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死後捐獻遺體器官嗎？傳統觀念的束縛需要被衝破

當生命走到盡頭的那一天，是願意讓自己化為灰燼，還是將有用的器官、遺體捐獻給有需要的人，讓生命延續下去？

在找尋答案的過程中，記者認識了津城第一對“雙捐”夫妻趙永華和孫秀蘭，兩人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退休工人。和很多同齡人一樣，當年也經歷過下崗再就業，也堅持著省吃儉用過日子，生活雖然拮据但知足常樂，樸素的生活觀令這家人有了向善的價值觀。

19年前，趙永華和孫秀蘭決定捐獻遺體和眼角膜，那一年他53歲，她49歲。為了把口頭回答落實於書面，夫妻倆辛苦奔走了4年，甚至一度停下腳步。直至2002年3月31日，老趙夫婦光榮地成為津城第一對“雙捐”夫妻。

夢想遂願，外界說老趙夫婦思想境界真高，他們的奉獻精神值得稱頌，但老趙自己清楚這些年究竟付出了多少。他們需要說服的人太多，需要面對的困難更多。4年時間老趙一邊探索、一邊總結自己辦理捐贈手續時的點點滴滴，此後15年的時間為有捐贈意向的人提供幫助，時至今日，他依舊走在路上⋯⋯

清明節前，趙永華祭奠遺體捐獻者。問津記者 伊健 攝

當捐獻遺體碰上傳統觀念

老趙告訴記者，現在人們都想通了，捐獻遺體已不再是不容討論的話題。“很多老人就跟我說，人已經沒了，趁著器官還有用，能幫誰就幫誰。”趙永華說，“但問題是子女支持嗎？他們能否承受住因此帶來的壓力？包括親朋好友的指責、倫理道德的責問，畢竟身後事兒女在辦，親友在看。”中國人尊崇孝道，身後事辦得漂不漂亮，直接關係著兒女的名聲，很多人捐獻意願無法達成，往往就卡在這一關。老趙曾經也被兒子問倒，兒子直言：“到時，我遂了您二老的心願——把遺體捐獻了，我的叔伯們怎麼看？ 我的朋友們怎麼看？他們會不會認為我是不孝之子？這個罵名我或許得背一輩子。”

為了破解兒子的糾結和疑惑，趙永華找了很多理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有一天你在街上看到一位剛剛恢復視力的人，或許就是通過我捐獻的眼角膜重見了光明，你不覺得他在延續我們的生命嗎？”“ 辦一場像模像樣的葬禮多貴啊！你應該把錢花在刀刃上，別為這些形式主義的事亂花錢。”“孝順兩層含義，順著父母的心願就是做兒女最大的孝道。”趙永華掰開揉碎地講，於情於理都正確，但子女處於家庭角色、社會角色的交叉點，這些理由只能打動兒女的心，怎能管住他人的嘴？

接下來，趙永華把兄弟姊妹都召集在一起，把自己捐獻眼角膜、捐獻遺體的初衷、進度以及若干年後自己的事情和盤托出，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在他們面前從來不會唱高調，不說自己的行為多麼偉大。我只是告訴他們，這是我的決定，希望到時候不要因此埋怨孩子，還要積極配合他實現我的心願。”趙永華說。對於他的決定，兄弟姊妹沒有意見，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哥哥從小就不走尋常路。“這裡就必須要提到家風了。”老趙說到“家風”二字語氣加重，“只要家風向善，一切符合主流價值觀、有意義的事都能談成。”15年過去了，隨著對遺體捐贈認知程度越來越高，對捐贈行為的包容度越來越開放，家庭內部已對這個問題看開了。

遺體捐贈這個神祕的寶盒，正確的打開方式需要靠家庭成員去談、去悟，趙永華反對搞動員、去勸捐，因為這樣會留下很多後遺症。“捐是發揚風格，不捐也無可厚非，關鍵是一家人能否達成共識。” 目前，天津市累計完成遺體捐獻651人，人體器官捐獻367例，挽救了700餘名危重症患者生命。

“要知道，簽訂過捐獻協議的人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趙永華說。父母有捐獻遺體的意願，兒女大多會順從父母在公證書上簽字，夢想遂願其實並不難；可真當父母有一天走了，一切後事都由兒女操辦，他們能否依照父母當初的承諾行事？這是境界和倫理間的權衡，突破這一關才叫最終實現。

當爭分奪秒遇上悲痛宣洩

作為天津市遺體捐獻志願者，趙永華將家庭電話26670440 對外公佈，並將此命名為“永華熱線”。辦理過遺體捐獻的人，臨終前囑託給兒女的最後一件事往往就是給趙伯伯打個電話，一切聽他安排⋯⋯

電話響了一聲，趙永華趕忙接聽，對方聲音有些哽咽。“你先別急，趕緊弄一條溼毛巾把媽媽眼睛敷上，我這就聯繫眼科醫院，我馬上就到。”套上一件外套，趙永華走出家門。剛剛過世的老人多年前認識了趙永華，並委託他幫忙辦理眼角膜無償捐獻手續。老人臨終前最牽掛的事就是捐助，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心願。

“過年時我還去看過她一次，老人精神狀態還可以，沒想到還是走了。”他邊走邊和記者說著，“我去探望老人，從來不問身體狀況好不好，這算行業忌諱吧，因為這句話問出來，總覺得不太得勁，其實身體狀況都看在眼裡。”作為志願者，趙永華和捐助者距離更近，每次家訪更像是串親戚，每每面對生死困惑時，趙永華也成為他們的主心骨。坐在出租車上，趙永華不停地撥打電話，跟紅十字會通報情況，給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打電話聯繫手術醫生，給家屬打電話安撫的同時加以提醒。

趙永華來到逝者身邊，近距離端詳著老人的遺容，和老人做最後的凝望。這時，眼科醫院的醫生也趕到了，大家肅穆鞠躬，向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儀式簡單莊重，時間很短，畢竟摘除手術需要爭分奪秒。家人圍攏在一旁已哭成一團，手術時間很短，兩片眼角膜摘除完畢後，老人的面容依舊安詳。依照流程，醫生代表宣讀榮譽證書，對老人的善舉表達崇敬，對家人的支持表示感謝，同時送上誠摯慰問，妥善保管好珍貴的眼角膜，整個捐贈過程結束。

送走醫生，趙永華卻要多留一會兒，安撫家人。“老人剛剛倒頭，失去親人的悲痛還沒來得及宣洩時，就要被摘除眼角膜或者被運送走，這往往是家屬最無法接受的時刻，我得陪在他們身邊。”趙永華有些嚴肅，這也就是他為何遲遲不願離開的理由。記者在天津市公民自願無償捐獻眼角膜申請登記表上看到這條提示，死亡至摘除眼角膜時間6小時以內最好，12小時為臨界值。而對於遺體捐贈，時效性更高，倒頭之時就要即刻被運走。

一邊是失去親人的悲痛，一邊是爭分奪秒摘除，這一刻多少心酸在其中，而這正是捐獻者家人需要面對的現實。這一刻有多少家人會情緒失控，趙永華看在眼裡，心中有著難以解讀的滋味⋯⋯

給捐獻者以更高的尊重

走出逝者家中，趙永華捨不得再打出租車，他約記者陪他坐公交車，希望多一些思考問題的時間。對於志願捐獻者來說，他們的行為是積德行善的好事，但要想把這件好事辦妥，需要邁過一道道門檻，每道檻都有可能成為無法走下去的羈絆，而向前走過的每一步又都充滿著糾結和心酸。

趙永華和孫秀蘭夫婦志願捐獻遺體和眼角膜，他們又以志願者的身份為捐獻者提供服務，經歷過一幕幕令人悲傷的場景，趙永華也有一些想法。“普通人的葬禮是3 天，這3 天時間裡，親人有足夠的時間表達哀思，對於捐獻者而言，恐怕3個小時都沒有留給家人，這可真是來去匆匆。”趙永華長嘆一口氣，“如果好人的葬禮就這樣草草收場，的確有些不公平。”他也在試圖尋找一些破解方法，為了捐獻者，同時更為這項事業能夠長久地開展。

“我希望主管單位紅十字會能夠為捐獻者提供一輛體面的靈車，至少讓捐獻者能夠風風光光地離去。”這是趙永華提出的第一個建議。在他的腦海中，車體應該呈白色，搭配上潔白的紗簾，顯得莊重肅穆，車體寫有“ 志願捐獻無上光榮”的字樣。老趙認為，這輛車行駛在路上一定會吸引路人的注目，這是對捐獻者的一種尊重，更是一種正向傳播。

捐獻遺體者留給親人的只有一筆精神財富，他們甚至連在殯儀館裡舉辦遺體告別儀式的機會都沒有。“我希望能夠給逝者開闢一個舉辦追思會的紀念廳。”趙永華建議。這樣一個場所既可以讓家人緬懷逝者，也可以化解兒女因他人不解而揹負的思想包袱。

“我希望捐贈榮譽證書規格再高一些。”作為逝者留在世上的最後一份榮光，這是留給親人們最珍貴的物品，趙永華的建議是規格應該再提升一些。現行的榮譽證書只是加蓋著接收單位公章的白卡片，比起捐獻遺體、器官這樣的義舉略顯單薄，如果以城市的名義、紅十字會的名義頒發證書，這能夠體現天津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三條建議，趙永華一一細數，顯然這些建議已經存在他心中好久好久。

“如果條件允許，我建議政府應該為志願捐獻者每年安排一次身體檢查，一方面是對捐獻者精神的回報，更重要的是通過檢查也能夠隨時掌握捐獻者的身體狀況。”趙永華凝望著車窗外停頓了一下說，“畢竟⋯⋯我們的身體最終還是屬於這個社會。”

遺體捐獻，貴在境界，困於觀念。破解困局需要社會奉獻意識的提升，也需要主管部門的助力。捐獻者無償地奉獻了軀體，我們能夠回報給他們的卻顯得微不足道。

今天是清明節，讓我們紀念和緬懷身邊那些已故崇高的遺體和器官捐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