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半月談
導讀
輕鬆搭起非法手機直播平臺，暗中安排主播在平臺上進行色情表演，吸引60餘萬名網民付費觀看……隨著網絡直播市場的迅猛發展，色情直播傳播手段不斷花樣翻新，犯罪團伙的組織能力與技術水平讓人有“魔高一丈”之嘆。只是，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掃黃淨網，豈容“魔高一丈”？
假扮“粉絲”，民警花了幾萬元
“砰！”隨著一聲撞門聲，一眾辦案民警衝進了一間出租屋。外面晴天白日，屋內卻拉著厚厚的窗簾，臥室的梳妝檯上放著一部手機支架，上面架了七八部手機，每一部連通一個直播平臺，一男一女正面對這七八部手機進行著色情表演。這是甘肅省天水警方破獲一起涉黃直播案件後前往抓捕時目睹的一幕。
2019年2月底，甘肅省公安廳發現一個名叫“小寶貝”的網絡直播平臺涉嫌色情直播，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受命成立專案組負責偵查此案，專案代號“2·22”。
警方初步偵查發現，“小寶貝”直播平臺除了必須付費才能觀看，基本設置與一般直播平臺無異，在直播間裡，觀眾同樣要不斷給主播饋贈禮物，只是，當禮物達到一定價值後，觀眾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或QQ，在單獨視頻聊天中要求主播做出“特定動作”，甚至可將其約出來進行“線下服務”。
警方迅速安排了10臺電腦，由民警偽裝成用戶登錄該平臺直接蒐集證據。為了取證，專案組民警一個月時間裡打賞主播花了幾萬元。“我們的投入是值得的，大量淫穢直播的證據被我們以截屏錄屏的形式保留了下來。”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副局長楊振華說。
經過艱苦努力，警方漸漸摸清了這個色情直播App背後涉及3000多名主播“小姐”，人員分佈遍及我國除西藏之外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龐大色情產業鏈。截至4月8日平臺被打掉時，該直播平臺日均資金流水可達上百萬元。“人氣旺的主播一晚收入過萬元，越來越多的女主播因此走上不歸路。”辦案民警說。
團伙新架構，犯罪新手段
公安部門破獲的案件顯示，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網絡色情直播背後的控制團伙日益呈現出公司化、組織化的趨勢，構架越來越嚴密、掌握的科技手段也越來越先進，而且開始出現互聯網行業高級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的身影。
——構架漸趨複雜，主腦隱身境外。天水警方在破獲“2·22”專案時發現，該團伙架構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出資者；第二層級是技術維護團隊；第三層級由“家族長”組成，與主播保持日常聯繫，負責安排分成及招募；第四層級才是平臺女主播。
其中，出資者作為色情直播的管理者，常年遊走於境外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極少踏足國內。出資者之間每日保持密切電話聯繫，一旦有人超過12小時聯繫不上，其餘出資人會立即銷燬相關服務器內所有後臺資料。
“家族長”則如同“雞頭”，名義上是女主播的經紀人，直接組織女主播參與直播，負責代其與平臺溝通及談判，一旦發現有利可圖的新平臺，會帶領手下的女主播整體轉移過去。
——由普通犯罪向高技術犯罪演變。多地警方介紹，網絡色情直播的技術團隊前幾年還是草臺班子，多由一些網絡技術三腳貓組成，常出現平臺不流暢掉粉的“事故”。去年下半年以來，浙江、湖北及甘肅破獲的多起特大跨境網絡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案則表明，犯罪分子已經“鳥槍換炮”。
拿“2·22”專案來說，犯罪團伙組建的技術團隊有自主研發App能力，攻克穩定性、CPU佔用率、響應速度等技術難題都不在話下，尤其是精於App美顏功能開發，企圖以之遮蓋女主播的容貌瑕疵，令東施變西施，引誘更多觀眾進入直播間。
——由應用商店轉到“隱蔽戰線”。過去打開一些不良網頁，種種刺激圖片撲面而來，監管打擊也易於直搗黃龍。如今，許多網絡色情平臺選擇隱身於網購類、教育類App背後，甚至以“租人”“拼房”等主題的網絡交易平臺為幌子，讓掃黃打非幹警感慨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
向躲在網絡迷霧中的不法分子亮劍
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應用，層出不窮的互聯網娛樂“風口”，一方面給色情直播提供了借“殼”之道，另一方面也為其逃避打擊帶來了可乘之機。警方表示，現階段掃黃淨網面臨的最大障礙，即是互聯網平臺身份的虛擬性與匿名性帶來的犯罪手段的隱蔽性與欺騙性。
“2·22”專案警方起初很容易就查找到了平臺服務器註冊人的信息，本想來個“順藤摸瓜”，可警方順著“藤”摸過去才發現，註冊人居然是黑龍江一位在工地上打工的農民，連服務器是啥都不知道……原因很簡單，犯罪分子盜用了他的身份信息。
天水市公安局網絡案件偵查大隊副大隊長楊小虎說，色情直播平臺控制團伙的骨幹均使用非本人身份憑證“四件套”（身份證、手機、銀行卡、U盾）進行偽裝，並且定期更換“馬甲”。
掃黃淨網當從何處發力？許多一線幹警向半月談記者提出了懇切建議。
首先，網絡應用實名制要儘快落到實處。當前大部分App應用准入門檻過低，僅僅使用手機號註冊就能使用，這就使得移動互聯網虛假信息充斥，給掃黃淨網帶來繁重的排查壓力。
第二，物聯網卡的管理不能成為“灰色地帶”，亟待加強。警方在偵查網絡色情直播案件過程中，曾試圖通過網絡流量信號鎖定嫌疑人，但最後查到的結果都是“XX公司”。深究之下發現，很多主播為了逃避打擊，通過物聯網卡來獲取網絡流量。而目前物聯網卡歸屬於企業名下而非個人，容易被不法分子拿去幹違法的勾當而無從追究。
第三，銀行卡非法挪用參與犯罪時，法律責任如何界定亟需明確。在“2·22”專案中，涉案資金流在十多個層級的賬戶之間來回滾動，很多賬戶的實際擁有者並不知情。資金的頻繁轉移，讓警方無法確定涉案金額，同時很難鎖定嫌疑人。“銀行卡的非法挪用法律責任由誰承擔，必須明確。”楊振華說。
最後，第三方支付的使用需要加強監管。堵住非法所得變現渠道，才能有效減少犯罪。目前第三方支付綁定銀行卡的操作屬於無差別的簡易措施，固然便民，但容易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專家建議，此方面監管應進一步提出細化措施，必要時可以事前動機審核和事後及時凍結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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