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清宮舊藏中竟沒有一件元青花傳世品,甚至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元青花似乎都在國人視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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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青花鳳紋花口盤:中西雜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青花的藍色圖案不同於以往中國瓷器裝飾的傳統色彩。藍色是深遠、純潔、透明的象徵,藍色所在往往是人類知之甚少的地方,如宇宙和深海,令人感到神祕、渺茫和靜穆,這與伊斯蘭教所宣揚的教義和追求的‘清淨’境界相符。”

記者/艾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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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青花鳳紋花口盤:中西雜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青花的藍色圖案不同於以往中國瓷器裝飾的傳統色彩。藍色是深遠、純潔、透明的象徵,藍色所在往往是人類知之甚少的地方,如宇宙和深海,令人感到神祕、渺茫和靜穆,這與伊斯蘭教所宣揚的教義和追求的‘清淨’境界相符。”

記者/艾江濤

為何在清宮舊藏中竟沒有一件元青花傳世品,甚至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元青花似乎都在國人視野之外?

元青花白麟鳳紋花口盤(故宮博物院 供圖)

舊藏罕見

1956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從事陶瓷庫的保管與研究工作起,幾十年間,葉佩蘭對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傳世瓷器可謂瞭如指掌。可讓她感到費解的是,在清宮舊藏中,竟然沒有一件元青花傳世品。現存的元代其他舊藏瓷中,也只有少量祭祀用品。故宮博物院目前珍藏的10餘件元青花,都來自1949年以後新收購或外地博物館撥交的出土物。

不但清宮舊藏沒有元青花,在1929年英國的霍布森在《老傢俱》雜誌上最先介紹大維德爵士收藏的那對有“至正十一年”(1351)銘的青花雲龍紋象耳瓶,乃至美國學者波普博士在上世紀50年代出版他關於土耳其與伊朗所藏中國瓷器的名著之前,元青花似乎一直都在國人的視野之外。

清宮舊藏為何罕見元青花?葉佩蘭結合故宮博物館元代其他舊藏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元代朝廷日常可能不使用瓷器,僅在祭祀時使用。否則,“宮裡用的話,我們一定會留兩件”。支持她得出這一結論的材料有兩條:在忽必烈身邊任職多年的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談及元代宮廷生活用具時,曾寫道:“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鍍金金屬製成品。”元代學者蘇天爵在《元朝名臣史略·楊忠肅公》中記載:“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鍍金的金屬製成品。”

只是,既然如此,忽必烈何以要在南宋尚未徹底覆滅的至元十五年(1278),急匆匆地在景德鎮設立浮樑瓷局這樣一個從事皇家用瓷生產的機構呢?宋末元初,北方的許多名窯日趨蕭條,南方窯業中,以生產薄胎厚釉的青瓷著稱的龍泉窯和以燒造潔白雅緻的白瓷著稱的景德鎮窯,依然窯火興盛。來自草原的蒙古人“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因而選在製作與影響等方面尚不及龍泉窯的景德鎮設立瓷局。瓷局的設立為何如此急迫,著名陶瓷學者劉新園對此解釋:“正反映出忽必烈對白瓷需要的急迫性。因為元廷在未下江南之前使用的白瓷靠安南貢入,而安南白瓷自不如景德鎮的精緻。”

至於元廷對白瓷的迫切需求,具體出於什麼用途,便不得而知了。可以確信的是,據許多學者研究,在元代中晚期出現的元青花,本為外銷而產,是元朝政府市舶收入的主要來源。最能說明元青花作為外銷瓷特點,大量收藏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託普卡比宮博物館、伊朗德黑蘭國立考古博物院的瓷器,正是那些以傳統瓷器中從未出現的大罐、大瓶、大盤、大碗為造型的青花瓷。這些元青花,正是為了適應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飯的習慣而特別燒造。

一直到明初洪武年間,宮廷舊藏都很少有這種特大形制的瓷器。在葉佩蘭看來,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70多件洪武釉裡紅大盤算是特例,不過“據劉新園考證,這些大盤子本來準備銷往外國,後來由於打仗而滯留宮中”。

不僅元代宮廷少有元青花,在元末明初的文人眼裡,紋飾豐富、構圖繁密的元青花依然屬於不中不西的大雜燴,曹昭便在《格古要論·古窯器論》中對元代新出現的“青花及五色花”給予“且俗甚矣”的評價。不過,這似乎並不影響元青花受到當時一些上層官員的喜歡,這一點從各地窖藏與墓葬不斷出土的元青花便可證明。

葉佩蘭告訴我,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青花白麟鳳紋花紋盤,為後來購入。所以選擇這件元青花來寫,是因為我發現它與現藏土耳其託普卡比宮博物館的那件大名鼎鼎的青花麒麟草花紋盤,都有麒麟造型,頗有可以印證對比之處。

眼前這件白麟鳳紋花口盤,口徑46.1釐米,略小於麒麟草花紋盤的46.5釐米,雖然比土耳其與伊朗傳世大盤常見的47.4釐米和57.5釐米要小,但仍屬於口徑較大的大盤。元代青花瓷器裝飾一般分為兩種形式:一種為白地青花,以青花料直接在白色胎體上描繪紋飾;另一種則為青花地白花,以青花為地,襯托白色花紋。白麟鳳紋花口盤屬於後者。

這件大盤,採用伊斯蘭地區慣用的同心圓構圖,盤心飾有在天空翱翔的鳳凰和回首與其相對的麒麟,空間襯以蓮花及雲紋。外環則飾有忍冬紋,裡璧則是一圈盛開的網紋地纏枝牡丹紋,口沿飾忍冬紋,外壁則裝飾有纏枝蓮紋。

映襯於構圖繁密、謹嚴的白色花紋下的,則是如深海顏色一樣的幽藍。學者陳克倫在《元青花研究六十年》一文中曾這樣形容這種藍色:“青花的藍色圖案不同於以往中國瓷器裝飾的傳統色彩。藍色是深遠、純潔、透明的象徵,藍色所在往往是人類知之甚少的地方,如宇宙和深海,令人感到神祕、渺茫和靜穆,這與伊斯蘭教所宣揚的教義和追求的‘清淨’境界相符。”要理解這種如深海一樣的幽藍,便需要理解元青花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突然出現的元青花

在元青花之後,學界又出現了唐青花和宋青花的概念。1975年,揚州市江蘇農學院基建工地晚唐地層所出土的一件藍色花紋枕片,引起所謂“唐青花”的說法。1983年,在揚州市區文昌閣附近的三元路基建工地上,又發現了與之類似的14塊藍花瓷片,更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1957年,浙江省文管會在發掘龍泉縣城南2公里的金沙塔塔基時,出土青花瓷片13片,由此有了“宋青花”的提法。

只是,如果明確青花的概念為“以鈷料在白瓷素胚上描繪紋飾,再罩以透明釉,於高溫下一次燒成的釉下彩瓷器”,那麼唐青花、宋青花的概念似乎都難以成立。經多位學者考證,所謂“唐青花”,實際上為河南鞏縣窯的產品,不過是唐三彩之中的一個品種。在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李輝柄看來,無論是唐青花,還是宋青花,由於青花均出現流散的現象,證明其為釉上彩,而非釉上彩。

元青花究竟產生於何時?1965年,劉新園首先在景德鎮湖田窯發現元青花大盤殘片,在1972年開始的清理試掘中,又發現了9件元青花標本。在1980年發表的《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中,劉新園揭示出南河南、北兩岸出土的青花瓷器,絕大多數為來自波斯的“蘇麻離青”料。其中,南岸的青花瓷器以器底較厚、紋飾繁縟華麗的大盤為主,其中多有與伊朗、土耳其傳世品一致的藍地白花大盤。故宮博物院所購入的白麟鳳紋花口盤,無疑應該就是這一窯址的產品;北岸的青花瓷器則以高足杯、折腰碗、小酒杯為多,紋飾簡潔疏朗,與菲律賓出土的完全相同。

對於元青花所用的鈷料,葉佩蘭告訴我,過去受一些老先生觀點的影響,認為“大盤子、大罐子那類濃豔的大器,都是用進口鈷料所生產;國內墓葬、菲律賓出土的那些小件瓷器,青花都是灰料,都是國產鈷料生產。隨著認識的提高,現在的觀點則認為,所有元代瓷器,無論進口還是民窯,無論大件還是小件,用的全是蘇麻離青的進口鈷料。會不會給墓葬裡燒的,用的是不好的鈷料,外銷給伊斯蘭世界的是不是都用好料?”

進口料與國產料的差別在於:一個高鐵低錳,一個低鐵高錳,反映在呈色上,前者在藍色濃豔之中會帶有一定的黑色斑點;後者在青花藍色之中會呈現出紫紅色。

結合考古地層與元史材料的記載,劉新園將在景德鎮存在74年的浮樑瓷局的存在分為三期:1278~1295年,此時為元廷生產瓷器的官匠僅八十戶,限於人數,可能只止於朝廷祭器與皇家用瓷的燒造;1295~1324年,瓷局管轄匠戶達四百餘,“樞府”類瓷器與青花瓷器很可能創燒於這一時期;1324~1352年,瓷局劃歸饒州路管轄,過去只能生產貢品的官匠,至此亦可生產商品,國內外出土與傳世的絕大多數精美的卵白釉瓷與青花瓷器,極有可能為1324年後在朝廷無命的情況下燒造。

與定窯的突然成熟相仿,元青花似乎也是突然大量地出現在景德鎮。1981年,在給英國陶瓷史家約翰·艾惕思的回信《元代窯事小考》中,劉新園的解釋是,元代曾有大批擅長釉下黑彩的磁州窯窯工遷入景德鎮,當他們與來自波斯的鈷料相遇時,青花便出現了。對於這些熟練的窯工來說,“畫釉下青花與畫釉下黑彩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是沒有什麼差異的。正如一個用國產黑墨水畫畫的人也可以用進口的蘭墨水畫畫一樣”。

特異紋飾之美

作為一種外銷瓷,元青花的鈷料、造型來自伊斯蘭世界,但其豐富多彩的裝飾題材,則更多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更像一種“來料加工”的生產方式,將中西雜糅的多元文化傳輸向世界各地。

元青花以其豐富多彩的裝飾題材所著稱。其大宗題材包括人物故事、動物植物、幾何圖形等等。之前在瓷器上很少見到的人物故事,明顯受到異常活躍的元雜劇影響。元青花上豐富的動物題材,諸如龍、鳳、鶴、鴛鴦、麒麟等,都是中國傳統裝飾的常見題材;包括牡丹、蓮花、梔子、菊花、蔓草等職植物,也多能在唐宋以來的傳統圖案找到出處。

只是,比起宋代各大名窯的裝飾題材,元青花便顯得大大豐富而精彩了。經過多年研究,學者們將這些裝飾題材的影響來源歸納為:磁州窯黑彩或吉州黑彩技法;景德鎮南宋到元初瓷器的刻印花裝飾;元代木刻版畫;同時代的繪畫。劉新園經過大量對比,發現仍有許多紋樣,諸如綴珠紋、雲肩紋、馬紋以及形式很特別的蘆雁紋、蓮池水禽紋,無法找到歸宿,他將這些紋樣稱為元青花的特異紋飾。

在研究過程中,劉新園發現除了上述幾種比較引人注目的紋飾,包括常見的靈芝、飛鳳及天鹿、麒麟、白鷺紋等,都來源於元代刺繡。《元史·順帝二》至元二年(1336)夏四月丁亥的一則詔書寫道:“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他發現,這條禁服令中描述的圖案,除了白兔,都見於元青花。

1976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集寧市東南三十公里的土城子村發現的一處元代窖藏,在那出土的一件繡花夾衫上,刺繡圖案竟然多達九十九個,包含鴛鴦、白鷺、角鹿、飛鳳、雙鯉、幽蘭、靈芝、百合、牽牛、竹葉在內的大量動植物紋俱在其上。顯然,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白麟飛鳳花口盤上所繪的麒麟與飛鳳,其創作靈感同樣來自刺繡作品。

不僅如此,劉新園推測,與元朝將作院所屬“尚衣局”之類製作的物品都需由畫局事先設計提供標準樣類似,具有特異紋飾的元青花造型與花紋,同樣為畫局高手所設計,瓷局僅僅按圖複製成瓷罷了。如此,似乎也不難理解,何以傳世的大件元青花瓷器,圖案裝飾如此精緻而謹嚴了。

(本文寫作參考葉佩蘭所著《元代瓷器》、李炳輝所著《青花瓷器鑑定》、上海博物館編著《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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