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褲子、達達樂隊、海龜先生的“地下”往事：沒有誰的職業選擇能真正經得起追問'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來源：被訪者
達達樂隊走起來
說起達達的未來、計劃，彭坦也沒法兒細緻地排列出個座標軸，就權且被推著走罷。未來打哪兒來倒清楚得很，按諸常理，樂隊的出路從來只需捋兩條脈絡，頭一個是創作，為了準備仙人掌音樂節，他們在北京排練了倆禮拜，間隙彈了幾組動機，錄成demo，擱硬盤裡存著；二一個是市場，仙人掌演完，很快有電話追來，四人又被邀請去揚州再演一場。
手機就是這麼個物件，不論你承不承認，現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誰操弄誰簡直說不清，彭坦說他愚蠢抵抗了好幾年，終於還是換了個智能機，乃至於達達樂隊重組的契機，也打由手機裡來。彭坦講，許曉峰是二十年前帶達達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撥來那通電話，想讓樂隊上第二屆仙人掌音樂節，他全無二話，拍胸脯說沒問題，我招呼哥兒幾個一聲。其實彭坦和吉他手吳濤、貝斯手魏飛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張明長居武漢，四人合計著都說試試吧，實則心裡都不很有譜。
十五年沒以達達樂隊的名義活動，重聚的意義簡直大過表演，重聚帶來的結果又有兩層，一個是壓力，當然壓力大雖大，演得還是穩穩當當，樂隊復刻了原版編曲，program幾乎沒加，主題就是還原、再現；另一個是動容，幾百歌迷從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場沒走，拉著四個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發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來感慨青春，稀里嘩啦的。當晚還有人張羅去火鍋店聚餐，新老樂隊聚了一大幫，突然唱起歌來，人們抬著高旗唱完陳勝吳廣，又摟著彭坦唱南方。
劇情到這，達達就沒法兒還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夥了。勾人念舊的事情一邊發生著，選擇的壓力也迫近過來。彭坦說樂隊在寫新歌，先保持一段連貫的排練、演出狀態，看看能不能延續創作。自媒體不斷有喊話的，說讓達達上樂夏，黃覺發了條微博，說彭坦前陣子跑崇禮開卡丁車，把肋骨弄折了，又說樂夏有第二季的話，死活要把達達薅出來好不好，底下回復了幾百條說必須的。採訪的時候，我們也問彭坦，要不要去參加節目，他說嗨這個，頓了頓，又說，嗨。所以想來也是，不論主觀想不想，客觀合不合，此刻當著媒體這話是沒法聊。
樂夏可是一場不落地追，彭坦說他不但追主節目，還要在專題裡翻小花絮，直蒐羅得渣兒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頭回被綜藝節目拴得這麼結實。問他果真那麼好看，他說綜藝勾人的技巧真厲害，節目也是真好看，開眼界，一上來發現至少一半樂隊沒聽過。其實討論音樂節目，本質上討論的是對音樂的態度。彭坦看完頭幾期，除了收穫興奮、感懷這類情緒，也窺見部分現實，比如受眾內容取向，更打動現場的還是衝擊性的聲音和冬陽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瑪斯卡玩的音樂生動又新鮮，最初卻得分都不高。
另一個現實是關於職業化，都知道中國搖滾搞30年了，結果選出31支樂隊，裡頭大半還在兼職做音樂，也真讓人沒想到。
市場審美沒進步，樂隊職業化沒進展，儘管產品介質、傳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斷變化，但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創作和收入兩條紅線卻沒整體進入新時代。
拿彭坦來說，自2000年宋柯、許曉峰把達達籤進華納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職業化於他來說，也是個相當緩慢的覺醒。最初從武漢來北京，進華納，按彭坦講話是個很被動的過程，第一張專輯《天使》在武漢寫完，到了北京連歌都不用選，直接開始錄音，製作，接著就發唱片，見媒體，彭坦走到哪兒都被人說像謝霆鋒，沒多久就給他說膩歪了，發第二張專輯前，把長頭髮給剃了。第二張專輯是《黃金時代》，樂隊四個人閉關搞了幾年，彭坦說，當時樂隊對它寄望極高、充滿野心，但得到結果卻是市場反應冷淡，又加上華納人員變動，宋柯、許曉峰先後去職，樂隊也因此解散，最怪異的事實是，這張唱片在此後數年中，又持續賣掉了數十萬張，這或許證實了唱片在音樂品質上的成功，但畢竟已是後話，彭坦記得，從《黃金時代》發佈到樂隊解散，不過一年有餘，其間樂隊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樂隊解散是創作理念和市場反應、公司戰略碰撞的慘烈結局，也是音樂人彭坦第一次面對職業困境。在那個時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約，基本等於被切斷職業路徑。沒有演出，沒有收入，彭坦開始對一個基本問題抱有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幹這行的？
他跟職業之間斷檔為期大約兩年，至於兩年時間的狀態，說來也簡單，就是宅著，偶爾寫寫歌，父母不時給寄點生活費，接濟接濟。每當覺得這樣不是個事的時候，就跑去街上買手遞手，卻又發現報紙上招的淨是廚子、會計，門檻太高，思來想去，動了送快遞的心思，當時彭坦老在噹噹上買書，覺得送書這活計幹得過，蹬車子總會吧？
那根弦還是讓現場音樂給續上的。2006年朝陽流行音樂節上看到臺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困惑呢，他說感覺特別強烈，他說我覺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樣，他說我也是一個站在那裡的人。於是回家把報紙卷吧卷吧扔了，把手裡寫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麥田去拍門找宋柯。
十年前的個體戶
太麥時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張唱片，是讓他和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穫的《少年故事》，但在商業和市場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音樂人職業身份綁定得更加緊密起來。從最初簽約華納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間，彭坦基本是自閉狀態，除了公司裡事務，很少與人打交道，到這張唱片，他才開始全面介入製作，尋找樂手，進入圈子——假設真有那圈子的話。
此時，彭坦也開啟了巡演，週期漫漫，大約前後持續近兩年。回溯來看，這又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時點，是以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音樂演出市場爆發前夕。他在此時開始意識到關於獨立音樂人這份職業另一個掣肘。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來源：被訪者
達達樂隊走起來
說起達達的未來、計劃，彭坦也沒法兒細緻地排列出個座標軸，就權且被推著走罷。未來打哪兒來倒清楚得很，按諸常理，樂隊的出路從來只需捋兩條脈絡，頭一個是創作，為了準備仙人掌音樂節，他們在北京排練了倆禮拜，間隙彈了幾組動機，錄成demo，擱硬盤裡存著；二一個是市場，仙人掌演完，很快有電話追來，四人又被邀請去揚州再演一場。
手機就是這麼個物件，不論你承不承認，現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誰操弄誰簡直說不清，彭坦說他愚蠢抵抗了好幾年，終於還是換了個智能機，乃至於達達樂隊重組的契機，也打由手機裡來。彭坦講，許曉峰是二十年前帶達達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撥來那通電話，想讓樂隊上第二屆仙人掌音樂節，他全無二話，拍胸脯說沒問題，我招呼哥兒幾個一聲。其實彭坦和吉他手吳濤、貝斯手魏飛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張明長居武漢，四人合計著都說試試吧，實則心裡都不很有譜。
十五年沒以達達樂隊的名義活動，重聚的意義簡直大過表演，重聚帶來的結果又有兩層，一個是壓力，當然壓力大雖大，演得還是穩穩當當，樂隊復刻了原版編曲，program幾乎沒加，主題就是還原、再現；另一個是動容，幾百歌迷從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場沒走，拉著四個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發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來感慨青春，稀里嘩啦的。當晚還有人張羅去火鍋店聚餐，新老樂隊聚了一大幫，突然唱起歌來，人們抬著高旗唱完陳勝吳廣，又摟著彭坦唱南方。
劇情到這，達達就沒法兒還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夥了。勾人念舊的事情一邊發生著，選擇的壓力也迫近過來。彭坦說樂隊在寫新歌，先保持一段連貫的排練、演出狀態，看看能不能延續創作。自媒體不斷有喊話的，說讓達達上樂夏，黃覺發了條微博，說彭坦前陣子跑崇禮開卡丁車，把肋骨弄折了，又說樂夏有第二季的話，死活要把達達薅出來好不好，底下回復了幾百條說必須的。採訪的時候，我們也問彭坦，要不要去參加節目，他說嗨這個，頓了頓，又說，嗨。所以想來也是，不論主觀想不想，客觀合不合，此刻當著媒體這話是沒法聊。
樂夏可是一場不落地追，彭坦說他不但追主節目，還要在專題裡翻小花絮，直蒐羅得渣兒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頭回被綜藝節目拴得這麼結實。問他果真那麼好看，他說綜藝勾人的技巧真厲害，節目也是真好看，開眼界，一上來發現至少一半樂隊沒聽過。其實討論音樂節目，本質上討論的是對音樂的態度。彭坦看完頭幾期，除了收穫興奮、感懷這類情緒，也窺見部分現實，比如受眾內容取向，更打動現場的還是衝擊性的聲音和冬陽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瑪斯卡玩的音樂生動又新鮮，最初卻得分都不高。
另一個現實是關於職業化，都知道中國搖滾搞30年了，結果選出31支樂隊，裡頭大半還在兼職做音樂，也真讓人沒想到。
市場審美沒進步，樂隊職業化沒進展，儘管產品介質、傳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斷變化，但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創作和收入兩條紅線卻沒整體進入新時代。
拿彭坦來說，自2000年宋柯、許曉峰把達達籤進華納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職業化於他來說，也是個相當緩慢的覺醒。最初從武漢來北京，進華納，按彭坦講話是個很被動的過程，第一張專輯《天使》在武漢寫完，到了北京連歌都不用選，直接開始錄音，製作，接著就發唱片，見媒體，彭坦走到哪兒都被人說像謝霆鋒，沒多久就給他說膩歪了，發第二張專輯前，把長頭髮給剃了。第二張專輯是《黃金時代》，樂隊四個人閉關搞了幾年，彭坦說，當時樂隊對它寄望極高、充滿野心，但得到結果卻是市場反應冷淡，又加上華納人員變動，宋柯、許曉峰先後去職，樂隊也因此解散，最怪異的事實是，這張唱片在此後數年中，又持續賣掉了數十萬張，這或許證實了唱片在音樂品質上的成功，但畢竟已是後話，彭坦記得，從《黃金時代》發佈到樂隊解散，不過一年有餘，其間樂隊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樂隊解散是創作理念和市場反應、公司戰略碰撞的慘烈結局，也是音樂人彭坦第一次面對職業困境。在那個時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約，基本等於被切斷職業路徑。沒有演出，沒有收入，彭坦開始對一個基本問題抱有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幹這行的？
他跟職業之間斷檔為期大約兩年，至於兩年時間的狀態，說來也簡單，就是宅著，偶爾寫寫歌，父母不時給寄點生活費，接濟接濟。每當覺得這樣不是個事的時候，就跑去街上買手遞手，卻又發現報紙上招的淨是廚子、會計，門檻太高，思來想去，動了送快遞的心思，當時彭坦老在噹噹上買書，覺得送書這活計幹得過，蹬車子總會吧？
那根弦還是讓現場音樂給續上的。2006年朝陽流行音樂節上看到臺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困惑呢，他說感覺特別強烈，他說我覺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樣，他說我也是一個站在那裡的人。於是回家把報紙卷吧卷吧扔了，把手裡寫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麥田去拍門找宋柯。
十年前的個體戶
太麥時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張唱片，是讓他和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穫的《少年故事》，但在商業和市場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音樂人職業身份綁定得更加緊密起來。從最初簽約華納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間，彭坦基本是自閉狀態，除了公司裡事務，很少與人打交道，到這張唱片，他才開始全面介入製作，尋找樂手，進入圈子——假設真有那圈子的話。
此時，彭坦也開啟了巡演，週期漫漫，大約前後持續近兩年。回溯來看，這又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時點，是以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音樂演出市場爆發前夕。他在此時開始意識到關於獨立音樂人這份職業另一個掣肘。
彭坦。來源：被訪者
彭坦意識到音樂人工作中缺乏系統歸納，難以實現延續性。例如，早年達達樂隊在華納時期的視頻、音頻、文檔、資料，由於人員變動，公司搬遷，除了最終發行出來的兩張唱片之外，幾乎全數遺失。現場演出實現延續性則更加困難，無論從歌手、樂手、舞美還是歌迷，livehouse表演幾乎全是一錘子買賣，不論演出效果多好，在結束之後的幾天內，這次演出對所有人而言即消失不見了，沒有記錄，也無從回溯。
此時彭坦已經在嘗試掌控一些東西。回頭來看的話，他與同事的合作已經開始有進階式的交流。以唱片宣傳為例，在《黃金時代》開企劃會之前，他跑設計師家裡，倆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會，就因為太lo-fi，不商業，當場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時，企劃會上同樣有人覺得某首歌缺乏賣點，彭坦已經學會去給人解釋自己的創作初衷了，不像華納時期，人家說你兩句，你就趕緊回家生悶氣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說你們幾個小孩太嫩啦，還是聽我的吧，這樣彭坦連辯駁都沒有，他拿老宋完全沒轍。
在演出上，此時彭坦開啟了一個新的計劃，每年年末在livehouse裡辦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場，提前三個月，彭坦就開始張羅此事，他拉著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幾個場館看場地，連中山公園音樂堂都看了，始終沒找到一個能介於北展和livehouse之間的，適合搖滾樂演出的中型場地，最終還是選了星光現場。
彭坦此前跟太麥籤的是一張唱片合約，所以大概也是從這場演出之後，他逐漸成了個體戶。短短几年過去，他與職業的關係和解很多，此時全無是否延續職業的顧慮。從第一次跨年專場為出口，彭坦開始自己攢舞美，燈光，設計，音響，一開始找合作過的人，但人脈不夠，遠遠不夠，於是便再請人介紹，這場演出實現了不錯的表演水準，也頭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價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檔位。
採訪到這裡，我突然發現，彭坦與多數疲於演出、囿於巡演的樂隊、歌手在這件事的態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稱，演出尤其是連續演出，對錶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終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對過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關於演出的正向積累的問題。就跨年專場來說，彭坦後來意識到，每年自己都要從一個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實現整場表演，每次與調音師、燈光師、整個製作、宣傳、企劃團隊，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閱後即焚的資料，從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專場，這些崗位幾乎每次都要換人，頭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費用、檔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來彭坦直搖頭，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對人都是消耗。
當彭坦看到包括郭頂、陳粒、曹方以及某些獨立經營的歌手開始用持續穩定的演出來搭建長期團隊時，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市場開始有容量接納這些人。彭坦意識到，他做出嘗試的時機早了點，在沒成熟的市場裡，沒獲取足夠的空間，只博得了一個縫隙，他對此事的說法是，搏鬥了，敗陣了，也挺好，起碼腦袋裡對獨立音樂產業的認識清晰多了。
當個體戶的時候，彭坦用發《少年故事》攢下的錢，在雙井建了個小錄音室，叫白房子，後來還寫到了歌裡頭，此處正好離當時百子灣的摩登天空辦公室不遠，此外，他還獨立製作發行了一張不插電專輯、一張EP。在隨後那張概念化的《遷徙》錄編縮都弄完時，彭坦在白房子樓下，碰見了跑步的沈黎暉，隨後事情的經過是：上去坐坐啊，聽會歌，不錯呀，來我們這兒發吧。
不久簽了約，彭坦把《遷徙》拿到摩登天空發了，隨著摩登旗下的各類音樂節起勢，他也固定在公司的平臺上去做演出，便給個體戶巡演模式叫停了。我問他應該怎麼看待這段經歷，彭坦的說法是，很無力，但不悲壯，沒多牛逼，也沒被瓦解。
到了摩登以後，彭坦跟音樂公司的合作轉化成了一個可描述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定義成服務性質，相互激發。在這種關係下，如果音樂人自己的表達不充分、不獨立，那麼公司也很難將其渲染包裝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出來。
華納和太麥時期，彭坦對唱片企劃的參與集中在局部，細節，比如字體不夠好，比如顏色不正，如今他做過唱片、EP的發行，獨立做過巡演，對音樂從創作到製作的把控越來越系統、完整。在《遷徙》之後，又發佈了一張《電子天才遊戲計劃》，概念是與12位電子音樂人合作12首《遷徙》歌曲的Remix版本，去年發了幾首單曲，也繼續在嘗試電子音樂的唱作，而就尚未發佈的整張專輯來說，除了請楊策給一首歌彈了一軌鍵盤之外，其他樂器和混音都由彭坦一手完成，主旨是更加偏向私人化。其實這種音樂路線和創作方式，在他人看來並非全無問題，沈黎暉認為彭坦是主唱當了很多年，如今階段性地陷到製作裡去了。倆人最近有過一場深入交流，甚至也談及了達達樂隊的後續計劃，但沈黎暉並不願意透露交流的細節。
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覺得，無論如何，樂夏給中國獨立音樂人和樂隊的生存方式，展現了另一種更遼闊的可能性。此前在籌備樂夏節目時，沈黎暉就告訴馬東，樂隊內容一定是音樂類的綜藝內容裡最後一塊富礦。照此邏輯，這檔節目的出現，本質上也是由視頻產業乃至資本與獨立音樂的一種融合。彭坦將這種更大層面的邏輯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力量，他說，從樂迷、樂評人到樂手，獨立音樂自下而上的熱情一直存在，但此前自上而下的力量則始終是缺位的，如果沒有更多上方力量的協同，獨立音樂即便是塊富礦，也會始終蓋著一塊紅布。
張亞東在節目裡說中國推廣十年鋼琴，也不如出一個郎朗，彭坦非常贊同，他說看到盤尼西林的小樂時很激動，認為此人是最有超級明星氣質的主唱，有朋友覺得小樂太膨脹，彭坦完全不以為然，說這才哪兒到哪兒啊，或許獨立音樂在主流邊緣待得太久，在給自己劃出莫須有的界限吧，盤尼西林所有的表現就是太好了，他們就是搖滾明星，他們應該掙很多很多錢，他們應該上完節目就買車買房，未來過上搖滾明星的生活，就像亞東說的，年輕人應該被推出來，他們應該成為巨星，成為能夠引領產業的人。
我問，“你會這樣想，是因為自己也有年少成名的經驗，還是如今年紀大了一點，變得更寬容了？”彭坦笑，“都有吧，我要跟他一般大，我肯定也不差他啊。”
海龜先生：爬過丘壑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來源：被訪者
達達樂隊走起來
說起達達的未來、計劃，彭坦也沒法兒細緻地排列出個座標軸，就權且被推著走罷。未來打哪兒來倒清楚得很，按諸常理，樂隊的出路從來只需捋兩條脈絡，頭一個是創作，為了準備仙人掌音樂節，他們在北京排練了倆禮拜，間隙彈了幾組動機，錄成demo，擱硬盤裡存著；二一個是市場，仙人掌演完，很快有電話追來，四人又被邀請去揚州再演一場。
手機就是這麼個物件，不論你承不承認，現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誰操弄誰簡直說不清，彭坦說他愚蠢抵抗了好幾年，終於還是換了個智能機，乃至於達達樂隊重組的契機，也打由手機裡來。彭坦講，許曉峰是二十年前帶達達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撥來那通電話，想讓樂隊上第二屆仙人掌音樂節，他全無二話，拍胸脯說沒問題，我招呼哥兒幾個一聲。其實彭坦和吉他手吳濤、貝斯手魏飛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張明長居武漢，四人合計著都說試試吧，實則心裡都不很有譜。
十五年沒以達達樂隊的名義活動，重聚的意義簡直大過表演，重聚帶來的結果又有兩層，一個是壓力，當然壓力大雖大，演得還是穩穩當當，樂隊復刻了原版編曲，program幾乎沒加，主題就是還原、再現；另一個是動容，幾百歌迷從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場沒走，拉著四個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發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來感慨青春，稀里嘩啦的。當晚還有人張羅去火鍋店聚餐，新老樂隊聚了一大幫，突然唱起歌來，人們抬著高旗唱完陳勝吳廣，又摟著彭坦唱南方。
劇情到這，達達就沒法兒還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夥了。勾人念舊的事情一邊發生著，選擇的壓力也迫近過來。彭坦說樂隊在寫新歌，先保持一段連貫的排練、演出狀態，看看能不能延續創作。自媒體不斷有喊話的，說讓達達上樂夏，黃覺發了條微博，說彭坦前陣子跑崇禮開卡丁車，把肋骨弄折了，又說樂夏有第二季的話，死活要把達達薅出來好不好，底下回復了幾百條說必須的。採訪的時候，我們也問彭坦，要不要去參加節目，他說嗨這個，頓了頓，又說，嗨。所以想來也是，不論主觀想不想，客觀合不合，此刻當著媒體這話是沒法聊。
樂夏可是一場不落地追，彭坦說他不但追主節目，還要在專題裡翻小花絮，直蒐羅得渣兒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頭回被綜藝節目拴得這麼結實。問他果真那麼好看，他說綜藝勾人的技巧真厲害，節目也是真好看，開眼界，一上來發現至少一半樂隊沒聽過。其實討論音樂節目，本質上討論的是對音樂的態度。彭坦看完頭幾期，除了收穫興奮、感懷這類情緒，也窺見部分現實，比如受眾內容取向，更打動現場的還是衝擊性的聲音和冬陽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瑪斯卡玩的音樂生動又新鮮，最初卻得分都不高。
另一個現實是關於職業化，都知道中國搖滾搞30年了，結果選出31支樂隊，裡頭大半還在兼職做音樂，也真讓人沒想到。
市場審美沒進步，樂隊職業化沒進展，儘管產品介質、傳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斷變化，但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創作和收入兩條紅線卻沒整體進入新時代。
拿彭坦來說，自2000年宋柯、許曉峰把達達籤進華納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職業化於他來說，也是個相當緩慢的覺醒。最初從武漢來北京，進華納，按彭坦講話是個很被動的過程，第一張專輯《天使》在武漢寫完，到了北京連歌都不用選，直接開始錄音，製作，接著就發唱片，見媒體，彭坦走到哪兒都被人說像謝霆鋒，沒多久就給他說膩歪了，發第二張專輯前，把長頭髮給剃了。第二張專輯是《黃金時代》，樂隊四個人閉關搞了幾年，彭坦說，當時樂隊對它寄望極高、充滿野心，但得到結果卻是市場反應冷淡，又加上華納人員變動，宋柯、許曉峰先後去職，樂隊也因此解散，最怪異的事實是，這張唱片在此後數年中，又持續賣掉了數十萬張，這或許證實了唱片在音樂品質上的成功，但畢竟已是後話，彭坦記得，從《黃金時代》發佈到樂隊解散，不過一年有餘，其間樂隊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樂隊解散是創作理念和市場反應、公司戰略碰撞的慘烈結局，也是音樂人彭坦第一次面對職業困境。在那個時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約，基本等於被切斷職業路徑。沒有演出，沒有收入，彭坦開始對一個基本問題抱有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幹這行的？
他跟職業之間斷檔為期大約兩年，至於兩年時間的狀態，說來也簡單，就是宅著，偶爾寫寫歌，父母不時給寄點生活費，接濟接濟。每當覺得這樣不是個事的時候，就跑去街上買手遞手，卻又發現報紙上招的淨是廚子、會計，門檻太高，思來想去，動了送快遞的心思，當時彭坦老在噹噹上買書，覺得送書這活計幹得過，蹬車子總會吧？
那根弦還是讓現場音樂給續上的。2006年朝陽流行音樂節上看到臺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困惑呢，他說感覺特別強烈，他說我覺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樣，他說我也是一個站在那裡的人。於是回家把報紙卷吧卷吧扔了，把手裡寫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麥田去拍門找宋柯。
十年前的個體戶
太麥時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張唱片，是讓他和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穫的《少年故事》，但在商業和市場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音樂人職業身份綁定得更加緊密起來。從最初簽約華納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間，彭坦基本是自閉狀態，除了公司裡事務，很少與人打交道，到這張唱片，他才開始全面介入製作，尋找樂手，進入圈子——假設真有那圈子的話。
此時，彭坦也開啟了巡演，週期漫漫，大約前後持續近兩年。回溯來看，這又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時點，是以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音樂演出市場爆發前夕。他在此時開始意識到關於獨立音樂人這份職業另一個掣肘。
彭坦。來源：被訪者
彭坦意識到音樂人工作中缺乏系統歸納，難以實現延續性。例如，早年達達樂隊在華納時期的視頻、音頻、文檔、資料，由於人員變動，公司搬遷，除了最終發行出來的兩張唱片之外，幾乎全數遺失。現場演出實現延續性則更加困難，無論從歌手、樂手、舞美還是歌迷，livehouse表演幾乎全是一錘子買賣，不論演出效果多好，在結束之後的幾天內，這次演出對所有人而言即消失不見了，沒有記錄，也無從回溯。
此時彭坦已經在嘗試掌控一些東西。回頭來看的話，他與同事的合作已經開始有進階式的交流。以唱片宣傳為例，在《黃金時代》開企劃會之前，他跑設計師家裡，倆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會，就因為太lo-fi，不商業，當場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時，企劃會上同樣有人覺得某首歌缺乏賣點，彭坦已經學會去給人解釋自己的創作初衷了，不像華納時期，人家說你兩句，你就趕緊回家生悶氣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說你們幾個小孩太嫩啦，還是聽我的吧，這樣彭坦連辯駁都沒有，他拿老宋完全沒轍。
在演出上，此時彭坦開啟了一個新的計劃，每年年末在livehouse裡辦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場，提前三個月，彭坦就開始張羅此事，他拉著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幾個場館看場地，連中山公園音樂堂都看了，始終沒找到一個能介於北展和livehouse之間的，適合搖滾樂演出的中型場地，最終還是選了星光現場。
彭坦此前跟太麥籤的是一張唱片合約，所以大概也是從這場演出之後，他逐漸成了個體戶。短短几年過去，他與職業的關係和解很多，此時全無是否延續職業的顧慮。從第一次跨年專場為出口，彭坦開始自己攢舞美，燈光，設計，音響，一開始找合作過的人，但人脈不夠，遠遠不夠，於是便再請人介紹，這場演出實現了不錯的表演水準，也頭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價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檔位。
採訪到這裡，我突然發現，彭坦與多數疲於演出、囿於巡演的樂隊、歌手在這件事的態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稱，演出尤其是連續演出，對錶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終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對過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關於演出的正向積累的問題。就跨年專場來說，彭坦後來意識到，每年自己都要從一個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實現整場表演，每次與調音師、燈光師、整個製作、宣傳、企劃團隊，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閱後即焚的資料，從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專場，這些崗位幾乎每次都要換人，頭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費用、檔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來彭坦直搖頭，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對人都是消耗。
當彭坦看到包括郭頂、陳粒、曹方以及某些獨立經營的歌手開始用持續穩定的演出來搭建長期團隊時，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市場開始有容量接納這些人。彭坦意識到，他做出嘗試的時機早了點，在沒成熟的市場裡，沒獲取足夠的空間，只博得了一個縫隙，他對此事的說法是，搏鬥了，敗陣了，也挺好，起碼腦袋裡對獨立音樂產業的認識清晰多了。
當個體戶的時候，彭坦用發《少年故事》攢下的錢，在雙井建了個小錄音室，叫白房子，後來還寫到了歌裡頭，此處正好離當時百子灣的摩登天空辦公室不遠，此外，他還獨立製作發行了一張不插電專輯、一張EP。在隨後那張概念化的《遷徙》錄編縮都弄完時，彭坦在白房子樓下，碰見了跑步的沈黎暉，隨後事情的經過是：上去坐坐啊，聽會歌，不錯呀，來我們這兒發吧。
不久簽了約，彭坦把《遷徙》拿到摩登天空發了，隨著摩登旗下的各類音樂節起勢，他也固定在公司的平臺上去做演出，便給個體戶巡演模式叫停了。我問他應該怎麼看待這段經歷，彭坦的說法是，很無力，但不悲壯，沒多牛逼，也沒被瓦解。
到了摩登以後，彭坦跟音樂公司的合作轉化成了一個可描述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定義成服務性質，相互激發。在這種關係下，如果音樂人自己的表達不充分、不獨立，那麼公司也很難將其渲染包裝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出來。
華納和太麥時期，彭坦對唱片企劃的參與集中在局部，細節，比如字體不夠好，比如顏色不正，如今他做過唱片、EP的發行，獨立做過巡演，對音樂從創作到製作的把控越來越系統、完整。在《遷徙》之後，又發佈了一張《電子天才遊戲計劃》，概念是與12位電子音樂人合作12首《遷徙》歌曲的Remix版本，去年發了幾首單曲，也繼續在嘗試電子音樂的唱作，而就尚未發佈的整張專輯來說，除了請楊策給一首歌彈了一軌鍵盤之外，其他樂器和混音都由彭坦一手完成，主旨是更加偏向私人化。其實這種音樂路線和創作方式，在他人看來並非全無問題，沈黎暉認為彭坦是主唱當了很多年，如今階段性地陷到製作裡去了。倆人最近有過一場深入交流，甚至也談及了達達樂隊的後續計劃，但沈黎暉並不願意透露交流的細節。
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覺得，無論如何，樂夏給中國獨立音樂人和樂隊的生存方式，展現了另一種更遼闊的可能性。此前在籌備樂夏節目時，沈黎暉就告訴馬東，樂隊內容一定是音樂類的綜藝內容裡最後一塊富礦。照此邏輯，這檔節目的出現，本質上也是由視頻產業乃至資本與獨立音樂的一種融合。彭坦將這種更大層面的邏輯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力量，他說，從樂迷、樂評人到樂手，獨立音樂自下而上的熱情一直存在，但此前自上而下的力量則始終是缺位的，如果沒有更多上方力量的協同，獨立音樂即便是塊富礦，也會始終蓋著一塊紅布。
張亞東在節目裡說中國推廣十年鋼琴，也不如出一個郎朗，彭坦非常贊同，他說看到盤尼西林的小樂時很激動，認為此人是最有超級明星氣質的主唱，有朋友覺得小樂太膨脹，彭坦完全不以為然，說這才哪兒到哪兒啊，或許獨立音樂在主流邊緣待得太久，在給自己劃出莫須有的界限吧，盤尼西林所有的表現就是太好了，他們就是搖滾明星，他們應該掙很多很多錢，他們應該上完節目就買車買房，未來過上搖滾明星的生活，就像亞東說的，年輕人應該被推出來，他們應該成為巨星，成為能夠引領產業的人。
我問，“你會這樣想，是因為自己也有年少成名的經驗，還是如今年紀大了一點，變得更寬容了？”彭坦笑，“都有吧，我要跟他一般大，我肯定也不差他啊。”
海龜先生：爬過丘壑
海龜樂隊。來源：被訪者
“往哪兒走，媽媽”
寫下《男孩別哭》14年後，媽媽告訴李紅旗，裡面有句歌詞寫的不錯，這讓他覺得挺奇妙。變化，是從《樂隊的夏天》開始的。雖然最終止步於Hot5，但海龜先生還是在這檔節目中聚集了不少人氣。
起碼父母因為畫面的形式重新看待了兒子這些年做的事情，“上了電視，好像是有出息了。”
要知道很多年前，李紅旗的夢想還是回家時候擺一堆鈔票，“砸在家裡、砸在世界的臉上、砸在我爸媽的臉上，讓他們看到我去做搖滾樂依然是對的。”
但現實情況卻是困窘時，還得伸手管家裡要房租。李紅旗靠音樂真正能養活自己，已經是2010年。
同樣來自廣西、同時期成立的旅行團樂隊，在找尋出路時，選擇了北上，簽約到摩登天空。而海龜先生在小酒館搖滾攝影師蔡鳴的勸說下，2007年來到成都，當起了個體戶。
在那前後，成都的獨立音樂場地也開始增多，海龜先生經常是上半夜演完小酒館，下半夜跑到麻糖酒吧接著嗨。賺了錢就去喝酒，錢快花光時，演出機會又來了。
他們第一張獨立專輯的名字叫做《POGO不如跳舞》，音樂輕快、活潑，適合派對上調動氣氛。而如今海龜先生風格的轉變，該怎麼形容呢？有個例子是，海龜先生的一次演出現場，有樂迷擠到第一排跳水，結果沒人接，頭著地了。有音樂博主評價這事兒：“海龜先生確實沒有能讓人想玩跳水的衝動”。
李紅旗有段時間還在抗爭，“樂迷都想躁起來，我就想幹嘛要躁啊？”但也有抗不過的時候。比如《男孩別哭》《瑪卡瑞納》的創作，樂評人王碩記得其實是海龜先生做專輯時正好差兩首歌，然後才迅速寫出來的。但正是這兩首作品，給海龜先生帶來很多粉絲，連李紅旗也不太明白它們到底有什麼魅力，“樂迷好像就是為了這歌買票來的，如果不演的話，就有點缺斤少兩的感覺。”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來源：被訪者
達達樂隊走起來
說起達達的未來、計劃，彭坦也沒法兒細緻地排列出個座標軸，就權且被推著走罷。未來打哪兒來倒清楚得很，按諸常理，樂隊的出路從來只需捋兩條脈絡，頭一個是創作，為了準備仙人掌音樂節，他們在北京排練了倆禮拜，間隙彈了幾組動機，錄成demo，擱硬盤裡存著；二一個是市場，仙人掌演完，很快有電話追來，四人又被邀請去揚州再演一場。
手機就是這麼個物件，不論你承不承認，現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誰操弄誰簡直說不清，彭坦說他愚蠢抵抗了好幾年，終於還是換了個智能機，乃至於達達樂隊重組的契機，也打由手機裡來。彭坦講，許曉峰是二十年前帶達達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撥來那通電話，想讓樂隊上第二屆仙人掌音樂節，他全無二話，拍胸脯說沒問題，我招呼哥兒幾個一聲。其實彭坦和吉他手吳濤、貝斯手魏飛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張明長居武漢，四人合計著都說試試吧，實則心裡都不很有譜。
十五年沒以達達樂隊的名義活動，重聚的意義簡直大過表演，重聚帶來的結果又有兩層，一個是壓力，當然壓力大雖大，演得還是穩穩當當，樂隊復刻了原版編曲，program幾乎沒加，主題就是還原、再現；另一個是動容，幾百歌迷從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場沒走，拉著四個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發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來感慨青春，稀里嘩啦的。當晚還有人張羅去火鍋店聚餐，新老樂隊聚了一大幫，突然唱起歌來，人們抬著高旗唱完陳勝吳廣，又摟著彭坦唱南方。
劇情到這，達達就沒法兒還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夥了。勾人念舊的事情一邊發生著，選擇的壓力也迫近過來。彭坦說樂隊在寫新歌，先保持一段連貫的排練、演出狀態，看看能不能延續創作。自媒體不斷有喊話的，說讓達達上樂夏，黃覺發了條微博，說彭坦前陣子跑崇禮開卡丁車，把肋骨弄折了，又說樂夏有第二季的話，死活要把達達薅出來好不好，底下回復了幾百條說必須的。採訪的時候，我們也問彭坦，要不要去參加節目，他說嗨這個，頓了頓，又說，嗨。所以想來也是，不論主觀想不想，客觀合不合，此刻當著媒體這話是沒法聊。
樂夏可是一場不落地追，彭坦說他不但追主節目，還要在專題裡翻小花絮，直蒐羅得渣兒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頭回被綜藝節目拴得這麼結實。問他果真那麼好看，他說綜藝勾人的技巧真厲害，節目也是真好看，開眼界，一上來發現至少一半樂隊沒聽過。其實討論音樂節目，本質上討論的是對音樂的態度。彭坦看完頭幾期，除了收穫興奮、感懷這類情緒，也窺見部分現實，比如受眾內容取向，更打動現場的還是衝擊性的聲音和冬陽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瑪斯卡玩的音樂生動又新鮮，最初卻得分都不高。
另一個現實是關於職業化，都知道中國搖滾搞30年了，結果選出31支樂隊，裡頭大半還在兼職做音樂，也真讓人沒想到。
市場審美沒進步，樂隊職業化沒進展，儘管產品介質、傳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斷變化，但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創作和收入兩條紅線卻沒整體進入新時代。
拿彭坦來說，自2000年宋柯、許曉峰把達達籤進華納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職業化於他來說，也是個相當緩慢的覺醒。最初從武漢來北京，進華納，按彭坦講話是個很被動的過程，第一張專輯《天使》在武漢寫完，到了北京連歌都不用選，直接開始錄音，製作，接著就發唱片，見媒體，彭坦走到哪兒都被人說像謝霆鋒，沒多久就給他說膩歪了，發第二張專輯前，把長頭髮給剃了。第二張專輯是《黃金時代》，樂隊四個人閉關搞了幾年，彭坦說，當時樂隊對它寄望極高、充滿野心，但得到結果卻是市場反應冷淡，又加上華納人員變動，宋柯、許曉峰先後去職，樂隊也因此解散，最怪異的事實是，這張唱片在此後數年中，又持續賣掉了數十萬張，這或許證實了唱片在音樂品質上的成功，但畢竟已是後話，彭坦記得，從《黃金時代》發佈到樂隊解散，不過一年有餘，其間樂隊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樂隊解散是創作理念和市場反應、公司戰略碰撞的慘烈結局，也是音樂人彭坦第一次面對職業困境。在那個時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約，基本等於被切斷職業路徑。沒有演出，沒有收入，彭坦開始對一個基本問題抱有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幹這行的？
他跟職業之間斷檔為期大約兩年，至於兩年時間的狀態，說來也簡單，就是宅著，偶爾寫寫歌，父母不時給寄點生活費，接濟接濟。每當覺得這樣不是個事的時候，就跑去街上買手遞手，卻又發現報紙上招的淨是廚子、會計，門檻太高，思來想去，動了送快遞的心思，當時彭坦老在噹噹上買書，覺得送書這活計幹得過，蹬車子總會吧？
那根弦還是讓現場音樂給續上的。2006年朝陽流行音樂節上看到臺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困惑呢，他說感覺特別強烈，他說我覺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樣，他說我也是一個站在那裡的人。於是回家把報紙卷吧卷吧扔了，把手裡寫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麥田去拍門找宋柯。
十年前的個體戶
太麥時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張唱片，是讓他和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穫的《少年故事》，但在商業和市場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音樂人職業身份綁定得更加緊密起來。從最初簽約華納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間，彭坦基本是自閉狀態，除了公司裡事務，很少與人打交道，到這張唱片，他才開始全面介入製作，尋找樂手，進入圈子——假設真有那圈子的話。
此時，彭坦也開啟了巡演，週期漫漫，大約前後持續近兩年。回溯來看，這又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時點，是以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音樂演出市場爆發前夕。他在此時開始意識到關於獨立音樂人這份職業另一個掣肘。
彭坦。來源：被訪者
彭坦意識到音樂人工作中缺乏系統歸納，難以實現延續性。例如，早年達達樂隊在華納時期的視頻、音頻、文檔、資料，由於人員變動，公司搬遷，除了最終發行出來的兩張唱片之外，幾乎全數遺失。現場演出實現延續性則更加困難，無論從歌手、樂手、舞美還是歌迷，livehouse表演幾乎全是一錘子買賣，不論演出效果多好，在結束之後的幾天內，這次演出對所有人而言即消失不見了，沒有記錄，也無從回溯。
此時彭坦已經在嘗試掌控一些東西。回頭來看的話，他與同事的合作已經開始有進階式的交流。以唱片宣傳為例，在《黃金時代》開企劃會之前，他跑設計師家裡，倆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會，就因為太lo-fi，不商業，當場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時，企劃會上同樣有人覺得某首歌缺乏賣點，彭坦已經學會去給人解釋自己的創作初衷了，不像華納時期，人家說你兩句，你就趕緊回家生悶氣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說你們幾個小孩太嫩啦，還是聽我的吧，這樣彭坦連辯駁都沒有，他拿老宋完全沒轍。
在演出上，此時彭坦開啟了一個新的計劃，每年年末在livehouse裡辦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場，提前三個月，彭坦就開始張羅此事，他拉著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幾個場館看場地，連中山公園音樂堂都看了，始終沒找到一個能介於北展和livehouse之間的，適合搖滾樂演出的中型場地，最終還是選了星光現場。
彭坦此前跟太麥籤的是一張唱片合約，所以大概也是從這場演出之後，他逐漸成了個體戶。短短几年過去，他與職業的關係和解很多，此時全無是否延續職業的顧慮。從第一次跨年專場為出口，彭坦開始自己攢舞美，燈光，設計，音響，一開始找合作過的人，但人脈不夠，遠遠不夠，於是便再請人介紹，這場演出實現了不錯的表演水準，也頭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價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檔位。
採訪到這裡，我突然發現，彭坦與多數疲於演出、囿於巡演的樂隊、歌手在這件事的態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稱，演出尤其是連續演出，對錶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終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對過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關於演出的正向積累的問題。就跨年專場來說，彭坦後來意識到，每年自己都要從一個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實現整場表演，每次與調音師、燈光師、整個製作、宣傳、企劃團隊，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閱後即焚的資料，從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專場，這些崗位幾乎每次都要換人，頭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費用、檔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來彭坦直搖頭，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對人都是消耗。
當彭坦看到包括郭頂、陳粒、曹方以及某些獨立經營的歌手開始用持續穩定的演出來搭建長期團隊時，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市場開始有容量接納這些人。彭坦意識到，他做出嘗試的時機早了點，在沒成熟的市場裡，沒獲取足夠的空間，只博得了一個縫隙，他對此事的說法是，搏鬥了，敗陣了，也挺好，起碼腦袋裡對獨立音樂產業的認識清晰多了。
當個體戶的時候，彭坦用發《少年故事》攢下的錢，在雙井建了個小錄音室，叫白房子，後來還寫到了歌裡頭，此處正好離當時百子灣的摩登天空辦公室不遠，此外，他還獨立製作發行了一張不插電專輯、一張EP。在隨後那張概念化的《遷徙》錄編縮都弄完時，彭坦在白房子樓下，碰見了跑步的沈黎暉，隨後事情的經過是：上去坐坐啊，聽會歌，不錯呀，來我們這兒發吧。
不久簽了約，彭坦把《遷徙》拿到摩登天空發了，隨著摩登旗下的各類音樂節起勢，他也固定在公司的平臺上去做演出，便給個體戶巡演模式叫停了。我問他應該怎麼看待這段經歷，彭坦的說法是，很無力，但不悲壯，沒多牛逼，也沒被瓦解。
到了摩登以後，彭坦跟音樂公司的合作轉化成了一個可描述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定義成服務性質，相互激發。在這種關係下，如果音樂人自己的表達不充分、不獨立，那麼公司也很難將其渲染包裝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出來。
華納和太麥時期，彭坦對唱片企劃的參與集中在局部，細節，比如字體不夠好，比如顏色不正，如今他做過唱片、EP的發行，獨立做過巡演，對音樂從創作到製作的把控越來越系統、完整。在《遷徙》之後，又發佈了一張《電子天才遊戲計劃》，概念是與12位電子音樂人合作12首《遷徙》歌曲的Remix版本，去年發了幾首單曲，也繼續在嘗試電子音樂的唱作，而就尚未發佈的整張專輯來說，除了請楊策給一首歌彈了一軌鍵盤之外，其他樂器和混音都由彭坦一手完成，主旨是更加偏向私人化。其實這種音樂路線和創作方式，在他人看來並非全無問題，沈黎暉認為彭坦是主唱當了很多年，如今階段性地陷到製作裡去了。倆人最近有過一場深入交流，甚至也談及了達達樂隊的後續計劃，但沈黎暉並不願意透露交流的細節。
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覺得，無論如何，樂夏給中國獨立音樂人和樂隊的生存方式，展現了另一種更遼闊的可能性。此前在籌備樂夏節目時，沈黎暉就告訴馬東，樂隊內容一定是音樂類的綜藝內容裡最後一塊富礦。照此邏輯，這檔節目的出現，本質上也是由視頻產業乃至資本與獨立音樂的一種融合。彭坦將這種更大層面的邏輯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力量，他說，從樂迷、樂評人到樂手，獨立音樂自下而上的熱情一直存在，但此前自上而下的力量則始終是缺位的，如果沒有更多上方力量的協同，獨立音樂即便是塊富礦，也會始終蓋著一塊紅布。
張亞東在節目裡說中國推廣十年鋼琴，也不如出一個郎朗，彭坦非常贊同，他說看到盤尼西林的小樂時很激動，認為此人是最有超級明星氣質的主唱，有朋友覺得小樂太膨脹，彭坦完全不以為然，說這才哪兒到哪兒啊，或許獨立音樂在主流邊緣待得太久，在給自己劃出莫須有的界限吧，盤尼西林所有的表現就是太好了，他們就是搖滾明星，他們應該掙很多很多錢，他們應該上完節目就買車買房，未來過上搖滾明星的生活，就像亞東說的，年輕人應該被推出來，他們應該成為巨星，成為能夠引領產業的人。
我問，“你會這樣想，是因為自己也有年少成名的經驗，還是如今年紀大了一點，變得更寬容了？”彭坦笑，“都有吧，我要跟他一般大，我肯定也不差他啊。”
海龜先生：爬過丘壑
海龜樂隊。來源：被訪者
“往哪兒走，媽媽”
寫下《男孩別哭》14年後，媽媽告訴李紅旗，裡面有句歌詞寫的不錯，這讓他覺得挺奇妙。變化，是從《樂隊的夏天》開始的。雖然最終止步於Hot5，但海龜先生還是在這檔節目中聚集了不少人氣。
起碼父母因為畫面的形式重新看待了兒子這些年做的事情，“上了電視，好像是有出息了。”
要知道很多年前，李紅旗的夢想還是回家時候擺一堆鈔票，“砸在家裡、砸在世界的臉上、砸在我爸媽的臉上，讓他們看到我去做搖滾樂依然是對的。”
但現實情況卻是困窘時，還得伸手管家裡要房租。李紅旗靠音樂真正能養活自己，已經是2010年。
同樣來自廣西、同時期成立的旅行團樂隊，在找尋出路時，選擇了北上，簽約到摩登天空。而海龜先生在小酒館搖滾攝影師蔡鳴的勸說下，2007年來到成都，當起了個體戶。
在那前後，成都的獨立音樂場地也開始增多，海龜先生經常是上半夜演完小酒館，下半夜跑到麻糖酒吧接著嗨。賺了錢就去喝酒，錢快花光時，演出機會又來了。
他們第一張獨立專輯的名字叫做《POGO不如跳舞》，音樂輕快、活潑，適合派對上調動氣氛。而如今海龜先生風格的轉變，該怎麼形容呢？有個例子是，海龜先生的一次演出現場，有樂迷擠到第一排跳水，結果沒人接，頭著地了。有音樂博主評價這事兒：“海龜先生確實沒有能讓人想玩跳水的衝動”。
李紅旗有段時間還在抗爭，“樂迷都想躁起來，我就想幹嘛要躁啊？”但也有抗不過的時候。比如《男孩別哭》《瑪卡瑞納》的創作，樂評人王碩記得其實是海龜先生做專輯時正好差兩首歌，然後才迅速寫出來的。但正是這兩首作品，給海龜先生帶來很多粉絲，連李紅旗也不太明白它們到底有什麼魅力，“樂迷好像就是為了這歌買票來的，如果不演的話，就有點缺斤少兩的感覺。”
樂評人、《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攝影：鄧攀
就連上《樂隊的夏天》第一輪選歌，節目組也強烈建議唱《男孩別哭》，因為這歌流量高、群眾基礎最好。
李紅旗開始不太贊成，那首歌寫於他們還不成熟的時期，沒有辦法完整表達他的信仰。他擔心萬一第一輪就被淘汰，豈不是浪費了表達的機會。但節目組對海龜先生有信心，果然，第一場唱完，他們就拿了第一。
加分項裡還有服裝和舞臺表現，這要歸功於貝斯手蔣晗。蔣晗平常對於服裝就很講究，在家裡也會和老婆一起討論研究。每次選好演出曲目，蔣晗就會按照歌裡表達的氣質去搭配適合的衣服，他覺得服裝本身就是舞美的一部分，“把自己打扮好了，是尊重舞臺，也是尊重樂迷。”
李紅旗和吉他手黃巍平日裡穿慣了寬鬆的衣服，但為了節目也會換上不是很舒服的裝扮。天兒熱，衣服又多，再加上緊張，李紅旗唱歌時都不敢把動作做大。
海龜先生的舞臺表現，得到了彭坦的高度評價：“你能在那個舞臺上看到，哪些人是在拿音樂人當職業，哪些人就是為了自己的抒發表達，從參與度上看，這些樂隊高下立判，好的樂隊，就能夠從職業的角度去把熱度能量持續下來。”
職業這事兒，樂隊三個人都沒怎麼琢磨過。不同於新褲子、刺蝟兼職做樂隊，李紅旗和蔣晗一直都是全職做音樂，從沒上過班。
李紅旗倒也冒出過念頭，如果做音樂實在養活不了自己，送外賣也不是不可以。最難的時候沒飯吃，他甚至和室友分吃過一袋方便麵，儘管這樣李紅旗還是覺得自己幸運，“2009年以後音樂節多了，市場開始有體量接受這麼多搖滾樂隊，如果我們90年代出來，肯定撐不到現在。”
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樂隊的主唱樑龍也分享了類似的經歷，2008年之後，音樂節的井噴確實改變了行業的命運。“以前基本上就是黑著巡演，沒有什麼收入，2008年到2010年往後，我們也是從兩萬漲到四萬、八萬、十萬然後十五萬，然後二十萬，成倍地漲，這是一個大變化。”
“依叢林法則而發展的正義，佯裝真理”
黑色幕布裡，一隻鴿子飛不出去。
這是海龜先生第二張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的封面，也隱喻著李紅旗正在信仰裡費力掙扎。
明快灑脫的旋律走向了曲折幽深處，2008年經歷的汶川地震，不僅改變了李紅旗的信仰，也讓海龜先生的音樂風格發生了變化。
作為一個80後，他給自己起了新名字“李紅旗”，對自己的過往也產生懷疑：“以前那些作品跟真相的關係比較少，只是在快快樂樂，好像是種粉飾太平。”
“娛樂至死”、“給搖滾綁架”、“犬儒主義”等命題，開始貫穿在海龜先生的音樂中，這樣風格的轉變，有可能會讓他們失去一部分市場和受眾，但李紅旗還是倒向了藝術那一端。
打一開始做音樂，海龜先生沒想著刻意迎合市場，但他們也意識到自己的音樂還是有很大的商業潛質，朋克、雷鬼、Ska，都在嘗試，不像傳統搖滾樂那樣極端，也有很多人喜歡。
2012年簽約摩登天空之後，海龜先生推出了一張同名專輯，公司給的定位是一張“擁有流行討喜面孔和根源搖滾樂身軀的專輯”。他們一直在用大眾能接受的表達方式做音樂，這樣也能擁抱更廣層面的受眾。
因此，雖然海龜先生的後兩張專輯在內容上變得嚴肅起來，但在表達方式上，還是會考慮市場和大眾。
原本定位在50-70後受眾的海龜先生，意外收穫了不少90後樂迷，之所以願意上綜藝，李紅旗也是想去到一個更大平臺，吸引年輕群體。
錄製《樂隊的夏天》之前，海龜先生正在進行新專輯《咔咪哈咪哈》的全國巡演，蔣晗記得有些站的票房不如預期。
這對海龜先生這樣的老樂隊無疑是個挑戰，“不同風格的新樂隊越來越多，很多樂迷看過你的演出了，可能就會選擇新面孔。”
今年6月的天漠音樂節上，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幕：逃跑計劃在主舞臺還未表演最後一首歌，另一個舞臺上，盤尼西林樂隊即將登場。只見大量樂迷紛紛轉身，跑向了盤尼西林那一邊。
節目播出後，海龜先生自然也享受到了這樣的紅利，據胡嵬觀推測，摩登天空這幾支上節目的樂隊中，海龜先生的演出費漲幅最多，比起新褲子和痛仰，海龜先生以前的基數要低一些，因此增量也最大。
《樂隊的夏天》讓曾經“地下”的樂隊們浮現在大眾視野裡，而藉此，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李佳 董力瀚
編輯｜董力瀚
圖片來源：被訪者
完成這期關於職業故事的內容後，我們才真正意識到，或許沒有人的職業選擇真正經得起追問，更何況，他們向來都站在被主流價值忽視的那個叫做“獨立音樂”的角落裡。
在新褲子、達達樂隊和海龜先生身上，我們能看到獨立音樂人過往對自身職業的猶疑、搖擺和重新的篤定，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了出來：一檔已經引發熱議的綜藝節目是否已經證實了某些切實存在的價值？人們是否有機會去揭開獨立音樂產業頭頂的那塊紅布？
新褲子：我們還在Modern Sky
來源：被訪者
“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
2010年的草莓，新褲子沒有出現在舞臺上，頂替他們的是果味VC。
那時候樂迷才知道，合約到期，新褲子沒續。算起來，他們和沈黎暉合作的時間，比摩登天空的歷史還要長。1996年，新褲子就簽約了摩登天空的前身“風景科技”，那一次解約，是新褲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走。
一年後，他們又回來，彭磊說了句不知是服軟還是場面的話，“像新褲子這樣的樂隊，跟別的任何類型的唱片公司都不搭，還是摩登天空最適合我們。”
然而回歸後發的新專輯《SEX DRUGS INTERNET》裡，彭磊依然唱到：“我們不是晚會明星，我們不在Modern Sky（摩登天空）”。到今天，沈黎暉還記得這句歌詞，提起來就直嘬牙花子。
最近因為《樂隊的夏天》，彭磊和沈黎暉的關係又被討論起來。提到對方也沒少擠兌。
電影《縫紉機樂隊》帶火了新褲子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當時沈黎暉覺得意外，“你想像不到那幾個人，長得也不行，說話大舌頭，你也不知道他哪天就會怎麼樣。”
沒想到兩年後，彭磊又火一次，順帶在節目裡吐槽摩登是“不負責任”的唱片公司。
這話沈黎暉聽來，反而覺得彭磊這是仗著倆人私交不錯。“他是可以胡說八道，也覺得說這些不會得罪我，他說什麼我都會愛他，對吧？所以我們在一起也不用廢話。”
沈黎暉。攝影：鄧攀
2011年4月迴歸後，新褲子就去美國參加了全球最大音樂節之一的Coachella，鍵盤手龐寬回憶那時候已經不是三大件的天下了，“很多國外樂隊已經是半搖滾、半樂隊和半電子，人家都那麼藝術。”
回來一對比，國內搖滾樂還是老樣子，受了藝術刺激的新褲子寫下了他們的第七張專輯《SEX DRUGS INTERNET》。
這一次的封面上，沒有設計任何卡通和人像，只是在一堵牆面前放了塊透明玻璃板，大大寫著SEX、DRUGS、INTERNET幾個字母，這被視作新褲子在向上世紀70年代朋克盛世的一曲“Sex & Drugs & Rock & Roll”致敬。
《樂隊的夏天》裡，新褲子演唱的第一首歌《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也出自這張專輯，後來80年代的“Disco女皇”張薔復出時，也以這首歌作為主打。
但新褲子和張薔這樣的演出組合，卻讓音樂節的90後觀眾覺得時髦又有距離感。摩登天空公眾號上的一篇文章曾寫過：在一場草莓音樂節上，當上一個樂隊演完，新褲子上場再次用合成器製造冰冷迷幻的音浪時，底下的人幾乎都走了。
這讓彭磊和龐寬感到沮喪，也是他最初在樂夏談到“挺傷心”這個話題時的說辭，樂隊的生命力在舞臺上，但演出時，發現臺下沒有互動，他們開始產生懷疑，到底是哪出現了問題？
《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記得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陣，新褲子再表演那些電子合成器的東西時，臺下根本沒人看，嗨不起來，票也賣不出去，他們終於意識到還是自己的音樂走的太超前了。彭磊和王碩對於當時流行的東西有過交流，“必須得前面主歌唱的倍兒沒勁，然後咣的一下提起來，大夥就都嗨了，現在就得這樣。”
真正開始轉變，是在彭磊有了孩子之後，“養孩子還是挺困難的。”
這幫人對賺錢不是沒追求，彩鈴當年火的時候，刀郎的公司僅彩鈴一項便收入1200萬元，這可比做傳統唱片強多了。那時候，新褲子還在摩登天空的地下室裡錄音，沈黎暉點撥彭磊，“彩鈴特值錢，你寫一首手機上能用的，咱們就發了。”
彭磊根本寫不出來，最後搞出來一張《龍虎人丹》，沈黎暉聽了說，“這什麼破玩意兒啊，沒有一首歌能當彩鈴的。”但2006年的這張專輯問鼎了《滾石》雜誌所評選的年度十大華語唱片之首，新褲子也全面擁抱起合成器音樂。
如今呢？當年寫不出彩鈴的彭磊，如今決定倒車，擁抱觀眾。
“我不要在失敗孤獨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2013年，新褲子發了首單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風格就此轉向彭磊嘴裡的“土搖”。彭磊形容過對“土搖”的理解，“只要一個吉他，副歌時候踩失真，然後開始嚷嚷叫喚，高八度的嚷嚷，歌詞要特別長，小學生作文那麼長，寫出內心的苦悶和吶喊就行。”
於是那陣子，彭磊經常沒事就看看《知音》《讀者》《青年文摘》，從雞湯文中找靈感。
彭磊看上去是想明白了，“你其實做的是一個產品、商品。”之前寫歌，他更多是為了自己，但後來慢慢發現要做一個有商業標準的東西，其實是有挑戰的。“怎麼才能達到那個標準？怎麼把這個商品搞得特別合格？其實觀眾就是最好的檢驗。”
“傷心”、“孤獨”、“憂傷”這樣的字眼，頻繁從大舌頭彭磊的嘴裡含混唱出來，2013年之後的時期，他們稱作自己的“黑暗時代”。
龐寬覺得這些音樂代表的就是彭磊在那個階段真實的想法和狀態，“還是希望更多人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太曲高和寡的話，會覺得做音樂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龐寬。攝影：鄧攀
VICE中國主編劉陽子曾評論過，沒有哪支樂隊比新褲子更加適應如今大城市中年輕人的流行音樂需要，他覺得新褲子這一批樂隊，一開始就是為了跟商業文明呼應，在假大空和暗髒頹中製造緩衝地帶而出現的，“他們在按照唱片業規律辦事：寫自己的歌，在應該雕琢的地方雕琢，考慮並重視受眾，保持風格的同時，以調動受眾情緒與收穫歡迎為重要但非唯一目標。”
可是觀眾叫好了，新褲子的困惑有解了嗎？
他們似乎還在找答案。
一次，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帶痛仰去美國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新褲子也在。自從摩登2015年花了上千萬簽約痛仰之後，胡嵬就成為樂隊的經紀人。不僅令痛仰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更成為公司的“印鈔機”，這次簽約，從業務戰略到資本估值，乃至到經營出來的現金流表現多方面獲取了全面勝利。
新褲子看在眼裡，他們問胡嵬，如果從地下走到地上，痛仰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那次後臺的交流並不深入，但胡嵬也覺察到新褲子有意識地在思考該如何突破自己思維的定式。
到了2018年中旬，沈黎暉突然問胡嵬，“新褲子不然你來帶？”彭磊總是在罵公司，續約前提出要到胡嵬的團隊，沈黎暉覺得給他們換換部門也好。
胡嵬顯然是有顧慮，痛仰已經做成很好的職業標杆，再來個新褲子，同事管理倆大腕兒樂隊，“多難弄啊，除非他們真的想明白要什麼，願意怎麼努力，我可以當個加速器。”
新褲子表了決心，胡嵬按照自己的一套職業化方式開始運作。首先是社交媒體的建立。作為一支成立了23年的樂隊，直到去年9月，新褲子才註冊了微博。因為註冊的晚，名字早被別人搶注，不得已加了一個下劃線以區別，還自嘲“很像高仿”。更尷尬的是，起初粉絲數量不足50位，甚至沒法申請加V。
《樂隊的夏天》邀請新褲子時那個100萬粉絲的說辭，也正好對標痛仰，痛仰2017年就在運營微博，粉絲過了一百萬。
緊接著是巡演，大到形式、類型，小到歌曲順序、說話時長，新褲子都被要求做調整。
綜藝節目中，彭磊因為逗貧圈了一波粉，但在演出時，胡嵬覺得他不能老是插話，否則容易中斷演出節奏。比如巡演到了成都，按照彭磊的習慣，總喜歡講些個成都是個有文化的城市云云，胡嵬要求這毛病必須改：“除非絃斷了你可以說這些，不然別隨時都在說話。”
除了摳細節，胡嵬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新褲子叫好不叫座。如果他們想繼續往上走，工體是必經之路。其實早在2011年迴歸摩登時，沈黎暉就表示當年要給新褲子在工體開演唱會，結果最後變成了北展劇場。
這一次，工體又被提上日程，胡嵬希望開場前票就能被搶光。於是在新褲子巡演時，他們就開始有意識地公佈搶票時間。幾輪演下來，網上對新褲子已經聚集了足夠的關注度。
在胡嵬看來，工體對新褲子不僅是一場演唱會，更是一次大型事件營銷。哪些環節可以引爆，團隊都事先做了計劃。比如開票前，新褲子發了一首單曲《最後的樂隊》來煽情，樂迷們一下慌了，以為演完工體，新褲子就要解散了。接著又拍了一組海報，重現新褲子首張專輯的封面，還引發了惡搞。
一系列鋪墊預熱之後，門票開售十分鐘之內，就被盡數搶光，甚至搶癱了大麥的服務器。彭磊有點不相信，直問老胡這是不是你運作的？
但這時沈黎暉又提要求了，“工體得給我賺錢回來。”胡嵬覺得，開場前票賣光才是第一訴求。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新褲子的品牌傳播，也能讓大家安心準備演出。
投入了一百多萬成本，百八十號演職人員，等到今年3月23日，距離演唱會開場只剩三個小時的時候，胡嵬發現彭磊和龐寬坐立不安，手腳冰涼。
當時彩排結束，哥倆在屋裡待不住，直喊冷。胡嵬一看這樣不行，帶著他們出去兜了一圈，“咋回事，這根本不像你們，就當是Livehouse嘛。”
彭磊說，“做這麼多年演出，從來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團隊給我們服務過，萬一演得不好，嗓子唱劈了，怕對不起你們。”
胡嵬樂了，“總算說句人話”，當晚的演出，新褲子發揮穩定，胡嵬覺得，這幾個人都是比賽型選手，到那個點就能炸出來，從來沒掉過鏈子。
摩登天空副總裁胡嵬。攝影：鄧攀
半年之後，龐寬還能記起當時的焦慮。“不光是在臺上演出，還涉及到燈光、音響、很多細節流程，那麼多團隊加入進來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怕裡邊一個環節出問題，演出就不完整了。”
工體已經給了新褲子一個爆點，等到《樂隊的夏天》，他們的知名度擴散到了更廣闊的人群。
“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手上兩支樂隊參加節目，胡嵬對新褲子和痛仰的訴求、定位完全不一樣。痛仰已經在頭部位置保持著穩定的人氣和收入，他們需要的是口碑，這次節目播下來，胡嵬甚至沒給痛仰的商演漲價。
而新褲子則截然不同，他們要成為王炸。痛仰現在有同事負責，胡嵬本人在新褲子身上花了更多心思，從表演形式、合作嘉賓、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表達等等，都做了充分的考量。“彭磊本人也是營銷的天才，他對自己的認識以及對藝術的感知都非常好，我們只需要走在正確的路上。”
和Cindy的合作就是充分考量之後的結果，一方面能在互聯網上產生話題，另一方面，作為雙主唱樂隊，也需要給龐寬表演的機會。
幾個月下來，這檔節目無疑給新褲子帶來更多的收穫和變化。他們的通告已經排到年底，演出價格也上漲了20%~40%，而多次作為音樂節的壓軸樂隊，新褲子原本就不便宜。
因此，當沈黎暉收到別人讓他轉交給彭磊的一萬塊錢時，才會問對方：“你知道彭磊一年掙多少錢？”儘管這樣，網友們還是不放心，他們在彭磊的豆瓣帖子下留言：沈黎暉把一萬塊錢轉給你了嗎？
龐寬覺得，這事兒得中立來看，發了倒也沒有，但也不會說苦的時候沒飯吃。
王碩說，彭磊的生活習慣很有意思，至今還會去家對面的學校食堂吃八塊七的套餐，倍兒開心。此外，樂隊主唱的身份之外，彭磊還是個導演、插畫家，甚至還辦過個展。他創作了一套咪咪和嘎嘎的卡通形象，為了推銷自己的畫，在家吭哧吭哧畫一年，出了本漫畫書，結果畫還是沒賣出去。
直到最近，這些卡通形象為主的書籍、周邊才開始被帶貨，就連彭磊做的微信表情包，購買人數也從一百多人漲到了十幾萬。
現在再出門坐地鐵，彭磊得戴一口罩，畢竟認出他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一次他去參加活動，在地鐵上碰到刺蝟樂隊的女鼓手石璐，發現她不僅不戴口罩，還壓根兒沒被這事困擾：“我就要看看現在能有多少人認識我。”
主唱趙子健嘴上說著錄節目特煩，等著急了卻給節目組打電話：“你們怎麼還不錄我，什麼時候讓我去？”龐寬調侃刺蝟“膨脹的都不行了”，他覺得新褲子該幹什麼還會繼續做，“我們20年了，大風大浪，什麼世面都見過了。”
我們採訪的前一天，新褲子剛給某運動APP拍了廣告，在這之前，搖滾樂隊幾乎沒有接過什麼廣告代言。在他們的收入來源中，現場演出佔到70%。胡嵬覺得這個比例應該降到50%，剩下的由版權、商業合作等類型構成，這樣才算是一個真正職業化的音樂人。
來源：被訪者
雖然有錢賺，可一天下來，倆人還是被搞煩了，“這玩意兒耗一天有意思嗎？”但該配合時候還得配合。
去年有段時間，為了提振新褲子的狀態，胡嵬佈置了作業，一天寫一首歌。沒想到彭磊乖乖照做了，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還是堅持了十幾天。
帶樂隊，胡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覺得樂隊想變得職業化，關鍵要有職業的系統，不僅需要職業的燈光師、音響師、巡演經理等，還要有個人能把這些攢到一起，服務好音樂人。“音樂人的精力應該放在創作，而不是運營自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職業的經紀人。”
而新褲子直到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做一個職業樂隊，這意味著作品要有專業度、流行度和完成度。龐寬眼裡藝術家好當，反而是流行、有商業標準的東西難寫，這對新褲子來說也是挑戰。
劉陽子曾寫道，“職業化保證了技藝的精益求精，保證了音樂作為商品的高質量，保證了天才之作的出現概率。”他拿新褲子的作品舉例，就像《Bye Bye Disco》這樣的神作只可偶遇，不可多得，但如果沒有足夠的《DiscoGirl》、《囍》、《北海怪獸》在底下鋪著，又怎麼能期待《Bye Bye Disco》從地裡長出來？
彭坦：誰來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來源：被訪者
達達樂隊走起來
說起達達的未來、計劃，彭坦也沒法兒細緻地排列出個座標軸，就權且被推著走罷。未來打哪兒來倒清楚得很，按諸常理，樂隊的出路從來只需捋兩條脈絡，頭一個是創作，為了準備仙人掌音樂節，他們在北京排練了倆禮拜，間隙彈了幾組動機，錄成demo，擱硬盤裡存著；二一個是市場，仙人掌演完，很快有電話追來，四人又被邀請去揚州再演一場。
手機就是這麼個物件，不論你承不承認，現代生活大部分的可能性都是以此肇始，誰操弄誰簡直說不清，彭坦說他愚蠢抵抗了好幾年，終於還是換了個智能機，乃至於達達樂隊重組的契機，也打由手機裡來。彭坦講，許曉峰是二十年前帶達達入行的大哥，年初，大哥撥來那通電話，想讓樂隊上第二屆仙人掌音樂節，他全無二話，拍胸脯說沒問題，我招呼哥兒幾個一聲。其實彭坦和吉他手吳濤、貝斯手魏飛如今都住北京，就鼓手張明長居武漢，四人合計著都說試試吧，實則心裡都不很有譜。
十五年沒以達達樂隊的名義活動，重聚的意義簡直大過表演，重聚帶來的結果又有兩層，一個是壓力，當然壓力大雖大，演得還是穩穩當當，樂隊復刻了原版編曲，program幾乎沒加，主題就是還原、再現；另一個是動容，幾百歌迷從外地追到成都仙人掌，散場沒走，拉著四個人躺草坪上拍大合影，發到微博上，一波一波的人跑來感慨青春，稀里嘩啦的。當晚還有人張羅去火鍋店聚餐，新老樂隊聚了一大幫，突然唱起歌來，人們抬著高旗唱完陳勝吳廣，又摟著彭坦唱南方。
劇情到這，達達就沒法兒還完大哥人情便又拍屁股散夥了。勾人念舊的事情一邊發生著，選擇的壓力也迫近過來。彭坦說樂隊在寫新歌，先保持一段連貫的排練、演出狀態，看看能不能延續創作。自媒體不斷有喊話的，說讓達達上樂夏，黃覺發了條微博，說彭坦前陣子跑崇禮開卡丁車，把肋骨弄折了，又說樂夏有第二季的話，死活要把達達薅出來好不好，底下回復了幾百條說必須的。採訪的時候，我們也問彭坦，要不要去參加節目，他說嗨這個，頓了頓，又說，嗨。所以想來也是，不論主觀想不想，客觀合不合，此刻當著媒體這話是沒法聊。
樂夏可是一場不落地追，彭坦說他不但追主節目，還要在專題裡翻小花絮，直蒐羅得渣兒都不剩，再眼巴巴等下一期，頭回被綜藝節目拴得這麼結實。問他果真那麼好看，他說綜藝勾人的技巧真厲害，節目也是真好看，開眼界，一上來發現至少一半樂隊沒聽過。其實討論音樂節目，本質上討論的是對音樂的態度。彭坦看完頭幾期，除了收穫興奮、感懷這類情緒，也窺見部分現實，比如受眾內容取向，更打動現場的還是衝擊性的聲音和冬陽似酒的暖心故事，Click#15、和平和浪、瑪斯卡玩的音樂生動又新鮮，最初卻得分都不高。
另一個現實是關於職業化，都知道中國搖滾搞30年了，結果選出31支樂隊，裡頭大半還在兼職做音樂，也真讓人沒想到。
市場審美沒進步，樂隊職業化沒進展，儘管產品介質、傳播渠道、演出形式不斷變化，但對獨立音樂人來說，創作和收入兩條紅線卻沒整體進入新時代。
拿彭坦來說，自2000年宋柯、許曉峰把達達籤進華納算起，入行也快20年了，但職業化於他來說，也是個相當緩慢的覺醒。最初從武漢來北京，進華納，按彭坦講話是個很被動的過程，第一張專輯《天使》在武漢寫完，到了北京連歌都不用選，直接開始錄音，製作，接著就發唱片，見媒體，彭坦走到哪兒都被人說像謝霆鋒，沒多久就給他說膩歪了，發第二張專輯前，把長頭髮給剃了。第二張專輯是《黃金時代》，樂隊四個人閉關搞了幾年，彭坦說，當時樂隊對它寄望極高、充滿野心，但得到結果卻是市場反應冷淡，又加上華納人員變動，宋柯、許曉峰先後去職，樂隊也因此解散，最怪異的事實是，這張唱片在此後數年中，又持續賣掉了數十萬張，這或許證實了唱片在音樂品質上的成功，但畢竟已是後話，彭坦記得，從《黃金時代》發佈到樂隊解散，不過一年有餘，其間樂隊四人承受了巨大的失落。
樂隊解散是創作理念和市場反應、公司戰略碰撞的慘烈結局，也是音樂人彭坦第一次面對職業困境。在那個時期，失去唱片公司的合約，基本等於被切斷職業路徑。沒有演出，沒有收入，彭坦開始對一個基本問題抱有懷疑，我究竟是不是幹這行的？
他跟職業之間斷檔為期大約兩年，至於兩年時間的狀態，說來也簡單，就是宅著，偶爾寫寫歌，父母不時給寄點生活費，接濟接濟。每當覺得這樣不是個事的時候，就跑去街上買手遞手，卻又發現報紙上招的淨是廚子、會計，門檻太高，思來想去，動了送快遞的心思，當時彭坦老在噹噹上買書，覺得送書這活計幹得過，蹬車子總會吧？
那根弦還是讓現場音樂給續上的。2006年朝陽流行音樂節上看到臺上supergrass排山倒海的表演，彭坦開始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困惑呢，他說感覺特別強烈，他說我覺得我跟Gaz Coombes（supergrass主唱）一樣，他說我也是一個站在那裡的人。於是回家把報紙卷吧卷吧扔了，把手裡寫的歌整理好，跑太合麥田去拍門找宋柯。
十年前的個體戶
太麥時期彭坦交出的唯一一張唱片，是讓他和這家唱片公司都甚有收穫的《少年故事》，但在商業和市場的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音樂人職業身份綁定得更加緊密起來。從最初簽約華納到做《少年故事》之前，七年間，彭坦基本是自閉狀態，除了公司裡事務，很少與人打交道，到這張唱片，他才開始全面介入製作，尋找樂手，進入圈子——假設真有那圈子的話。
此時，彭坦也開啟了巡演，週期漫漫，大約前後持續近兩年。回溯來看，這又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時點，是以音樂節為代表的現場音樂演出市場爆發前夕。他在此時開始意識到關於獨立音樂人這份職業另一個掣肘。
彭坦。來源：被訪者
彭坦意識到音樂人工作中缺乏系統歸納，難以實現延續性。例如，早年達達樂隊在華納時期的視頻、音頻、文檔、資料，由於人員變動，公司搬遷，除了最終發行出來的兩張唱片之外，幾乎全數遺失。現場演出實現延續性則更加困難，無論從歌手、樂手、舞美還是歌迷，livehouse表演幾乎全是一錘子買賣，不論演出效果多好，在結束之後的幾天內，這次演出對所有人而言即消失不見了，沒有記錄，也無從回溯。
此時彭坦已經在嘗試掌控一些東西。回頭來看的話，他與同事的合作已經開始有進階式的交流。以唱片宣傳為例，在《黃金時代》開企劃會之前，他跑設計師家裡，倆人熬夜吭哧吭哧做了一版封面，第二天一上會，就因為太lo-fi，不商業，當場被否。而到了做《少年故事》時，企劃會上同樣有人覺得某首歌缺乏賣點，彭坦已經學會去給人解釋自己的創作初衷了，不像華納時期，人家說你兩句，你就趕緊回家生悶氣去，或者要宋柯出面，說你們幾個小孩太嫩啦，還是聽我的吧，這樣彭坦連辯駁都沒有，他拿老宋完全沒轍。
在演出上，此時彭坦開啟了一個新的計劃，每年年末在livehouse裡辦跨年。2008年年末是第一場，提前三個月，彭坦就開始張羅此事，他拉著同事跑了北京大大小小十幾個場館看場地，連中山公園音樂堂都看了，始終沒找到一個能介於北展和livehouse之間的，適合搖滾樂演出的中型場地，最終還是選了星光現場。
彭坦此前跟太麥籤的是一張唱片合約，所以大概也是從這場演出之後，他逐漸成了個體戶。短短几年過去，他與職業的關係和解很多，此時全無是否延續職業的顧慮。從第一次跨年專場為出口，彭坦開始自己攢舞美，燈光，設計，音響，一開始找合作過的人，但人脈不夠，遠遠不夠，於是便再請人介紹，這場演出實現了不錯的表演水準，也頭一次把北京livehouse票價拉高到150元、200元的檔位。
採訪到這裡，我突然發現，彭坦與多數疲於演出、囿於巡演的樂隊、歌手在這件事的態度上截然不同，很多人宣稱，演出尤其是連續演出，對錶演者是巨大的消耗，而彭坦似乎始終在以正向的思考方式在對過往的演出做回溯乃至推演。只是他仍然無法以一己之力解決關於演出的正向積累的問題。就跨年專場來說，彭坦後來意識到，每年自己都要從一個幾乎為零的基礎上實現整場表演，每次與調音師、燈光師、整個製作、宣傳、企劃團隊，乃至舞美的磨合，都像是份閱後即焚的資料，從2009年到2013年，每年的專場，這些崗位幾乎每次都要換人，頭一年的合作方，第二年的費用、檔期都有可能不匹配，聊起來彭坦直搖頭，每年一次合作，每次對人都是消耗。
當彭坦看到包括郭頂、陳粒、曹方以及某些獨立經營的歌手開始用持續穩定的演出來搭建長期團隊時，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市場開始有容量接納這些人。彭坦意識到，他做出嘗試的時機早了點，在沒成熟的市場裡，沒獲取足夠的空間，只博得了一個縫隙，他對此事的說法是，搏鬥了，敗陣了，也挺好，起碼腦袋裡對獨立音樂產業的認識清晰多了。
當個體戶的時候，彭坦用發《少年故事》攢下的錢，在雙井建了個小錄音室，叫白房子，後來還寫到了歌裡頭，此處正好離當時百子灣的摩登天空辦公室不遠，此外，他還獨立製作發行了一張不插電專輯、一張EP。在隨後那張概念化的《遷徙》錄編縮都弄完時，彭坦在白房子樓下，碰見了跑步的沈黎暉，隨後事情的經過是：上去坐坐啊，聽會歌，不錯呀，來我們這兒發吧。
不久簽了約，彭坦把《遷徙》拿到摩登天空發了，隨著摩登旗下的各類音樂節起勢，他也固定在公司的平臺上去做演出，便給個體戶巡演模式叫停了。我問他應該怎麼看待這段經歷，彭坦的說法是，很無力，但不悲壯，沒多牛逼，也沒被瓦解。
到了摩登以後，彭坦跟音樂公司的合作轉化成了一個可描述的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定義成服務性質，相互激發。在這種關係下，如果音樂人自己的表達不充分、不獨立，那麼公司也很難將其渲染包裝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出來。
華納和太麥時期，彭坦對唱片企劃的參與集中在局部，細節，比如字體不夠好，比如顏色不正，如今他做過唱片、EP的發行，獨立做過巡演，對音樂從創作到製作的把控越來越系統、完整。在《遷徙》之後，又發佈了一張《電子天才遊戲計劃》，概念是與12位電子音樂人合作12首《遷徙》歌曲的Remix版本，去年發了幾首單曲，也繼續在嘗試電子音樂的唱作，而就尚未發佈的整張專輯來說，除了請楊策給一首歌彈了一軌鍵盤之外，其他樂器和混音都由彭坦一手完成，主旨是更加偏向私人化。其實這種音樂路線和創作方式，在他人看來並非全無問題，沈黎暉認為彭坦是主唱當了很多年，如今階段性地陷到製作裡去了。倆人最近有過一場深入交流，甚至也談及了達達樂隊的後續計劃，但沈黎暉並不願意透露交流的細節。
揭開那塊紅布
彭坦覺得，無論如何，樂夏給中國獨立音樂人和樂隊的生存方式，展現了另一種更遼闊的可能性。此前在籌備樂夏節目時，沈黎暉就告訴馬東，樂隊內容一定是音樂類的綜藝內容裡最後一塊富礦。照此邏輯，這檔節目的出現，本質上也是由視頻產業乃至資本與獨立音樂的一種融合。彭坦將這種更大層面的邏輯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力量，他說，從樂迷、樂評人到樂手，獨立音樂自下而上的熱情一直存在，但此前自上而下的力量則始終是缺位的，如果沒有更多上方力量的協同，獨立音樂即便是塊富礦，也會始終蓋著一塊紅布。
張亞東在節目裡說中國推廣十年鋼琴，也不如出一個郎朗，彭坦非常贊同，他說看到盤尼西林的小樂時很激動，認為此人是最有超級明星氣質的主唱，有朋友覺得小樂太膨脹，彭坦完全不以為然，說這才哪兒到哪兒啊，或許獨立音樂在主流邊緣待得太久，在給自己劃出莫須有的界限吧，盤尼西林所有的表現就是太好了，他們就是搖滾明星，他們應該掙很多很多錢，他們應該上完節目就買車買房，未來過上搖滾明星的生活，就像亞東說的，年輕人應該被推出來，他們應該成為巨星，成為能夠引領產業的人。
我問，“你會這樣想，是因為自己也有年少成名的經驗，還是如今年紀大了一點，變得更寬容了？”彭坦笑，“都有吧，我要跟他一般大，我肯定也不差他啊。”
海龜先生：爬過丘壑
海龜樂隊。來源：被訪者
“往哪兒走，媽媽”
寫下《男孩別哭》14年後，媽媽告訴李紅旗，裡面有句歌詞寫的不錯，這讓他覺得挺奇妙。變化，是從《樂隊的夏天》開始的。雖然最終止步於Hot5，但海龜先生還是在這檔節目中聚集了不少人氣。
起碼父母因為畫面的形式重新看待了兒子這些年做的事情，“上了電視，好像是有出息了。”
要知道很多年前，李紅旗的夢想還是回家時候擺一堆鈔票，“砸在家裡、砸在世界的臉上、砸在我爸媽的臉上，讓他們看到我去做搖滾樂依然是對的。”
但現實情況卻是困窘時，還得伸手管家裡要房租。李紅旗靠音樂真正能養活自己，已經是2010年。
同樣來自廣西、同時期成立的旅行團樂隊，在找尋出路時，選擇了北上，簽約到摩登天空。而海龜先生在小酒館搖滾攝影師蔡鳴的勸說下，2007年來到成都，當起了個體戶。
在那前後，成都的獨立音樂場地也開始增多，海龜先生經常是上半夜演完小酒館，下半夜跑到麻糖酒吧接著嗨。賺了錢就去喝酒，錢快花光時，演出機會又來了。
他們第一張獨立專輯的名字叫做《POGO不如跳舞》，音樂輕快、活潑，適合派對上調動氣氛。而如今海龜先生風格的轉變，該怎麼形容呢？有個例子是，海龜先生的一次演出現場，有樂迷擠到第一排跳水，結果沒人接，頭著地了。有音樂博主評價這事兒：“海龜先生確實沒有能讓人想玩跳水的衝動”。
李紅旗有段時間還在抗爭，“樂迷都想躁起來，我就想幹嘛要躁啊？”但也有抗不過的時候。比如《男孩別哭》《瑪卡瑞納》的創作，樂評人王碩記得其實是海龜先生做專輯時正好差兩首歌，然後才迅速寫出來的。但正是這兩首作品，給海龜先生帶來很多粉絲，連李紅旗也不太明白它們到底有什麼魅力，“樂迷好像就是為了這歌買票來的，如果不演的話，就有點缺斤少兩的感覺。”
樂評人、《摩登天空》雜誌主編王碩。攝影：鄧攀
就連上《樂隊的夏天》第一輪選歌，節目組也強烈建議唱《男孩別哭》，因為這歌流量高、群眾基礎最好。
李紅旗開始不太贊成，那首歌寫於他們還不成熟的時期，沒有辦法完整表達他的信仰。他擔心萬一第一輪就被淘汰，豈不是浪費了表達的機會。但節目組對海龜先生有信心，果然，第一場唱完，他們就拿了第一。
加分項裡還有服裝和舞臺表現，這要歸功於貝斯手蔣晗。蔣晗平常對於服裝就很講究，在家裡也會和老婆一起討論研究。每次選好演出曲目，蔣晗就會按照歌裡表達的氣質去搭配適合的衣服，他覺得服裝本身就是舞美的一部分，“把自己打扮好了，是尊重舞臺，也是尊重樂迷。”
李紅旗和吉他手黃巍平日裡穿慣了寬鬆的衣服，但為了節目也會換上不是很舒服的裝扮。天兒熱，衣服又多，再加上緊張，李紅旗唱歌時都不敢把動作做大。
海龜先生的舞臺表現，得到了彭坦的高度評價：“你能在那個舞臺上看到，哪些人是在拿音樂人當職業，哪些人就是為了自己的抒發表達，從參與度上看，這些樂隊高下立判，好的樂隊，就能夠從職業的角度去把熱度能量持續下來。”
職業這事兒，樂隊三個人都沒怎麼琢磨過。不同於新褲子、刺蝟兼職做樂隊，李紅旗和蔣晗一直都是全職做音樂，從沒上過班。
李紅旗倒也冒出過念頭，如果做音樂實在養活不了自己，送外賣也不是不可以。最難的時候沒飯吃，他甚至和室友分吃過一袋方便麵，儘管這樣李紅旗還是覺得自己幸運，“2009年以後音樂節多了，市場開始有體量接受這麼多搖滾樂隊，如果我們90年代出來，肯定撐不到現在。”
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樂隊的主唱樑龍也分享了類似的經歷，2008年之後，音樂節的井噴確實改變了行業的命運。“以前基本上就是黑著巡演，沒有什麼收入，2008年到2010年往後，我們也是從兩萬漲到四萬、八萬、十萬然後十五萬，然後二十萬，成倍地漲，這是一個大變化。”
“依叢林法則而發展的正義，佯裝真理”
黑色幕布裡，一隻鴿子飛不出去。
這是海龜先生第二張專輯《Where Are You Going》的封面，也隱喻著李紅旗正在信仰裡費力掙扎。
明快灑脫的旋律走向了曲折幽深處，2008年經歷的汶川地震，不僅改變了李紅旗的信仰，也讓海龜先生的音樂風格發生了變化。
作為一個80後，他給自己起了新名字“李紅旗”，對自己的過往也產生懷疑：“以前那些作品跟真相的關係比較少，只是在快快樂樂，好像是種粉飾太平。”
“娛樂至死”、“給搖滾綁架”、“犬儒主義”等命題，開始貫穿在海龜先生的音樂中，這樣風格的轉變，有可能會讓他們失去一部分市場和受眾，但李紅旗還是倒向了藝術那一端。
打一開始做音樂，海龜先生沒想著刻意迎合市場，但他們也意識到自己的音樂還是有很大的商業潛質，朋克、雷鬼、Ska，都在嘗試，不像傳統搖滾樂那樣極端，也有很多人喜歡。
2012年簽約摩登天空之後，海龜先生推出了一張同名專輯，公司給的定位是一張“擁有流行討喜面孔和根源搖滾樂身軀的專輯”。他們一直在用大眾能接受的表達方式做音樂，這樣也能擁抱更廣層面的受眾。
因此，雖然海龜先生的後兩張專輯在內容上變得嚴肅起來，但在表達方式上，還是會考慮市場和大眾。
原本定位在50-70後受眾的海龜先生，意外收穫了不少90後樂迷，之所以願意上綜藝，李紅旗也是想去到一個更大平臺，吸引年輕群體。
錄製《樂隊的夏天》之前，海龜先生正在進行新專輯《咔咪哈咪哈》的全國巡演，蔣晗記得有些站的票房不如預期。
這對海龜先生這樣的老樂隊無疑是個挑戰，“不同風格的新樂隊越來越多，很多樂迷看過你的演出了，可能就會選擇新面孔。”
今年6月的天漠音樂節上，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幕：逃跑計劃在主舞臺還未表演最後一首歌，另一個舞臺上，盤尼西林樂隊即將登場。只見大量樂迷紛紛轉身，跑向了盤尼西林那一邊。
節目播出後，海龜先生自然也享受到了這樣的紅利，據胡嵬觀推測，摩登天空這幾支上節目的樂隊中，海龜先生的演出費漲幅最多，比起新褲子和痛仰，海龜先生以前的基數要低一些，因此增量也最大。
海龜先生巡演杭州站。攝影：Panda
此外，除了巡演和音樂節，海龜先生也在拓展新的收入來源。最近他們就和歐陽娜娜合作了一首《奇遇》，這是手遊《龍族幻想》定製的主題曲。
從《中國有嘻哈》到《樂隊的夏天》，沈黎暉對綜藝看得很明白，“任何綜藝給到藝人的流量，短期都可以很快提升變現，紅利期裡你要漲價，很快就能漲上去。但到了中長期，還得拼真本事。”
在沈黎暉看來，《樂隊的夏天》最大的好處，是把樂隊的鬥志激發出來了。以往哪個樂隊掙錢多，大家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反正不是同一個音樂類型。“但到了節目的舞臺上，如果不淘汰，大家比完分賬，還是該幹嘛還幹嘛。賽制其實挺公平，表演時長也一樣，你就得靠真本事，所以這幫樂隊後面就真急了。”
但根據胡嵬的觀察，比賽結果中，音樂可能只佔50%，更多的是談話的內容，他覺得海龜先生吃虧還在於談話的內容不夠精彩。
李紅旗當年去成都，第一個演出的地方是小酒館旁邊的一家咖啡廳，老闆正是胡嵬。相識多年，胡嵬眼裡的李紅旗，“在舞臺上真的是那種Rock Star的氣質，舞臺形象非常好，但他說話的時候就會完全變成一箇中學老師。”
採訪時李紅旗直言這也是他當下面臨的壓力，最近他的採訪量翻了幾番，一方面很珍惜能表達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怕自己說錯話，拿捏不好尺寸。
當初上節目，他因為緊張，不敢面對鏡頭，必須得戴墨鏡，所以一直顯得很拘謹。而至於金錢和名聲，李紅旗覺得這不是什麼壞事，起碼能讓他有更多表達空間和話語權。節目過後，李紅旗覺得可以養家，就足夠了。“稍微有一點點緊張度，不會因為太富有影響創作，也不會因為太窮，沒有人喜歡就失去自己，至少能讓我維持在合適的地方。”
而蔣晗和黃巍還沒感受到特別明顯的變化，只是工作安排變多了，粉絲也增加了一些，不久前他們在秦皇島參加一個演出，在一位大明星登臺前表演，發現下面互動的人比之前多了一些。
如今，海龜先生也更注重臺下的反饋，希望找到更多潛在的聽眾，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來表達，而不是自說自話。
至於張亞東所說的“人人都想當梵高，但是不想割耳朵”的問題，李紅旗沒覺得困惑，“如果為了迎合大眾，我可以寫出更多的《男孩別哭》《瑪卡瑞納》。但我們能做的平衡，就是改變說話的方式，至於是輕鬆還是無厘頭，我還在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