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祕書孟曉蘇：高考前媽媽給了一杯奶，差點好心辦壞事

孟曉蘇，知名學者，企業家。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學專業，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祕書。新京報記者

1977年12月註定要永載史冊。

那一年，570萬出身不同，從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人共同走進考場，參加中斷了10年的高考。27萬人走進了大學，他們的命運就此改變，中國也由此悄然改變……

高考的恢復，標誌著中國社會從動盪走向穩定，從只講階級出身到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雖然那一年錄取的人數與整個中國人口基數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帶來的深遠意義一直影響至今。

四十年後，當我們回顧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就，毫無疑問，最初幾年參加高考，走進大學的人已成為主要的推動力量，他們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思想，新技術，新價值，新共識，他們創造了中國輝煌的時代。他們是現在中國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

一個制度走過了四十年，當它形成一種既定模式之後，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幾乎沒有人會否定恢復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帶給人們的是希望，潛移默化地在心裡種下了通過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信念，成就了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光榮與夢想。

每個參加過高考的人，都有著獨一無二的高考往事，有著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學所接受的新思想構成了他們未來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們對之後人生的態度。

值此恢復高考四十週年之際，新京報推出大型系列專題報道“我的高考”，從每個個體的人生經歷出發，追尋他們的人生道路，探尋高考給他們帶來的命運轉變。每個人雖然渺小，但把他們的經歷結合起來，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國改革發展史……

文／新京報記者宋晨希

本期人物：孟曉蘇

文｜新京報記者侯潤芳 編輯｜胡杰

►本文全文共3725字，閱讀全文約需7分鍾

孟曉蘇的辦公室到處可見北大的痕跡：本科、研究生期間和同學的合影，博士畢業時和導師厲以寧的合影。

1977年，28歲的孟曉蘇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和孟曉蘇一起入學的，有32歲的“老大哥”，也有16歲的應屆畢業生。

同學中，有傷痕文學作家陳建功、寫出《血色黃昏》的老鬼……

他們大多數經歷了歷史的磨難，在八十年代改革浪潮中，和這個國家一起解放思想、睜開眼睛看世界，如飢似渴地接受新思想和新知識。

個體和國家的命運通過高考相互勾連，構成了個體和國家共同的軌跡。

“我想考大學，但不能表現得過分急切”

1977年10月，工廠的大喇叭傳達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年輕人可以考大學了！但我並沒有特別地高興，覺得自己沒希望。

高考已經中斷十年了。

1967年，初中畢業兩年的我進入北京東方紅汽車廠，成為一名工人。十年間，我學了車工、刨工、電工，掄大錘也不在話——現在我的右胳膊比左胳膊長1.5公分，就是十年工人經歷的“收穫”——我技術好，當時一心想當個八級工。

孟曉蘇初中畢業兩年後，進入汽車廠工作。

1977年，我已經是是廠裡的基層幹部，相當於現在的黨辦副主任，還入了黨。

車間主任、黨委書記和工廠工人對我都不錯，我對自己的未來很樂觀。

我也想上大學，但不能像其他工人那樣表現得過分急切、似乎想趕快離開工廠。而且，我多半覺得沒希望上大學，不是擔心十年沒複習功課，而是我已經28歲了，年齡可能“過線”了。

但幾乎廠裡的每個人都覺得我能考上。

工廠教育科科長和分廠黨委副書記一起商量著幫我報了名：“孟曉蘇不上大學可惜了。”

考試第一天，我母親特意為我準備了一杯平時喝不到的牛奶。第一門政治考試剛開始，我就憋不住了。但我又不敢去廁所，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我去了還能讓我回來考試嗎？我就一直忍受著生理的難受把題目做了下來。

雖然因為牛奶，第一門政治考試吃了大虧，但幾門考下來應該成績不錯。最後悔是地理沒有複習那套模擬題，但我憑藉著常識做出了一些題目。

再說說我當時報志願的情況，從小學到中學，我的作文常是班級的範文。我在工廠期間，在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多家報紙發表過文章，併成為北京日報的特約通訊員。

在填高考志願時，教育科長毫不猶豫幫我填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並在後面附上我的“成績單”：孟曉蘇曾在北京日報發表文章XX篇、在人民日報發表XX篇等。

1978年2月，我正在車間裡，有人喊著我的名字舉著牛皮紙信封找我。看到信封右下角的“北京大學”四個字時，我既高興又忐忑——多年沒有高考了，這會不會是不錄取的通知書？撕開信封一看，“通知你錄取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哎呀，那個高興勁兒，別提了，這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我拿著通知書回到家，我媽笑得哭了，她既是為我高興，也為那杯牛奶沒有惹下禍而慶幸。她悄悄擔心一個多月了，生怕那杯牛奶影響到了我的前程。

我讀初二時，高考中斷，實行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但推薦的都是別人，我慢慢就失去了希望，後來徹底絕了念頭。現在回想，恢復高考真是不可思議，我被北大錄取，也不可思議。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孟曉蘇拍攝的一名大學生。

同學最大年齡32歲，最小16歲

收到通知書一個多月後，3月22日，北大開學。

工廠黨委副書記特意申請了一輛吉普車，拉著我的行李捲、洗臉盆，穿過南門直奔新生報到處，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

取了鑰匙，直奔32號樓321房間。宿舍六個人，劉海東穿著一身軍裝，他以軍隊連長身份考進了北大；吳國光，山東臨沂棉紡織廠職工；王永強，天津一家銀行職員；胡曉釘，插隊知青；年齡最小的是王詠賦，他沒吃過苦，剛高中畢業就趕上了高考。

和我們宿舍一樣，中文系的學生主要是工農兵，以知青居多。十年之中，大家的經歷迥異，但都沒想到能上大學。

班裡有位叫馬波的男生，在內蒙古插隊時被人打成殘廢。後來因為對“文革”說了一些不滿的話，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到荒山野嶺中接受勞動改造。他不喜歡說話，一個人沉默得寫著東西。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作家楊沫的兒子，現在成了著名作家“老鬼”。

中文專業的陳建功和我一樣是工人出身，此前在京西煤礦挖煤。因為喜愛文學，他從礦坑裡出來的時候背誦了一句《日出》中的詞：“太陽升起了，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因為這句“反革命”言論，他招來了批判。

同學們背景不同，年齡自然也不同。

我們班年齡最大的是王廣新，已32歲，我們都叫他老大哥，年齡最小的16歲，兩人年齡正好相差一半。總體看，我們班生於1957年的學生居多，而1957年是生肖雞年，這一幫學生又自稱為“雞幫”。

中斷了十年，終於有了上學的機會，大家喜出望外，如飢似渴地學習。

未名湖畔、圖書館裡到處是學習的人。圖書館根本佔不到位置，我們只能在宿舍學習。女同學學習尤其刻苦，最初學校宿舍不停電，幾個女同學就一直學習。後來學校十一點準時拉閘，否則她們就要沒完沒了開夜車。

在學三食堂門口，我曾見到一個男生一邊拿著饅頭捧著飯盆，一邊看書，我當時拍下了這張照片，並命名為“飢”。這種“飢餓”、“飢渴”是經過文革又重新上學的我們這代人的狀態。

“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驚奇”

文學給“飢渴”的精神世界帶來另一種慰藉。

70年代末興起了“傷痕文學”的浪潮。從“文革”十年的困惑中走出來，有鬱悶、有反思、有悲憤，十年經歷彙集起來成為了“傷痕文學”。

陳建功根據自己的礦山經歷先後寫出了《丹鳳眼》、《飄逝的花頭巾》、《迷亂的星空》等短篇小說。他寫得很快，一寫完大家就一起提意見，也有同學抄寫下來，以大字報的形式貼在32號樓對面的牆壁上。周邊清華、人大的學生也趕來，抄寫、傳閱陳建功最新的作品，北京大學成為了“傷痕文學”的策源地之一。

日後成為著名作家“老鬼”的馬波則不動聲色，一個人只顧埋頭書寫。馬波寫得很亂，我們班的幾位女同學就幫著工工整整抄寫在格子作文本上。這部共同抄寫的作品就是後來的《血色黃昏》，這部長篇小說成為一代知青的記錄史。

課堂和學術也開始迴歸理性，一切都要“顛倒”過來。

原來批判舊文學、打倒“孔家店”，但是現在一下子變過來了。原有的課本不能用，新的課本還未出來。文學史課上，謝冕老師完全不用課本授課，我們就在下面飛快得做筆記。

孟曉蘇大學時的筆記。

新聞學也開始“突破”。

“文革”十年，新聞報道方式被扭曲，新聞報道甚至成為四人幫打擊別人的工具，新聞學充斥著不少陳腐的東西。甘惜分老師在講授新聞理論課時，提出新聞學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按照新聞自身的規律而不是領導部門個人意志發號施令。

課堂的自由之風也隨之恢復。

有位講授地理的老師，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他來教室只帶一隻古巴雪茄盒，上課時慢慢悠悠將古巴雪茄的蓋子打開，倒出一根粉筆。從空間地理到經濟地理到南北關係南南關係這些政治地理，他知識開闊，課堂總是坐滿了人。

課堂之外的講座也迅速打開了77級的眼界。

當時厲以寧老師在學校開經濟講座，講解西方經濟史。猶如突然打開一扇窗，原來整個的經濟思想是這樣的！過去歷史上我們認為只有工業、製造業才能創造價值，現在大家開始爭論商業活動是否創造價值。如今看這些爭論很幼稚，但是這種初步的思想解放、剛開始張開眼睛看世界的驚奇，真解渴！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70年代末、80年初的北大校園，到處熱情洋溢，激盪著理想主義的色彩，又夾雜著質疑與思考的氣氛。

我在校學生會文化部擔任部長。雖然是部長，但手裡一分錢經費都沒有。到處借錄音機，組織學生跳交際舞。

為活躍學生生活，校學生會還為學生爭取到了電視機——上世紀80年代初的北大，學生宿舍一個樓層一臺電視機。

1981年3月20日，世界盃排球賽亞洲區預賽，中國男排對決南朝鮮。收音機裡，解說員宋世雄激動地宣佈：3：2，我們贏了！

北大校園一下子沸騰了，不知道誰喊了一聲“到操場”，大家舉著點燃的掃帚當火把，敲打著飯盆，“叮叮咣叮叮咣”彙集成一支隊伍流向操場，群情激昂得喊著：“向中國男排學習”。突然，中文系文學班的“大嗓門”劉志達喊了一聲：“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第二天，這句口號傳遍了中國。

在80年代的理想主義的氛圍中，77級、78級的學生帶領北大走在時代前列。

77級的學生也開始表現出不一樣的鋒芒。

我當時去了人民日報做見習記者。實習期間，發現杭州風景區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的有關部門擠佔。當地記者不敢報道，我寫了一篇相關報道，鋒芒直指當地政府。最後，這些政府部門“被迫”搬離景區。

那一年，我30歲。

199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孟曉蘇（右二）和導師厲以寧（左二）的合影。

讀書直接指導了實踐

畢業之後，我去了中宣部新聞局，後調入中南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的祕書。在中南海工作期間，我直接接觸和見證了中央改革決策過程。

1988年，我回校深造，考入厲以寧老師門下讀碩士研究生，後再次考上厲以寧老師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戰略問題》。根據在中南海工作八年的經驗，論文提出了“發展市場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等觀點，這些觀點當時引起了批判，但後來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我的博士論文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房地產研究》，四個月後，四部委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成立了房改課題組，論文觀點直接成為房改方案。

如今看，我論文中的很多觀點和預言如今都成為了現實。但這些都是我在北大讀書時的副產品，沒有想到讀書直接指導了實踐。

北大十年，本科、碩士、博士，我一截一截學下來，受益匪淺。如果再往前推，是高考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在高等院校的持續學習與研究，讓我們的理論水平與分析能力得到提高。這種學術功力在走到工作實踐中後，就慢慢釋放與發揮出來了。

洋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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