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插圖 趙陽）
“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瑪麗和馬克思》（Mary and Max）的電影，那是一部黏土動畫，講的是兩位主人公從1976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書信往來。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瑪麗·黛西·丁格是一個孤獨的8歲女孩兒，她滿臉雀斑，長得不太好看。有一天，她從郵政黃頁上隨機鎖定了一個美國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詢問美國的小孩是從哪兒來的，並隨信附上了一根櫻桃巧克力棒。收信人是住在紐約的馬克思·傑瑞·霍羅威茨，44歲、肥胖、自閉，一個朋友都沒有。瑪麗的來信對馬克思的生活過於新奇而使他頗感壓力。他整整凝視了窗外18個小時才終於決定回信——雖然他們非常不同，但碰巧都喜歡“諾布利特”動畫片和巧克力。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友誼，直到馬克思去世。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插圖 趙陽）
“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瑪麗和馬克思》（Mary and Max）的電影，那是一部黏土動畫，講的是兩位主人公從1976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書信往來。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瑪麗·黛西·丁格是一個孤獨的8歲女孩兒，她滿臉雀斑，長得不太好看。有一天，她從郵政黃頁上隨機鎖定了一個美國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詢問美國的小孩是從哪兒來的，並隨信附上了一根櫻桃巧克力棒。收信人是住在紐約的馬克思·傑瑞·霍羅威茨，44歲、肥胖、自閉，一個朋友都沒有。瑪麗的來信對馬克思的生活過於新奇而使他頗感壓力。他整整凝視了窗外18個小時才終於決定回信——雖然他們非常不同，但碰巧都喜歡“諾布利特”動畫片和巧克力。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友誼，直到馬克思去世。
《瑪麗和馬克思》電影劇照（法新社供圖）
對方的來信成了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瑪麗的信總是會在不經意間戳中馬克思的神經，每一次都會引發他的焦慮。有一次，她向馬克思講了自己在學校被嘲笑的事，一個男生因為她額頭上的胎記叫她“便便臉”。眼淚弄花了信紙上的字跡，她問馬克思：你被別人嘲笑過嗎？你能幫幫我嗎？這勾起了馬克思太多的回憶，他吃掉了36根巧克力熱狗才慢慢恢復平靜。他告訴瑪麗，她的胎記是巧克力變的，進入天堂以後，她會掌管所有的巧克力，這雖然是謊話，但只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再也不會有人嘲笑她了。
又一次，瑪麗向馬克思提出了有關愛情的問題，這完全超越了馬克思的生活，他不停地吃，不停地想，卻始終無法言表愛情的意義。最後，他因為壓力和焦慮過重爆發了重度抑鬱，在醫院裡有8個月臥床不起。瑪麗像所有等不到回信的人一樣，產生了無盡的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問得太多，話太無聊，或者人太醜？她憤懣、疑惑、自厭，直到馬克思再次寄來了巧克力。
他們用信件滋養著對方，馬克思告訴瑪麗他生活的近況：魚缸裡的金魚最近一次是怎麼死的，自己又看見了多少亂扔菸頭的人??他也回答著瑪麗的提問：下雨的時候，綿羊會縮水嗎？為什麼老人家總是把褲子提那麼高？雞會長雞皮疙瘩嗎？如果計程車倒著開，司機會欠你錢嗎？諸如此類。他把每一封來信熨平，貼在天花板上以舒緩他的神經。通信貫穿了他們生活中一切平凡或重要的時刻。
直到瑪麗25歲，她以馬克思作為研究病例發表了一部關於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研究著作並一舉成功，把書寄給了馬克思。但回信裡不再是巧克力，而是對方的“受傷、迷困、背叛、不悅、痛苦和呼吸困難”以及打字機上那個可以代表瑪麗的M鍵——他在宣告決裂。瑪麗從此一蹶不振，她毀掉了所有的書，失去了婚姻，每天滿懷愧疚地蹣跚著湊近信箱，又磕磕絆絆一無所獲地走回屋裡。終於在輕生前，她收到了馬克思的原諒。
瑪麗和馬克思雖然只是兩個黏土捏成的小人兒，但他們的關係幾乎包含了一切我對於最好的友情的想象：彼此不同但相互理解、時常有誤解但總會彼此原諒，即便遠在天邊卻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願意保持通信。當然，書信很可能是他們的友情唯一可以存活的地方。
我還曾在一封書信中見過另一段真實且難得的友情，那是一封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信中他說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幾日小住的經歷，他們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開著拖拉機拉兩三噸的柴回家，他們坐在米勒親手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感覺到他全身心的細胞都是那麼活躍。他對曹禺說：“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我那時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臺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臺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他接著寫道：“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蘿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多麼嚴厲的批評，看得我汗毛直立。黃永玉說：“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
雖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遲疑：“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誹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曹禺收到了這封信，不僅收到了，他還讓女兒去街上買了一個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頁一頁地放了進去，以便每當他覺得疲乏或對自己失去信心時，這些詞句能督促他拿起筆再寫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說起，他與黃永玉見面談心不過兩次，後一次還有別的朋友在一起閒聊。那麼，能得此坦率的批評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寫在信裡，黃永玉會難以直言嗎？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插圖 趙陽）
“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瑪麗和馬克思》（Mary and Max）的電影，那是一部黏土動畫，講的是兩位主人公從1976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書信往來。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瑪麗·黛西·丁格是一個孤獨的8歲女孩兒，她滿臉雀斑，長得不太好看。有一天，她從郵政黃頁上隨機鎖定了一個美國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詢問美國的小孩是從哪兒來的，並隨信附上了一根櫻桃巧克力棒。收信人是住在紐約的馬克思·傑瑞·霍羅威茨，44歲、肥胖、自閉，一個朋友都沒有。瑪麗的來信對馬克思的生活過於新奇而使他頗感壓力。他整整凝視了窗外18個小時才終於決定回信——雖然他們非常不同，但碰巧都喜歡“諾布利特”動畫片和巧克力。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友誼，直到馬克思去世。
《瑪麗和馬克思》電影劇照（法新社供圖）
對方的來信成了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瑪麗的信總是會在不經意間戳中馬克思的神經，每一次都會引發他的焦慮。有一次，她向馬克思講了自己在學校被嘲笑的事，一個男生因為她額頭上的胎記叫她“便便臉”。眼淚弄花了信紙上的字跡，她問馬克思：你被別人嘲笑過嗎？你能幫幫我嗎？這勾起了馬克思太多的回憶，他吃掉了36根巧克力熱狗才慢慢恢復平靜。他告訴瑪麗，她的胎記是巧克力變的，進入天堂以後，她會掌管所有的巧克力，這雖然是謊話，但只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再也不會有人嘲笑她了。
又一次，瑪麗向馬克思提出了有關愛情的問題，這完全超越了馬克思的生活，他不停地吃，不停地想，卻始終無法言表愛情的意義。最後，他因為壓力和焦慮過重爆發了重度抑鬱，在醫院裡有8個月臥床不起。瑪麗像所有等不到回信的人一樣，產生了無盡的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問得太多，話太無聊，或者人太醜？她憤懣、疑惑、自厭，直到馬克思再次寄來了巧克力。
他們用信件滋養著對方，馬克思告訴瑪麗他生活的近況：魚缸裡的金魚最近一次是怎麼死的，自己又看見了多少亂扔菸頭的人??他也回答著瑪麗的提問：下雨的時候，綿羊會縮水嗎？為什麼老人家總是把褲子提那麼高？雞會長雞皮疙瘩嗎？如果計程車倒著開，司機會欠你錢嗎？諸如此類。他把每一封來信熨平，貼在天花板上以舒緩他的神經。通信貫穿了他們生活中一切平凡或重要的時刻。
直到瑪麗25歲，她以馬克思作為研究病例發表了一部關於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研究著作並一舉成功，把書寄給了馬克思。但回信裡不再是巧克力，而是對方的“受傷、迷困、背叛、不悅、痛苦和呼吸困難”以及打字機上那個可以代表瑪麗的M鍵——他在宣告決裂。瑪麗從此一蹶不振，她毀掉了所有的書，失去了婚姻，每天滿懷愧疚地蹣跚著湊近信箱，又磕磕絆絆一無所獲地走回屋裡。終於在輕生前，她收到了馬克思的原諒。
瑪麗和馬克思雖然只是兩個黏土捏成的小人兒，但他們的關係幾乎包含了一切我對於最好的友情的想象：彼此不同但相互理解、時常有誤解但總會彼此原諒，即便遠在天邊卻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願意保持通信。當然，書信很可能是他們的友情唯一可以存活的地方。
我還曾在一封書信中見過另一段真實且難得的友情，那是一封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信中他說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幾日小住的經歷，他們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開著拖拉機拉兩三噸的柴回家，他們坐在米勒親手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感覺到他全身心的細胞都是那麼活躍。他對曹禺說：“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我那時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臺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臺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他接著寫道：“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蘿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多麼嚴厲的批評，看得我汗毛直立。黃永玉說：“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
雖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遲疑：“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誹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曹禺收到了這封信，不僅收到了，他還讓女兒去街上買了一個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頁一頁地放了進去，以便每當他覺得疲乏或對自己失去信心時，這些詞句能督促他拿起筆再寫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說起，他與黃永玉見面談心不過兩次，後一次還有別的朋友在一起閒聊。那麼，能得此坦率的批評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寫在信裡，黃永玉會難以直言嗎？
黃永玉（視覺中國供圖）
“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
在古希臘，書信被認為是“靈魂的眼睛”，大致是說，書信能夠暴露一個人的個性，因此，西方的人物傳記中多會有一章“信件”，以顯示其真實性。當書信被集結獨立出版後，則更是立即被當作重要的傳記材料，英國19世紀的文學研究就非常提倡“傳記與書信”（Lives and Letters）的模式。如今，人們依然普遍認為，沒有讀過一位名人的書信（尤其是作家），就不能算是真正地瞭解他。
出版書信似乎成了展現一個人最真實一面的方法，許多名家就是為了防止去世之後被他人立傳，還特意在生前毀掉自己的日記和書信。
但也有學者認為，書信的自傳性也許並不能與其他自傳相提並論。書信通常只是寫給某一個人讀的，這種針對性，使作者在寫作時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個人設，書信的文本也就從而掩蓋了作者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們一定要追尋所謂的真實嗎？一個“真實”的魯迅，“真實”的薩特，“真實”的愛因斯坦或者菲茨傑拉德，我們真的需要嗎？我們想要的不過是他們的“另一面”。毫無疑問，在他們的書信裡，我們見到了。
有學者進而認為，比起歷史書上的正史，包括書信在內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憶錄、日記、文學傳記等等，都更具有真實性。這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論，但的確，一些書信參與了歷史性的時刻，甚至改寫了歷史。1939年，愛因斯坦和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尤金·維格納商談之後，簽署了一封寫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信中告知鈾元素在不遠的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製造出一種新型的極具威力的炸彈”，並且納粹德國的物理學家已經開始了相關的研究工作。在這封信的推動下，羅斯福建立了“鈾顧問委員會”，這一委員會逐漸演變成“曼哈頓計劃”，1945年被投放到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就是在這一研究計劃中製造出來的。因此，愛因斯坦後來將這封信形容為“一生中的重大錯誤”。
一位英國學者指出，那些得以留存的書信真正的意義其實在於“有能力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這種共識既是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裡提出的那些誠懇的建議，是王爾德在給一位年輕的讀者回信中解釋“一切藝術都是毫無用處”，更是某種情感。它很可能來自一段熾烈的愛情表白，雖然不屬於我們，卻可以讓我們也想起在愛情裡的自己，或者它只是一塊瑪麗寄給馬克思的巧克力，沒有一個字，但會讓人想起一段無可替代的友情。
一天，我打開一本書信集，它所收納的第一封信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60年寫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的。她在信中說：“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您的照片，您站在烤著一隻鵪鶉的烤架前。我想到我在巴爾莫勒爾堡答應給您滴面烤餅的配方，卻一直沒寄給您。於是我儘快寄來，希望您製作成功。”然後，她真的在信裡附上了一張配方，配料的用量足夠16個人享用。你看，我們真的永遠也無法想象一封信裡會裝著什麼。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插圖 趙陽）
“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瑪麗和馬克思》（Mary and Max）的電影，那是一部黏土動畫，講的是兩位主人公從1976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書信往來。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瑪麗·黛西·丁格是一個孤獨的8歲女孩兒，她滿臉雀斑，長得不太好看。有一天，她從郵政黃頁上隨機鎖定了一個美國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詢問美國的小孩是從哪兒來的，並隨信附上了一根櫻桃巧克力棒。收信人是住在紐約的馬克思·傑瑞·霍羅威茨，44歲、肥胖、自閉，一個朋友都沒有。瑪麗的來信對馬克思的生活過於新奇而使他頗感壓力。他整整凝視了窗外18個小時才終於決定回信——雖然他們非常不同，但碰巧都喜歡“諾布利特”動畫片和巧克力。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友誼，直到馬克思去世。
《瑪麗和馬克思》電影劇照（法新社供圖）
對方的來信成了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瑪麗的信總是會在不經意間戳中馬克思的神經，每一次都會引發他的焦慮。有一次，她向馬克思講了自己在學校被嘲笑的事，一個男生因為她額頭上的胎記叫她“便便臉”。眼淚弄花了信紙上的字跡，她問馬克思：你被別人嘲笑過嗎？你能幫幫我嗎？這勾起了馬克思太多的回憶，他吃掉了36根巧克力熱狗才慢慢恢復平靜。他告訴瑪麗，她的胎記是巧克力變的，進入天堂以後，她會掌管所有的巧克力，這雖然是謊話，但只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再也不會有人嘲笑她了。
又一次，瑪麗向馬克思提出了有關愛情的問題，這完全超越了馬克思的生活，他不停地吃，不停地想，卻始終無法言表愛情的意義。最後，他因為壓力和焦慮過重爆發了重度抑鬱，在醫院裡有8個月臥床不起。瑪麗像所有等不到回信的人一樣，產生了無盡的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問得太多，話太無聊，或者人太醜？她憤懣、疑惑、自厭，直到馬克思再次寄來了巧克力。
他們用信件滋養著對方，馬克思告訴瑪麗他生活的近況：魚缸裡的金魚最近一次是怎麼死的，自己又看見了多少亂扔菸頭的人??他也回答著瑪麗的提問：下雨的時候，綿羊會縮水嗎？為什麼老人家總是把褲子提那麼高？雞會長雞皮疙瘩嗎？如果計程車倒著開，司機會欠你錢嗎？諸如此類。他把每一封來信熨平，貼在天花板上以舒緩他的神經。通信貫穿了他們生活中一切平凡或重要的時刻。
直到瑪麗25歲，她以馬克思作為研究病例發表了一部關於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研究著作並一舉成功，把書寄給了馬克思。但回信裡不再是巧克力，而是對方的“受傷、迷困、背叛、不悅、痛苦和呼吸困難”以及打字機上那個可以代表瑪麗的M鍵——他在宣告決裂。瑪麗從此一蹶不振，她毀掉了所有的書，失去了婚姻，每天滿懷愧疚地蹣跚著湊近信箱，又磕磕絆絆一無所獲地走回屋裡。終於在輕生前，她收到了馬克思的原諒。
瑪麗和馬克思雖然只是兩個黏土捏成的小人兒，但他們的關係幾乎包含了一切我對於最好的友情的想象：彼此不同但相互理解、時常有誤解但總會彼此原諒，即便遠在天邊卻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願意保持通信。當然，書信很可能是他們的友情唯一可以存活的地方。
我還曾在一封書信中見過另一段真實且難得的友情，那是一封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信中他說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幾日小住的經歷，他們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開著拖拉機拉兩三噸的柴回家，他們坐在米勒親手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感覺到他全身心的細胞都是那麼活躍。他對曹禺說：“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我那時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臺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臺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他接著寫道：“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蘿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多麼嚴厲的批評，看得我汗毛直立。黃永玉說：“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
雖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遲疑：“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誹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曹禺收到了這封信，不僅收到了，他還讓女兒去街上買了一個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頁一頁地放了進去，以便每當他覺得疲乏或對自己失去信心時，這些詞句能督促他拿起筆再寫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說起，他與黃永玉見面談心不過兩次，後一次還有別的朋友在一起閒聊。那麼，能得此坦率的批評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寫在信裡，黃永玉會難以直言嗎？
黃永玉（視覺中國供圖）
“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
在古希臘，書信被認為是“靈魂的眼睛”，大致是說，書信能夠暴露一個人的個性，因此，西方的人物傳記中多會有一章“信件”，以顯示其真實性。當書信被集結獨立出版後，則更是立即被當作重要的傳記材料，英國19世紀的文學研究就非常提倡“傳記與書信”（Lives and Letters）的模式。如今，人們依然普遍認為，沒有讀過一位名人的書信（尤其是作家），就不能算是真正地瞭解他。
出版書信似乎成了展現一個人最真實一面的方法，許多名家就是為了防止去世之後被他人立傳，還特意在生前毀掉自己的日記和書信。
但也有學者認為，書信的自傳性也許並不能與其他自傳相提並論。書信通常只是寫給某一個人讀的，這種針對性，使作者在寫作時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個人設，書信的文本也就從而掩蓋了作者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們一定要追尋所謂的真實嗎？一個“真實”的魯迅，“真實”的薩特，“真實”的愛因斯坦或者菲茨傑拉德，我們真的需要嗎？我們想要的不過是他們的“另一面”。毫無疑問，在他們的書信裡，我們見到了。
有學者進而認為，比起歷史書上的正史，包括書信在內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憶錄、日記、文學傳記等等，都更具有真實性。這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論，但的確，一些書信參與了歷史性的時刻，甚至改寫了歷史。1939年，愛因斯坦和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尤金·維格納商談之後，簽署了一封寫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信中告知鈾元素在不遠的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製造出一種新型的極具威力的炸彈”，並且納粹德國的物理學家已經開始了相關的研究工作。在這封信的推動下，羅斯福建立了“鈾顧問委員會”，這一委員會逐漸演變成“曼哈頓計劃”，1945年被投放到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就是在這一研究計劃中製造出來的。因此，愛因斯坦後來將這封信形容為“一生中的重大錯誤”。
一位英國學者指出，那些得以留存的書信真正的意義其實在於“有能力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這種共識既是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裡提出的那些誠懇的建議，是王爾德在給一位年輕的讀者回信中解釋“一切藝術都是毫無用處”，更是某種情感。它很可能來自一段熾烈的愛情表白，雖然不屬於我們，卻可以讓我們也想起在愛情裡的自己，或者它只是一塊瑪麗寄給馬克思的巧克力，沒有一個字，但會讓人想起一段無可替代的友情。
一天，我打開一本書信集，它所收納的第一封信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60年寫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的。她在信中說：“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您的照片，您站在烤著一隻鵪鶉的烤架前。我想到我在巴爾莫勒爾堡答應給您滴面烤餅的配方，卻一直沒寄給您。於是我儘快寄來，希望您製作成功。”然後，她真的在信裡附上了一張配方，配料的用量足夠16個人享用。你看，我們真的永遠也無法想象一封信裡會裝著什麼。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標題《你永遠不知道一封信裡裝著什麼？》，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
記者/孫若茜
1953年，騎馬送信的郵差穿梭在法國鄉間（視覺中國供圖）
“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
我曾收到過一封幾乎改變了我生命軌跡的信。2011年，那時我正躺在協和醫院的ICU裡，寫信的人是我的父親。寫信的那天下午，他剛剛拿到醫院對我下發的病危通知書。我也是很久以後才知道，那封信是他當時想要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唯一能夠拋出的繩索了。我得的是一場凶險的非典型性肺炎，從發病到住進ICU只間隔了5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所以身體經歷的痛苦早忘了，唯有一種感受，是我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生恐懼的：ICU裡瀰漫的死亡氣息。
頭頂24小時都不會熄滅的白色燈光顛倒著晝夜，枕邊的機器一刻不停地微微震動，發出房間裡唯一的聲響。那些用來隔開病床的布簾，讓房間保持著詭祕，更顯得毫無生氣，但也許這樣更好——每當它們被拉開的瞬間，我就會和“鄰居們”打個照面，他們表情漠然，喉部或口中插著的導管讓臉部的線條扭曲出猙獰。他們是那樣安靜和僵硬，像是博物館裡的標本，醫生要花些力氣才能幫忙翻身，他們既不配合也不反抗。不像我那樣令人頭疼——只要主治醫生一露面，就會拽住他的衣角大哭著求他放我出去。住在那個“寂靜嶺”，我幾乎不能確定意識的清醒是幸運還是不幸。
每天，我有半個小時可以見到家人，他們排著隊，換上無菌的罩衫，一個接一個地進來，握握我的手，送上一些安慰的話，有的人哭，有的人強忍著不哭。擁有一個親戚眾多的大家庭，半個小時被迅速地切分成一個個兩三分鐘。我幾乎沒有聽進去任何人的話，只是拉著每一個人，不斷地告訴他們，我想出去。現在想想，他們可能會覺得當時的我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給我寫信的。
他先是向我介紹了我的病情，醫生的態度，以及ICU裡的設備，甚至包括通風系統之類，用來說明我為什麼要被關在那個他也覺得“不想多待一分鐘”的地方。前兩頁的信紙上，是一個異常冷靜的父親。他迴避了“病危通知書”或者“死亡”這樣比較直接的字眼，而是用“不可挽回的後果”來向我說明嚴重性。這使我當時並沒能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死亡的邊緣。所以，這些內容，瞬間就被我拋之腦後了。
但他筆鋒一轉，寫道：“姑娘，爸爸這輩子沒有做太出息的事情，只是把你養大。”我剛剛準備逃離就被它擊中，整個人跌落在了接下去的字裡行間。那裡面的父親和我熟悉的充滿自信的形象相距甚遠。他正慢慢把自己變小，示弱，紙上塗塗改改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就像是支支吾吾的閃躲。“只能讓你和媽媽達到吃飽穿暖這人生的基本生活底線，沒有讓你們娘倆享什麼福，我只有這麼大的能量了，愧！”他接著檢討了自己的倔脾氣和諸多缺點，我不得不認真地讀下去。直到他開始述說自己那唯一，且我無論如何必須繼承的優點——遇事冷靜。他要我冷靜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姑娘，我們全都在看著你，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幫不上你什麼忙，全靠你自己了。”“爸爸這時不想對你說，我們有多痛心、難過，寶貝求你快好吧，這些讓人心酸，打擊意志的話。”“人生要的是過程，不要結果，可人在得病的時候，別去管過程，只要結果。”我沒法回信，但結果是，我活下來了。我絕不會說是這封信救了我的命，但它的確拉了我一把。
我只收到過這一封父親的信。毫無疑問，信裡有太多情感，是他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的。之後，我再也沒打開過它，卻始終不會忘記它。終於拿起來重讀的時候，信紙已經發黃了。父親的字很好看，雖然密密麻麻，比平時多些散亂。這一次，我意外地發現，落款的“3月2日”被他寫成了“2月2日”，原來，信裡要我冷靜的父親，竟一直寫到末尾都還在慌張地落筆。
作家若澤·薩拉馬戈說，電子郵件永遠不會沾上淚水。是的，它也不會讓你看到寫信者的停頓、修改，他的遲疑和自我否定，更不會讓你發現一個父親的故作鎮定。
收到溫暖的家書或是熱情洋溢的情書，是戰場上的士兵們最大的慰藉 （視覺中國供圖）
“請寫得長一點，使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在一個已經沒有人寫信的地方，誰還需要郵差呢？”
那天，我隨手翻開一本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主人公一上來就開始唉聲嘆氣。不知道為什麼，倒讓我讀了下去。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波韋尼爾的小村子裡，和很多地方一樣，那兒有一個已經存在了100多年的小郵局。有一天，郵局裡唯一的郵差薩拉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司的電子郵件，通知她不久將被調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首府為了節省開支，即將關閉波韋尼爾的郵局。薩拉45歲，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離開從小長大的村子，是她的生活所無法經受的改變。
80歲的羅莎是薩拉的鄰居，她想幫薩拉。於是，羅莎寫了一封信——薩拉需要一封可以投遞的信，而老羅莎也恰恰有話要說。那是一封幾乎寫了60年的信，收信人是她20歲時最好的朋友路易莎。羅莎要在信中解釋自己對友情的背叛——為何她原本是路易莎和阿韋爾的紅娘，卻最終變成了阿韋爾的新娘。60年來，她都沒有這份勇氣，薩拉的遭遇恰恰給了她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
羅莎在信的末尾寫道，她並不期望答覆，因此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沒留下。她只想求對方一件事。“很簡單，像我這樣，寫一封信：信的長短、寫得好壞都不重要。然後你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即便你不認識她，也要和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點滴。我們大家一起創建一個文字接龍，讓它長達首府，堅固得讓那裡無人能夠切斷。”她很生氣地說，“首府那邊說我們不喜歡寄信也不喜歡收信。他們怎麼敢這麼說！”
就這樣，波韋尼爾村裡開始了一場書信接龍，最終，因為需要投遞的書信越來越多，薩拉成功地被留了下來。恐怕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會在老羅莎寄出第一封信時就猜到這個結果。是的，這個故事足夠溫情，卻也足夠老套。所以，對於故事的情節走向，我讀的時候幾乎按下了快進，但遇到書裡的每一封信，卻又都不自覺地慢下來，讀得仔仔細細。信件總是有一種讓人忍不住讀下去的衝動。
與其說那些參與到書信接龍裡的人是在給別人寫信，莫不如說都是在寫給自己，讀別人的信，讀到的也是自己。他們想要用一封信來改變薩拉的命運，最終改變的依然是自己。就像老羅莎，她一輩子都在自言自語：“如果我能把這一切告訴路易莎??”除了寫一封信，她找不到任何出口，路易莎早已離開了村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羅莎不祈求對方的回信，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最終讀到信的人會是誰，太晚了。但寫出來，她至少就可以與自己和解了。
小說裡的細枝末節不斷地掀動著我關於信件的記憶。書裡，一個收到信的少年興奮到狂奔：“一道光從他綠色的眼眸裡閃過。他粲然一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信！他一邊跑，一邊聽到自己牛仔褲後兜裡的紙簌簌作響。這個聲音似乎是一種暗示。”兜裡裝著一封會簌簌作響的信，那將是多奇妙的一天啊！
信件總是有魔力讓人視若珍寶，翹首以盼。魯迅先生就曾在一封寫給許廣平的信裡不小心透露了他是如何掰著手指頭等待回信：“今天下午剛發一信，現時又想執筆了，這也等於我的功課一樣，而且是願意習的那一門，高興的就簡直做落去罷，於是乎又有話要說了——這時是晚上九點半，我一邊洗腳，一邊想起今天是禮拜五，明天是禮拜六，又快過去一禮拜了。此信明天發，省得日曜受擔擱，料想這信到時又過去一禮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時又再一禮拜，那麼總共就過去三個禮拜了。那是在你接此信，我收到你復此信的時候的話。雖然真個到臨還有些時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
他還說道，寄給許廣平的信，他都是送到郵局，不喜歡放在街邊綠色鐵筒裡，因為總疑心那裡是要慢一點的。他也不喜歡託人將信帶出去，總是自己慢慢地走出去，說是散步。“信收在衣袋內，明知被人知道也不要緊，但這些事自然而然似覺含有祕密性似的。”信送到郵局，門口的方木箱他也不願放進去，必定走到裡面投入桌子下，心裡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郵局的人會不會古怪？挽救之法，是用別號的三個較生字眼的字代替常見的二字。說起這些小心翼翼，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也曾讀到契訶夫不止一次地催促愛人來信：“再給我寫一封有趣的信。你是我的乖孩子。只是要寫得長一點，使得信封上非貼兩張郵票不可。”
還有拿破崙為了得到來信而對愛人發出的嗔怪：“你從來不給我寫信，你不愛你的丈夫：你明知道你的信能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樂，然而，你卻連六行字都沒給他寫過，即使是心不在焉、潦潦草草地寫的也好。高貴的女士，你一天到晚幹些什麼呢？什麼事這麼重要竟使你忙得沒有時間給你忠誠的愛人寫信呢？??我的愛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確實使我坐立不安。立刻給我寫上四頁信來，四頁充滿甜蜜話語的信，我將感到無限快慰。”
（插圖 趙陽）
“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給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瑪麗和馬克思》（Mary and Max）的電影，那是一部黏土動畫，講的是兩位主人公從1976年一直持續到1994年的書信往來。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瑪麗·黛西·丁格是一個孤獨的8歲女孩兒，她滿臉雀斑，長得不太好看。有一天，她從郵政黃頁上隨機鎖定了一個美國地址，寄出了一封信，詢問美國的小孩是從哪兒來的，並隨信附上了一根櫻桃巧克力棒。收信人是住在紐約的馬克思·傑瑞·霍羅威茨，44歲、肥胖、自閉，一個朋友都沒有。瑪麗的來信對馬克思的生活過於新奇而使他頗感壓力。他整整凝視了窗外18個小時才終於決定回信——雖然他們非常不同，但碰巧都喜歡“諾布利特”動畫片和巧克力。就這樣，他們開始了長達18年的友誼，直到馬克思去世。
《瑪麗和馬克思》電影劇照（法新社供圖）
對方的來信成了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瑪麗的信總是會在不經意間戳中馬克思的神經，每一次都會引發他的焦慮。有一次，她向馬克思講了自己在學校被嘲笑的事，一個男生因為她額頭上的胎記叫她“便便臉”。眼淚弄花了信紙上的字跡，她問馬克思：你被別人嘲笑過嗎？你能幫幫我嗎？這勾起了馬克思太多的回憶，他吃掉了36根巧克力熱狗才慢慢恢復平靜。他告訴瑪麗，她的胎記是巧克力變的，進入天堂以後，她會掌管所有的巧克力，這雖然是謊話，但只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再也不會有人嘲笑她了。
又一次，瑪麗向馬克思提出了有關愛情的問題，這完全超越了馬克思的生活，他不停地吃，不停地想，卻始終無法言表愛情的意義。最後，他因為壓力和焦慮過重爆發了重度抑鬱，在醫院裡有8個月臥床不起。瑪麗像所有等不到回信的人一樣，產生了無盡的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問得太多，話太無聊，或者人太醜？她憤懣、疑惑、自厭，直到馬克思再次寄來了巧克力。
他們用信件滋養著對方，馬克思告訴瑪麗他生活的近況：魚缸裡的金魚最近一次是怎麼死的，自己又看見了多少亂扔菸頭的人??他也回答著瑪麗的提問：下雨的時候，綿羊會縮水嗎？為什麼老人家總是把褲子提那麼高？雞會長雞皮疙瘩嗎？如果計程車倒著開，司機會欠你錢嗎？諸如此類。他把每一封來信熨平，貼在天花板上以舒緩他的神經。通信貫穿了他們生活中一切平凡或重要的時刻。
直到瑪麗25歲，她以馬克思作為研究病例發表了一部關於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研究著作並一舉成功，把書寄給了馬克思。但回信裡不再是巧克力，而是對方的“受傷、迷困、背叛、不悅、痛苦和呼吸困難”以及打字機上那個可以代表瑪麗的M鍵——他在宣告決裂。瑪麗從此一蹶不振，她毀掉了所有的書，失去了婚姻，每天滿懷愧疚地蹣跚著湊近信箱，又磕磕絆絆一無所獲地走回屋裡。終於在輕生前，她收到了馬克思的原諒。
瑪麗和馬克思雖然只是兩個黏土捏成的小人兒，但他們的關係幾乎包含了一切我對於最好的友情的想象：彼此不同但相互理解、時常有誤解但總會彼此原諒，即便遠在天邊卻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願意保持通信。當然，書信很可能是他們的友情唯一可以存活的地方。
我還曾在一封書信中見過另一段真實且難得的友情，那是一封黃永玉寫給曹禺的信，信中他說起自己在阿瑟·米勒家幾日小住的經歷，他們一起去森林中伐木、劈柴，米勒開著拖拉機拉兩三噸的柴回家，他們坐在米勒親手做的木凳、飯桌邊吃飯，感覺到他全身心的細胞都是那麼活躍。他對曹禺說：“因此，他的戲不管成敗，都充滿生命力。你說怪不怪：我那時想到你，掛念你，如果寫成臺詞，那就是：‘我們也有個曹禺！’但我的潛臺詞卻是你多麼需要他那點草莽精神。”
他接著寫道：“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晚上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得也不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的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蘿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多麼嚴厲的批評，看得我汗毛直立。黃永玉說：“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
雖然信的末尾似乎有些遲疑：“信，快寫完了，回頭一看，好像在誹謗你，有點不安了。放兩天，想想看該不該寄上給你。”曹禺收到了這封信，不僅收到了，他還讓女兒去街上買了一個很大的相簿，把它一頁一頁地放了進去，以便每當他覺得疲乏或對自己失去信心時，這些詞句能督促他拿起筆再寫下去。在回信中，曹禺說起，他與黃永玉見面談心不過兩次，後一次還有別的朋友在一起閒聊。那麼，能得此坦率的批評真的不易。我又不禁想，如果不是寫在信裡，黃永玉會難以直言嗎？
黃永玉（視覺中國供圖）
“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
在古希臘，書信被認為是“靈魂的眼睛”，大致是說，書信能夠暴露一個人的個性，因此，西方的人物傳記中多會有一章“信件”，以顯示其真實性。當書信被集結獨立出版後，則更是立即被當作重要的傳記材料，英國19世紀的文學研究就非常提倡“傳記與書信”（Lives and Letters）的模式。如今，人們依然普遍認為，沒有讀過一位名人的書信（尤其是作家），就不能算是真正地瞭解他。
出版書信似乎成了展現一個人最真實一面的方法，許多名家就是為了防止去世之後被他人立傳，還特意在生前毀掉自己的日記和書信。
但也有學者認為，書信的自傳性也許並不能與其他自傳相提並論。書信通常只是寫給某一個人讀的，這種針對性，使作者在寫作時很可能刻意地搭建出一個人設，書信的文本也就從而掩蓋了作者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們一定要追尋所謂的真實嗎？一個“真實”的魯迅，“真實”的薩特，“真實”的愛因斯坦或者菲茨傑拉德，我們真的需要嗎？我們想要的不過是他們的“另一面”。毫無疑問，在他們的書信裡，我們見到了。
有學者進而認為，比起歷史書上的正史，包括書信在內的不起眼的史料，比如回憶錄、日記、文學傳記等等，都更具有真實性。這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論，但的確，一些書信參與了歷史性的時刻，甚至改寫了歷史。1939年，愛因斯坦和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尤金·維格納商談之後，簽署了一封寫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信中告知鈾元素在不遠的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型能源，“它可能製造出一種新型的極具威力的炸彈”，並且納粹德國的物理學家已經開始了相關的研究工作。在這封信的推動下，羅斯福建立了“鈾顧問委員會”，這一委員會逐漸演變成“曼哈頓計劃”，1945年被投放到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就是在這一研究計劃中製造出來的。因此，愛因斯坦後來將這封信形容為“一生中的重大錯誤”。
一位英國學者指出，那些得以留存的書信真正的意義其實在於“有能力將某種共識展現給人類”。這種共識既是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裡提出的那些誠懇的建議，是王爾德在給一位年輕的讀者回信中解釋“一切藝術都是毫無用處”，更是某種情感。它很可能來自一段熾烈的愛情表白，雖然不屬於我們，卻可以讓我們也想起在愛情裡的自己，或者它只是一塊瑪麗寄給馬克思的巧克力，沒有一個字，但會讓人想起一段無可替代的友情。
一天，我打開一本書信集，它所收納的第一封信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60年寫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的。她在信中說：“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到您的照片，您站在烤著一隻鵪鶉的烤架前。我想到我在巴爾莫勒爾堡答應給您滴面烤餅的配方，卻一直沒寄給您。於是我儘快寄來，希望您製作成功。”然後，她真的在信裡附上了一張配方，配料的用量足夠16個人享用。你看，我們真的永遠也無法想象一封信裡會裝著什麼。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這封信直接推動了“曼哈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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