。在當時斯諾登曝出的驚人美國國家安全局所監控的對象，甚至包括現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一個事實，美國並不從心底裡信任歐洲、尤其是德國。要說在美國曆屆政府中，歐洲尤其是是德國與美國的矛盾還能在“桌面下”處理，那麼特朗普毫無顧忌的做法，讓這一矛盾公開爆發。事實上也打破歐美幾十年以來“鬥而不破”的默契。

我在10年前的文章中就特意指出，後冷戰時代的到來，最具戲劇性變化的國際關係莫過於歐洲與美國的關係。經濟問題暫時掩蓋了這一矛盾，也可以說冷戰紅利，暫時沒有讓本該出現的歐美紛爭出現。冷戰後期和後冷戰時期，西方所主導了世界經濟淡化了這一問題的出現。事實上，美國政治精英們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所給出的“藥方”無外乎，繼續找一個“共同敵人”為歐美“聯盟體”續命。

要說蘇聯時代屬於地緣戰略博弈，那麼俄羅斯時代完全就成為了“犧牲品”。防止俄羅斯成為第二個“蘇聯”，預防性打擊和解除俄羅斯影響力國家行為，在後冷戰時期在美國主導下不斷進行。蘇聯解體，歐洲一夜之間彷彿處於最安全的歷史時期，跟隨美國解除俄羅斯影響力的行為，也為進入俄羅斯與西方“理智對抗”埋下禍根。

要說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的行為讓一大部分俄羅斯處於“幻想”西方美好前景中，那麼1999年的那場科索沃戰爭，徹底打醒了俄羅斯人。俄羅斯“精英”意識到自己從蘇聯到俄羅斯的路上犯了一個“幼稚”的錯誤。但無奈，當時的俄羅斯處在非常“虛弱”時期，綜合國力指數非常糟糕。甚至打不贏一場車臣戰爭，而今天的俄羅斯常規軍事能力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匹敵美國。

要說2008年的格魯吉亞和2014年的烏克蘭屬於俄羅斯對抗美國的兩場“阻擊戰”，那麼敘利亞就可定義為防守反擊了。實際上歐洲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即便是歐洲“三駕馬車”中除了英國之外的德法亦是如此。明斯克協議是為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劃上休止符，一個令人記憶深刻的歷史瞬間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幾天不眠不休的談判。

玩砸了遊戲的奧巴馬政府，只能暫時屈從於歐洲的“調解”計劃，否則只能面對面與俄羅斯“全面戰爭。”很顯然，普京在俄羅斯的“軟腹部”絕對不會讓步。當然，歐洲兩大巨頭的和平努力也換來了，歐洲自身的安全。在理智的數學公式計算下，戰爭和損失已經非常顯然，歐洲無法避免第一槍之後的後果。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言論，實際上屬於歐洲理智派，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與俄羅斯的長期關係還繼續跟隨美國的“打壓政策”嗎？歐洲與俄羅斯的“惡鬥”也正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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