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先生的《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陳忠實傳》以及最近的《陳忠實研究》，這是他十幾年的心血凝練出來的系列陳忠實研究優秀成果——說是優秀成果，是因為這些系列成果出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與認可，達到了當前陳忠實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於時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迥異於傳統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以這種新異的視角，來研究陳忠實以及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研究層次，並在歷史的屏幕上，結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結實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推出這樣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確實屬於“罕見”的“井噴”狀態，這也是文學研究很少出現的“潮汐”現象。
“潮汐”是一種海洋波濤的運動現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極大的震撼衝擊力量，蘊含著極其強大的勢能和聲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這樣的陣勢，也可以說，給目前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區別於慣常看見的“零敲碎打”式的論文化對文化現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陣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層面的研究，把陳忠實立體的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不能不令人讚歎。
邢小利先生的《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陳忠實傳》以及最近的《陳忠實研究》，這是他十幾年的心血凝練出來的系列陳忠實研究優秀成果——說是優秀成果，是因為這些系列成果出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與認可，達到了當前陳忠實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於時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迥異於傳統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以這種新異的視角，來研究陳忠實以及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研究層次，並在歷史的屏幕上，結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結實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推出這樣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確實屬於“罕見”的“井噴”狀態，這也是文學研究很少出現的“潮汐”現象。
“潮汐”是一種海洋波濤的運動現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極大的震撼衝擊力量，蘊含著極其強大的勢能和聲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這樣的陣勢，也可以說，給目前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區別於慣常看見的“零敲碎打”式的論文化對文化現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陣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層面的研究，把陳忠實立體的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不能不令人讚歎。
在閱讀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著作後，有益的啟悟是：先不說對陳忠實鞭辟入裡的精彩紛呈的思想與藝術分析和判斷，就是對目下如何進行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也提供了很好的範例——有人說，當前的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成為“捧”的“應景”話語，或者“新聞體”的廣告宣傳，缺少真正的研究和批評精神，不能引領文學生產也不能給社會提供理想的藝術導引，這話是有道理的。除去種種外在和內在因素，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應該秉持的學術品質。當然，學術品質的形成要素很多，而最基本的就是治學方法——這是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底線”。沒有這個“底線”，一切都是建立在“臆說”沙灘之上的“閣樓”，儘管有著不吝餘力的“諛詞”，也不能掩飾缺少“底線”故而也缺少“底氣”的蒼白，儘管“樓閣”“七寶”，終究“碎”成一地的流光而風消雲散，成為又一堆文字的“垃圾”。難怪贏不來人心，贏不來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畢竟不是正途。
邢小利先生的《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陳忠實傳》以及最近的《陳忠實研究》，這是他十幾年的心血凝練出來的系列陳忠實研究優秀成果——說是優秀成果，是因為這些系列成果出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與認可，達到了當前陳忠實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於時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迥異於傳統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以這種新異的視角，來研究陳忠實以及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研究層次，並在歷史的屏幕上，結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結實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推出這樣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確實屬於“罕見”的“井噴”狀態，這也是文學研究很少出現的“潮汐”現象。
“潮汐”是一種海洋波濤的運動現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極大的震撼衝擊力量，蘊含著極其強大的勢能和聲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這樣的陣勢，也可以說，給目前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區別於慣常看見的“零敲碎打”式的論文化對文化現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陣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層面的研究，把陳忠實立體的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不能不令人讚歎。
在閱讀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著作後，有益的啟悟是：先不說對陳忠實鞭辟入裡的精彩紛呈的思想與藝術分析和判斷，就是對目下如何進行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也提供了很好的範例——有人說，當前的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成為“捧”的“應景”話語，或者“新聞體”的廣告宣傳，缺少真正的研究和批評精神，不能引領文學生產也不能給社會提供理想的藝術導引，這話是有道理的。除去種種外在和內在因素，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應該秉持的學術品質。當然，學術品質的形成要素很多，而最基本的就是治學方法——這是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底線”。沒有這個“底線”，一切都是建立在“臆說”沙灘之上的“閣樓”，儘管有著不吝餘力的“諛詞”，也不能掩飾缺少“底線”故而也缺少“底氣”的蒼白，儘管“樓閣”“七寶”，終究“碎”成一地的流光而風消雲散，成為又一堆文字的“垃圾”。難怪贏不來人心，贏不來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畢竟不是正途。
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首先是他的治學路徑是正確的，這從他先後出版的陳忠實研究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出。看出什麼呢？看出他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治學路徑，這就是傳統的“樸學”——“樸學”是興盛於清代的一種治學路徑，其根本方法，是“實事求是”、“無證不信”——這就是“樸學”的實質。這種治學方法，肇始於明末清初的一代學術宗師顧炎武等人，他的煌煌鉅著《日知錄》就是“樸學”開出的燦爛之花。《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30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的著作。不敢說顧炎武這部著作字字自有來歷，但是確實有“不刊之論”的讚譽。成就一部書稿，先得“稽古”，也就是在歷史文獻裡邊找出有用的材料，這是治學的關鍵，沒有材料，怎麼能從事研究呢？不能，而這材料又不是現成的，得“稽”，“稽”的意思，就是尋找，千方百計地尋找，後人形容“稽”就是“上天入地”找尋。找尋不是容易的事情，顧炎武為了“稽”，除過在歷史文獻裡尋找而外，不惜踏上萬裡征途，到處訪古搜尋遺落在民間的有價值的材料，這裡就不多說了。第二步，就是要“有得”，這並不“稽古”輕鬆，這裡的“得”，是讀書的體會和感受，進而上升到認識和評判，再寫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來，又是一番綜合的緊張的精神操練過程，譬如蜜蜂採得“花粉”後，進而釀成“蜜”，這“有得”，就是釀成的“蜜”。這“蜜”屬於自己的獨有的思想結晶和理論探究的成果。有了這些前提，才有可能進入“札記”階段，也就是書寫過程。按照法國現代學者德里達的意見，這個書寫過程，是非常艱難的過程，牽涉到諸如作者解構與建構複雜的思想運動以及作者“獨上高樓”的“孤寂”奮鬥過程，這畢竟是心智的文字凝練與理論表達。最後，就是顧炎武的“平生志業”皆在於此的表述，也就是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就是“樸學”的治學路徑。
邢小利先生的《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陳忠實傳》以及最近的《陳忠實研究》，這是他十幾年的心血凝練出來的系列陳忠實研究優秀成果——說是優秀成果，是因為這些系列成果出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與認可，達到了當前陳忠實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於時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迥異於傳統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以這種新異的視角，來研究陳忠實以及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研究層次，並在歷史的屏幕上，結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結實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推出這樣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確實屬於“罕見”的“井噴”狀態，這也是文學研究很少出現的“潮汐”現象。
“潮汐”是一種海洋波濤的運動現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極大的震撼衝擊力量，蘊含著極其強大的勢能和聲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這樣的陣勢，也可以說，給目前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區別於慣常看見的“零敲碎打”式的論文化對文化現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陣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層面的研究，把陳忠實立體的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不能不令人讚歎。
在閱讀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著作後，有益的啟悟是：先不說對陳忠實鞭辟入裡的精彩紛呈的思想與藝術分析和判斷，就是對目下如何進行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也提供了很好的範例——有人說，當前的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成為“捧”的“應景”話語，或者“新聞體”的廣告宣傳，缺少真正的研究和批評精神，不能引領文學生產也不能給社會提供理想的藝術導引，這話是有道理的。除去種種外在和內在因素，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應該秉持的學術品質。當然，學術品質的形成要素很多，而最基本的就是治學方法——這是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底線”。沒有這個“底線”，一切都是建立在“臆說”沙灘之上的“閣樓”，儘管有著不吝餘力的“諛詞”，也不能掩飾缺少“底線”故而也缺少“底氣”的蒼白，儘管“樓閣”“七寶”，終究“碎”成一地的流光而風消雲散，成為又一堆文字的“垃圾”。難怪贏不來人心，贏不來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畢竟不是正途。
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首先是他的治學路徑是正確的，這從他先後出版的陳忠實研究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出。看出什麼呢？看出他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治學路徑，這就是傳統的“樸學”——“樸學”是興盛於清代的一種治學路徑，其根本方法，是“實事求是”、“無證不信”——這就是“樸學”的實質。這種治學方法，肇始於明末清初的一代學術宗師顧炎武等人，他的煌煌鉅著《日知錄》就是“樸學”開出的燦爛之花。《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30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的著作。不敢說顧炎武這部著作字字自有來歷，但是確實有“不刊之論”的讚譽。成就一部書稿，先得“稽古”，也就是在歷史文獻裡邊找出有用的材料，這是治學的關鍵，沒有材料，怎麼能從事研究呢？不能，而這材料又不是現成的，得“稽”，“稽”的意思，就是尋找，千方百計地尋找，後人形容“稽”就是“上天入地”找尋。找尋不是容易的事情，顧炎武為了“稽”，除過在歷史文獻裡尋找而外，不惜踏上萬裡征途，到處訪古搜尋遺落在民間的有價值的材料，這裡就不多說了。第二步，就是要“有得”，這並不“稽古”輕鬆，這裡的“得”，是讀書的體會和感受，進而上升到認識和評判，再寫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來，又是一番綜合的緊張的精神操練過程，譬如蜜蜂採得“花粉”後，進而釀成“蜜”，這“有得”，就是釀成的“蜜”。這“蜜”屬於自己的獨有的思想結晶和理論探究的成果。有了這些前提，才有可能進入“札記”階段，也就是書寫過程。按照法國現代學者德里達的意見，這個書寫過程，是非常艱難的過程，牽涉到諸如作者解構與建構複雜的思想運動以及作者“獨上高樓”的“孤寂”奮鬥過程，這畢竟是心智的文字凝練與理論表達。最後，就是顧炎武的“平生志業”皆在於此的表述，也就是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就是“樸學”的治學路徑。
邢小利先生的就是沿著久已“淪落”的“樸學”路徑，來從事他的“志業”陳忠實系列研究的。寫傳記，對傳主的一生要有“事無鉅細”的瞭解，這是寫傳記的基本功，也就是“稽古”的過程。為了寫《陳忠實傳》，邢小利先生先編寫了《陳忠實年譜》，這是寫作《陳忠實傳》的基礎工程。而完成這個基礎工程，並不是有現成的傳主材料，只需按照時間的順序來填充傳主的人生經歷與著述而已，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很花費力氣的學術工作，既需要廣泛搜尋傳主的年代材料而外，還要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材料甄別和勾稽，有些事情，特別是重要的歷史事件，實際上存在著時間或者地點或者場合的錯誤，這些錯誤，並非是故意而為，大多因為文件的記敘或者傳主的回憶的有意無意的“誤記”而形成，這就需要傳記作者通過多方面的考證才能確定出符合事實的真相來，絕不能僅僅憑藉單方面或者傳主的自訴來下結論。著名傳記作家伯努瓦.皮特斯深有感觸地說：“一部傳記也是在各種障礙、抗拒或抵制中完成的”——這話說得很有分量。在“稽古”的時候，沒有抗拒、抵制和克服各種障礙的客觀的科學態度和鍥而不捨的頑強精神，就不會寫出令人信服的傳記，我想，邢小利先生應該有這種辛酸與甘甜吧，在這他《史學的態度，史學的方法——邢小利訪談錄》裡可見端倪。
《陳忠實傳》出版以後，好評如潮，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邢小利先生把傳主放在特定的歷史境遇裡，從傳主的家族與鄉土背景、文化接受、傳承影響、心理結構、美學追求和寫作風格諸要素入手，以時間為經線，以作品，特別是創作長篇小說《白鹿原》和《白鹿原》出版後引起的文壇震動為緯線，來經營這個規模宏大的傳記作品，他注重傳主的創作生活細節和人生髮展情節，有枝有葉地描述出陳忠實這位當代著名作家平實而又充滿波瀾的壯麗一生以及在小說和散文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實而又準確地把陳忠實這個必將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刻畫出來，這殊為不易。就以搜求傳主的作品而言，這是構建其傳記的必要條件，邢小利先生並不滿足業已出版的陳忠實小說和散文作品，而是發揚“樸學”的“稽古”精神，費盡周折，硬是從已經無人問津的文獻角落裡，“稽”出陳忠實早期的文學作品，儘管這些作品帶有歷史雲煙的痕跡，甚至連作者也忘記或者不願意提起，而他卻千方百計“稽”出來，編成一冊《陳忠實早期作品集》，這對研究陳忠實有著很大的史料價值。正是因為邢小利先生在傳主的史料方面，下了絕大的氣力並獲取了豐碩的成果，他的陳忠實研究和撰寫的《陳忠實傳》才得到學界和社會的高度評價。
邢小利先生的《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的《陳忠實傳》以及最近的《陳忠實研究》，這是他十幾年的心血凝練出來的系列陳忠實研究優秀成果——說是優秀成果，是因為這些系列成果出版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與認可，達到了當前陳忠實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來，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於時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思潮以及表現在文學上的迥異於傳統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以這種新異的視角，來研究陳忠實以及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研究層次，並在歷史的屏幕上，結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論性、客觀性和真實性的結實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推出這樣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確實屬於“罕見”的“井噴”狀態，這也是文學研究很少出現的“潮汐”現象。
“潮汐”是一種海洋波濤的運動現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極大的震撼衝擊力量，蘊含著極其強大的勢能和聲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這樣的陣勢，也可以說，給目前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區別於慣常看見的“零敲碎打”式的論文化對文化現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陣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層面的研究，把陳忠實立體的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這不能不令人讚歎。
在閱讀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著作後，有益的啟悟是：先不說對陳忠實鞭辟入裡的精彩紛呈的思想與藝術分析和判斷，就是對目下如何進行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也提供了很好的範例——有人說，當前的文學研究與文藝批評，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成為“捧”的“應景”話語，或者“新聞體”的廣告宣傳，缺少真正的研究和批評精神，不能引領文學生產也不能給社會提供理想的藝術導引，這話是有道理的。除去種種外在和內在因素，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應該秉持的學術品質。當然，學術品質的形成要素很多，而最基本的就是治學方法——這是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底線”。沒有這個“底線”，一切都是建立在“臆說”沙灘之上的“閣樓”，儘管有著不吝餘力的“諛詞”，也不能掩飾缺少“底線”故而也缺少“底氣”的蒼白，儘管“樓閣”“七寶”，終究“碎”成一地的流光而風消雲散，成為又一堆文字的“垃圾”。難怪贏不來人心，贏不來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畢竟不是正途。
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陳忠實研究，首先是他的治學路徑是正確的，這從他先後出版的陳忠實研究著作就可以明顯看出。看出什麼呢？看出他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治學路徑，這就是傳統的“樸學”——“樸學”是興盛於清代的一種治學路徑，其根本方法，是“實事求是”、“無證不信”——這就是“樸學”的實質。這種治學方法，肇始於明末清初的一代學術宗師顧炎武等人，他的煌煌鉅著《日知錄》就是“樸學”開出的燦爛之花。《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30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的著作。不敢說顧炎武這部著作字字自有來歷，但是確實有“不刊之論”的讚譽。成就一部書稿，先得“稽古”，也就是在歷史文獻裡邊找出有用的材料，這是治學的關鍵，沒有材料，怎麼能從事研究呢？不能，而這材料又不是現成的，得“稽”，“稽”的意思，就是尋找，千方百計地尋找，後人形容“稽”就是“上天入地”找尋。找尋不是容易的事情，顧炎武為了“稽”，除過在歷史文獻裡尋找而外，不惜踏上萬裡征途，到處訪古搜尋遺落在民間的有價值的材料，這裡就不多說了。第二步，就是要“有得”，這並不“稽古”輕鬆，這裡的“得”，是讀書的體會和感受，進而上升到認識和評判，再寫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來，又是一番綜合的緊張的精神操練過程，譬如蜜蜂採得“花粉”後，進而釀成“蜜”，這“有得”，就是釀成的“蜜”。這“蜜”屬於自己的獨有的思想結晶和理論探究的成果。有了這些前提，才有可能進入“札記”階段，也就是書寫過程。按照法國現代學者德里達的意見，這個書寫過程，是非常艱難的過程，牽涉到諸如作者解構與建構複雜的思想運動以及作者“獨上高樓”的“孤寂”奮鬥過程，這畢竟是心智的文字凝練與理論表達。最後，就是顧炎武的“平生志業”皆在於此的表述，也就是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就是“樸學”的治學路徑。
邢小利先生的就是沿著久已“淪落”的“樸學”路徑，來從事他的“志業”陳忠實系列研究的。寫傳記，對傳主的一生要有“事無鉅細”的瞭解，這是寫傳記的基本功，也就是“稽古”的過程。為了寫《陳忠實傳》，邢小利先生先編寫了《陳忠實年譜》，這是寫作《陳忠實傳》的基礎工程。而完成這個基礎工程，並不是有現成的傳主材料，只需按照時間的順序來填充傳主的人生經歷與著述而已，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很花費力氣的學術工作，既需要廣泛搜尋傳主的年代材料而外，還要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材料甄別和勾稽，有些事情，特別是重要的歷史事件，實際上存在著時間或者地點或者場合的錯誤，這些錯誤，並非是故意而為，大多因為文件的記敘或者傳主的回憶的有意無意的“誤記”而形成，這就需要傳記作者通過多方面的考證才能確定出符合事實的真相來，絕不能僅僅憑藉單方面或者傳主的自訴來下結論。著名傳記作家伯努瓦.皮特斯深有感觸地說：“一部傳記也是在各種障礙、抗拒或抵制中完成的”——這話說得很有分量。在“稽古”的時候，沒有抗拒、抵制和克服各種障礙的客觀的科學態度和鍥而不捨的頑強精神，就不會寫出令人信服的傳記，我想，邢小利先生應該有這種辛酸與甘甜吧，在這他《史學的態度，史學的方法——邢小利訪談錄》裡可見端倪。
《陳忠實傳》出版以後，好評如潮，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邢小利先生把傳主放在特定的歷史境遇裡，從傳主的家族與鄉土背景、文化接受、傳承影響、心理結構、美學追求和寫作風格諸要素入手，以時間為經線，以作品，特別是創作長篇小說《白鹿原》和《白鹿原》出版後引起的文壇震動為緯線，來經營這個規模宏大的傳記作品，他注重傳主的創作生活細節和人生髮展情節，有枝有葉地描述出陳忠實這位當代著名作家平實而又充滿波瀾的壯麗一生以及在小說和散文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實而又準確地把陳忠實這個必將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刻畫出來，這殊為不易。就以搜求傳主的作品而言，這是構建其傳記的必要條件，邢小利先生並不滿足業已出版的陳忠實小說和散文作品，而是發揚“樸學”的“稽古”精神，費盡周折，硬是從已經無人問津的文獻角落裡，“稽”出陳忠實早期的文學作品，儘管這些作品帶有歷史雲煙的痕跡，甚至連作者也忘記或者不願意提起，而他卻千方百計“稽”出來，編成一冊《陳忠實早期作品集》，這對研究陳忠實有著很大的史料價值。正是因為邢小利先生在傳主的史料方面，下了絕大的氣力並獲取了豐碩的成果，他的陳忠實研究和撰寫的《陳忠實傳》才得到學界和社會的高度評價。
邢小利與陳忠實
無論是學術研究也好，還是撰寫作家傳記也好，關鍵的是作者自身的思想高度和學術能力，這是決定其學術研究或者傳記作品平庸還是不平庸的內在的決定因素，也許，缺乏思想高度和學術能力的人也會寫出所謂的研究文章和傳記作品，只是靠羅列史料或者說些大而無當的套話，譁眾取寵，也能博取一些“聲名”，但是，真正的學者和文學研究者，是不屑於如此勾當的，他要走得路，是無人走過的路，是充滿了荊棘的路，也是艱辛的路，顧炎武是這樣，他是一代經學大師，也深諳金石、地理、歷史、典籍和社會風俗學問，才成就了《日知錄》這部鉅著，擔當得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這樣的肯定。邢小利先生依照“樸學”的“實事求是”和“無徵不信”的治學路徑，重於“稽古”和“隨時札記”勤奮精神，樹立起“平生之志與業”，長達15年對陳忠實的思考和研究，在相對的時間與空間裡相繼推出《陳忠實傳》和系列研究成果，這與他自身的思想高度和學術能力有關——據我所知，邢小利先生經年讀書不倦，家裡所藏的按照傳統分類經史子集圖書當超過萬卷。為了很好地研究和破譯陳忠實與蘇聯文學以及拉美文學的接受關係，他大量閱讀這方面的文學作品，甚至重新閱讀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以及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百年孤獨》等作品，獲得深切的藝術感受——這種藝術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之後，才能開展對審美對象的研究，才能有話可說。這並不是邢小利先生自己所說的僅僅滿足於“歷史學”興趣，而是他的思想、哲學與文學藝術修養的綜合體現——沒有想到久已疏遠的“樸學”治學路徑終於有了“迴響”和賡續，我想，這就是邢小利先生《陳忠實傳》和系列研究成果給當下的文學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有益的啟示吧。
——原刊《陝西日報》2019年8月14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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